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英國對耶匪之亂太平天國態度的變化　王隆平

１８５１年洪秀全率領太平軍，舉行了以推翻清政府為目標的武裝起義，直到１８６４年失敗，先後堅持了１４年之久。這場規模巨大的農民革命，不僅引起了國內統治階級的高度重視，而且引起了西方各列強的廣泛關注。英法美俄等列強均從各自利益出發，研究對策，其中尤以英國表現最為突出。英國是侵略中國最早、侵華特權最多的國家。英國對太平天國的態度，在各列強中佔有舉足輕重的位置，直接影響了太平天國革命的發展。

在太平天國革命先後１４年裏，英國的態度是隨著太平天國革命的發展以及中國社會形勢的變化不斷變化的。它對太平天國的態度，先後經歷了三個不同發展時期。

第一個時期：從１８５１年太平軍金田起義到１８５３年３月太平天國定都南京，為無明確對策時期

１８５１年１月１１日，洪秀全領導拜上帝會群眾，在廣西金田村正式宣佈武裝起義，建號太平天國，接著，即率起義軍浩浩蕩蕩開出紫荊山區，連連擊潰清朝大軍的圍攻，經廣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于１８５３年３月攻克南京，將南京改名天京，建立了太平天國農民政權，形成了與北方清朝封建政權直接對峙的局面。

太平天國革命的爆發及其迅猛發展，成為英國對華關係的焦點，引起了英國各方的極大興趣，其中最熱心的是英國的在華傳教士，太平天國革命是在拜上帝教的號召下發動起來的。拜上帝教源於基督教，天王洪秀全宣稱崇拜上帝，並認為天父上帝是唯一真神，打出了為上帝而戰的旗號。這與西方國家宣傳的基督教相一致。由於職業的關係，英國的傳教士們對於在中國出現的這一場以崇拜上帝為宗旨的武裝鬥爭表現出極高的熱情。

在當時傳教活動受到種種限制、無法順利展開的形勢下，他們熱切希望通過這批起義軍，使基督的學説在中國迅速得以傳播。於是，他們紛紛表示擁護和贊同這場運動。傳教士覺士（Josiah Cox）在得知太平軍起義的消息後，當即表示：“當我來到中國時，我發現一切都籠罩著午夜黑暗的陰鬱，現在烏雲被衝破了，雖然我不知道未來歲月如何，我歡呼出現的曙光。”

〔（１）〕他的態度代表了當時大多數英國在華傳教士的看法，對中國的基督教事業充滿著希望。當時具有權威性的香港維多利亞主教斯密斯（Rev. George Smith）更在公開場合對太平天國及其領袖洪秀全推崇備至，稱讚“洪秀全的文學才能、道德修養、行政才幹、精神智力、領導氣魄，為眾人所擁戴……成為起義軍的領袖”，並且説在他的領導下，“使叛亂形成為偉大的宗教運動”，他還高度讚揚太平軍“嚴守基督教的十誡”

〔（２）〕的嚴密組織紀律性。斯密斯的評價表明瞭英國在華宗教界的基本態度。

與傳教士相比，英國商人則比較冷靜。他們關心的並非是太平天國信奉什麼宗教，而是由這場起義開始的中國內戰對在華商務有何影響。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清政府雖然被迫與英國簽訂了《南京條約》，開放了上海、廈門、廣州等地作為通商貿易口岸，但是清政府仍多方限制外商的活動，使英國對華貿易額呈下降趨勢。太平天國革命爆發後，許多英國商人認為，起義軍勝利不僅有助於“基督的傳播”，而且“與之相適應，對物資的需要也會增長”

〔（３）〕，有利於對華貿易的發展。基於這方面的考慮，他們也對太平天國革命表示歡迎。

英國官方最初是十分謹慎的，不在公開場合表明態度。稍後，在傳教士和商人輿論的影響下，英國政府官員同樣也對太平天國表現出很高熱情。當時的上海英領事翻譯官麥迪樂（Thomas T. Meadows）即認為：“余所確信者，即是：此次革命運動，乃是中國人反對滿洲人暴虐政治之民族運動也。以事實而論，清帝在中國南半部之權力現已完全喪失，無可恢復矣”，他預計，戰爭的結果，必將是“揚子江流域及南方各省，大約快歸於一個完全中國人的政府所統治，成為一個內部強盛的國家”

