Notes of a Proustian
原文網址：http://blog.udn.com/le14nov/183109554
列印日期：2025/11/14
Excerpt：余杰的《活著就要RUN：潤者無疆，一部流亡的文化史》（下冊）-1
2025/08/29 05:06:27
Excerpt：余杰的《活著就要RUN：潤者無疆，一部流亡的文化史》（下冊）-1
在下冊當中，第一個吸引自己的目光的當然就是米沃什（Czeslaw Milosz），這幾年來斷斷續續購書及閱讀，也累積了十多本書，以下挑選〈米沃什：為了扼制黑暗，我早早出發〉這一個章節摘要分享。
書名：活著就要RUN：潤者無疆，一部流亡的文化史（上下冊不分售）
作者：余杰
出版社：印刻
出版日期：2024/05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88753
內容簡介
上部講述華語文化圈的流亡故事。作者首先錨定四個關鍵年份：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一九八九、二○一二。指出這是現代中國的四大流亡潮；從中串捻起張愛玲、余英時、齊邦媛、張大千、臺靜農、殷海光、王鼎鈞、梁羽生、倪匡、蘇曉康、高行健……等文化人，他們的流亡並非挫敗，更在離散的道路上開創出更壯闊的風景。
下部則講述全球範圍內的流亡故事。跨越蘇俄、納粹德國及東德、「血色大地」中東歐、拉丁美洲等，極權暴政肆虐、流亡者前赴後繼的地方加以書寫。爬梳人類歷史中暴力與流亡的辯證關係──暴政所在之處即為異鄉；而清醒的自由人唯有身在他方，才能對原屬的土地、族群和文化，做出最徹底的反省與批判。
【Excerpt】
〈米沃什：為了扼制黑暗，我早早出發〉
把流亡作為一種命運來接受，就像接受一種難以治療的疾病，這樣就能幫助我們看清我們的自我欺騙。
——米沃什
「我百年、三百年來只知道逃跑，／我游過結冰的河水，日夜兼程，為的就是跑得越遠越好，／把帶有彈孔的盔甲和國王贈予的財產留在母親河那裡。」米沃什是「流亡者中的流亡者」，他一生都在旅途中：「我拿著蘆葦一樣細的筆管，把鋼筆頭插入墨水，就像一個二流作家，腰間別著墨水瓶浪跡天涯。」米沃什當然不是一個「二流作家」——一九八〇年，「由於在其全部創作中，以不妥協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滿劇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脅，表現了人道主義的態度」，他被授予貝爾文學獎。瑞典學院院士拉爾斯・吉倫斯坦在宣讀頒獎詞時強調，米沃什「無論從行動上還是思想上都稱得上是一位流亡作家，而行動上的移民實際上也反映出形而上學的，也就是普遍意義的宗教、精神層面的流亡狀態。」
正如為米沃什作傳的波蘭學者安傑伊·弗勞瑙塞克所言，米沃什的一生就是過去一個世紀的編年史，他嘗遍那個世紀的辛酸與痛苦。作為十幾歲的孩童，他親身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隨後，俄國革命爆發，他跟著父母舉家離開故鄉。之後，是波蘭重獲獨立、波蘭第二共和國跌跌撞撞地前行、希特勒和史達林聯手瓜分波蘭、大屠殺、共產黨在波蘭的暴政、冷戰，蘇聯和東歐共產黨政權的崩潰……他經歷了整個二十世紀幾乎所有的動盪。他從波蘭到法國，從法國到美國，晚年返回波蘭。他把經歷的這一切都記錄在詩歌、小說和散文中。
米沃什到過許多城市、許多國家，卻始終保持著「一個小地方人的謹慎」。他害怕被打碎，害怕失去他的中心、他的精神家園。他越是遠離家鄉（加利福尼亞離他的家鄉可是夠遙遠的），「越要找到我和那個來自謝泰伊涅和維爾諾的故我的關連」，「我有自己的根，在那兒、在東歐，永遠如此」，「我用一生尋覓，終於找到它，認出它：／那裡生長的青草和鮮花，那個孩子全都十分熟悉」。晚年，他曾告訴英國詩人希尼說：「我就像一個在河岸邊玩水的小孩。」
