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s of a Prous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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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日期：2024/09/13
Excerpt：林文月的《文字的魅力》
2024/07/19 05:22:43
Excerpt：林文月的《文字的魅力》
書名：文字的魅力
作者：林文月
出版社：有鹿文化
出版日期：2016/11
【Excerpt】
〈最初的讀者〉
文學的媒介是文字。透過文字，寫作者將其感情思想保存下來。感情思想雖然是抽象的，但每個人其實都是藉由自己所熟悉的語言在感受、在思考，然後將其定型於自己所熟悉的文字裡。
我一向以為寫作就是這樣的。自己心中有話要講，不得不講，便藉由文字表達出來了。直到近半年，有一位年輕的讀者問我：「妳寫文章的時候，有沒有預設的讀者，妳的讀者結構是什麼樣的人？」這倒是我沒有想過的；或者應該說，我在寫作之前，或寫作之中，很少想這問題。
但是，認真反省，我真的從未想過「讀者結構」的問題嗎？倒也彷彿未必然。
寫作前端最須考慮讀者對象的，大概是兒童文學吧。對兒童講故事，當然得顧及他們的年齡，和他們對於文字接受的程度。我沒有寫過兒童文學，所以沒有這方面的經驗。但我在讀研究所時期，曾應邀為東方出版社譯介過許多世界偉人傳記及世界名著的少年讀物，如《居禮夫人傳》、《基度山恩仇記》等。那些書的「預設」讀者對象是小學高年級和國中生，所以遣詞、設句、行文，確實斟酌費心過，避免艱深晦澀，是最重要的。
一九七三年以來，我陸續譯成日本的古典文學名著《源氏物語》、《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記》及《伊勢物語》等。我自問：翻譯的動機是什麼?首先當然是那一本書感動了我。最初，翻譯者，必然是讀者，但翻譯者不同於一般讀者處，在於讀書感動之餘，轉而想將那文章介紹給不諳原文的他人，使他們也能分享那種感動。所以翻譯者遂由讀者而變成原著的代言者了。
既然翻譯之目的，是在轉述原著，想要讓其他讀者透過自己的譯文，也能夠欣賞到那文字，因此執譯筆時，心中自然會有「預設」的「讀者結構」了。對我而言，所譯原著是日文，故我的「讀者結構」，便是不諳日文的中國讀者。有了這樣的前提之後，便不能不顧及自己譯出的文章是否通順易解（有時也會遇著原著不易解或故作詰屈聱牙的情況，則另當別論），同時也注意文字盡量貼近原著的風格。會有人說，我的翻譯有「和文味」。不知這是否寓含著貶意？但我個人反倒覺得那正是我企求表達的語言氛魔。記得年輕時讀翻譯小說，除了內容令我欣賞感動之外，俄國小說總有俄國小說的味道，法國小說也總有法國小說的味道。不同國家的文學作品，各有各的異國情調，其實正來自不同的文字趣味、特色。我並不希望不同國家的文學作品，在我們因不諳原文而讀中文譯本時，都變成了跟中國文學完全相同的樣子。
