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s of a Prous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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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日期：2024/09/17
Excerpt：張大春的《文學不安——張大春的小說意見》
2024/07/16 05:24:44
Excerpt：張大春的《文學不安——張大春的小說意見》
這一本書或可看出張大春的閱讀實力，以下摘要分享其中一篇討論烏托邦小說的〈時間凝結的孤島〉。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023833
文學不安——張大春的小說意見
作者：張大春
出版社：聯合文學
出版日期：1995/10/01
內容簡介
「當代觀典」意謂著要摸索當代，並以當代新角度來整理傳統、分析現代的知識野心，塑造這一代新典律的集體努力，同時深入的、批判的、學術的、文學的、藝術的、思想的．．．全方位探索當代心靈。
才不久前，我們曾經走過「傳統與現代」的種種爭議。面對生活周遭的變動困惑，我們試圖向「傳統」或「現代」找尋意義、答案。有些人以為，「傳統」是個烏托邦原鄉，應該回到那裡治療「現代」所帶來的暉眩症。有些人則主張，「現代」才是通向完美的道路，應該勇敢地予以擁抱，棄絕「傳統」的腐舊桎梏。
【Excerpt】
〈時間凝結的孤島〉
——烏托邦小說與小說中的烏托邦
依照拉斐爾．希斯樂第（Raphael Hythloday）這位閱歷豐富、見聞廣博，有如「先哲柏拉圖」一般的老海員的描述：除了公元三世紀左右的一艘航船在狂風吹送之下曾經漂流到烏托邦島之外，祇有很少的羅馬人、埃及人以及拉斐爾和他的幾個同伴到過那裡。在與外界非常有限的接觸經驗中，烏托邦人跟來客學了不少東西，卻發展出「最完美的國家制度」。
湯馬斯·摩爾 （Sir Thomas More, 1478～1535）寫作《烏托邦》（Utopia）這部書的時間是西元一五一五至一五一六年，上距亞美利哥·維斯樸奇（Amerigo Vespucci, 1451～1512）四度由伊比利半島西航、登陸美洲之後確立「新大陸」之說的一五〇七年祇有八個寒暑。書中虛構出來的角色兼敍述者之一拉斐爾（據摩爾的指稱）又是亞美利哥一同航海的友伴。拉斐爾「脫隊」獨航，終於「登陸」了烏托邦島——這個小說裡的發明固然是「地理大發現」的附產品，但是在文學發展的進程中，烏托邦卻獨具重要的意義。
歷來討論《烏托邦》這部書或者以「烏托邦」爲一論述類型的文字多已指出：烏托邦人其實是在執行著文藝復興時代人文主義學者改良歐洲文明的方略，它所揭示的理想不祇為爾後三個半世紀才問世的共產主義提供了粗糙的啓蒙，也令晚近的文學（尤其是小說）作者在面對茫昧惡劣的現實處境之際得著了極富辯證趣味——eutopia （好地方）／outopia （不存在的地方）；的寄託。
烏托邦島民的生活方式顯然和摩爾那個時代再度興起的本篤會隱修院（也就是一四二四年經聖米斯帝納改革之後而新生的一套規範和生活）制度有關；本篤會所講究的體力勞動、隱居簡出、秩序作息等等，幾乎變成這個「化外之邦」人民的起居操典。摩爾讓他的理想國人逐行俗世之隱修自然也源自他身處文藝復興時代崇尙古典秩序的生活態度；這個態度無獨有偶地也出現在稍晚的法國人文主義者拉伯雷（Frangois Rabelais, 1490?～1553）身上。拉伯雷的名著《巨人傳》（Gargantua and Pentaguel）裡也有一個「烏托邦」——在這部鉅作的第一個部分裡，巨人國王夏岡吐亞為了酬謝那位多才善戰的若望修士而建造的德立美（Theleme）修道院祇有一個教規：「做你想做的事」。這種近乎無政府主義的理想在表面上似乎和本篤會「自苦爲極」的隱修典範杆格不入，然而拉伯雷和摩爾的理想國設計深植於某一共同的基礎之上；他們都樂觀地相信著：在他們的「烏托邦」裡，人們都具有接受文明洗禮的向善本能。