[黑暗沒有名字，只不過就是這片大地的真實面貌]
……
一九三七年夏，二十六歲的米沃什在華沙定居下來，「這裡既不是西方，也不是東方，有點兒像，你站在門口的感覺。」他成了波蘭廣播電臺的一名編輯，他勤奮工作，艱難地適應大城市的生活，「我的流亡生涯也許可以從一九三七年離開維爾諾時算起，而適應華沙生活並不一定比適應法國和美國生活更容易」。
短短兩年後的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納粹德國入侵波蘭，波蘭第二共和國就像紙牌屋一樣倒下，「殺戮既已開始，就只有殺戮，／人人都在撒謊，人人都在撒謊」。九月五日，米沃什隨波蘭廣播電臺員工一起撤離首都。往哪個方向逃遁，是在閃電戰的戰火中作出的決定，完全不可能意識到最終結局將會是在流亡路上再也無法回頭。他們躲避天上的飛機，從小路迂迴輾轉，抵達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在此期間，他寫下詩作〈大流亡〉。他為自己和自己的祖國深感羞恥，後來他很少回憶這段逃難旅程。波蘭作為一個國家已不復存在，他申請了一份立陶宛護照——後來，他的論敵因此譴責他是「叛徒」。米沃什對此一笑了之，他的詩句對此作出了回答：「國家可以過去，可以倒閉，被煎烤的是惡棍們的政權，可是地球，天空，孩子的搖籃，將伴我們世世生生。」
……
[詩人為何出走：在地球上找個能以真面目示人而毋需戴面具的地方]
波蘭歷史學家和反對派代表人物葛萊米克曾斷言：「誠然，本世紀的兩大極權意識形態在這片歐洲土地上誕生和被人接受。如果我們對此不懷有任何責任感，就有可能會對歐洲和後世造成過一種非常危險的情況。」米沃什在一九八〇年代初說過，「二十世紀文明中邪惡的品質被隱藏在東歐的對立（納粹德國和蘇聯的對立）中」。他誠懇地表示：「曾在大屠殺時期親歷過這片土地足夠讓我自我審判，我是有罪的。」他在詩歌〈菲奥里廣場〉中描述了華沙猶太區被摧毀的地獄般的場景，與此同時，旁邊波蘭人社區卻有人在盪鞦韆和玩旋轉木馬。他指出「波蘭人對歐洲猶太人遭遇的大部分大屠殺都是發生在自己國土上這一事實難辭其咎」，這是一個極其敏感的話題，他由此遭到那些只承認自己是受害者的波蘭同胞的猛烈抨擊——他們在他去世以後，一度反對他入葬有如波蘭先賢祠般的斯卡爾卡修道院，還試圖組織一次反對他的遊行，卻因為參加人數過少而取消。這正驗證了米沃什生前說過的一句話：「我對一切讓人感覺到『民族主義』的東西的敏感和對散發那種氣息的生物幾乎生理上的厭惡，在我命運中占了很重的分量」。
……
與佩斯和尤薩一樣，米沃什也是當過外交官的作家。戰後的波蘭在蘇聯控制下，迅速完成布爾什維克化，「事實上是被占領，並操弄些傀儡進行統治」。他被迫加入官方作家協會，並簽署一份「魔鬼的契約」，以謀求一份駐外外交崗位。後來，他在《獵人的一年》一書中寫道：「出國從一開始就是謊言，因為我唯一的願望就是離開，我母親甚至在去世之前還在要求我離開這裡。」
二戰結束後，波蘭政府先後任命他為波蘭駐美國使館和法國使館的文化專員，在其職務上出現的字母DP使他浮想聯翩「對數以百萬計的歐洲人來說，這兩個字母代表悲慘的難民命運（displaced persons），然而，在當時那種情況下，它們卻意味著有擁有特權的外交人員（diplomatic personnel）。「我曾有過衝動要攔住路人向他們作自我介紹，說明我和過去的不同。」他在使館辦酒會接待各國文化名流：「在巴黎，對於個人影響力而言，有什麼比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外交官或社會主義的追隨者更好的呢？」但是，他卻愈來愈無法忍受內心的恥辱感。他在一篇未發表的文章中如此描述此時的心態：「在國外代表一個已經全然轉變為另外一個極權主義外國屬下一個省分的國家，是一個壞的、可恥的解決方法，我如今為此感到羞恥。只是在我看來，這種身在國外的策略位置，又毋需斷絕與國家的聯繫的作法是最不邪惡的。」
