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族群眾的口碑中，朱元璋是一個受到稱頌的皇帝，似乎由於朱元璋的個人作用，回族在明代初年很受重視，産生了許多顯貴人物，給本民族爭了光。與此相聯繫，回回民間傳説中，常遇春、馮勝、胡大海、藍玉等明朝開國名臣都被説成是回族，甚而至於連朱元璋、馬皇后也被説成是回回，時常有人不惜筆墨，在基本上沒有任何可靠史料的情況下，做振振有詞之談。 其實，這些傳説與歷史的真實相去甚遠。可以斷言，朱元璋不僅沒有過任何特意扶持回回人的政策，相反，以其政治政策和個人心態而言，他是防範和歧視色目人的，回回自然包括在色目人中。相關資料很少，我們努力從散落瑣細的資料中求索正確的認識，希望對這一問題上的各種傳説有所澄清，也希望相關研究能不斷深化。


眾所週知，朱元璋以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為號召，削平群雄，滅亡蒙元，以一個出身極其寒微的僧徒，經過了1O多年艱難複雜的政治與軍事鬥爭，終於登上皇位，建立了大明王朝。政權建立之初，為利用漢人，特別是江南漢人的民族情緒，他曾經發佈了一些明顯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政令，鄭曉《吾學編》卷一載：“洪武元年二月壬子，禁胡服、胡語、胡姓。” 1這條禁令不見於《明實錄》與《明史》。但並非空穴來風 《明實錄》屢經竄改，許多不利於太祖形象的內容都被刪改，這是治明史者公認的事實；《明史》則因為受到清初遺民學者如萬斯同等的影響，太祖本紀寫得非常之簡略，對朱的暴虐多所隱飾。這使得洪武朝的許多史事晦蒙不明，甚至造成嚴重缺失。就以此條禁令而言。在《明史-太祖紀》裏競被壓縮成了“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詔衣冠如唐制”2 。只有6個字，而與之相應的胡服之禁卻只字不提。再看談遷《國榷》卷三的記載：“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詔復衣冠如唐制，禁胡服、胡語、胡姓名。”

3 《國榷》所載應該是完整的，它印證了《吾學編》的記載。而且還在《吾學編》的“胡姓”下多了一個“名”字，這一字之差牽涉到禁令的執行範圍，不是小問題。《明太祖紀》的壓縮，透露出為大清王朝效命的明史館臣們的特殊心理．其中既有為朱元璋曲意回護的隱衷，也有投鼠忌器的顧慮。


胡服、胡語和胡姓名之禁頒布兩年多後，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又有一項新的詔令。《明會典》卷一三《吏部十二》載：“洪武三年，詔蒙古色目人人仕後或多更姓名。歲久子孫相傳，昧其本源，如已更易者，昕其改正。”_4 此事在《太祖實錄》卷五一有更詳細一些的記載：“洪武三年四月甲子，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名。詔日： 蒙古色目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體擢用。比聞人仕之後，或多更姓名，朕慮歲久。其子孫相傳，昧其本源，誠非先王致謹氏族之道。中書省其誥諭之，如已更易者聽其改正。” 這個詔令好像與洪武元年(1368年)的禁令相牴牾，初讀令人不解。其實不難看出．這只是一個局部的凋整，背後有著朱元璋幽深的政治考慮。


元亡後，除一部分色目人隨元順帝北遁沙漠外，大量色目人因久居內地，只能留下來。而其中一部分已經深度漢化，有的還通過各種渠道——科舉、軍功、歸附等——進入明朝官僚系統，其中尤以通過內附而進入軍旅者為多。面對這一現實，面對數量相當大的色目軍政官員，朱元璋不能不從深遠的政治意義上著想，對洪武元年(1368年)“胡姓名”之禁有所修正。請注意，這裡並不包括胡服胡語之禁，只開了胡姓名之禁，本質上這是一個融通權宜之計，不能説明朱元璋已經改變了對色目人歧視和防範。