曾經在眞實生活中兩度自修道院「叛逃」的拉伯雷，以及在著作裡不時借拉斐爾之口對大主教冷嘲熱諷的摩爾，他們對中世紀以來嚴酷的世俗宗教的敵意其實遠不如他們對「普通人」（Universal Man）——博聞深思、多才多藝、虛懷熱情、溫文樂觀等人格特質；的典範及此一典範之塑造（教育）的興趣來得濃厚。不過，他們也都不曾在作品中演述出這種典範的塑造「過程」如何。
以小說論：烏托邦人（以及德立美修士）都似乎想當然耳地不需經由某種歷時性發展便成就了他們的理想人格。在《烏托邦》一書的上卷結束前，拉斐爾匆匆草草地（可能由於急著要用餐）提到：烏托邦人僅僅利用一次和古羅馬人接觸的機會就「學到科學和技藝，同時又自己研究……很快地吸收了外來的文明。」下卷伊始，在描述過該島險要難入的地形之後，拉斐爾也祇以聊聊數語表示：烏托布斯王（Utopus）「征服該島，才改稱烏托邦島，他把當地的粗野人民都養成完美的人，態度之好、文明之高，駕乎世界各處人民之上。」
這個「欠缺進化細節」的島國裡的時間彷彿是「凝結」的，它無所謂始，亦無所謂終；「最完美」隱然意味著「無時間」。當我們將無始無終、日復一日的概念編入先前曾經提到的那個古希臘字 outopia （不存在的地方），也許會發現物理學上「空間／時間」的互寓共生在文學裡也有値得玩味的意思：outopia不祇意味一個不存在的「地方」，同時也指涉一個不存在的「時間」。
時間的凍結也影響到小說的敍述形式。《烏托邦》的下卷〈論烏托邦的政治〉對於熟悉且習慣了小說「必須具備情節、對話、動作、角色等元素」的現代讀者而言，可能極其枯燥、乾澀；因為我們早已習焉不察地抱持著某種成見——某種「必須表現時間」（依靠角色之對話、動作從而構成情節）的成見；去判讀小說，才會感到釋然。
在摩爾走上斷頭台之後六十七年，義大利另一個幾乎可以稱之為「異教徒」的萬聖芳濟修士托馬索·康帕涅拉（Tommaso Campanella, 1568～1639）身繫拿玻里獄中而完成了一部《烏托邦》的姊妹作《太陽城》。後人無法得知：康帕涅拉是否讀過拉伯雷在私人書簡中所提及的那段名言：「在我們這個奇妙的時代，怎麼還有人不把他們的眼睛從黑暗的哥德時代中移開，去注視太陽發出的燦爛光芒呢？」然而，《太陽城》卻於承繼了摩爾和拉伯雷在人文主義立場上對宗教威權的質疑之餘，進一步勾勒出與日後共產主義理想國益發相似的烏托邦——家庭和貨幣的廢除、私人與公共生活的合一、勞動及教育的「愉悅義務」、無我和為公的思想、行動之貫徹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太陽城》的敍述形式也一仿《烏托邦》，透過一博學多聞的旅客的談論，舖陳了一個「時間凝結」的世界。