……
米沃什一直用波蘭語寫作，這是一種「與死者交談」的語言。他如此解釋何以緊緊抓住波蘭語不放：
我對承認的需要——誰不需要被承認？——並沒有強大到足以將我誘惑到外面世界並促使我改用英文寫作。我被另外的東西所召喚……我對波蘭語的執著僅僅出於作為倖存者的罪疚感。
當然，未來是樂觀的：「如果你用波蘭文寫作，為了懲罰自己的罪孽，那你將得到拯救。」米沃什的身體離開了故土，但靈魂從未離開：「此刻他看見他的家鄉……坐在大車上，他回望，以便盡可能地保存。／這意味著他知道在某個最後時刻需要什麼。／他終於可以用碎片譜寫一個完美世界的時刻。」
[法國十年：被定罪的，到哪裡找到合適的住所？]
「若無超凡的牧場，如何得到拯救？被定罪的，到哪裡找到合適的住所？」在流亡生活的第一個階段，米沃什經歷過絕望，這種絕望是由失去名字、害怕失敗和道德痛苦三個原因造成的。首先，一位作家透過與讀者進行複雜的互相交流而獲得名字。當他移民，他原先透過作品塑造的形象頓時消失，他成為大眾中無名的一員，沒有人知道他是誰，「此處碰壁，彼處也碰壁」。其次，因為作家此前有一個圈子和群體，有滿足野心的甜蜜遊戲，但如今，他必須擁有抵擋孤獨的腐蝕性效果所需的那種適應力，否則他就自覺受苦、顧影自憐。第三，流亡打破了作家與同行的團結，讓他對仍然在鐵幕後面承擔迫害的同行有愧疚感，這種愧疚感反映了他對自己英雄形象的依戀。必須超越以上三重枷鎖，才能克服流亡帶來的絕望感。
……
出走之後第二年，米沃什完成了討論奴役和極權問題的論文集《被禁錮的頭腦》。貢布羅維奇在流亡阿根廷時發現了這本書，立即意識到到米沃什是第一流的天才，帶來揭示一種新意識的革命——「人可以完全做出自我來」。德懷特．麥克唐納評論說：「除了漢娜，鄂蘭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之外，我不知道還有比該書對極權主義心理作出更微妙和更富有想像力的研究作品。」
[第二次流亡：不是我選擇了加利福尼亞。她是被賜予我的]
一九六〇年十月九日，米沃什第二次流亡，從法國轉赴美國，受聘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擔任斯拉夫語言文學系教授。此刻，他相信自己已有足夠的力量，不懼怕美國的荒蕪。
「如果不是因為地球美麗，我是治不好病的。」米沃什居住在風景如畫的柏克萊山上，從書房的窗戶可俯瞰壯美的舊金山灣。「從未如此設想我的命運：在這條河邊，在這座城市，／而不是別的任何地方，就是這裡，在這個長椅、這棵樹旁。」他驚嘆說：「一切都太大，太豐富，太滿了，忍不住要懷疑，他們的邊界之外還有什麼。」美國鄉村生活的體驗使他恢復了對自然的興趣，他告訴友人：「我陷入了那些關於美國的植物和動物的書籍之中，跟海狸建立了外交關係。」他像納博科夫一樣愛上了美洲大陸的植物和動物，這意味著他不再是異鄉人——「不是我選擇了加利福尼亞。她是被賜予我的。否則一個北方人為何會來到這個熾熱的貧瘠之地？」加利福尼亞就像地球上的天堂，鮮花盛開，陽光燦爛。對米沃什而言，這是一個「沒有愛情和仇恨的地方，在加利福尼亞，最完美的疏離之地」。
……
即便米沃什成了美國公民，也並沒有一邊倒地擁抱這個新的祖國，而是對美國的光明與陰影看得一清二楚，在《米沃什詞典》中有「美國」這一詞條：
美國，何等壯麗！何等貧乏！何等人道！何等非人道！人與人之間何等友善！個人何等孤寂！對理想何等忠誠！何等虚偽！良心的何等勝利！何等墮落！
