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主謀-石原莞爾
2016/10/20 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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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變”主謀-石原莞爾
石原莞爾（1889年1月18日－1949年8月15日）是日本帝國軍事思想家，《最終戰爭論》的作者。在任關東軍作戰參謀時，與板垣徵四郎一起策劃了“九一八事變”（日本稱滿洲事變），因與東條英機的對立後被編入預備役，在戰後因為嚴重的病狀等原因被免除了戰犯起訴。最終軍銜為日本陸軍中將。
石原莞爾在中國出名，不是因為他是關東軍的“頭腦”，而是因為他是“九一八事變”的主謀。在今天很多日本人的心目中，石原莞爾仍是一個愛國者，是一個有理想、有情懷的戰略家。但殊不知正是他－石原莞爾，打著國家的名義、亞洲的名義、黃種人的名義，把日本拖入了戰爭的深淵。他用美麗的語言，讓無數普通的日本人葬身於中國戰場、太平洋島嶼及亞洲其它地區。那場戰爭，開始於1931年9月18號。
一、從小就是異類
1889年１月１８日，石原莞爾出生於日本山形縣鶴岡市的莊內藩，是當地飯能警察署署長石原啟介的六男四女家的老三。 １９０５年，石原被送進陸軍中央幼年學校。 1907年，考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２１期步兵科），對軍事學、戰爭史、哲學和社會學等書尤感興趣。畢業後作為陸軍的見習士官，受到了陸軍大將南次郎的汎亞洲主義薰陶。 1915年考入當時被稱為精英搖籃的陸軍大學（第３０期，共６０名畢業生），開始接受了戰術學、戰略和軍事史等教育。 1918年以次席的位置從陸軍大學畢業（首席是後來的陸軍中將鈴木率道）。
在學校期間，他被老師和同學視為另類，獲“７（瘋子）”綽號。常年不洗澡，把身上的蝨子放在鉛筆盒中養起來觀賞。把臨摹自己生殖器作為寫生課作業交給老師，並標註“我的寶貝，畫於廁所十一月一日”，驚得老師目瞪口呆。當日本親王檢閱陸大師生時，為了給學校抹黑，石原故意不穿正式軍裝。石原學習不甚刻苦，卻成績出眾。畢業成績本來是第一名，但因第１名要在天皇面前發表御前演講，學校怕他有出格舉動，把他降到了次席。但師生都一致承認，他是日本士官學校成績最好的學生，日本陸大最傑出的“大腦”。
他的另類還表現在與直接上司的對立上。除板垣外，他幾乎同所有的上司合不來：在陸軍士官學校學習時，時常反抗甚至侮辱區隊長。在關東軍服役期間，看不起東條英機，甚至當眾稱東條為“上等兵”、“白痴”，認為東條一夥上台就等於把日本送上了不歸路。
在戰後審判時，因嚴重疾病和反對東條英機等原因未被列為戰犯起訴，他作為證人甚至當庭質問檢查官：滿洲事變的中心人物是我石原莞爾，但這個石原為什麼不是戰犯？這根本不合邏輯。檢察官問他是不是跟東條英機意見對立，他回答，東條是沒有自己意見的人，和沒有意見的人怎麼可能發生意見對立？等。
二、曾“同情”中國革命
1911年在朝鮮春川駐紮時，當聽到武昌起義成功、喊出“中華民國”稱號的時候，他帶上自己的部下到山上鳴槍慶賀，流淚高呼“中華民國萬歲”。因為他覺得，有色人種如果只有一個日本的話，肯定會被西方列強吞併、消滅掉，如果中國也和日本一樣都崛起了，那麼日本就有一個依靠。辛亥革命之後的亂局，卻讓石原莞爾等一批日本少壯派軍人十分失望。