洪武初年對蒙古、色目人的歧視和強制同化，還表現在當時的婚姻制度上。據《明會典》卷二二戶部七載：“洪武五年，令蒙古色目人氏，既居中國，許與中國人家結婚姻，不許與本類自相嫁娶，違者男女兩家抄沒，入官為奴婢。其色目欽察自相婚姻，不在此限。”

這條禁令也見於《明會典》卷一四一刑部十六《律令.婚姻》：“蒙古色目人婚姻：凡蒙古色目人，聽與中國人為婚姻，務要兩相情願，不許本類自相嫁娶，違者杖八十，男女人官為奴。其中國人不願與回回欽察為婚姻者，聽從本類自相嫁娶，不在禁限。”-7 這顯然是一項與禁止胡服、胡語、胡姓名有著相同用意的政策，核心是兩點：一是不允許蒙古、色目同類自相嫁娶，以儘快減少其人口，“違者杖八十，男女人官為奴”，處罰不謂不腹刻，嚴令之下，蒙古、色目只能與漢人通婚，這就大大加快了同化速度。附加上“務要兩廂情願”一條，表面上是尊重雙方的自願，實際上是專制者的巧偽，是拙劣的障眼法。


其二，漢人不願與回回、欽察人為婚者，“聽從本類自相嫁娶，不在禁限”。這一條頗費解，而《明會典》的前後兩種説法又不統一。第一種説法是：“其色目欽察自相婚姻，不在此限。”好象是專對“色目欽察”而言的。第二種是“其中國人不願與回回欽察為婚姻者，聽從本類自相嫁娶，不在禁限”。叉好象是回回、欽察找不到願意與之通婚的漢人時，允許本族嫁娶。這裡的“色目欽察”的含義不明確，是指色目人中的欽察人，還是特指某個族群?暫難遽斷，允當後考。


總之，我們將它理解為網開一面，是一個大政策裏的寬鬆部分，料大致不差。我們相信，在朱元璋的嚴刑酷法之下，洪武元年(1368年)的禁令産生了廣泛效應，特別是在江南，散居各地的蒙古人色目人絕大多數都改換了姓名 ，如果僅從姓名看，已經很難分辨他們的族屬。景泰、天順年間的理學名臣丘浚曾説：“國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處諸州者，多已更姓易名，雜處民間，如一二梯稗生於丘柯禾稻之中，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別識之也。”_8 丘浚的比擬。充滿了大漢族主義的優越感，但所講情況是真實的。元代社會大量的非漢族姓名，入明後一下子不大見到了，説明當時改易姓名者很多。
而大批的蒙古色目遺民的個人遭遇自然千差萬別，但總體上應該是淒楚的，民族性的改朝換代必定會伴隨著劇烈的社會震蕩，傾巢之下，豈有完卵!如以個人的遭遇而言，大家所熟悉的詩人丁鶴年是有代表性的。

丁鶴年出身於色目世宦之家，生逢元明革代之際。元亡以後，他心存故國，先後避居四明、武昌，與具有同樣故國情結的戴良等漢人遺民結為詩友，時時作去國懷鄉之咏，最後老死於巷陌。他的遭際原本在情理之中，不足為怪。只是向來研究者多著眼于他作為色日人的政治趨向，忽略了他實際上是在困頓中艱難求生，過著“淒淒惶惶，如喪家之犬”的生活。《明史》本傳説：“四明方國珍據浙東，最忌色目人，鶴年轉徙逃匿，為童子師，或寄僧舍賣漿自給。及海內大定，牒請還武昌，而生母已道阻前死，瘞東村廢宅中，鶴年慟哭行求，母告以夢，乃嚙血沁骨斂而葬焉。烏斯道為作《丁孝子傳》。鶴年自以家世仕元，不忘故國，順帝北遁後飲泣賦詩，情詞悽惻。晚學浮屠法，廬居父墓。以永樂中卒。 對他的“轉徙逃匿”，除了因方國珍的迫害外，明人孫緒還説到另一個原因：“丁鶴年西域人，洪武初，回回人禁例甚嚴，行止皆不得自由。