美國是如此矛盾，但「矛盾的美國向在這裡成事的移民揭示其自身。那些沒能成事的人看到的只是它的殘酷。我成了事，但我總是牢記這要歸功於我的幸運星而不是我自己，我是與整個不幸為鄰」。確實，米沃什堅持下來，並「成事」了。多年後，波蘭異議分子領袖米契尼克對米沃什說，「好吧，看上去你贏了」。用米沃什的話來說就是：「在我身上沒有痛苦。直起腰來，我望見藍色的大海和帆影。」他如此謙卑，正如他推崇的布羅茨基所說，流亡生活最容易打造的一項個人品質就是謙卑。
[在美國有多麼掙扎，就有多麼希望將美國徹底征服]
……
一九八〇年十月九日，正是米沃什流亡美國整整二十年的那天，凌晨四點，他被一個瑞典記者打來的電話吵醒。記者告訴他，他得了諾貝爾獎。他平靜地回答說：「那不可能。」然後又睡著了。清早醒來，他發現密密麻麻的記者擠滿了他的院子。大學校長驕傲地宣布，這所自然科學類諾貝爾獎頻出的大學終於迎來了首個諾貝爾文學獎，「在科學占據主導地位的時代，米沃什教授的詩歌證明了精神的力量，展現了人類創造力之美」。米沃什平靜地出席了校方舉辦的記者會之後，仍然繼續他的杜思妥也夫斯基文學課，將記者關在教室之外。
……
[我們一生都在追逐，無論幸或不幸]
米沃什的著作在共產黨統治的波蘭是違禁品。遊客將他的詩文藏在手提箱底部帶進去。年輕一代傳抄和背誦他的詩句，「他的詩歌有著一種明顯的對國家命運深層影響，這種影響甚至比所有當權者三十年來所做的更為深遠」。當權者敗壞了社會的道德倫理，他的詩歌將正義和自由帶回來。
一九八一年，在離開三十年後，米沃什重返波蘭。已搖搖欲墜的波蘭政府沒有給他製造任何麻煩。讀者們拿著祕密出版的詩集排隊請他簽名，他動情地說，與在波蘭非法出版和發行相比，寫詩要容易得多。一個出版者回答說：「並非如此。我們也想努力寫作，像您一樣，但我們寫得不行。」米沃什被盧布林天主教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紅衣主教指出：「上帝考驗著每一個被禁錮的人。在孤獨的探索中，這個叫米沃什的人禁受住了考驗。」
……
米沃什這一代人親眼目睹了太多苦難與殺戮，「良心的痛楚令我沮喪」，「只有苦難才是衡量世界的尺度」，他對作家職責的認識簡而言之是：「保護我們免於巨大的沉默，並且告訴我們始終如一地做人是多麼困難。」但他並不後悔出生在苦難深重、罪惡滔天的二十世紀，「儘管我所處的時代有莫大的殘酷性，但我仍然要讚揚它，我不嚮往任何別的時代」。他說：「我的道德楷模是：把一輩子都奉獻給精神事務，耄耋之年仍熱情不滅，並將此態度保持至生命終點。」他完全掙脫了地域與身分的沉重枷鎖，他的目標確定而清晰：「一面是光明、相信、信仰、大地之美、人類所能擁有的最高熱情，另一面是黑暗、懷疑、不信、大地之惡、人類所能做到的最壞事情。當我寫作時，光明的一面就展露出來，當我停下筆，黑暗的一面就出現了。所以我必須寫作，為的是防止自己墮落。這裡面沒有什麼哲學，更多的是經驗。」
米沃什說，優雅的死亡是一門藝術，「為了在延續的同時，／讓詞句證明我們面對死亡的雍容。」、「我死去的時候，會看見世界的襯裡。」二〇〇四年八月十四日，米沃什在克拉科夫逝世，入葬斯卡爾卡修道院地穴，七千多人追隨在送葬隊伍後面。
「要穿越並跨越特洛伊和迦太基的廢墟，去愛上帝，而不求任何安慰。愛不是安慰，愛是光明。」愛如此，詩歌亦如此。有光或沒有光，是騙不了人的。即便騙得了別人，也騙不了自己。「在我們深信的最深處，在我們存在的最深處，我們配得上永生。我們將我們的轉瞬即逝和終有一死視作降臨到頭頂的暴力來體驗。唯有樂園靠得住，世界是靠不住的，它只是曇花一現。」米沃什以詩歌，以流亡，也以生命，成為時代的見證。
在下冊當中，第一個吸引自己的目光的當然就是米沃什（Czeslaw Milosz），這幾年來斷斷續續購書及閱讀，也累積了十多本書，以下挑選〈米沃什：為了扼制黑暗，我早早出發〉這一個章節摘要分享。