從陸大畢業後不久，1920年4月石原莞爾被派到中國武漢華中派遣軍司令部。石原莞爾在武漢的頂頭上司是板垣徵四郎。板垣當日任中國公使館武官助理。當時日本的少壯派參謀們，對中國有一種奇怪的感情。石原莞爾在武漢一年多的時間裡，為了解中國國情，跑遍了湖南、四川及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甚至經常化裝成苦力在碼頭上與中國苦功一起勞作，他目睹惡勢力和警察對普通民眾的盤剝。一次他本人與警察發生了爭執，警察竟扒光了他的衣服搜身，搶走了他身上最後一個銅板。
這些經歷，使他形成了自己的中國觀：應對軍閥最好的辦法，“比起武力會戰，收買和宣傳具有更大的價值”，他認為當時的中國“官乃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政府欺壓民眾，官民對立，如果外國勢力入侵中國，民眾不會支持政府”。中國的愛國學生也是世界上最亂的，就是他們起哄鬧事，把老百姓推到最前線，然後他們轉身就走了。一句話就是，中國是一個政治失敗的民族。
正是石原等少壯派對中國的這種認知和看法，成為後來其大膽策劃“九一八事變”的“冠面堂皇”的藉口和重要依據。
三、《最終戰爭論》作者與“九一八事變”主謀
1928年10月，石原再次來到中國。這一次他的頭銜是日本關東軍中佐參謀，已經出版了一本至今仍為某些日本人津津樂道的著作《最終戰爭論》。那麼《最終戰爭論》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理論呢？
《最終戰爭論》寫到，“發源於中亞的人類文明分為東西兩支，幾千年來各自發揮其特長和特點，不斷進步，而最近兩三個世紀的發展更是突發猛進。時至今日，這兩個文明已形成隔著太平洋而相互對峙的局面。這種局面必將導致戰爭，戰爭之後將走向統一，最終創造最後最高的文明的“黃金時代”，人類最後的大戰爭是以日美為中心而進行的世界大戰爭，首先是持久戰爭，然後是決戰戰爭”。
石原在《最終戰爭論》中提出了“滿蒙生命線”的理論，他認為日本應該先將中國東北拿到手，以此為基地征服蘇聯，再南下征服中國，最終代表黃種人與以美國為首的白種人進行一場東西文明的對決。
在1929年日本關東軍的一次參謀會議上，石原莞爾進一步強調“滿蒙是日本生命線”的主張：１、為解除日本國內的經濟危機，需要對外戰爭。 ２、解決滿蒙問題，不僅是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為了大多數支那國民的利益。 ３、從歷史的觀點來看，與其說滿蒙屬於漢族，不如說應該屬於日本民族。在日俄戰爭中，日本為保住這塊土地付出了近９萬官兵生命的代價。
為了解決這個生命線，“九一八事變”以前關東軍參謀部到東北特別北滿地區進行了４次調研，為製定作戰計劃做準備。對此，日本關東軍高層，甚至日本大本營都有耳聞，但所有人都在裝聾作啞。雖然日本的文官一直持謹慎態度，但石原莞爾判斷，一旦冒險成功，日本是不會拒絕天上掉下來的這個餡餅。 1931年9月，駐紮在中國東北的日本正規軍只有１.６人左右，而張學良僅關內的東北軍即達２３萬人。石原莞爾對此不屑一顧。他認為，關東軍的軍刀只是竹刀，張學良不過是一個花花公子。
１９３１年9月18日夜十點多，在石原、板垣的精心策劃下，事先安裝在奉天郊區柳條湖的南滿鐵路邊的炸彈爆炸。奉天關東軍情報機關立即向日本關東軍司令部發出急電，奉天北大營西側，暴戾的中國兵破壞滿鐵線路，與我守備隊發生衝突，獨立守備第２大隊已向現場出動。石原建議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說，對付中國軍隊之不法行為，應先發製人，立即命各部隊出動，制敵中樞於死命。 “九一八事變”，就這樣爆發了。東北軍在少帥張學良不抵抗訓令下，潰逃錦州，日本軍隊當天即佔領了奉天，並很快佔領了東北３省。