一八七二年以處女作《烏爾鄉》（Erehwan——即nowhere之逆寫）諷刺英國教會統治的山繆·巴特勒（Samuel Butler, 1835～1902），從史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的（格列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 1726）裡借來一個「旅遊」的行動，使烏托邦不再是航海家或旅行者口中傳述出來的「未表現時間」的「見間簡報」。然而《烏爾鄉》中這個視銀行系統為「宗教」、視疾病爲「罪行」、視邪惡爲「可憫之病痛」的王國也仍舊「發生」得無頭無尾，它自身的形成、發展也仍舊凝結著。《烏爾鄉》可以算是「反烏托邦」（distopia）小說的先河，較之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63）和喬治·奥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1932）的《一九八四》（1984, 1949）分別早了六十和七十七年。有趣的是：除了赫胥黎那部以議論雄辯爲體的《重訪美麗新世界》 （Brave New World Revisited, 1959）之外，幾乎所有的反烏托邦之作都脫離了「見聞簡報」的敍述形式，而或多（如《美麗新世界》、《一九八四》或少（如《烏爾鄉》）爲小說注入了「表現時間」的活力。
地理大發現時代對異地異國的玄想寄託到了十九世紀末期變成索然的懸望。沒有誰會再相信：這個地球上還實存著一方未經發現的樂土或淨土。從而烏托邦不再是遙遠異俗的某處，而被移置到了未來。
……
在中國古典章回小說中，大約成書於一八二五年的《鏡花緣》也常被提及爲具有烏托邦旨趣的作品此書的作者李汝珍（1763?～1830?）——據許喬林〈鏡花綠序〉的形容；確乎和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者有幾分相像，是個「枕經菲史，子秀集花；兼貫九流，旁涉百戲；聰明絕世，異境天開」的人物。《鏡花緣》顯然自《山海經》這部古代的神話／地理書中汲取了靈感，借著唐敖、林之洋、多九公等人物那較諸《格列佛遊記》益見曲折的旅行描述了數十個異國的風土人情；也藉之而諷刺了武則天當道時期的中國唐代吏治、敎育、社會、家庭和男女關係的處境。此一「抒異諷古、借古刺令」的炫學鉅作固然不可以逕歸烏托邦小說之林，而值得注意的部分卻在於它「不是」此一類型的一個重要原因：《鏡花綠》是一部「充分表現時間」的作品。
唐敖等人的遊歷和那些異國——即使是「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士庶人等，無論富貴貧賤，舉止言談，莫不恭而有禮」，像極了烏托邦的「君子國」；的接觸，舖演出許多情節，這些情節之「歷歷如繪」，往往都是因爲它依傍於「中原天朝之現實」。是以當「君子國」中的宰輔吳之和、吳之祥暢論法治、飲食、男女、人倫、風俗之際，言必稱易經、引春秋、述盂子、援禮記，形成一個「異國比本國更本國」的局面。讀者也就更容易在這一情境中質疑：何以這些在生活細節、言語細節、動作細節上與「中原天朝」如此逼眞相似的國度會發展出迴異的風尙、價值、理想和文明？
烏托邦宜乎是一個時間凝結的孤島，是以僅宜乎以「見聞簡報」的敍述形式來迴避那基於辯證邏輯的質問。烏托邦的發展、進化是「無始無終」的，是「像天堂一般停滯」的，所以才是「不存在」的。
相對乎此，烏托邦之失落或反烏托邦卻恰恰相反；在小說中處理這兩者也就必然要植入能「表現時間」的材料和敍述形式。
熟悉馬奎茲（Gabriel Garcia Ma’rquez, 1927～） 《百年的孤寂》（A Hundred Years’ Solitude, 1967）的讀者或許不會忘記：為了逃避普魯丹西奧．阿固拉亡靈之糾纏的老布恩迪亞帶著妻兒和幾個朋友「走向沒有人保證會有的國度」——他們建立了馬康多村。這個村子的建國神話如果當眞完成而遂行，成為一個「魔鬼（死亡）不能踏進一步」的永生國度（像天堂一般停滯的烏托邦），則《百年的孤寂》應該是另外一部書。唯其馬奎茲所要表述的正是烏托邦的失落——馬康多村必須在老布恩迪亞六代的家族史進程中經歷無數苦難、挫折與熬煉，而終歸於有如《聖經．