書名：活著就要RUN：潤者無疆，一部流亡的文化史（上下冊不分售）
作者：余杰
出版社：印刻
出版日期：2024/05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88753
內容簡介
上部講述華語文化圈的流亡故事。作者首先錨定四個關鍵年份：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一九八九、二○一二。指出這是現代中國的四大流亡潮；從中串捻起張愛玲、余英時、齊邦媛、張大千、臺靜農、殷海光、王鼎鈞、梁羽生、倪匡、蘇曉康、高行健……等文化人，他們的流亡並非挫敗，更在離散的道路上開創出更壯闊的風景。
下部則講述全球範圍內的流亡故事。跨越蘇俄、納粹德國及東德、「血色大地」中東歐、拉丁美洲等，極權暴政肆虐、流亡者前赴後繼的地方加以書寫。爬梳人類歷史中暴力與流亡的辯證關係──暴政所在之處即為異鄉；而清醒的自由人唯有身在他方，才能對原屬的土地、族群和文化，做出最徹底的反省與批判。
【Excerpt】
〈米沃什：為了扼制黑暗，我早早出發〉
把流亡作為一種命運來接受，就像接受一種難以治療的疾病，這樣就能幫助我們看清我們的自我欺騙。
——米沃什
「我百年、三百年來只知道逃跑，／我游過結冰的河水，日夜兼程，為的就是跑得越遠越好，／把帶有彈孔的盔甲和國王贈予的財產留在母親河那裡。」米沃什是「流亡者中的流亡者」，他一生都在旅途中：「我拿著蘆葦一樣細的筆管，把鋼筆頭插入墨水，就像一個二流作家，腰間別著墨水瓶浪跡天涯。」米沃什當然不是一個「二流作家」——一九八〇年，「由於在其全部創作中，以不妥協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滿劇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脅，表現了人道主義的態度」，他被授予貝爾文學獎。瑞典學院院士拉爾斯・吉倫斯坦在宣讀頒獎詞時強調，米沃什「無論從行動上還是思想上都稱得上是一位流亡作家，而行動上的移民實際上也反映出形而上學的，也就是普遍意義的宗教、精神層面的流亡狀態。」
正如為米沃什作傳的波蘭學者安傑伊·弗勞瑙塞克所言，米沃什的一生就是過去一個世紀的編年史，他嘗遍那個世紀的辛酸與痛苦。作為十幾歲的孩童，他親身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隨後，俄國革命爆發，他跟著父母舉家離開故鄉。之後，是波蘭重獲獨立、波蘭第二共和國跌跌撞撞地前行、希特勒和史達林聯手瓜分波蘭、大屠殺、共產黨在波蘭的暴政、冷戰，蘇聯和東歐共產黨政權的崩潰……他經歷了整個二十世紀幾乎所有的動盪。他從波蘭到法國，從法國到美國，晚年返回波蘭。他把經歷的這一切都記錄在詩歌、小說和散文中。
米沃什到過許多城市、許多國家，卻始終保持著「一個小地方人的謹慎」。他害怕被打碎，害怕失去他的中心、他的精神家園。他越是遠離家鄉（加利福尼亞離他的家鄉可是夠遙遠的），「越要找到我和那個來自謝泰伊涅和維爾諾的故我的關連」，「我有自己的根，在那兒、在東歐，永遠如此」，「我用一生尋覓，終於找到它，認出它：／那裡生長的青草和鮮花，那個孩子全都十分熟悉」。晚年，他曾告訴英國詩人希尼說：「我就像一個在河岸邊玩水的小孩。」
[黑暗沒有名字，只不過就是這片大地的真實面貌]
……
一九三七年夏，二十六歲的米沃什在華沙定居下來，「這裡既不是西方，也不是東方，有點兒像，你站在門口的感覺。」他成了波蘭廣播電臺的一名編輯，他勤奮工作，艱難地適應大城市的生活，「我的流亡生涯也許可以從一九三七年離開維爾諾時算起，而適應華沙生活並不一定比適應法國和美國生活更容易」。