比較起來，散文寫作是無須預設讀者結構的。寫散文，其實是在跟自己交談。執筆為文時，作者並沒有唯阿作聲，但心中實不斷宣洩著喜怒哀樂愛惡欲各種不同表情的聲音。那種聲音，只有自己聽得見，時則纏綿微弱，時則震耳欲聾，儘管音量小大有別，情緒抑揚或異，而外表一若玄默，那種聲音卻是迴蕩在作者自己的心壑中。與自己的交談一旦完成而定型於文字後，先前纏蕩綿微弱的聲音，或震耳欲聲的聲音，都暫時復歸於沉寂；直到另一個人在另一個時空讀到那些文字，才會又一字一句還原爲充滿各種情緒思想的聲音。於是，原先作者跟自己的交談，便很自然地轉變為與另一個陌生人的交談了。
其實，文章既書成，而面對眼前的文字時，作者的身分便即刻轉成讀者的身分。我是我文章最初的讀者。
讀者的我，對作者的我，經由文字變成既熟悉又陌生的關係。好比在一面大鏡前，那鏡中的身影明明是自己，但是看著鏡中身影的自己的眼睛，卻似乎變成了另一個人的眼睛，所以會禁不住去掠一掠散亂的髮絲，或整一整微皺的衣襟。讀者對作者，難免有所挑剔。改動一些字，或一些句子，有時未必關乎大體，只是掠髮整襟的道理罷了。然則，散文的寫作雖然沒有預設的讀者，而那個具有較客觀挑剔的眼睛的人，竟是最初的讀者我自己。
〈記一張黑白照片——懷念莊慕陵先生〉
莊靈送給我一張放大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兩位可敬的長者。靜農師叼著菸斗坐於案前，正聚精會神作畫，些許白煙裊繞深色的衣襟邊。畫紙上三枝兩枝幹莖，依稀是梅花的構圖。旁邊站立的一位是莊慕陵先生，左手輕插腰際，右手自然地扶著桌面上畫稿的一側，指間夾著半截香菸，亦正聚精會神地俯觀畫面。眼鏡擋住了雙目的表情，但嘴角的微笑分明流露出愉悅的心情。
他們兩位都穿著深色的棉袍，背景是溫州街靜農師的書房。從偏暗的光線看來，這張照片大概拍攝於某一年的多日午後，他們兩位的年紀大約都在七十餘歲光景；然則莊靈拍攝這張照片，許是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
時間飛逝！豈不令人驚心！
其實，十多年以前，我曾在靜農師的書房中看到同一張照片，十分喜歡，靜農師便將那張普通尺寸的照片贈送給我。他說：「妳先拿去，我還可以跟莊靈再要一張。」我非常喜歡這張照片偏暗的調子。光線自右方的窗戶或檯燈照射過來，只照亮兩位長者向著光的顏面、拿個筆與夾著香菸的右手；沉暗的桌面上，除打開的半包香菸及火柴等零星小件外，一張平鋪的畫紙是聚光的中心。從畫者專注的眼神與觀者微笑的嘴角，可以感受到二人之間書畫優雅的氛圍。
靜農師與慕陵先生半世紀的友誼，正是詩文書畫優雅的交往；當然，其間也還有菸酒該諧豪邁的另一面吧。
多年以前，我曾多次在靜農師的書房內不期然遇見慕陵先生。那間書房不過八坪大小。除兩面窗戶、一面書欄外，屋內僅一張可供閱讀及寫字作畫的大書桌，其餘狹險的空間裡，擺著幾張椅子和矮几。靜農師的主位永遠是桌前那張藤椅，主客可坐在他對面的另一張藤椅；而一般學生晚輩多數隨便自尋散布的各種椅子坐下。慕陵先生坐在靜農師對面的藤椅裡，他清癯的身子幾乎啊被藤椅的背部和扶手包圍起來，與身材魁梧的靜農師恰成有趣的對比畫面。坐於稍遠處的我，常常可以清楚地看見兩位如此的景象；也往往可以清晰地聽見他們談話的內容。
