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中国现代史之二

孔祥新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华战争初期日本军队在中华民国首都南京犯下的大规模屠杀、强奸以及纵火、抢劫等战争罪行与反人类罪行。日军暴行的高潮从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开始持续了6周，直到1938年2月南京的秩序才开始好转。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有关判决和调查，在大屠杀中有20万以上乃至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约2万中国妇女遭日军奸淫，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军纵火烧毁。

在中国，自1947年南京军事法庭审判以来，普遍认为约有30万人在大屠杀中遇难。在日本，日本政府承认“发生过杀害非战斗人员和掠夺等行为”，但对遇难人数则暧昧不清。日本学界对遇难人数的估计有20万人、4万人、2万人等几种，也有认为南京大屠杀不存在的“否认派”。“否认派”得到部分日本政商势力的支持，在中国引起强烈反感，这使得南京大屠杀成为严重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历史问题之一。

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1973年7月发表《南京事件和史料批判》。《驳南京大屠杀是所谓“无稽之谈”》（日本现代史出版会），批判铃木和山本的否定史观。1967年写成《近代战史之谜》（人物往来社，后半部分为《南京事件》），1972年4月出版单行本《南京事件》（新人物往来社），1972年11月出版日中战争史资料《南京事件》（河出书房新社），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对教科书文字进行修改，他又立即于同年12月出版定本《南京大屠杀》进行驳斥。

1984年，教文社出版了松井石根的亲信秘书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

继日本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公开否认发生过南京大屠杀事件之后，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也出面赞同河村隆之的说法，公然否认存在过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几经周折找到了昨日作为市长助手参加会见的榎本先生。榎本先生在接受我们电话采访时证实，南京市刘志伟书记在与名古屋市长河村举行会谈时，当河村市长对‘南京大屠杀’一事作出否定性发言后，他没有进行反驳，而是很圆滑地转移了话题”。

接着网络出现各种质疑声音：“刚听网民说，大屠杀纪念馆70年代前是纪念被国民党杀害30万人而设的，后改为日本，连数字都懒得改。日本中立人士都认为数字水分太大，他们统计的最多是10出头。我们拿不出准确的数字和证据，居然凑整数让死人为政治服务。”

再接着有称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开始爆料了：在1949年以后，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抹煞国民政府的抗日战争，忘记南京大屠杀，成了下意识的政策主流。“如果讲述‘南京大屠杀’，必然要提到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和付出的巨大牺牲，这显然与‘大陆官方领导抗日战争，国民党逃跑避战’的神话是相矛盾的，因此不得不删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1979年后大陆官方开始承认国民党军队积极抗战，这才使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重新出世。”

爆料者称：1949年共产党占领南京后，在雨花台修建了雨花台烈士陵园，在烈士陵园的纪念碑上写着：国民党政府在雨花台曾经屠杀了30万革命烈士。毛泽东亲自为纪念碑提词：“死难烈士万岁”。但在毛泽东时代并没有在南京修建“南京大屠杀纪念碑”。南京大屠杀曾一度被抹煞的事实说明，为了在历史上圆满一个神话或谎言，就往往不得不另外再追加编造10个新的谎言。制造神话的结果使中国的历史书中谎言遍地。现在中国的历史书虽然有较大的改进，但近代史的部分仍然掺假很多。

很多网民表示，以前只知道学术界对30万这个数字一直存争议，“南京当时是大国首都，却统计不出死亡人数还靠取整，让学术界都蒙羞，没想到，连这30万都是70年代才突然蹦出来的。”署名为剑中作者的文章指，1945年11月7日，国民政府即成立了“首都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1946年2月17日，《大公报》发表了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南京大屠杀案首期调查工作结束惨死同胞约30万》，对东京及南京审判的判决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1949年之后，大陆官方对南京大屠杀不闻不问，相关研究一片空白，直到1985年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部介绍南京惨案的专著。