“九一八事變”後第４天，石原莞爾聯合板垣徵四郎、土肥原賢二等，將滿蒙問題解決方案，遞交日本陸軍省和參謀本部。讓石原意外的是，“九一八事變”後，他不但沒有受到懲罰，軍銜反而升為大佐，成了日本軍界的英雄。
四、不主張擴大對華戰爭
在建立了滿洲國之後，石原從原來的“滿蒙佔有論”轉向了“滿蒙獨立論”，並倡導部分日本人放棄自己的國籍也成為滿洲人。在石原莞爾的表述中，未來的“滿洲國”是一個理想的、和諧的，烏托邦式的獨立國家，站在平等的立場與漢民族公平競爭，一個由日本、朝鮮、漢、滿、蒙古５個民族，實現“五族和諧”，“王道樂土”的國家。因此，他主張不再擴大對華戰爭，而是與中國修復關係，養精蓄銳，日後對付蘇聯。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圍繞著是否對華全面開戰，石原與東條英機爆發了衝突。時任關東軍參謀部作戰部部長的石原，主張為對蘇聯戰爭作準備，反對把對華戰線再擴大，不支持在中國戰線上投入那麼多的物資和人力。而同時期的武藤章參謀一度嘲諷了石原的政策，說到“我只不過是模仿石原閣下當時在滿洲事變中的作法而已”。
石原隨後不斷強調自己的“不擴大方針”，並積極參與了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主持的中日停戰調解等工作，和當時的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的規劃形成了強烈的對立。在同年9月參謀本部的機構改革中，石原從參謀部部長被降職為關東軍的參謀副長。 1938年，與東條英機的對立進一步加深，石原常常直呼東條為“東條上等兵”和“白痴”，被罷免了參謀副長的職位，１２月５日被任命為京都府舞鶴市舞鶴要塞的司令官。 1939年，任留守的陸軍第１６師團師團長。 1941年３月退出現役，轉入預備役，此後則主要活躍於教育評論，寫作和演講等活動。
石原因與東條英機的對立，日益被邊緣化，被迫回日本國內任教，失去了對建立“滿州國”的話語權。在以後的發展中，“滿州國”日益成為日本權貴攫取滿洲財富和奴役中國人民的一個罪惡的場所。
石原自作聰明的一切預言，卻在他的眼前一幕一幕地變成了現實：擴大對華戰爭，使日本陷入中國戰爭泥壇不能自拔；過早與美決戰，加速了日本走向滅亡的征程。這一切，使日本６０年奮鬥所得丟得乾乾淨淨。
但不論他是否反對東條英機、反對擴大對華戰爭，或者早早離開軍隊，１５年侵華戰爭，正是從他謀劃的“九一八事變”而開始的，他是侵華戰爭的始作蛹者！
五、東京大審判的證人
戰後，因與東條對立被免於戰犯起訴的石原，成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重要證人。檢察官曾到石原養病的醫院聽取了證詞，但石原只是指責了在他眼中“毀了國家”的東條英機和梅津美治郎等人，但對其他的軍方將領則給予了辯護。石原也以證人的身份出席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當庭回答了檢察官的問題並且作出了自己的陳述，包括批判了麥克阿瑟和杜魯門對日本本土實施的大規模轟炸，也為自己這個“九一八事變”主謀沒當上戰犯而憤憤不平。東京大審判的出庭做證，成為石原莞爾最後的謝幕。
在生命最後的階段，他發表了“我們的世界觀筆記”和“新日本的出路”，提出了讓日本“放棄戰爭”的理念，並提出建設“不要戰爭的文明”等主張。同時給駐日盟軍總司令的信中提出了“超階級的政治”等觀念，包括“過去的政治是為階級利益的政治”而“超階級政治”只是“為了理想”。 1949年8月15日，日本投降４週年紀念日當天，石原莞爾在日本山形縣的家中，口述完名為《新日本的進路》的遺書後，死於膀胱癌引起的尿毒症，終年60歲。