慕陵先生的聲音比較輕微，一口標準的京片子，與靜農師的皖北口音、豪爽的笑聲，也形成有趣的對比，不過，他們談詩說畫間，時時語帶幽默，彼此戲謔揶揄對方，並未因小輩的我在一側而有所忌諱。他們的話題，時則有關臺北藝文界的友儕，那些人我差不多都認識；時則又忽爾回溯多年以前的大陸故舊，那些人我多數在文章裡讀過，或從靜農師的談說間聞知。而無論我認識與不認識，靜坐一旁聽兩位長輩隨興地笑談，都有如聆聽一頁頁的近代歷史或文學史，甚至彷彿如民國時代的《世說新語》一般，有趣且有益，頗令人神往！
我第一次看到慕陵先生是在民國四十五年春季。那年即將畢業的同班同學十餘人，由當時的系主任靜農師帶領，去中南部畢業旅行。當時臺大中文系的學生人數不多，師生間有極親近濃郁的感情，故而大學生舉辦畢業旅行，竟然勞駕系主任參與。畢業旅行費時幾日？旅遊過哪些地方？
我已經沒有什麼印象，只記得我們在系主任帶領之下，去訪問霧峰鄉北溝村，參觀了那時暫設在該地的故宮古物館。
我們一行人自臺北搭乘火車到臺中，再改坐公共汽車到一個簡樸的鄉村。莊慕陵先生當時爲故宮古物館館長，他和二、三位工作人員站在磚造的平房門口迎接我們。在外雙溪的故宮博物院尙未建造以前，自大陸運轉來臺灣的故宮古器物都暫時收藏在氣候比較乾爽的中部，而由大陸護送那些古器物安然抵臺的慕陵先生和他的家庭，便也與古器物同時移居在北溝。那時珍貴的文物並未對外公開展覽，而只是小心翼翼地收藏於北溝的山洞中，由於尚未有除溼及空調的科學設備，所以定期輪流移出若干件於與山洞毗鄰的庫房內曝晾，以爲維護。我們班上的同學，有幸因靜農師與館長多年的交誼，遂得藉畢業旅行參觀了一部分的國寶！
那磚造的庫房傍依山洞而蓋。四十年後的現在我仍記得那一排只糊水泥而沒有任何裝飾的簡素蓋平房。慕陵先生引領我們進入那平凡卻意義非凡的屋中。猶記得有一間是擺設鐘鼎類古銅器。白布覆蓋著可能是極尋常的桌几，上面羅列著許多件商代、周代的名器。毛公鼎單獨放置在一方桌上，占據庫房的中央部位，既無安全措施，亦無玻璃罩蓋，幾乎伸手可觸那舉世聞名的寶物！我們輪流在那前面拍照留影；至今，我學生時代的相簿中仍貼著那一方照片。
慕陵先生一一爲我們仔細講解每件器物的由來及特色，使我們的知識從書本文字而具體領會實物。那樣的畢業旅行，令我難以忘懷。我們已事先約略自靜晨師聞知館長如何備盡困難艱辛甚至冒險萬端地負責及時運出國寶的故事，對於眼前那位清瘦而英挺的人物，遂格外有一種欽佩之情油然興生。當年若非慕陵先生以及一些衷心愛護國家寶物的人士盡心盡力護送，今日故宮博物院中所展示及收藏的歷史珍寶將不知是怎樣一個下場？
其後，外雙溪宏偉的現代化設備博物院落成，慕陵先生和他的家庭亦隨國寶文物北上，定居於院址附近的宿舍。又若干年，而張大千先生也從巴西歸國定居。他的「摩耶精舍」與慕陵先生的「洞天山堂」相去不過一華里，若沒有小山坡及樹木遮掩，兩家的屋頂幾可以遙相望見。靜農師的「龍坡丈室」雖距離稍遠，但老師猶且健步如飛，勤於走訪。有一段時間，三位退休的老人家確會有過詩酒風流，如陶公與素心友人「樂與數晨夕」的歡愉晚年的。
這張照片，應即是那段時間的某日午後，慕陵先生自外雙溪「洞天山堂」移駕來訪靜農師溫州街「龍坡丈室」，亢言談昔的吧。
悠悠二十年的時光流逝，雖然敬愛的長輩已先後作古，甚至溫州街的臺大宿舍都已經改建成為高樓公寓，我所熟悉的老舊日式木造書齋也不復存在；但是那個冬日午後，莊靈按下快門所捕捉到的這個鏡頭，卻永遠保存了人間最值得欽羨的一幕景象。
