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冒出了另一種聲音，説屈原的自殺是一種掩人耳目的“包裝”，他的死是被人指使的謀殺。
　　考察屈原生活的年代，許多人有殺他的動機和嫌疑。《史記》裏列舉的就有對他厭煩的兩位國王、上官大夫靳尚和令尹子蘭，此外有秦國大臣張儀等等。由這些大權在握的人物組成的的政治同盟，打擊屈原並非難事。區區屈原縱然文華四射，才情孤高，卻對官場潛規則一竅不通。恃才傲物，結果遭到政敵讒言：先是被楚懷王所嫌惡而罷官，既而又因滿腹牢騷而開罪新王楚頃襄王，被流放到今湖南汨羅江一帶，淪為流浪者。
　　不過話又説回來，屈原既已遭貶，端午日就是五月初五，它意謂著夏季(午月)的開端，由於隱含兩個“五”字，所以一些地方又稱為“重午(五)”，多出現于夏至前後。那天，炎熱的夏季已經逼近，各種鬼魂、蛇蟲和瘟疫開始歡樂總動員，古人形容它“五毒盡出”，可見這天不是個吉祥的日子。
　　端午就是最古老的亡靈紀念日，世人要在這天悼念那些不安的鬼魂，祈求它們離去。但這一“鬼日”卻因佛教傳入而發生位移，被七月十五的盂蘭盆節替代。端午的原始功能，在歲月的侵蝕中變得曖昧不清，只有在門上懸挂菖蒲、艾草、石榴和胡蒜等的祛邪風俗，還約略暗示著它與鬼魂的關聯。菖蒲葉片狀如寶劍，方士們稱其為“水劍”，後又引伸為“蒲劍”，據説可斬各種妖魔鬼怪。一方面小心翼翼地勸慰冤死的亡靈，一方面又大張旗鼓地驅除惡鬼，這種軟硬兼施的兩面手法，構成了端午習俗的真正母題。
　　農曆最早由夏朝啟用，故又稱夏曆。第二次在春秋戰國被部分國家應用，第三次由漢武帝重啟，一直沿用至今。端午節的習俗，在戰國時代被楚人所用，其源頭遠在屈原和伍子胥之先。這兩位楚國忠臣的死期，若不是碰巧剛好撞上端午日，就是被當地百姓蓄意改造，以期與鬼節融為一體，成為祭祀追穰的對象。
　　倘若謀殺屈原的史實存在，那會是個什麼樣的場面呢?
　　我們不妨設想：刺客在汨羅江上乘舟追殺，而屈原則乘坐另一小舟奪路而逃，其場面驚心動魄。這場水上生死角逐，最終以屈原的不幸落網而告終。御用殺手把他裝進麻袋，在捆緊了之後投入江心。隨後，政客們偽造了屈原自殺的遺書《懷沙》，並且利用史官四處散佈屈原與鄭袖不和的謠言。一代文人英豪就此離奇地香銷玉殞。
　　令當權者始料不及的是，老百姓目擊了這場卑鄙的謀殺。他們渴望説出真相，但卻畏懼權勢，最終選擇了一種頗具象徵意味的“戲劇”。
　　這就是現下流行民俗的起源：在屈原被謀殺的那個日子和那個現場舉行哀悼屈原的祭禮，他們機智地用賽龍舟來隱喻當時激烈的追殺場面，用包粽子來隱喻屈原被投入江中的悲慘事變。其中，米飯象徵他的肉體，粽葉(竹葉)象徵裝他的麻袋，粽絲象徵捆紮他的繩索，而把粽子投入水中，則象徵著屈原遭人溺斃的真相。
　　或許由於時間的流失，這些出現在屈原紀念儀式上的隱喻，最終成為費解的謎語。至此，歷史被收藏和掩蔽在了壯麗的風俗的背後。
　　説百姓憐愛屈原紀念屈原保護屈原，絕非無有根據。在屈原“自殺”現場附近的汨羅山上，僅僅方圓兩公里範圍內，竟然史無前例地出現了十二座墳冢，大多高為五米，底部直徑為八米，四週環植蒼松扁柏，墓前都樹立刻有“故楚三閭大夫之墓”字樣的石碑，但究竟哪一座是真的，世人實在無法辨別，這就是所謂屈原十二疑冢。有人認為其中必有一座是真的，而其他則都是克隆之物。
　　民間傳説稱，此舉是為了防人偷盜墓中珍寶，又説為了阻止秦軍掘墓復仇，其理由聽起來都相當牽強。似乎只有一種解釋可以自圓其説，那就是要防止謀殺屈原的政敵前來掘墳毀屍。在發明瞭粽子龍舟儀式以傳播真相的同時，民眾還要精心製造偽墓來保存從水裏打撈起的詩人遺骸。這是何等詭異和富於戲劇性的事件，它再度向我們證實了楚國政治的險惡以及人民的抗爭智慧。
　　數百年之後，漢朝的著名文學家賈誼被漢文帝從京城貶到長沙為官，在渡過湘水的時候，寫下了一篇辭賦來憑吊屈原，托古寄懷，籍此發出悲憤的嘆息：“曾聽説屈原是自沉汨羅江而永逝，如今我來到湘江之畔，哀悼先生的英靈。只因遭遇亂世，才逼得您自殺而喪失生命。這一切是多麼的令人悲傷！”賈誼的盲目抒情，無疑直接影響了司馬遷的歷史判斷，以致他對屈原自殺説堅信不疑，而後者的自殺敘事，也就成了中國史上最權威的闡釋文本。
　　除非有極其特殊的原因，他們沒有必要再派刺客去追殺這個“活死人”。
　　那麼，屈原到底是自殺還是被謀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