１９４５年的石原莞尔
石原莞爾（1889年1月18日－1949年8月15日）是日本帝國軍事思想家，《最終戰爭論》的作者。在任關東軍作戰參謀時，與板垣徵四郎一起策劃了“九一八事變”（日本稱滿洲事變），因與東條英機的對立後被編入預備役，在戰後因為嚴重的病狀等原因被免除了戰犯起訴。最終軍銜為日本陸軍中將。
石原莞爾在中國出名，不是因為他是關東軍的“頭腦”，而是因為他是“九一八事變”的主謀。在今天很多日本人的心目中，石原莞爾仍是一個愛國者，是一個有理想、有情懷的戰略家。但殊不知正是他－石原莞爾，打著國家的名義、亞洲的名義、黃種人的名義，把日本拖入了戰爭的深淵。他用美麗的語言，讓無數普通的日本人葬身於中國戰場、太平洋島嶼及亞洲其它地區。那場戰爭，開始於1931年9月18號。
一、從小就是異類
1889年１月１８日，石原莞爾出生於日本山形縣鶴岡市的莊內藩，是當地飯能警察署署長石原啟介的六男四女家的老三。 １９０５年，石原被送進陸軍中央幼年學校。 1907年，考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２１期步兵科），對軍事學、戰爭史、哲學和社會學等書尤感興趣。畢業後作為陸軍的見習士官，受到了陸軍大將南次郎的汎亞洲主義薰陶。 1915年考入當時被稱為精英搖籃的陸軍大學（第３０期，共６０名畢業生），開始接受了戰術學、戰略和軍事史等教育。 1918年以次席的位置從陸軍大學畢業（首席是後來的陸軍中將鈴木率道）。
在學校期間，他被老師和同學視為另類，獲“７（瘋子）”綽號。常年不洗澡，把身上的蝨子放在鉛筆盒中養起來觀賞。把臨摹自己生殖器作為寫生課作業交給老師，並標註“我的寶貝，畫於廁所十一月一日”，驚得老師目瞪口呆。當日本親王檢閱陸大師生時，為了給學校抹黑，石原故意不穿正式軍裝。石原學習不甚刻苦，卻成績出眾。畢業成績本來是第一名，但因第１名要在天皇面前發表御前演講，學校怕他有出格舉動，把他降到了次席。但師生都一致承認，他是日本士官學校成績最好的學生，日本陸大最傑出的“大腦”。
他的另類還表現在與直接上司的對立上。除板垣外，他幾乎同所有的上司合不來：在陸軍士官學校學習時，時常反抗甚至侮辱區隊長。在關東軍服役期間，看不起東條英機，甚至當眾稱東條為“上等兵”、“白痴”，認為東條一夥上台就等於把日本送上了不歸路。
在戰後審判時，因嚴重疾病和反對東條英機等原因未被列為戰犯起訴，他作為證人甚至當庭質問檢查官：滿洲事變的中心人物是我石原莞爾，但這個石原為什麼不是戰犯？這根本不合邏輯。檢察官問他是不是跟東條英機意見對立，他回答，東條是沒有自己意見的人，和沒有意見的人怎麼可能發生意見對立？等。
二、曾“同情”中國革命
1911年在朝鮮春川駐紮時，當聽到武昌起義成功、喊出“中華民國”稱號的時候，他帶上自己的部下到山上鳴槍慶賀，流淚高呼“中華民國萬歲”。因為他覺得，有色人種如果只有一個日本的話，肯定會被西方列強吞併、消滅掉，如果中國也和日本一樣都崛起了，那麼日本就有一個依靠。辛亥革命之後的亂局，卻讓石原莞爾等一批日本少壯派軍人十分失望。
從陸大畢業後不久，1920年4月石原莞爾被派到中國武漢華中派遣軍司令部。石原莞爾在武漢的頂頭上司是板垣徵四郎。板垣當日任中國公使館武官助理。當時日本的少壯派參謀們，對中國有一種奇怪的感情。石原莞爾在武漢一年多的時間裡，為了解中國國情，跑遍了湖南、四川及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甚至經常化裝成苦力在碼頭上與中國苦功一起勞作，他目睹惡勢力和警察對普通民眾的盤剝。一次他本人與警察發生了爭執，警察竟扒光了他的衣服搜身，搶走了他身上最後一個銅板。