短短兩年後的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納粹德國入侵波蘭，波蘭第二共和國就像紙牌屋一樣倒下，「殺戮既已開始，就只有殺戮，／人人都在撒謊，人人都在撒謊」。九月五日，米沃什隨波蘭廣播電臺員工一起撤離首都。往哪個方向逃遁，是在閃電戰的戰火中作出的決定，完全不可能意識到最終結局將會是在流亡路上再也無法回頭。他們躲避天上的飛機，從小路迂迴輾轉，抵達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在此期間，他寫下詩作〈大流亡〉。他為自己和自己的祖國深感羞恥，後來他很少回憶這段逃難旅程。波蘭作為一個國家已不復存在，他申請了一份立陶宛護照——後來，他的論敵因此譴責他是「叛徒」。米沃什對此一笑了之，他的詩句對此作出了回答：「國家可以過去，可以倒閉，被煎烤的是惡棍們的政權，可是地球，天空，孩子的搖籃，將伴我們世世生生。」
……
[詩人為何出走：在地球上找個能以真面目示人而毋需戴面具的地方]
波蘭歷史學家和反對派代表人物葛萊米克曾斷言：「誠然，本世紀的兩大極權意識形態在這片歐洲土地上誕生和被人接受。如果我們對此不懷有任何責任感，就有可能會對歐洲和後世造成過一種非常危險的情況。」米沃什在一九八〇年代初說過，「二十世紀文明中邪惡的品質被隱藏在東歐的對立（納粹德國和蘇聯的對立）中」。他誠懇地表示：「曾在大屠殺時期親歷過這片土地足夠讓我自我審判，我是有罪的。」他在詩歌〈菲奥里廣場〉中描述了華沙猶太區被摧毀的地獄般的場景，與此同時，旁邊波蘭人社區卻有人在盪鞦韆和玩旋轉木馬。他指出「波蘭人對歐洲猶太人遭遇的大部分大屠殺都是發生在自己國土上這一事實難辭其咎」，這是一個極其敏感的話題，他由此遭到那些只承認自己是受害者的波蘭同胞的猛烈抨擊——他們在他去世以後，一度反對他入葬有如波蘭先賢祠般的斯卡爾卡修道院，還試圖組織一次反對他的遊行，卻因為參加人數過少而取消。這正驗證了米沃什生前說過的一句話：「我對一切讓人感覺到『民族主義』的東西的敏感和對散發那種氣息的生物幾乎生理上的厭惡，在我命運中占了很重的分量」。
……
與佩斯和尤薩一樣，米沃什也是當過外交官的作家。戰後的波蘭在蘇聯控制下，迅速完成布爾什維克化，「事實上是被占領，並操弄些傀儡進行統治」。他被迫加入官方作家協會，並簽署一份「魔鬼的契約」，以謀求一份駐外外交崗位。後來，他在《獵人的一年》一書中寫道：「出國從一開始就是謊言，因為我唯一的願望就是離開，我母親甚至在去世之前還在要求我離開這裡。」
二戰結束後，波蘭政府先後任命他為波蘭駐美國使館和法國使館的文化專員，在其職務上出現的字母DP使他浮想聯翩「對數以百萬計的歐洲人來說，這兩個字母代表悲慘的難民命運（displaced persons），然而，在當時那種情況下，它們卻意味著有擁有特權的外交人員（diplomatic personnel）。「我曾有過衝動要攔住路人向他們作自我介紹，說明我和過去的不同。」他在使館辦酒會接待各國文化名流：「在巴黎，對於個人影響力而言，有什麼比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外交官或社會主義的追隨者更好的呢？」但是，他卻愈來愈無法忍受內心的恥辱感。他在一篇未發表的文章中如此描述此時的心態：「在國外代表一個已經全然轉變為另外一個極權主義外國屬下一個省分的國家，是一個壞的、可恥的解決方法，我如今為此感到羞恥。只是在我看來，這種身在國外的策略位置，又毋需斷絕與國家的聯繫的作法是最不邪惡的。」
……
米沃什一直用波蘭語寫作，這是一種「與死者交談」的語言。他如此解釋何以緊緊抓住波蘭語不放：
我對承認的需要——誰不需要被承認？——並沒有強大到足以將我誘惑到外面世界並促使我改用英文寫作。我被另外的東西所召喚……我對波蘭語的執著僅僅出於作為倖存者的罪疚感。