丁嘗有詩云：‘行蹤不定梟東徙，心事惟隨雁北飛。 圓作者孫緒，字誠甫，自號沙溪，故城人，弘治己未進士，官至太僂寺卿 。所引兩句詩，不見於今本《丁鶴年詩集》。孫緒所言“回回人禁例甚嚴，行止皆不得自由”的具體內容如何，不見於明代史籍，現已無從得知，但孫緒言之鑿鑿，應非隨意所説。由此而知，洪武朝，色目人的行止居住都沒有自由。丁鶴年的晚景，即所謂“晚學浮屠法，廬居父墓”、“後隱武昌山中”，以及在武昌街頭賣藥之類，實際都不過是“禁例甚嚴”的境遇下的求生之計而已。烏斯道在《丁孝子傳》中也曾講到丁鶴年一家當時的落魄流離的情況：“丁孝子名鶴年，西域人也。 自其祖人中夏，世為顯官，父職馬祿丁公，官武昌縣最長，有善政。歿而就葬武昌。後兵亂，鶴年倉卒奉母夫人走南徐世父家，生母馮氏先匿邑之東村，東村首難，競阻絕莫之知也。”_9陳垣先生曾對丁鶴年晚年的境遇心情有所分析，他認為，丁鶴年詩中“一種恐懼憂思之情，溢於言表”，至於他晚年“遁跡空門”等，都是為了避開禍害，“何與于禪”? 筆者認為丁氏一門東躲西藏的逃匿生活，很可能是元明間許多南方色目世家的共同情況，迫害應不只來自方國珍、朱元璋，很可能是動亂時期社會上的普遍現象。但鑄成法令，乃至於公開推行侮辱性禁例，是朱元璋所為，是這位有明顯虐待傾向的“布衣皇帝”的特有風格。

雖然很多東西中已被人在有意無意中抹去，但仍有蛛絲馬跡殘存下來，有心的史家將其挖掘出來。前輩學者鄧之誠先生在他的名著《骨董瑣記》中，有《教坊司題名碑記》一條雲：“南京古物保存所，有萬曆辛亥教坊司題名碑記，凡二十色，有俳長、色長、農巾教師、樂工等稱。按洪武中建十四樓于京師，以處官伎，日：來賓、重澤、清江、石城、鶴鳴、醉仙 書傳有碑記，色目著豬皮靴，不許乘騎，若行中徑，許平民打死勿論。題名碑中，無此規條。”元代教坊青樓之中有色目人，見於元夏庭芝《青樓記》者如“回回旦色”米裏哈就是一例。例子還有，不必多舉。而明朝規定教坊中的色目必須穿“豬皮鞋”，並規定不許騎馬，如果膽敢走在大街中間，“許平民打死勿論”，這種法令的歧視性和侮辱性顯而易見，就其刻薄歹毒而言，無疑出自朱元璋本人，這與洪武年間許多有悖於人性的法令完全一致，數百年後猶令人憎惡，令人不寒而慄!


出於政治上的需要，朱元璋有時不得不起用一些具有特殊技能的色目人，典型的例證就是洪武元年(1368年)設回回司天監，用回回人黑的兒、阿都刺、迭裏月實等；二年(1369年)又用元回回司天臺官員鄭阿裏等十一人 。又封回回學者馬沙亦黑、馬哈麻為翰林編修，要他們翻譯從元大都得到的數十百冊“乾方先聖之書”，親自執筆寫敕文，以示隆重 。還有些人，特別是精通武藝的軍人，他也需要。筆者在《清初回族循吏張瑾史跡》一文中提到的，揚州回族張氏始祖阿不都拉，因善射而被朱元璋賜姓為張，以後世代為軍官 。這也是一例。根據現存的明代衛所軍官《選簿》，我們不難發現明朝軍隊中的蒙古、色目人數量相當之大，但大量的是永樂、宣德以後陸續歸附的，洪武年問的也有，但比例並不大 。