這些經歷，使他形成了自己的中國觀：應對軍閥最好的辦法，“比起武力會戰，收買和宣傳具有更大的價值”，他認為當時的中國“官乃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政府欺壓民眾，官民對立，如果外國勢力入侵中國，民眾不會支持政府”。中國的愛國學生也是世界上最亂的，就是他們起哄鬧事，把老百姓推到最前線，然後他們轉身就走了。一句話就是，中國是一個政治失敗的民族。
正是石原等少壯派對中國的這種認知和看法，成為後來其大膽策劃“九一八事變”的“冠面堂皇”的藉口和重要依據。
三、《最終戰爭論》作者與“九一八事變”主謀
1928年10月，石原再次來到中國。這一次他的頭銜是日本關東軍中佐參謀，已經出版了一本至今仍為某些日本人津津樂道的著作《最終戰爭論》。那麼《最終戰爭論》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理論呢？
《最終戰爭論》寫到，“發源於中亞的人類文明分為東西兩支，幾千年來各自發揮其特長和特點，不斷進步，而最近兩三個世紀的發展更是突發猛進。時至今日，這兩個文明已形成隔著太平洋而相互對峙的局面。這種局面必將導致戰爭，戰爭之後將走向統一，最終創造最後最高的文明的“黃金時代”，人類最後的大戰爭是以日美為中心而進行的世界大戰爭，首先是持久戰爭，然後是決戰戰爭”。
石原在《最終戰爭論》中提出了“滿蒙生命線”的理論，他認為日本應該先將中國東北拿到手，以此為基地征服蘇聯，再南下征服中國，最終代表黃種人與以美國為首的白種人進行一場東西文明的對決。
在1929年日本關東軍的一次參謀會議上，石原莞爾進一步強調“滿蒙是日本生命線”的主張：１、為解除日本國內的經濟危機，需要對外戰爭。 ２、解決滿蒙問題，不僅是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為了大多數支那國民的利益。 ３、從歷史的觀點來看，與其說滿蒙屬於漢族，不如說應該屬於日本民族。在日俄戰爭中，日本為保住這塊土地付出了近９萬官兵生命的代價。
為了解決這個生命線，“九一八事變”以前關東軍參謀部到東北特別北滿地區進行了４次調研，為製定作戰計劃做準備。對此，日本關東軍高層，甚至日本大本營都有耳聞，但所有人都在裝聾作啞。雖然日本的文官一直持謹慎態度，但石原莞爾判斷，一旦冒險成功，日本是不會拒絕天上掉下來的這個餡餅。 1931年9月，駐紮在中國東北的日本正規軍只有１.６人左右，而張學良僅關內的東北軍即達２３萬人。石原莞爾對此不屑一顧。他認為，關東軍的軍刀只是竹刀，張學良不過是一個花花公子。
１９３１年9月18日夜十點多，在石原、板垣的精心策劃下，事先安裝在奉天郊區柳條湖的南滿鐵路邊的炸彈爆炸。奉天關東軍情報機關立即向日本關東軍司令部發出急電，奉天北大營西側，暴戾的中國兵破壞滿鐵線路，與我守備隊發生衝突，獨立守備第２大隊已向現場出動。石原建議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說，對付中國軍隊之不法行為，應先發製人，立即命各部隊出動，制敵中樞於死命。 “九一八事變”，就這樣爆發了。東北軍在少帥張學良不抵抗訓令下，潰逃錦州，日本軍隊當天即佔領了奉天，並很快佔領了東北３省。
“九一八事變”後第４天，石原莞爾聯合板垣徵四郎、土肥原賢二等，將滿蒙問題解決方案，遞交日本陸軍省和參謀本部。讓石原意外的是，“九一八事變”後，他不但沒有受到懲罰，軍銜反而升為大佐，成了日本軍界的英雄。
四、不主張擴大對華戰爭