當然，未來是樂觀的：「如果你用波蘭文寫作，為了懲罰自己的罪孽，那你將得到拯救。」米沃什的身體離開了故土，但靈魂從未離開：「此刻他看見他的家鄉……坐在大車上，他回望，以便盡可能地保存。／這意味著他知道在某個最後時刻需要什麼。／他終於可以用碎片譜寫一個完美世界的時刻。」
[法國十年：被定罪的，到哪裡找到合適的住所？]
「若無超凡的牧場，如何得到拯救？被定罪的，到哪裡找到合適的住所？」在流亡生活的第一個階段，米沃什經歷過絕望，這種絕望是由失去名字、害怕失敗和道德痛苦三個原因造成的。首先，一位作家透過與讀者進行複雜的互相交流而獲得名字。當他移民，他原先透過作品塑造的形象頓時消失，他成為大眾中無名的一員，沒有人知道他是誰，「此處碰壁，彼處也碰壁」。其次，因為作家此前有一個圈子和群體，有滿足野心的甜蜜遊戲，但如今，他必須擁有抵擋孤獨的腐蝕性效果所需的那種適應力，否則他就自覺受苦、顧影自憐。第三，流亡打破了作家與同行的團結，讓他對仍然在鐵幕後面承擔迫害的同行有愧疚感，這種愧疚感反映了他對自己英雄形象的依戀。必須超越以上三重枷鎖，才能克服流亡帶來的絕望感。
……
出走之後第二年，米沃什完成了討論奴役和極權問題的論文集《被禁錮的頭腦》。貢布羅維奇在流亡阿根廷時發現了這本書，立即意識到到米沃什是第一流的天才，帶來揭示一種新意識的革命——「人可以完全做出自我來」。德懷特．麥克唐納評論說：「除了漢娜，鄂蘭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之外，我不知道還有比該書對極權主義心理作出更微妙和更富有想像力的研究作品。」
[第二次流亡：不是我選擇了加利福尼亞。她是被賜予我的]
一九六〇年十月九日，米沃什第二次流亡，從法國轉赴美國，受聘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擔任斯拉夫語言文學系教授。此刻，他相信自己已有足夠的力量，不懼怕美國的荒蕪。
「如果不是因為地球美麗，我是治不好病的。」米沃什居住在風景如畫的柏克萊山上，從書房的窗戶可俯瞰壯美的舊金山灣。「從未如此設想我的命運：在這條河邊，在這座城市，／而不是別的任何地方，就是這裡，在這個長椅、這棵樹旁。」他驚嘆說：「一切都太大，太豐富，太滿了，忍不住要懷疑，他們的邊界之外還有什麼。」美國鄉村生活的體驗使他恢復了對自然的興趣，他告訴友人：「我陷入了那些關於美國的植物和動物的書籍之中，跟海狸建立了外交關係。」他像納博科夫一樣愛上了美洲大陸的植物和動物，這意味著他不再是異鄉人——「不是我選擇了加利福尼亞。她是被賜予我的。否則一個北方人為何會來到這個熾熱的貧瘠之地？」加利福尼亞就像地球上的天堂，鮮花盛開，陽光燦爛。對米沃什而言，這是一個「沒有愛情和仇恨的地方，在加利福尼亞，最完美的疏離之地」。
……
即便米沃什成了美國公民，也並沒有一邊倒地擁抱這個新的祖國，而是對美國的光明與陰影看得一清二楚，在《米沃什詞典》中有「美國」這一詞條：
美國，何等壯麗！何等貧乏！何等人道！何等非人道！人與人之間何等友善！個人何等孤寂！對理想何等忠誠！何等虚偽！良心的何等勝利！何等墮落！
美國是如此矛盾，但「矛盾的美國向在這裡成事的移民揭示其自身。那些沒能成事的人看到的只是它的殘酷。我成了事，但我總是牢記這要歸功於我的幸運星而不是我自己，我是與整個不幸為鄰」。確實，米沃什堅持下來，並「成事」了。多年後，波蘭異議分子領袖米契尼克對米沃什說，「好吧，看上去你贏了」。用米沃什的話來說就是：「在我身上沒有痛苦。直起腰來，我望見藍色的大海和帆影。」他如此謙卑，正如他推崇的布羅茨基所說，流亡生活最容易打造的一項個人品質就是謙卑。
[在美國有多麼掙扎，就有多麼希望將美國徹底征服]
……