〔（４）〕，對太平天國的未來發展持樂觀態度。１８５３年２月２６日，英駐滬領事阿禮國（R.Alcock）給英駐華公使文翰（S.G.Bonham）遞交了一份秘密報告，通過對太平天國的勝利發展及力量的分析，他認為在太平軍的強大攻勢下，清朝“必然覆滅……這是唯一的結論”〔（５）〕，這種看法比麥迪樂又進了一步，對太平天國革命抱著必勝的信念。

應該指出的是，在這時期，無論是英國的傳教士、商人，還是政府官員，對太平天國了解甚少，消息來源於傳聞，他們並沒有與太平天國直接交往。面對太平天國起義的勝利發展，他們一方面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另方面由於對運動本身不甚了解，沒能採取明確的對策。這是第一個時期。

第二個時期：從１８５３年３月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到１８６２年１月賓漢與蒙時雍談判破裂，為實行中立政策時期

１８５３年３月太平軍政克南京，並建立了太平天國農民政權，顯示出強大的實力。英國駐華公使文翰得知這一消息，十分震驚，立即給英國首相羅塞爾（Lord J.Russell）寫了一封信，明確表示：“無論太平天國如何發展，在謹候朝命之間，吾已決定：在任何形式下，左袒中國政府而加以干涉”

〔（６）〕。文翰又給海軍艦長費士班（Fishbourne）發出指令：“對於中國政府與革命軍目前所演之政治鬥爭，吾等應絕對保守中立。而吾等所當決辦者，僅是求避免（上海）租界與外間發生任何衝突，以危害我國人生命財産而已”

〔（７）〕，並一再拒絕清朝地方官吏提出協助攻剿太平軍的請求。這是英國對太平天國實行中立政策的開始。

但是，對於太平天國的組織、力量究竟如何，其宗教又有何具體內容，以及對外國人的態度又是怎樣等種種問題都不得而知。為了了解太平天國的真相，１８５３年４月下旬，文翰乘坐神使號（Hermes）兵艦從上海出發，沿江而上，先後到達鎮江、天京等地，開始對太平天國實地考察。在天京，文翰派翻譯麥迪樂上岸拜會太平天國領導人，受到了北王韋昌輝和翼王石達開的接見。隨後文翰給太平天國領導人寫了一封信，“聲明英國嚴守中立，絕無以軍艦助清軍事，並詢問太平軍是否將進攻上海，以及對英國的態度”

〔（８）〕。太平天國方面則以楊秀清、蕭朝貴的名義復函文翰，對英國人來天朝或效力或通商均表示歡迎，但沒有明確答覆太平天國是否準備進攻上海。接著，文翰再次致函太平天國，“聲明在華之條約權利，如有侵及英國人民或財産時，當立即採取如十年前之報復行動”

〔（９）〕。意思很明顯，就是要求太平天國承認英國與清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沒等太平天國回函，文翰即率軍艦東返上海。這次考察，蒐集了太平天國的大量情報。通過實地考察以及與太平天國領導人的交涉，文翰認識到，太平天國擁有強大實力，對外國人的態度是友好的。在給英國政府的彙報中，文翰報告了“此行所見所聞及與天朝交涉經過之實情”，而且重申英國必須嚴守“中立政策而堅稱不宜干涉中國的內戰”

〔（１０）〕。到七八月間，文翰收到英國外交大臣克拉蘭敦（Earl of Clarendon）的回信，完全贊同文翰所實行的中立政策，認為英國“對中國亂事，不加以任何形式之干涉而左袒中國政府”，並稱讚文翰的主張“與（英）政府之願望及宗旨極相吻合，自應準如所請”

〔（１１）〕。中立政策得到了英國政府的認可。 １８５４年２月，英國政府召回文翰，改派約翰•包令（John Bowring）為新任駐華公使。為了更多地了解太平天國的近況，以便制定出對英國政府更加有利的政策，約翰•包令上任後立刻委派麥華陀（W•H•Jr•Medhurst）和他的兒子盧因•包令（Lewin Bowring）乘軍艦到鎮江、天京等地進行考察。在天京，太平天國對麥華陀一行的態度冷淡，麥華陀在給東王楊秀清的信中，提出了三十個問題，並要求提供煤炭補充軍艦燃料。楊秀清則命石達開和黃玉昆代作《誥諭》，回答了提問。在《誥諭》中，堅持以天朝大國自居，並重申准許外國人來天朝通商貿易，但明確表示不出售煤炭給外國，同時向英國人提出了五十個問題