文章指出，相形之下，大陆官方由于合法性资源的稀缺，只能蒙蔽历史上的悲剧、惨剧，恢复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更多的也是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血腥的土改、镇反、武斗、饿死四千万同胞的大饥荒……，哪一个的重要性低于南京大屠杀？中共对历史悲剧的选择性记忆，是希望通过对集体记忆的塑造，遗忘那些血迹斑斑的历史。”

今天回过头来看，不但毛泽东选集中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从1937年10月底到1938年5月中旬这一段是空白，就连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当时公开和内部言论中，也很难找到从民族大义的角度慎重地提到这次悲惨事件，控诉日本法西斯的罪行的内容。相反，对国共摩擦造成国民党消灭新四军军部的皖南事件和其他所谓惨案……，哪怕只死了几个人，例如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等等，倒是大张旗鼓地宣传。

有关这些史实人们可以查一下毛泽东选集就知道了。毛泽东时代并没有在南京修建“南京大屠杀纪念碑”，1979年以前大陆的中学历史课本中，也并没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述。比如1958年版的“中学历史教师手册”的“中外历史大事年表”中，关于1937年只有：“日军侵占上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样简单的记述，完全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而该书在1927年的大事中，倒有蒋介石屠杀大量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记载。1975年版的《新编中国史》中的“历史年表”中，关于1937年也只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南京防御失败”的记载，完全没有南京大屠杀的踪影。1979年版的全日制中学历史课本中，南京大屠杀才首次登场，直到1985年中国政府才开始在南京修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日本人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要删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难道是因为毛泽东特别地亲日？的确毛泽东本人亲口对日本人讲过“要感谢日本的侵略”之类的话。不过，毛泽东时代删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倒不是因为毛泽东特别的亲日，而是因为毛泽东要丑化蒋介石，要编造一个国民党不抗日，只有共产党抗日的谎言。在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书中，把国民党军队描述成一见日军就逃跑的形像，声称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了80％以上的日伪军，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是在共产党战场，抗日战争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胜利的。如果向学生们讲述“南京大屠杀”，必然要提到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和付出的巨大牺牲，这显然与“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国民党逃跑避战”的神话是相矛盾的，因此不得不删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

当时毛泽东把日本看成是他对抗苏联的盟友，为了这个战略目的，日本的侵华罪行成了小菜一碟。文革时流行过的小道消息说周恩来招待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因田中提起他当年参加过侵华战争，曾在中国苏北连云港服役，爱喝当地的白酒，就要人用连云港的酒瓶和商标装上茅台酒送给田中，后者不胜感激。日本一些右翼份子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说在大陆官方当年出版的抗战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叙述中，很少有和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内容和详细介绍。

毛泽东等人当年对南京大屠杀的忽视其实不是偶然的，其深层原因在于无论是南京保卫战、还是南京大屠杀都和大陆官方无关。那是国民党的事，死的是国民党的士兵，被害的是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南京居民。不过，要是毛泽东等人有这样的想法还算好，因为这表示他们毕竟还知道南京大屠杀。更可怕的是他们确实不知道南京大屠杀，日本军队无论在中国干了什么，只要和共产党无关，就进入不了他们的政治视野。南京大屠这段历史真正被大陆人认知是在1980年代之后，而毛泽东时期，大陆官方跟日本正在邦交“蜜月”，之后或低调或高调纪念南京大屠杀，全看政权需要。

事实上，南京大屠杀虽然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段惨痛的记忆，但相关的纪念活动却总是难以摆脱随中日关系好坏而起伏的政治控制的特色。2010年，中日因钓鱼岛附近发生撞船事件而关系恶化，民间反日情绪一度高涨，各地陆续发生规模不等的抗日集会活动，但9.18、7.7事变纪念日以及几个月后的南京大屠杀纪念活动却十分低调平静地渡过。而2011年的纪念活动，恰逢日本野田正彦政府刚刚坐稳交椅、安排访华日程之际，野田原定12日至13日的访问行程几天前临时在中方要求下延迟，据日本媒体报道，中方提出的所谓内政理由其实就是一系列的南京大屠杀纪念活动。无法确定2011年的纪念活动之隆重的理由，但这些活动无疑对即将到访的日本首相形成某种舆论压力。