舊約》〈約伯記〉中那樣悲慘的播弄、竟至於消滅，「由人類的記憶中消失」；是以這個村莊唯一一次可以成為徹底烏托邦的機會卻在本書第三章時破滅了（而讀者看到的卻是拯救）。那個機會是：出身可疑的少女麗貝卡爲村人帶來印地安（在地理大發現時期被誤以爲是「遙遠的東方人」）部落古老帝國的失眠、失憶症。老布恩迪亞為了挽救村人和歷史決裂的噩運甚至製造出一架可以用槓桿加以操縱的記憶機，並為之書寫了將近一萬四千項「人生最必要的知識」。但是人們「就這樣活在日漸遺忘的現實中，一度憑文字認識世界，可是等他們忘了文字的效用，就什麼都忘得精光了。」在這裡，馬奎茲將摩爾的烏托邦推向極致，其隔絕於世事的程度已臻於符號語言的根柢。所謂「絕聖棄智」、「無言獨化」盡在其中。然而，這正是死亡。早在遙遠的東方（新加坡）發燒死亡的吉普賽老人梅爾魁德斯「耐不住寂寞，又回來了。因為他忠於人生，失去了一切超自然的功能，而且被部族遺棄，他決心到世上這個還沒有死亡的角落來避難，全心經營一家銀板照相實驗室。」梅爾魁德斯帶來治癒失眠、失憶症的靈藥，也從此斷絕了馬康多村成爲烏托邦的可能——這個村落必須經歷「時間」，經歷「受難的僕人」（The Suffering Survant）甘於承受的一切。
烏托邦之失落和反烏托邦有著全然不同的論旨和情感。然而兩者在小說中的表現都有借重情節、對話、動作和角色的基調。它們的作者也更有理據借助於「表現時間」來完成烏托邦之「不存在」或「不應存在」的論述。
……
到了奧威爾筆下的《一九八四》「完美獨裁」對於「自由」的威脅已經不像「無法破除的永恆」這般抽象。它變成更迫近於現實經驗的罪惡。代表「老大哥」監控、審判以及教育溫斯頓的奧布林在小說的第三部第三章裡這樣說：「記住，這是永遠的。這張臉永遠被踐踏。異端者或社會的敵人總是存在的，因此可以不斷地攻擊或侮辱他們。自從你落在我們手裡以來所受過的一切，將繼續下去，變本加厲地繼續。間諜活動、出賣、逮捕、酷刑、處決、失蹤將永不休止。這將是一個恐怖世界，也是一個凱旋的世界。……但結果你的瞭解將增加。你會接受它、歡迎它、成爲它的一部分。」
在解凍了時間之後，反烏托邦小說的作者彷彿不時地昭告著世人：人類向來沒有、也永不會有接受文明洗禮的向善本能——我們或許不會忘記：當年摩爾的烏托邦島、拉伯雷的德拉美修道院裡的人們都堅信過此一向善本能。而從烏托邦到反烏托邦祇是小小的一步：信仰能力喪失的小小一步。在邁開這一步的同時，小說家似乎在文藝復興時代那個關於「最完美的國家制度」的政治課題中滲入了「科技文明宰制人性」、「工具理性宰制社會」的顧慮，這恐怕也是諸多反烏托邦小說假科幻小說之體以行的原因——我們在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的《時間機器》 （Time Machine, 1895） 、佛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 1879～1970）的《機器停止》（The Machine Stops, 1909）都可以發現：無論是將人類的命運訴諸科學之救濟或科學發展勢將終結人類的命運，兩者都是以烏托邦爲角力場。「時間」在此非但不會凝結，反而釋出人類文明發展的諸多可能——即使其中有許多事物令人不堪和不忍。
摩爾在《烏托邦》終卷前會這樣說：「希望上帝能儘快再給我們（按：指他與拉斐爾）一個機會更詳盡地來討論這一問題。」他唯一「短見」之處恐怕就在於烏托邦是個時間凝結之孤島，也因之經不起「詳盡的討論」，而反烏托邦卻在爾後的幾個世紀「「運氣好的話可能不祇幾個世紀；爲小說的讀者塗寫出種種夢魘的細節。