照片裡的兩位長者，都曾飽經中國近代歷史的種種憂患，他們在中年時期毅然離開家鄉，轉徒來臺灣定居，貢獻畢生精力於此地的文化教育；他們的晚年素樸而豐饒，應是無所遺憾。放大的黑白照片，無須任何注解，正說明了一切。斗室之內，知交相聚，無論奇文共賞、疑義相析或書畫展才，莫不真誠而理勝。
面對這一張照片，我看到一種永不消滅的典範，不再沉湎於傷逝的悲情，內心只覺得熙怡而感動！
書名：文字的魅力
作者：林文月
出版社：有鹿文化
出版日期：2016/11
【Excerpt】
〈最初的讀者〉
文學的媒介是文字。透過文字，寫作者將其感情思想保存下來。感情思想雖然是抽象的，但每個人其實都是藉由自己所熟悉的語言在感受、在思考，然後將其定型於自己所熟悉的文字裡。
我一向以為寫作就是這樣的。自己心中有話要講，不得不講，便藉由文字表達出來了。直到近半年，有一位年輕的讀者問我：「妳寫文章的時候，有沒有預設的讀者，妳的讀者結構是什麼樣的人？」這倒是我沒有想過的；或者應該說，我在寫作之前，或寫作之中，很少想這問題。
但是，認真反省，我真的從未想過「讀者結構」的問題嗎？倒也彷彿未必然。
寫作前端最須考慮讀者對象的，大概是兒童文學吧。對兒童講故事，當然得顧及他們的年齡，和他們對於文字接受的程度。我沒有寫過兒童文學，所以沒有這方面的經驗。但我在讀研究所時期，曾應邀為東方出版社譯介過許多世界偉人傳記及世界名著的少年讀物，如《居禮夫人傳》、《基度山恩仇記》等。那些書的「預設」讀者對象是小學高年級和國中生，所以遣詞、設句、行文，確實斟酌費心過，避免艱深晦澀，是最重要的。
一九七三年以來，我陸續譯成日本的古典文學名著《源氏物語》、《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記》及《伊勢物語》等。我自問：翻譯的動機是什麼?首先當然是那一本書感動了我。最初，翻譯者，必然是讀者，但翻譯者不同於一般讀者處，在於讀書感動之餘，轉而想將那文章介紹給不諳原文的他人，使他們也能分享那種感動。所以翻譯者遂由讀者而變成原著的代言者了。
既然翻譯之目的，是在轉述原著，想要讓其他讀者透過自己的譯文，也能夠欣賞到那文字，因此執譯筆時，心中自然會有「預設」的「讀者結構」了。對我而言，所譯原著是日文，故我的「讀者結構」，便是不諳日文的中國讀者。有了這樣的前提之後，便不能不顧及自己譯出的文章是否通順易解（有時也會遇著原著不易解或故作詰屈聱牙的情況，則另當別論），同時也注意文字盡量貼近原著的風格。會有人說，我的翻譯有「和文味」。不知這是否寓含著貶意？但我個人反倒覺得那正是我企求表達的語言氛魔。記得年輕時讀翻譯小說，除了內容令我欣賞感動之外，俄國小說總有俄國小說的味道，法國小說也總有法國小說的味道。不同國家的文學作品，各有各的異國情調，其實正來自不同的文字趣味、特色。我並不希望不同國家的文學作品，在我們因不諳原文而讀中文譯本時，都變成了跟中國文學完全相同的樣子。
比較起來，散文寫作是無須預設讀者結構的。寫散文，其實是在跟自己交談。執筆為文時，作者並沒有唯阿作聲，但心中實不斷宣洩著喜怒哀樂愛惡欲各種不同表情的聲音。那種聲音，只有自己聽得見，時則纏綿微弱，時則震耳欲聾，儘管音量小大有別，情緒抑揚或異，而外表一若玄默，那種聲音卻是迴蕩在作者自己的心壑中。與自己的交談一旦完成而定型於文字後，先前纏蕩綿微弱的聲音，或震耳欲聲的聲音，都暫時復歸於沉寂；直到另一個人在另一個時空讀到那些文字，才會又一字一句還原爲充滿各種情緒思想的聲音。於是，原先作者跟自己的交談，便很自然地轉變為與另一個陌生人的交談了。