一九八〇年十月九日，正是米沃什流亡美國整整二十年的那天，凌晨四點，他被一個瑞典記者打來的電話吵醒。記者告訴他，他得了諾貝爾獎。他平靜地回答說：「那不可能。」然後又睡著了。清早醒來，他發現密密麻麻的記者擠滿了他的院子。大學校長驕傲地宣布，這所自然科學類諾貝爾獎頻出的大學終於迎來了首個諾貝爾文學獎，「在科學占據主導地位的時代，米沃什教授的詩歌證明了精神的力量，展現了人類創造力之美」。米沃什平靜地出席了校方舉辦的記者會之後，仍然繼續他的杜思妥也夫斯基文學課，將記者關在教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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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生都在追逐，無論幸或不幸]
米沃什的著作在共產黨統治的波蘭是違禁品。遊客將他的詩文藏在手提箱底部帶進去。年輕一代傳抄和背誦他的詩句，「他的詩歌有著一種明顯的對國家命運深層影響，這種影響甚至比所有當權者三十年來所做的更為深遠」。當權者敗壞了社會的道德倫理，他的詩歌將正義和自由帶回來。
一九八一年，在離開三十年後，米沃什重返波蘭。已搖搖欲墜的波蘭政府沒有給他製造任何麻煩。讀者們拿著祕密出版的詩集排隊請他簽名，他動情地說，與在波蘭非法出版和發行相比，寫詩要容易得多。一個出版者回答說：「並非如此。我們也想努力寫作，像您一樣，但我們寫得不行。」米沃什被盧布林天主教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紅衣主教指出：「上帝考驗著每一個被禁錮的人。在孤獨的探索中，這個叫米沃什的人禁受住了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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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沃什這一代人親眼目睹了太多苦難與殺戮，「良心的痛楚令我沮喪」，「只有苦難才是衡量世界的尺度」，他對作家職責的認識簡而言之是：「保護我們免於巨大的沉默，並且告訴我們始終如一地做人是多麼困難。」但他並不後悔出生在苦難深重、罪惡滔天的二十世紀，「儘管我所處的時代有莫大的殘酷性，但我仍然要讚揚它，我不嚮往任何別的時代」。他說：「我的道德楷模是：把一輩子都奉獻給精神事務，耄耋之年仍熱情不滅，並將此態度保持至生命終點。」他完全掙脫了地域與身分的沉重枷鎖，他的目標確定而清晰：「一面是光明、相信、信仰、大地之美、人類所能擁有的最高熱情，另一面是黑暗、懷疑、不信、大地之惡、人類所能做到的最壞事情。當我寫作時，光明的一面就展露出來，當我停下筆，黑暗的一面就出現了。所以我必須寫作，為的是防止自己墮落。這裡面沒有什麼哲學，更多的是經驗。」
米沃什說，優雅的死亡是一門藝術，「為了在延續的同時，／讓詞句證明我們面對死亡的雍容。」、「我死去的時候，會看見世界的襯裡。」二〇〇四年八月十四日，米沃什在克拉科夫逝世，入葬斯卡爾卡修道院地穴，七千多人追隨在送葬隊伍後面。
「要穿越並跨越特洛伊和迦太基的廢墟，去愛上帝，而不求任何安慰。愛不是安慰，愛是光明。」愛如此，詩歌亦如此。有光或沒有光，是騙不了人的。即便騙得了別人，也騙不了自己。「在我們深信的最深處，在我們存在的最深處，我們配得上永生。我們將我們的轉瞬即逝和終有一死視作降臨到頭頂的暴力來體驗。唯有樂園靠得住，世界是靠不住的，它只是曇花一現。」米沃什以詩歌，以流亡，也以生命，成為時代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