這一本書或可看出張大春的閱讀實力，以下摘要分享其中一篇討論烏托邦小說的〈時間凝結的孤島〉。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023833
文學不安——張大春的小說意見
作者：張大春
出版社：聯合文學
出版日期：1995/10/01
內容簡介
「當代觀典」意謂著要摸索當代，並以當代新角度來整理傳統、分析現代的知識野心，塑造這一代新典律的集體努力，同時深入的、批判的、學術的、文學的、藝術的、思想的．．．全方位探索當代心靈。
才不久前，我們曾經走過「傳統與現代」的種種爭議。面對生活周遭的變動困惑，我們試圖向「傳統」或「現代」找尋意義、答案。有些人以為，「傳統」是個烏托邦原鄉，應該回到那裡治療「現代」所帶來的暉眩症。有些人則主張，「現代」才是通向完美的道路，應該勇敢地予以擁抱，棄絕「傳統」的腐舊桎梏。
【Excerpt】
〈時間凝結的孤島〉
——烏托邦小說與小說中的烏托邦
依照拉斐爾．希斯樂第（Raphael Hythloday）這位閱歷豐富、見聞廣博，有如「先哲柏拉圖」一般的老海員的描述：除了公元三世紀左右的一艘航船在狂風吹送之下曾經漂流到烏托邦島之外，祇有很少的羅馬人、埃及人以及拉斐爾和他的幾個同伴到過那裡。在與外界非常有限的接觸經驗中，烏托邦人跟來客學了不少東西，卻發展出「最完美的國家制度」。
湯馬斯·摩爾 （Sir Thomas More, 1478～1535）寫作《烏托邦》（Utopia）這部書的時間是西元一五一五至一五一六年，上距亞美利哥·維斯樸奇（Amerigo Vespucci, 1451～1512）四度由伊比利半島西航、登陸美洲之後確立「新大陸」之說的一五〇七年祇有八個寒暑。書中虛構出來的角色兼敍述者之一拉斐爾（據摩爾的指稱）又是亞美利哥一同航海的友伴。拉斐爾「脫隊」獨航，終於「登陸」了烏托邦島——這個小說裡的發明固然是「地理大發現」的附產品，但是在文學發展的進程中，烏托邦卻獨具重要的意義。
歷來討論《烏托邦》這部書或者以「烏托邦」爲一論述類型的文字多已指出：烏托邦人其實是在執行著文藝復興時代人文主義學者改良歐洲文明的方略，它所揭示的理想不祇為爾後三個半世紀才問世的共產主義提供了粗糙的啓蒙，也令晚近的文學（尤其是小說）作者在面對茫昧惡劣的現實處境之際得著了極富辯證趣味——eutopia （好地方）／outopia （不存在的地方）；的寄託。
烏托邦島民的生活方式顯然和摩爾那個時代再度興起的本篤會隱修院（也就是一四二四年經聖米斯帝納改革之後而新生的一套規範和生活）制度有關；本篤會所講究的體力勞動、隱居簡出、秩序作息等等，幾乎變成這個「化外之邦」人民的起居操典。摩爾讓他的理想國人逐行俗世之隱修自然也源自他身處文藝復興時代崇尙古典秩序的生活態度；這個態度無獨有偶地也出現在稍晚的法國人文主義者拉伯雷（Frangois Rabelais, 1490?～1553）身上。拉伯雷的名著《巨人傳》（Gargantua and Pentaguel）裡也有一個「烏托邦」——在這部鉅作的第一個部分裡，巨人國王夏岡吐亞為了酬謝那位多才善戰的若望修士而建造的德立美（Theleme）修道院祇有一個教規：「做你想做的事」。這種近乎無政府主義的理想在表面上似乎和本篤會「自苦爲極」的隱修典範杆格不入，然而拉伯雷和摩爾的理想國設計深植於某一共同的基礎之上；他們都樂觀地相信著：在他們的「烏托邦」裡，人們都具有接受文明洗禮的向善本能。
曾經在眞實生活中兩度自修道院「叛逃」的拉伯雷，以及在著作裡不時借拉斐爾之口對大主教冷嘲熱諷的摩爾，他們對中世紀以來嚴酷的世俗宗教的敵意其實遠不如他們對「普通人」（Universal Man）——博聞深思、多才多藝、虛懷熱情、溫文樂觀等人格特質；的典範及此一典範之塑造（教育）的興趣來得濃厚。不過，他們也都不曾在作品中演述出這種典範的塑造「過程」如何。