其實，文章既書成，而面對眼前的文字時，作者的身分便即刻轉成讀者的身分。我是我文章最初的讀者。
讀者的我，對作者的我，經由文字變成既熟悉又陌生的關係。好比在一面大鏡前，那鏡中的身影明明是自己，但是看著鏡中身影的自己的眼睛，卻似乎變成了另一個人的眼睛，所以會禁不住去掠一掠散亂的髮絲，或整一整微皺的衣襟。讀者對作者，難免有所挑剔。改動一些字，或一些句子，有時未必關乎大體，只是掠髮整襟的道理罷了。然則，散文的寫作雖然沒有預設的讀者，而那個具有較客觀挑剔的眼睛的人，竟是最初的讀者我自己。
〈記一張黑白照片——懷念莊慕陵先生〉
莊靈送給我一張放大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兩位可敬的長者。靜農師叼著菸斗坐於案前，正聚精會神作畫，些許白煙裊繞深色的衣襟邊。畫紙上三枝兩枝幹莖，依稀是梅花的構圖。旁邊站立的一位是莊慕陵先生，左手輕插腰際，右手自然地扶著桌面上畫稿的一側，指間夾著半截香菸，亦正聚精會神地俯觀畫面。眼鏡擋住了雙目的表情，但嘴角的微笑分明流露出愉悅的心情。
他們兩位都穿著深色的棉袍，背景是溫州街靜農師的書房。從偏暗的光線看來，這張照片大概拍攝於某一年的多日午後，他們兩位的年紀大約都在七十餘歲光景；然則莊靈拍攝這張照片，許是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
時間飛逝！豈不令人驚心！
其實，十多年以前，我曾在靜農師的書房中看到同一張照片，十分喜歡，靜農師便將那張普通尺寸的照片贈送給我。他說：「妳先拿去，我還可以跟莊靈再要一張。」我非常喜歡這張照片偏暗的調子。光線自右方的窗戶或檯燈照射過來，只照亮兩位長者向著光的顏面、拿個筆與夾著香菸的右手；沉暗的桌面上，除打開的半包香菸及火柴等零星小件外，一張平鋪的畫紙是聚光的中心。從畫者專注的眼神與觀者微笑的嘴角，可以感受到二人之間書畫優雅的氛圍。
靜農師與慕陵先生半世紀的友誼，正是詩文書畫優雅的交往；當然，其間也還有菸酒該諧豪邁的另一面吧。
多年以前，我曾多次在靜農師的書房內不期然遇見慕陵先生。那間書房不過八坪大小。除兩面窗戶、一面書欄外，屋內僅一張可供閱讀及寫字作畫的大書桌，其餘狹險的空間裡，擺著幾張椅子和矮几。靜農師的主位永遠是桌前那張藤椅，主客可坐在他對面的另一張藤椅；而一般學生晚輩多數隨便自尋散布的各種椅子坐下。慕陵先生坐在靜農師對面的藤椅裡，他清癯的身子幾乎啊被藤椅的背部和扶手包圍起來，與身材魁梧的靜農師恰成有趣的對比畫面。坐於稍遠處的我，常常可以清楚地看見兩位如此的景象；也往往可以清晰地聽見他們談話的內容。
慕陵先生的聲音比較輕微，一口標準的京片子，與靜農師的皖北口音、豪爽的笑聲，也形成有趣的對比，不過，他們談詩說畫間，時時語帶幽默，彼此戲謔揶揄對方，並未因小輩的我在一側而有所忌諱。他們的話題，時則有關臺北藝文界的友儕，那些人我差不多都認識；時則又忽爾回溯多年以前的大陸故舊，那些人我多數在文章裡讀過，或從靜農師的談說間聞知。而無論我認識與不認識，靜坐一旁聽兩位長輩隨興地笑談，都有如聆聽一頁頁的近代歷史或文學史，甚至彷彿如民國時代的《世說新語》一般，有趣且有益，頗令人神往！
