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大約從十七世紀開始，就有醫師用醫學的角度來理解酒癮的問題。例如鼎鼎大名的荷蘭醫師尼古拉斯·杜爾（Nicolaes Tulp，1593-1674）就是其中一位，此人就是大師林布蘭（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1606-1669）的名畫〈尼古拉斯·杜爾醫師的解剖課〉上的男主角。杜爾主張，一個人會逐漸沉迷於酒精而不可自拔，其實是一種疾病，而非前人所認為的罪惡或道德缺陷，為它提出了醫學的解釋。

十九世紀後半到二十世紀初的德國精神科醫師埃米爾·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1856-1926），被認為是現代的科學化精神醫學的奠基者。他特別強調生物以及基因因素在精神疾病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對酒癮的看法，也是把它視為一種身體的疾病，而非心理的扭曲，必須要從生理的角度來尋求它的成因與解決之道。

這幾位先驅固然真知灼見，但是在他們的時代，並沒有足夠的研究工具來證實自己的理論。然而從他們有這個想法到現在，腦科學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使用的動物實驗方法以及腦影像技術也是一日千里。今天我們對於包括酒癮在內的物質成癮現象，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了解。

人類與其他動物的腦中，有一個所謂的「獎賞迴路」，學名叫「中腦皮質多巴胺神經徑路」（mesocortical dopamine system），它的功能是趨利，就是讓生物體在嘗到「甜頭」（比方說美食、性、賭博贏錢、喝酒帶來的愉悅等等）時產生「爽」的感覺。與這個獎賞迴路相抗衡的，有另一個「懲罰迴路」，它的功用則是避害，會在某些外界的刺激或行為導致對這個生物體有害的後果時，壓低獎賞迴路的「爽感」，提升這個生物體的警覺，減少牠對於上述刺激或行為的需求。這種「獎賞迴路」與「懲罰迴路」的協作，成功地讓我們尋求利益，遠離禍患，物種得以長治久安，綿延不絕。

問題在於，對這個獎賞迴路反覆過度的刺激，會從根本上打破我們腦內那個微妙的平衡。比方毒品或酒精，剛開始接觸一次兩次時，它們只激發起大腦短暫的快感，談不上成癮。但若是反覆刺激並且一直提高劑量的話，這些物質就會修改，扭曲我們原本的腦內迴路，大大地提高「獎賞迴路」對這些物質的渴望，同時大大地壓低「懲罰迴路」對其後果的警覺。只要暴露的時間夠長、量夠大，這個人就會變得不斷地渴求此物，無所不用其極，卻對它帶來的任何負面影響視而不見。換句話說，酒癮或其他的各種癮，並非一種想改就能改的行為模式，而是一種自己無法控制的大腦質變。

美酒是大自然的恩賜，整體來說對人類利大於弊，它的危害從「癮」開始。癮的發生，往往是逐步漸進，隱而不顯的。從看似正常的樂在其中，演變成小小的行為偏差，再進而轉化為積重難返的大腦改變。在酒以及其他娛樂用物質盛行並且容易取得的當代，我們了解物質成癮的原理，牢記趨利而避害，無疑才是放心享樂前的先決條件。

摘自【民國109年4月27日聯合報】

圖 / 網路

文／汪漢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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