以小說論：烏托邦人（以及德立美修士）都似乎想當然耳地不需經由某種歷時性發展便成就了他們的理想人格。在《烏托邦》一書的上卷結束前，拉斐爾匆匆草草地（可能由於急著要用餐）提到：烏托邦人僅僅利用一次和古羅馬人接觸的機會就「學到科學和技藝，同時又自己研究……很快地吸收了外來的文明。」下卷伊始，在描述過該島險要難入的地形之後，拉斐爾也祇以聊聊數語表示：烏托布斯王（Utopus）「征服該島，才改稱烏托邦島，他把當地的粗野人民都養成完美的人，態度之好、文明之高，駕乎世界各處人民之上。」
這個「欠缺進化細節」的島國裡的時間彷彿是「凝結」的，它無所謂始，亦無所謂終；「最完美」隱然意味著「無時間」。當我們將無始無終、日復一日的概念編入先前曾經提到的那個古希臘字 outopia （不存在的地方），也許會發現物理學上「空間／時間」的互寓共生在文學裡也有値得玩味的意思：outopia不祇意味一個不存在的「地方」，同時也指涉一個不存在的「時間」。
時間的凍結也影響到小說的敍述形式。《烏托邦》的下卷〈論烏托邦的政治〉對於熟悉且習慣了小說「必須具備情節、對話、動作、角色等元素」的現代讀者而言，可能極其枯燥、乾澀；因為我們早已習焉不察地抱持著某種成見——某種「必須表現時間」（依靠角色之對話、動作從而構成情節）的成見；去判讀小說，才會感到釋然。
在摩爾走上斷頭台之後六十七年，義大利另一個幾乎可以稱之為「異教徒」的萬聖芳濟修士托馬索·康帕涅拉（Tommaso Campanella, 1568～1639）身繫拿玻里獄中而完成了一部《烏托邦》的姊妹作《太陽城》。後人無法得知：康帕涅拉是否讀過拉伯雷在私人書簡中所提及的那段名言：「在我們這個奇妙的時代，怎麼還有人不把他們的眼睛從黑暗的哥德時代中移開，去注視太陽發出的燦爛光芒呢？」然而，《太陽城》卻於承繼了摩爾和拉伯雷在人文主義立場上對宗教威權的質疑之餘，進一步勾勒出與日後共產主義理想國益發相似的烏托邦——家庭和貨幣的廢除、私人與公共生活的合一、勞動及教育的「愉悅義務」、無我和為公的思想、行動之貫徹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太陽城》的敍述形式也一仿《烏托邦》，透過一博學多聞的旅客的談論，舖陳了一個「時間凝結」的世界。
一八七二年以處女作《烏爾鄉》（Erehwan——即nowhere之逆寫）諷刺英國教會統治的山繆·巴特勒（Samuel Butler, 1835～1902），從史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的（格列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 1726）裡借來一個「旅遊」的行動，使烏托邦不再是航海家或旅行者口中傳述出來的「未表現時間」的「見間簡報」。然而《烏爾鄉》中這個視銀行系統為「宗教」、視疾病爲「罪行」、視邪惡爲「可憫之病痛」的王國也仍舊「發生」得無頭無尾，它自身的形成、發展也仍舊凝結著。《烏爾鄉》可以算是「反烏托邦」（distopia）小說的先河，較之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63）和喬治·奥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1932）的《一九八四》（1984, 1949）分別早了六十和七十七年。有趣的是：除了赫胥黎那部以議論雄辯爲體的《重訪美麗新世界》 （Brave New World Revisited, 1959）之外，幾乎所有的反烏托邦之作都脫離了「見聞簡報」的敍述形式，而或多（如《美麗新世界》、《一九八四》或少（如《烏爾鄉》）爲小說注入了「表現時間」的活力。