〔（１２）〕。隨後，英國人對這五十個問題作了書面回答。麥華陀一行回到上海後，給約翰•包令寫了一份關於太平天國的軍事現狀、對外國人的態度及通商等方面非常詳細的長篇報告。報告認為：在軍事上，“揚子江北岸叛軍的形勢是不穩定的，他們的最後成功和鞏固自己的力量是可疑的”；在對外政策上，太平軍“是極端排外的，在傲慢無禮方面甚至超過了現政權中的滿洲官員”，他們“不是以朋友身份平等相待，而把外國人看作下級和夷人”；在通商方面，太平天國僅僅是一個和現存政府進行戰爭，力爭優勢，宣佈剿滅滿洲王朝的軍事組織，準確地説，貿易是完全不存在的”

〔（１３）〕。字裏行間流露出對太平天國的厭惡與不滿。通過對這份報告的研究分析，約翰•包令在給外交大臣克拉蘭敦的信中，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對起義的當權者，無論是宗教因素方面，或者是政治組織方面，我們都不能看到希望和信任”，因此向英國政府提出聯合美國“和清朝的高級官員儘早地進行會晤”

〔（１４）〕的建議，以取得在長江兩岸及其鄰近地區通商貿易的權利。隨後，英國即把太平天國放到一邊，而把外交活動的中心轉向清政府，聯合美、法等國與清廷進行修約談判。對太平天國則繼續實行中立政策。

修約談判破裂後，英國聯合法國發動了侵略中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並打敗清朝，于１８５８年６月簽訂了中英《天津條約》，其中規定：“長江一帶各口，英商船隻俱可通商。惟現在江上下游均有賊匪，除鎮江一年後立口通商外，其餘俟地方平靖，大英欽差大臣與大清特派之大學士尚書會議，准將自漢口溯流至海各地，選擇不愈三口，準為英船出進貨物通商之區”

〔（１５）〕。英國取得了在長江一帶通商貿易的新特權。為了取得太平天國對這一新特權的許可，英國又把外交活動轉向天京政權。１８５８年１１月，英國全權代表額爾金（Earl of Elgin）率艦闖入長江。此時，正值太平天國軍事危機之時，在長江上游連遭慘敗，湖北、江西及安徽大片土地落入湘軍之手，首都天京也被清朝大軍所圍困，情況十分危急。洪秀全等太平天國領導人，幻想得到英國的支援，以扭轉軍事上的被動面。因此，對英國人的到來表現出極大的興趣。１２月２７日，洪秀全在給額爾金的詔書中，希望外國兄弟“同頂爺哥滅臭蟲”

〔（１６）〕，表達了爭取外援的強烈願望。１２月２９日，洪秀全派益天福李春發與額爾金特派代表威妥瑪（Thomas F•Wade）等人會談。會談中，李春發一再説明，作為基督教徒，英國人與太平天國是“同一家庭中的兄弟”，通過會談，英國船艦在長江的航行特權取得了太平天國的認可，只是在英國船艦通過太平天國區域時，“要告知衛戍部隊，這樣，不致發生衝突”

〔（１７）〕。對於太平天國的這樣態度，額爾金非常滿意，增加了對太平天國的好感。

１８６０年１０月，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城。在刺刀的威脅下，清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了中英《北京條約》，使英國獲得了比《天津條約》更多的特權。而在此時，太平天國各路大軍已經完全摧毀了江南大營，並乘勝攻佔常州、無錫、蘇州等地，逼近上海。１８６１年３月１日，雅齡（Aplin）艦長奉海軍司令何伯之命照會太平天國，提出包括允許英人船隻航行長江，以及太平軍如進攻九江、漢口、鎮江時勿侵及英人生命財産在內的八項要求。經過談判，太平天國對英國人的這些要求完全給予了滿足。隨後，雅齡艦長再次照會太平天國，要求“太平軍不得侵入上海吳淞附近百里（三十英哩）以內，否則武力制止”

〔（１８）〕。為此，讚王嗣君蒙時雍代表太平天國，與英方代表巴夏禮、雅齡進行了四次談判。經過反覆磋商，太平天國同意在本年內“勿進入上海吳淞周圍一百里內”