早期歸附的，在朱元璋專為打擊軍隊實力派人物藍玉等人所發動“藍黨案”中，多數已遭清洗，這在記錄藍黨供狀的《逆臣錄》一書中，有怵目驚心的記載。我們不必一一舉述，只節錄其中蒙古左衛指揮法古等人的供詞來看：“(法古)招為修理城門事赴京，因知藍玉在家，是古前去拜見。本官留飲，對説：我親家靖寧侯為胡黨反來廢了，我們都是從小跟著上位出氣力的，如今得做公侯地位，尚且保全不得，你這等達達、色目人，更是不知久後如何?你心裏肯順我時，不愁不享富貴。”16法古的供詞與另一位受牽連的軍官乃兒不花的供詞是一致的。乃兒不花的供詞是：“洪武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有蒙古衛指揮法古到家相望，隨後有脫臺指揮亦來。是不花就留各人飲酒間，有法古言説：‘我昨日去望涼國公，他有句話對我説，要教你也知道，因此上我來和你商量。’是不花問説：‘他道什麼來?’本官回説：‘涼國公道，我們都是從小跟隨上位出氣力的人，到個公侯地位尚且保全不得，你這等歸降的達達、色目人，更是不知久後如何，他説早晚要動手謀反，教俺準備些好漢來助他。”-17( 同樣的供詞也見於一名叫只兒瓦歹的軍官口中，也是由法古轉述的。


此案牽連了大量的蒙古、色目軍官，如同其他被株連者的供詞一樣，大多是嚴刑逼供下的産物，千篇一律，如同印版，難以置信。但，這卻印證了一個史實，即朱元璋對歸降的蒙古人色目人是不信任的，藍玉講：“更是不知久後如何!’’固然有煽動意圖，但並非無中生有。因為這批達達色目軍官們密談時，多次講到“這裡法度利害，將俺達達人做賊一般看待，若是我比先得知如此，至死也不來”6 。證明藍玉的話絕非憑空虛語，他畢竟是曾受到朱元璋重用的高級將領。


我們還注意到，“藍黨”供詞中，多人提到“以前有一起達達頭目每，受不過苦，也曾反叛來。因我們向前廝殺，以此上走不出去”_16 。此事在明代史籍和清修《明史》中並沒有任何記載，我們暫難確認其發生的時間地點。筆者的推想，可能就指洪武元年(1368年)十月間的一次事件。當時，徐達率大軍攻破元大都，將所俘獲的元朝文武官僚等大隊人馬押送南京，行至通州時，“內有回鶻欲作亂，事泄，戮五千余人，妻女俱配軍士”l1 。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然則僅見於俞本私著的《紀事錄》，正史中略無蹤影，幸得近年陳學霖先生將其發現並加予刊佈，明史界才得以閱讀並加以應用。

“回鶻欲作亂”的具體內容不得而知，推測，是俘虜中的色目人企圖擺脫羈押而逃回北疆，於是便遭遇了滅頂之災，被殺者競有5000之多，這給歸降的蒙古色目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當他們之中的許多軍官被牽連進藍黨面臨滅族之災時，許多人表現出對歸降的懊悔，對“回去俺草地裏快活”的嚮往 “嘲”。元朝開國名臣木華黎之裔納哈出，以十萬之眾據守遼東，後歸降朱元璋，封海西侯。死後兒子察罕受封為瀋陽侯，實際上過著惶恐不可終日的日子。當藍玉讓他“收拾砦達達人來接應”時，他想到的是“若事成呵，都與大名分做，也得草地裏去耍遭”。他説：“我們這一般達達，歸附今朝做官，只是法度利害，熬不出去，看這光景，不如隨他做一場倒好。”叭‘熬不出去”4個字道盡這些人淒楚，真所謂度日如年。


從清洗“藍黨”的大規模運動中，我們清晰地看到大批歸降蒙古色目人的悲慘下場，也看到朱元璋對包括常遇春之子開國公常升、涼國公藍玉等功臣的無情整治。常、藍是否是回回人，迄無確證，先不做結論，而我們從大批歸降色目人所遭遇的滅門之災上，絲毫也看不到朱元璋對回回有什麼特別的法外之情，所看到的只有猜忌、淩辱和無情的殺戮。實際上朱元璋並不掩飾他對色目人的輕蔑，即使是在處理一般事務中也都會流露出來，我們可以舉出一些例子來。