地理大發現時代對異地異國的玄想寄託到了十九世紀末期變成索然的懸望。沒有誰會再相信：這個地球上還實存著一方未經發現的樂土或淨土。從而烏托邦不再是遙遠異俗的某處，而被移置到了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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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古典章回小說中，大約成書於一八二五年的《鏡花緣》也常被提及爲具有烏托邦旨趣的作品此書的作者李汝珍（1763?～1830?）——據許喬林〈鏡花綠序〉的形容；確乎和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者有幾分相像，是個「枕經菲史，子秀集花；兼貫九流，旁涉百戲；聰明絕世，異境天開」的人物。《鏡花緣》顯然自《山海經》這部古代的神話／地理書中汲取了靈感，借著唐敖、林之洋、多九公等人物那較諸《格列佛遊記》益見曲折的旅行描述了數十個異國的風土人情；也藉之而諷刺了武則天當道時期的中國唐代吏治、敎育、社會、家庭和男女關係的處境。此一「抒異諷古、借古刺令」的炫學鉅作固然不可以逕歸烏托邦小說之林，而值得注意的部分卻在於它「不是」此一類型的一個重要原因：《鏡花綠》是一部「充分表現時間」的作品。
唐敖等人的遊歷和那些異國——即使是「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士庶人等，無論富貴貧賤，舉止言談，莫不恭而有禮」，像極了烏托邦的「君子國」；的接觸，舖演出許多情節，這些情節之「歷歷如繪」，往往都是因爲它依傍於「中原天朝之現實」。是以當「君子國」中的宰輔吳之和、吳之祥暢論法治、飲食、男女、人倫、風俗之際，言必稱易經、引春秋、述盂子、援禮記，形成一個「異國比本國更本國」的局面。讀者也就更容易在這一情境中質疑：何以這些在生活細節、言語細節、動作細節上與「中原天朝」如此逼眞相似的國度會發展出迴異的風尙、價值、理想和文明？
烏托邦宜乎是一個時間凝結的孤島，是以僅宜乎以「見聞簡報」的敍述形式來迴避那基於辯證邏輯的質問。烏托邦的發展、進化是「無始無終」的，是「像天堂一般停滯」的，所以才是「不存在」的。
相對乎此，烏托邦之失落或反烏托邦卻恰恰相反；在小說中處理這兩者也就必然要植入能「表現時間」的材料和敍述形式。
熟悉馬奎茲（Gabriel Garcia Ma’rquez, 1927～） 《百年的孤寂》（A Hundred Years’ Solitude, 1967）的讀者或許不會忘記：為了逃避普魯丹西奧．阿固拉亡靈之糾纏的老布恩迪亞帶著妻兒和幾個朋友「走向沒有人保證會有的國度」——他們建立了馬康多村。這個村子的建國神話如果當眞完成而遂行，成為一個「魔鬼（死亡）不能踏進一步」的永生國度（像天堂一般停滯的烏托邦），則《百年的孤寂》應該是另外一部書。唯其馬奎茲所要表述的正是烏托邦的失落——馬康多村必須在老布恩迪亞六代的家族史進程中經歷無數苦難、挫折與熬煉，而終歸於有如《聖經．舊約》〈約伯記〉中那樣悲慘的播弄、竟至於消滅，「由人類的記憶中消失」；是以這個村莊唯一一次可以成為徹底烏托邦的機會卻在本書第三章時破滅了（而讀者看到的卻是拯救）。那個機會是：出身可疑的少女麗貝卡爲村人帶來印地安（在地理大發現時期被誤以爲是「遙遠的東方人」）部落古老帝國的失眠、失憶症。