在建立了滿洲國之後，石原從原來的“滿蒙佔有論”轉向了“滿蒙獨立論”，並倡導部分日本人放棄自己的國籍也成為滿洲人。在石原莞爾的表述中，未來的“滿洲國”是一個理想的、和諧的，烏托邦式的獨立國家，站在平等的立場與漢民族公平競爭，一個由日本、朝鮮、漢、滿、蒙古５個民族，實現“五族和諧”，“王道樂土”的國家。因此，他主張不再擴大對華戰爭，而是與中國修復關係，養精蓄銳，日後對付蘇聯。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圍繞著是否對華全面開戰，石原與東條英機爆發了衝突。時任關東軍參謀部作戰部部長的石原，主張為對蘇聯戰爭作準備，反對把對華戰線再擴大，不支持在中國戰線上投入那麼多的物資和人力。而同時期的武藤章參謀一度嘲諷了石原的政策，說到“我只不過是模仿石原閣下當時在滿洲事變中的作法而已”。
石原隨後不斷強調自己的“不擴大方針”，並積極參與了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主持的中日停戰調解等工作，和當時的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的規劃形成了強烈的對立。在同年9月參謀本部的機構改革中，石原從參謀部部長被降職為關東軍的參謀副長。 1938年，與東條英機的對立進一步加深，石原常常直呼東條為“東條上等兵”和“白痴”，被罷免了參謀副長的職位，１２月５日被任命為京都府舞鶴市舞鶴要塞的司令官。 1939年，任留守的陸軍第１６師團師團長。 1941年３月退出現役，轉入預備役，此後則主要活躍於教育評論，寫作和演講等活動。
石原因與東條英機的對立，日益被邊緣化，被迫回日本國內任教，失去了對建立“滿州國”的話語權。在以後的發展中，“滿州國”日益成為日本權貴攫取滿洲財富和奴役中國人民的一個罪惡的場所。
石原自作聰明的一切預言，卻在他的眼前一幕一幕地變成了現實：擴大對華戰爭，使日本陷入中國戰爭泥壇不能自拔；過早與美決戰，加速了日本走向滅亡的征程。這一切，使日本６０年奮鬥所得丟得乾乾淨淨。
但不論他是否反對東條英機、反對擴大對華戰爭，或者早早離開軍隊，１５年侵華戰爭，正是從他謀劃的“九一八事變”而開始的，他是侵華戰爭的始作蛹者！
五、東京大審判的證人
戰後，因與東條對立被免於戰犯起訴的石原，成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重要證人。檢察官曾到石原養病的醫院聽取了證詞，但石原只是指責了在他眼中“毀了國家”的東條英機和梅津美治郎等人，但對其他的軍方將領則給予了辯護。石原也以證人的身份出席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當庭回答了檢察官的問題並且作出了自己的陳述，包括批判了麥克阿瑟和杜魯門對日本本土實施的大規模轟炸，也為自己這個“九一八事變”主謀沒當上戰犯而憤憤不平。東京大審判的出庭做證，成為石原莞爾最後的謝幕。
在生命最後的階段，他發表了“我們的世界觀筆記”和“新日本的出路”，提出了讓日本“放棄戰爭”的理念，並提出建設“不要戰爭的文明”等主張。同時給駐日盟軍總司令的信中提出了“超階級的政治”等觀念，包括“過去的政治是為階級利益的政治”而“超階級政治”只是“為了理想”。 1949年8月15日，日本投降４週年紀念日當天，石原莞爾在日本山形縣的家中，口述完名為《新日本的進路》的遺書後，死於膀胱癌引起的尿毒症，終年60歲。
１９４５年的石原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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