我第一次看到慕陵先生是在民國四十五年春季。那年即將畢業的同班同學十餘人，由當時的系主任靜農師帶領，去中南部畢業旅行。當時臺大中文系的學生人數不多，師生間有極親近濃郁的感情，故而大學生舉辦畢業旅行，竟然勞駕系主任參與。畢業旅行費時幾日？旅遊過哪些地方？
我已經沒有什麼印象，只記得我們在系主任帶領之下，去訪問霧峰鄉北溝村，參觀了那時暫設在該地的故宮古物館。
我們一行人自臺北搭乘火車到臺中，再改坐公共汽車到一個簡樸的鄉村。莊慕陵先生當時爲故宮古物館館長，他和二、三位工作人員站在磚造的平房門口迎接我們。在外雙溪的故宮博物院尙未建造以前，自大陸運轉來臺灣的故宮古器物都暫時收藏在氣候比較乾爽的中部，而由大陸護送那些古器物安然抵臺的慕陵先生和他的家庭，便也與古器物同時移居在北溝。那時珍貴的文物並未對外公開展覽，而只是小心翼翼地收藏於北溝的山洞中，由於尚未有除溼及空調的科學設備，所以定期輪流移出若干件於與山洞毗鄰的庫房內曝晾，以爲維護。我們班上的同學，有幸因靜農師與館長多年的交誼，遂得藉畢業旅行參觀了一部分的國寶！
那磚造的庫房傍依山洞而蓋。四十年後的現在我仍記得那一排只糊水泥而沒有任何裝飾的簡素蓋平房。慕陵先生引領我們進入那平凡卻意義非凡的屋中。猶記得有一間是擺設鐘鼎類古銅器。白布覆蓋著可能是極尋常的桌几，上面羅列著許多件商代、周代的名器。毛公鼎單獨放置在一方桌上，占據庫房的中央部位，既無安全措施，亦無玻璃罩蓋，幾乎伸手可觸那舉世聞名的寶物！我們輪流在那前面拍照留影；至今，我學生時代的相簿中仍貼著那一方照片。
慕陵先生一一爲我們仔細講解每件器物的由來及特色，使我們的知識從書本文字而具體領會實物。那樣的畢業旅行，令我難以忘懷。我們已事先約略自靜晨師聞知館長如何備盡困難艱辛甚至冒險萬端地負責及時運出國寶的故事，對於眼前那位清瘦而英挺的人物，遂格外有一種欽佩之情油然興生。當年若非慕陵先生以及一些衷心愛護國家寶物的人士盡心盡力護送，今日故宮博物院中所展示及收藏的歷史珍寶將不知是怎樣一個下場？
其後，外雙溪宏偉的現代化設備博物院落成，慕陵先生和他的家庭亦隨國寶文物北上，定居於院址附近的宿舍。又若干年，而張大千先生也從巴西歸國定居。他的「摩耶精舍」與慕陵先生的「洞天山堂」相去不過一華里，若沒有小山坡及樹木遮掩，兩家的屋頂幾可以遙相望見。靜農師的「龍坡丈室」雖距離稍遠，但老師猶且健步如飛，勤於走訪。有一段時間，三位退休的老人家確會有過詩酒風流，如陶公與素心友人「樂與數晨夕」的歡愉晚年的。
這張照片，應即是那段時間的某日午後，慕陵先生自外雙溪「洞天山堂」移駕來訪靜農師溫州街「龍坡丈室」，亢言談昔的吧。
悠悠二十年的時光流逝，雖然敬愛的長輩已先後作古，甚至溫州街的臺大宿舍都已經改建成為高樓公寓，我所熟悉的老舊日式木造書齋也不復存在；但是那個冬日午後，莊靈按下快門所捕捉到的這個鏡頭，卻永遠保存了人間最值得欽羨的一幕景象。
照片裡的兩位長者，都曾飽經中國近代歷史的種種憂患，他們在中年時期毅然離開家鄉，轉徒來臺灣定居，貢獻畢生精力於此地的文化教育；他們的晚年素樸而豐饒，應是無所遺憾。放大的黑白照片，無須任何注解，正說明了一切。斗室之內，知交相聚，無論奇文共賞、疑義相析或書畫展才，莫不真誠而理勝。
面對這一張照片，我看到一種永不消滅的典範，不再沉湎於傷逝的悲情，內心只覺得熙怡而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