老布恩迪亞為了挽救村人和歷史決裂的噩運甚至製造出一架可以用槓桿加以操縱的記憶機，並為之書寫了將近一萬四千項「人生最必要的知識」。但是人們「就這樣活在日漸遺忘的現實中，一度憑文字認識世界，可是等他們忘了文字的效用，就什麼都忘得精光了。」在這裡，馬奎茲將摩爾的烏托邦推向極致，其隔絕於世事的程度已臻於符號語言的根柢。所謂「絕聖棄智」、「無言獨化」盡在其中。然而，這正是死亡。早在遙遠的東方（新加坡）發燒死亡的吉普賽老人梅爾魁德斯「耐不住寂寞，又回來了。因為他忠於人生，失去了一切超自然的功能，而且被部族遺棄，他決心到世上這個還沒有死亡的角落來避難，全心經營一家銀板照相實驗室。」梅爾魁德斯帶來治癒失眠、失憶症的靈藥，也從此斷絕了馬康多村成爲烏托邦的可能——這個村落必須經歷「時間」，經歷「受難的僕人」（The Suffering Survant）甘於承受的一切。
烏托邦之失落和反烏托邦有著全然不同的論旨和情感。然而兩者在小說中的表現都有借重情節、對話、動作和角色的基調。它們的作者也更有理據借助於「表現時間」來完成烏托邦之「不存在」或「不應存在」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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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奧威爾筆下的《一九八四》「完美獨裁」對於「自由」的威脅已經不像「無法破除的永恆」這般抽象。它變成更迫近於現實經驗的罪惡。代表「老大哥」監控、審判以及教育溫斯頓的奧布林在小說的第三部第三章裡這樣說：「記住，這是永遠的。這張臉永遠被踐踏。異端者或社會的敵人總是存在的，因此可以不斷地攻擊或侮辱他們。自從你落在我們手裡以來所受過的一切，將繼續下去，變本加厲地繼續。間諜活動、出賣、逮捕、酷刑、處決、失蹤將永不休止。這將是一個恐怖世界，也是一個凱旋的世界。……但結果你的瞭解將增加。你會接受它、歡迎它、成爲它的一部分。」
在解凍了時間之後，反烏托邦小說的作者彷彿不時地昭告著世人：人類向來沒有、也永不會有接受文明洗禮的向善本能——我們或許不會忘記：當年摩爾的烏托邦島、拉伯雷的德拉美修道院裡的人們都堅信過此一向善本能。而從烏托邦到反烏托邦祇是小小的一步：信仰能力喪失的小小一步。在邁開這一步的同時，小說家似乎在文藝復興時代那個關於「最完美的國家制度」的政治課題中滲入了「科技文明宰制人性」、「工具理性宰制社會」的顧慮，這恐怕也是諸多反烏托邦小說假科幻小說之體以行的原因——我們在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的《時間機器》 （Time Machine, 1895） 、佛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 1879～1970）的《機器停止》（The Machine Stops, 1909）都可以發現：無論是將人類的命運訴諸科學之救濟或科學發展勢將終結人類的命運，兩者都是以烏托邦爲角力場。「時間」在此非但不會凝結，反而釋出人類文明發展的諸多可能——即使其中有許多事物令人不堪和不忍。
摩爾在《烏托邦》終卷前會這樣說：「希望上帝能儘快再給我們（按：指他與拉斐爾）一個機會更詳盡地來討論這一問題。」他唯一「短見」之處恐怕就在於烏托邦是個時間凝結之孤島，也因之經不起「詳盡的討論」，而反烏托邦卻在爾後的幾個世紀「「運氣好的話可能不祇幾個世紀；爲小說的讀者塗寫出種種夢魘的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