〔（１９）〕，作為交換條約，英國人也表示“我們願意在目前中國所進行的內戰中保持中立”

〔（２０）〕，雙方繼續維持和平局面。

１８６１年底，太平軍不進攻上海、吳淞周圍一百里的期限即將結束。為了繼續阻止太平軍進攻上海，以及取得其他特權，何伯司令指派賓漢（H•M•Bingham）艦長于１２月２７日向太平天國發出照會，提出了太平天國必須繼續保證不進攻上海、吳淞兩地一百里以內地區等四項無理要求。１８６２年１月１日，蒙時雍代表太平天國復照賓漢，駁斥賓漢的謬論，並表示對英國人提出的四項要求“天朝不能應允”

〔（２１）〕。賓漢再次照會，竟然威脅：“上海與吳淞兩城已為英法軍所佔駐，如果貴處續有進攻該地之謬舉，將遭到不只與上次相同之抵拒，而且超過以前之後效而為貴處愚妄之舉動所應得之報”

〔（２２）〕，態度十分強硬。蒙時雍則根本不予理睬判破裂。英國對太平天國的中立政策到此結束。

第三個時期：從１８６２年１月賓漢與蒙時雍談判破裂，到１８６４年５月，為英國政府公開鎮壓時期

早在中英《北京條約》簽訂之前，英國就開始了鎮壓太平天國的醞釀。１８５９年２月５日英國駐華公使普魯斯（F•W•A•Bruce）曾就外國公使進駐北京後英國對太平天國應採取的態度向英國政府請示。英國外交大臣馬爾墨斯伯裏（Lord Malmesbury）作了如下批示：“我們應該幫助清政府把太平軍趕出南京”

〔（２３）〕。這説明英國政府對太平天國的態度早已有了巨大變化。只是當時英國與清政府的戰爭仍在繼續，武裝干涉太平天國的條件還不成熟。中英《北京條約》簽訂後，英國從清政府手中獲取了更多的特權。太平天國的繼續存在，直接威脅著英國人的在華利益，成為條約內容得以實現的巨大障礙。因此，鎮壓太平天國的醞釀重新開始。１８６１年５月１０日，英國駐廣州領事羅伯遜（D•B•Robertson）在給英國官員的信中提出：針對太平軍勢力在長江下游尤其是上海周圍的發展，所造成的對英國利益的惡劣形勢，“如果我有這個權力，我就給清政府以援助，直接的或間接的，看情形而定”

〔（２４）〕，積極主張出兵鎮壓。１８６１年六七月間，在英國侵略軍內部甚至還進行了一場是否要攻擊南京的爭論，具體策劃干涉方略，只是條件尚不成熟。

１８６１年１１月，清政府內部發生宮廷政變，在這場權力之爭中，排外派肅順八大臣被解職，傾心於外國人的西太后與恭親王奕ｘīｎ＠①掌握了清政府大權。這派人政變的勝利，贏得了英國的好感：“我們認為它是英中關係史上應該予以大書特書的事情……參與攝政的恭親王及其他大臣們，不僅對於外國公使以及各國駐北京使館表現出極其友好的關係，還就這個帝國內政方面的事務，特別是在極力鎮壓太平天國叛亂這個問題上，向外國公使們請教”

〔（２５）〕。清政府內部的這種新動向，是英國政府盼望已久的。為了儘快把太平天國鎮壓下去，清政府于１８６２年２月８日發佈上諭：“借師助剿一節，業經總理衙門與英法住京使臣商酌”

〔（２６）〕，正式批准了借師助剿的主張。這完全符合英國人的想法。

１８６２年３月４日，普魯斯公使在給英國政府的報告中明確表示：“在這場鬥爭中，我不認為我們可以多久地維持我們目前的地位，而不致犧牲我們的貿易……如果叛軍堅持威脅上海，只要我們能夠給予他們這樣一種打擊，我們完全有理由對叛軍實行進攻。”

〔（２７）〕意思很明顯，只要太平軍進攻上海，英國就要進行武力鎮壓。４月１０日普魯斯再次致函英國政府，更進一步表示：“如太平軍侵害英國商務，當即予以致命打擊”

〔（２８）〕，英國外交大臣羅塞爾完全贊同了普魯斯的主張：“我必須通知你，關於對付太平軍所遵循的路線，我同意你在３月４日的公文裏所表示的看法”

