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七月四日誕生》

　　「七月四日的誕生」是一部以越戰為背景的電影。越戰雖已結束十多年，但仍是美國人以及關心人性與世局者心中難以揮去的的一個陰影。從「越戰獵人」、「歸鄉」、「現代啟示錄」到「七月四日誕生」，一部又一部的越戰電影，都使我們重臨殺戮戰場，再現那超乎人類正常經驗之外的創傷，但也一部比一部提出更寬廣的視野與更深刻的反省。

　　像所有的越戰電影，「七月四日的誕生」有著血腥、殘酷的戰爭畫面，但它所欲帶出的，卻是身歷其境的主角在隨後產出的「越戰後症侯群」(Post-Vietnam Syndrome)。

　　在越戰期間，前後有二百八十萬美軍投入戰場，不同的統計資料顯示，有三~廿六%的美軍產生心理症狀，這些症狀包括罪惡感(殘殺陌生的敵國軍民；戰友犧牲了，自己卻還活著)、疏離感(與自己的情感、他人及社會疏離)、憤怒(覺得自己被國家欺騙、利用及出賣)、焦慮(經常想起或夢見戰場上的悲慘情景)等。

　　難以迅速平復的心理創傷，使越戰軍人在重返美國社會後，發生很多調適上的困難。

　　朗尼於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誕生於小城麻蕯培格，與「美國」同一天「生日」的榮耀，使他從小就比其他人更熱切地想護衛美國及美國的立國精神--獨立、自由、民主、正義等光輝的理念。而瀰漫於當時美國社會的「硬漢風格」與「贏的哲學」，更使他喜歡含有攻擊色彩的遊戰及競技。

　　高中畢業後，朗尼滿懷雄心壯志地加入美國海軍陸戰隊，然後開赴千里之外的越南戰場。在朗尼的心目中，這是一場維護「獨立、自由、民主、正義」的聖戰，消滅共產主義，拯救人類還是美國責無旁貸的使命。他受到甘迺迪總統在電視裡動人的演說辭--「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的感召，自覺是個愛國的熱血青年。

　　這種信念即使在殘殺了越南婦孺，誤殺了同袍，自己成了下半身癱瘓的殘廢後，仍然堅定地屹立於朗尼的心中，甚至成了他的「護身符」--一切的悲痛、一切的犧牲都是為了「正義」。當他躺在病床上，看到美國本土的青年在反戰示威中，居然焚燒他所效忠的美國國旗時，他憤怒地咆哮：「不愛國的人，就滾出去！」

　　返國之後，他成了越戰英雄。在故鄉麻薩培格的國慶大典上，坐著輪椅接受市民的歡呼，並當眾發表慷慨激昂的愛國演說，不僅打斷他的話，也激起了他莫名的驚恐與懷疑，它多麼像那血肉狼籍的茅屋中，驚惶號泣的嬰兒對他的淒切指控！

　　「正義」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的嗎？為了自由、尊嚴、榮耀，就可以光明正大地羞辱、折磨、屠殺敵人，而且接受表揚嗎？他一時說不出話來。

　　他無法接受戰爭乃是一種組織化的、合理化的赤裸暴力的說法，但不幸的是，朗尼的弟弟卻嘲弄他被政客利用，做了「無謂的犧牲」；而朗尼在高中時代所戀慕的女友唐娜，也成了肯特大學反越戰示威的學生領袖，「越戰是錯誤的、邪惡的」指責一再打擊朗尼，他最後的一道心理防線終於崩潰，覺得自己被國家、社會、親友以及所有的人「出賣」。

　　這一切，對朗尼來說是另一種看不見的「心靈戰爭」。海明威在「戰地鐘聲」一書裡透露，戰爭使得他對正義、光榮、尊嚴等字眼感到「尷尬」，重度殘障的朗尼更有暗自飲泣的「被棄」感，他再度受創的心靈無法像受創的身體變的「無感」。

　　朗尼的轉變多少反映了美國社會大眾對越戰看法的轉變，但他還是和沒有經過越戰洗禮的反戰學生有很大的不同。他最後的反戰與其說是以另一種「正義」去取代原有的「正義」，不如說是以「慈悲」來取代「正義」。只有「慈悲」才能將越南茅屋中血肉狼籍的屍身、嚎泣的嬰兒、被誤殺的威爾森、野戰醫院裡的呻吟、自己的下半身癱瘓、反戰學生的怒吼、墨西哥暗街裡的妓女……包容起來，成為一個更深邃的人間故事。「正義」使人產生力量，「慈悲」也會使人產生力量，但「正義」通常是來自偏頗虛矯的意識型態，而「慈悲」是不需要任何意識型態的，它直接來自每個人都有的良知良能。

　　越戰，是美國的一場噩夢，也是人類的一大浩劫。在越戰結束十多年後的今天，「七月四日誕生」使從灰燼中升起的火鳳凰，賦予在這場浩劫中人類所有的犧牲和苦難以意義，只有「慈悲」才能縫合「正義」的傷口，但人類能記取這個教訓嗎？

-摘自「灰燼中升起的火鳳凰」 柳無花 文  張老師月刊 199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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