《大誥》是朱元璋親自製定的法令集，他精心挑選案例，撰寫處理意見，甚至具體到最後的處置方式。他希望“斯令一齣，世世守行之”。在《大誥》中，涉及到兩名受刑的回回官員，一名叫艾祖丁，罪名是“妄奏官屬”，朱元璋的判詞和處理結果是：“艾祖丁係回回人氏，任大理寺左少卿。凡詳審刑名，其心務在出入，其同任在寺進士楊吉，執政明刑。其艾祖丁等官，數皆不律。內大理卿邊泰，被進士唐盛等具奏情狀，已行治罪。其艾祖丁心生妒忌，生事羅織，楊吉為無短可訐，止將出入緣由羅織，朦朧具奏。其辭日：楊吉不遵禮法，于公堂中大辱臣等。朕敕都是御史按問，及其復命也，乃艾祖丁誣奏楊吉，祖丁抵其罪而無憾，誅之。”

此案所牽涉到的艾祖丁、邊泰、唐盛、楊吉等，都是大理寺官員，唯對艾祖丁，朱元璋一起筆就點明“係回回人氏”，很難想像這是什麼心態。結合處理結果看——艾祖丁僅僅因為“心生妒忌”，誣奏楊吉不實便遭誅殺—— 就不能不讓人覺得“係回回人氏”一句其實包含著朱元璋的民族歧視.


再看另一個案例，即《大誥三編.王錫等姦弊第二十九》。朱元璋寫道：“禮部郎中王錫，係色目人，冒漢姓而日王錫，掌祠部事。凡大駕、東宮、王駕出入並諸將徵進，有所祭祀，牲口並屬本部收買。其王錫通同察院、刑部子部、光祿司少卿屈圖南，將斷沒豬羊暗地移文，作收買破用。其所支官鈔，或千，或數萬，抵下入已。致被主事李顯各因事發，訐出前姦。其色目王錫公然肆女。招殺身之禍。《大誥》遍佈臣民，初出未廣，禮部且有一部，員外郎尹嚴時常看讀。色目王錫見之，故藏匿其書，亦被尹嚴奏發。嗚乎!君子導人為善，惟恐不善，導之再三。今色目王錫公然為惡，見人為善，惡人為善，匿其《誥》，使人不知。《誥》已布天下矣，何匿之有哉!嗚乎!愚夫為利之所迷，將以姦狡為妙，孰不知殺身速矣，色目王錫由是而殺身矣。”18 王錫事跡于史無考，改用漢人姓名前的名字也無從考知。據《誥》文，王錫的罪主要是兩個：一個是通過主管祭祀用牲口的權力，串通其他官員，“將斷沒豬羊暗地移文，作收買破用”，借機貪污。這當然是重罪，是朱元璋最為痛恨的。其二卻有點莫名其妙。同僚尹嚴揭發王錫將朱元璋頒給禮部的《大誥》藏匿起來，“使人不知”。朱元璋曾規定《大誥》前後三編“凡朕臣民，務要家藏人誦，以為借鑒”。“皆頒學宮以課士，裏置塾師教之” 。於是，社會上便出現了許多能背誦《大誥》全文的“積極分子”。一時，天下學校能講讀《大誥》的師生來京朝見者竟達到19萬餘人，朱元璋當然興高采烈，“皆賜鈔遣還”l2 。朱元璋認為，以他對一系列“害民事理”的嚴峻處置，加上他的一番諄諄告誡，必能深入人心，天下也就大治了。那位“時常看讀”《大誥》的尹嚴，顯然是一個善於追風的政治投機人物，他揭發王錫藏匿《大誥》，構成王錫“惡人為善”的罪名，終於置王錫于速死。