〔（２９）〕。 賓漢與蒙時雍談判破裂後，英國侵略軍正式撕下中立的假面具。１８６２年１月７日，忠王李秀成親率大軍，水陸並進，包圍上海，發動了對上海的全面進攻，力圖一舉攻克。英國則以保衛上海的商務不受侵害為藉口，正式出兵，攻擊太平軍。１月１２日，英國駐上海領事麥華陀，聯合清朝上海地方官及法國領事，在上海成立中外會防局，決定共同防守上海。與此同時，為了加強英軍在上海的戰鬥力，英侵華陸軍司令邁克爾（John Michel）“帶九十九聯隊及炮兵若干同來”

〔（３０）〕，增強了英國在上海的軍事力量。３月２１日，何伯率領英國軍隊在法國軍隊的配合下，向駐守在上海浦東高橋的慕王譚紹光、納王郜永寬、忠二殿下李士貴及吉慶元等部的太平軍發動猛烈進攻，屠殺太平天國的軍事行動正式開始

〔（３１）〕。４月，何伯又與法軍採取以攻為守戰略，向上海周圍的太平軍發動進攻，佔領嘉定、青浦、松江、南橋和柘林等地，大批太平軍將士死於英軍屠刀之下。隨後，英軍又在清軍、法軍的配合下，大舉進攻蘇南及浙江地區，導致太平天國蘇浙大片根據地的喪失，加速了太平天國的失敗。

從英國開始實行武力鎮壓太平天國政策時起，就遭到了英各方面的強烈反對，這其中既有在華的英國官員、傳教士及商人，也有英國國內的部分政府官員。把這種干涉政策抨擊為：“不獨是愚笨過甚，及在理論與實施上是自殺的，而且從各種後效上觀之，簡直是絕對不義不公，罪過惡毒的”

〔（３２）〕。國會議員納士（Naas）、列德爾（Liddel）等人“屢在眾議院中或書籍文章上發表其批評或抨擊政府之新政策”

〔（３３）〕。直至１８６４年５月３１日，英國首相巴麥尊（H•J•T•Palmerston）在強大壓力之下才被迫表示：以前所實行的協助清政府的政策“都已失敗了……隨而宣言放棄干預中國內戰的政策，兼宣佈以後採取完全中立的、自衛的態度”

〔（３４）〕，是為干涉政策之結束。但到此時，太平天國已受到了致命打擊，敗局已無可挽回。

總之，在太平天國先後１４年的運動中，英國的態度經歷了無明確對策、中立及干涉三個不同的時期。無論英國採取什麼態度，目的只有一個：維護和擴大英國在華侵略特權，這一點貫穿于其對太平天國態度的全過程。

註釋：

（１）轉引自茅家琦《太平天國通史》上冊，第６０６頁。

（２）（２０）呤ｌ＠②《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中譯本，第３８—３９、６６頁；第３１１頁。

（３）（１３）（１４）（１７）茅家琦《太平天國對外關係史》，第５７、１０８—１０９、１１０—１１１、１９４頁。

（４）（６）（７）（１０）（１１）（２１）（２２）（３２）（３４）簡又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第７９０、７９０、７９０、８０７、８０７、９９４、９９８、１１６７、１１６７、１１８６頁。

（５）嚴中平《太平天國初期英國的侵華政策》，《新建設》１９５２年９月號。 （８）（９）（１８）（１９）（２８）（３０）（３１）郭廷以《太平天國史事日誌》，第２４４、２４５、７５６、７５８、８７９、８５９頁；參見第８６２頁。

（１２）（１６）《太平天國文書彙編》，參見第２９９—３０７頁；第４４頁。

（１５）翦伯讚等《中國通史參考資料•近代部分》上冊，第１１９頁。

（２３）鄧嗣禹《太平叛亂與西方列強》，第２５０頁。

（２４）嚴中平《１８６１年北京政變後中英反革命的勾結》，《歷史教學》１９５２年第５期。

（２５）《北華捷報》１８６３年１月１０日。

（２６）《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４，第２頁。

（２７）（２９）英國藍皮書《關於中國叛亂的後續文件》（１８６２年），第２號第７頁；第５號第８頁。

字庫未存字註釋：

＠①原字讠加斤

＠②原字口加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