這些內容聽上去距今未遠，似曾相識，非常令人厭惡。而朱元璋一個又一個的“色目王錫”，其譏諷輕薄之情躍然紙上，無論如何同他的帝王身份是很不相副的。朱元璋對降附的和散處民間的蒙古人色目人都非常之提防，這反映在他的一系列言論中。明壬世貞《鼻山堂別集》所載《詔令雜考二》記朱元璋于洪武三年給徐達等人的親筆諭令日：“一個太醫，江西人，前元提舉，即目在各官處用事；又指揮孫蒼處有兩個回回，金有讓孚家奴也，教發來。” 如此精細入微的觀察與追索，出於政治上的考慮，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也看到朱元璋的心態與他的夷狄觀是有關係的。他曾有《解夷狄有君章説》一篇短文，是讀孔子《論語.八佾》“夷狄之有君”一章後的心得，他寫道：“夷狄，禽獸也，故孔子賤之，以為彼國雖有君長，然不知君臣之禮，上下之分，爭鬥紛然。中國縱亡君長，必不如此。是其有君。曾不如諸夏之亡也。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23 3基於如此荒謬的民族意識，朱元璋不可能恰當地把握和解決元朝遺留下的民族問題，於是歧視、提防以至羅織罪名加以剪除，就必定成為他民族政策的重要因素。而總體政策也缺乏穩定性和連貫性，往往隨機變宜，賞罰無定，此一是非，彼一是非。以胡服胡語之禁而論，南方執行得可能相對徹底，北方就未必然。

史學前輩陳登原先生早就注意到了這一點。他引明鄭曉《吾學編》卷一“弘治四年，禁胡服胡語”條，又引李贄《續藏書》卷一七《何喬新傳》“泰陵初，召公為刑部尚書，上書乞禁京師胡服胡語”一條後，陳先生有案語雲：“弘治為孝宗紀年，孝宗死葬泰陵。弘治四年(1491年)上距洪武元年(1368年)已百二十餘年，京師尚有胡服之事，可知所謂衣冠如唐如宋，當時頒令云云．民間不能盡從。”

這説明，在自古就是多民族國家的中國，特別是在民族文化交流達到新的歷史高潮的元朝，各民族間通過交流而産生了新的文化多元風尚，乃是水乳相溶、水到渠成的事情，胡服胡語和胡姓名的存在和禁而不止，正説明人民喜歡這種多民族共有的文化環境，珍惜大元王朝100多年所遺存下來的文化融合氛圍。這不是朱元璋及其子孫們的一道禁令就能掃除乾淨的。朱元璋用盡心機，無非想抹掉胡元百年立國的人文痕跡，以突出自己“再造中華”之功，然而他死後不久，朱棣就帶著強悍的北方騎兵南下奪權，頓時天下易主，遷都北京，民族關係又出現新的局面。而朱棣的軍隊裏就包括有蒙古、色目成分，驍勇善戰的兀良哈三衛曾經是他的主力之一，色目後裔鄭和奉命揚帆遠洋，帝國氣派大大超過了洪武朝。

成祖即位，雖然在許多地方恪守著朱元璋的既定方略，但民族政策畢竟有了調整，大批北方和西北少數民族涌人中國，久居內地，樂不思蜀，漸漸融入了新興的民族共同體回族之中，回回曆史也由此而翻開了新的一頁。




註釋：


①明宋濂有《西域浦氏定姓碑文》，記述了洪武初任起居注官的西域阿魯溫人浦仲淵(本名溥博)，正式以浦為姓的始末，是當時色目人改易姓名的著名例證。碑文見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宋濂全集》，第二冊，706頁。

②明孫緒《沙溪集》卷14，台灣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梟東徙”，典出西漢劉向《説苑》卷16《説叢》：“梟逢鳩，日我將東徙。鳩日何故?梟日鄉人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日子能更鳴可也，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r詩“心事”一句，明言對北遁的元順帝的思念。 ③孫緒，《四庫全書總目》卷《沙溪集提要》：“孫赭字越甫。沙溪其自虢也。故城人。弘治己未造士，官至太仆寺卿。”《明一統志》卷3：“孫緒，洪武中為饒陽知縣，均賦役，清刑罰，以廉能稱。縣人懷惠。”
④明鄭曉《今言》卷1第56條，第3O頁，中華書局1984年點校本。亦見《明太祖實錄》卷31洪武元年冬十月。
⑤《逆臣錄》，第296頁。納哈出傳附見《明史》卷129(馮勝傳》，第12冊，第37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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