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无暇经营中共事务。毛泽东利用这个时机，打击中共内部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树立毛泽东思想，建立毛泽东一元领导。

毛泽东在1942年2月中共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宣布展开整风，党校校长邓发加以响应，但其方针与毛泽东所期望有所不同，于是毛泽东亲自接任校长，并由彭真主持校内推展整风的工作，同年5月，他和刘少奇、康生三人组成总学习委员会用以领导党员和军队人员学习。由康生选拔各机关学校及军队中负责整风的干部，来督促各单位首长主持整风。

各机关的成员组成学习小组，来学习中央指定的二十二个文件，包括官方文件和个人著作讲话，其中以毛泽东的著作占六篇最多，而虽然也有许多国外作者如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但在实行上被列为居次。

刚开始实行整风时，大家的互相批评的积极性不如想像中好，因此上级鼓励大家积极对党作批评，强调“言者无罪”，并运用墙报的方式提出批评，但后来王实味等人的影响下，许多人开始进一步发展成党员批判中央高层，许多文艺人士发表延安黑暗面相关的文章，这引起高层的反弹，认为他们的作法是“冷潮热讽，暗箭伤人”，毛泽东以王实味为目标，开始指责王实味的作法，并引起其他人对他的批评，先要求他自我批评回改未得回应之后，加以大力打击，最后将他打为托派，以至于被秘密枪决。

随着对王实味的斗争的同时，毛泽东又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是必须“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而服务的，进一步加强了对文艺工作的控制。

1942年秋以后，毛泽东开始针对高级干部来作整风，1943年3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中，重组了权力核心，取消书记处总书记设置，改为主席，由毛泽东担任。到此毛泽东才正式登上中共最高领导的位置。此前名义上的领导是总书记张闻天。接着1943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指示要检讨1928年以来的中共党史，尤其针对国际派的相关人物，在群众压力下终于使首领王明检讨认错，其后国际派相关的周恩来、陈毅、彭德怀等也被迫认错。

在这些主要曾参与或同情国际派的领导人认错检讨后，毛泽东思想和一元化领导逐渐在党中确立，毛泽东也将王、周、陈、彭等再度纳入权力中表示既往不咎。

整风的结果和影响

毛泽东在党内独尊地位的确立。

为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共文艺政策－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目标确立。

整风中自我认错和互相批评的方式成为后来反右运动及文革时斗争的原型。

导致众多持反对或不同意见者被枪决，使更多人屈从于谎言暴力，发表违心的观点。

国共内战（又称国共战争）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为争夺中国正统政权而爆发的长期内战。整个战争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发生于1927年至1937年间的第一次国共内战，第二部分则是1945年起爆发至1949年大致结束的第二次国共内战。由于双方并未正式宣布停战，所以内战在理论上至今尚未结束。

国共内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分歧。在民主化尚未建设成功的中国，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使用选票来使得自己的政治主张上升为国家意识。加之在这段历史中，国共双方都发展出自己的军事力量。当政治矛盾激化时，内战就产生了。

国民党的政治主张经兴中会到20世纪20年代的发展，在北伐战争时期就已经形成。那是：由孙文所提出的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主的指导思想，力图于民族，民权，民生等领域上，通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逐步达到中国之统一民主富强。其终极目标为建立一个以西方民主社会为模板的、军队国家化、政治实现民主的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从1921年建党以来也经历了长期巨大的变化。其最初的主导思想是通过暴力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但经历了数次失败后，参考列宁斯大林的苏联模式，结合中国国情逐步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毛泽东思想。

张作锦《国共内战军民究竟死亡多少？.》联合报. 2008-03-06: (E3版). "可是依照近年新编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战史资料》的统计，第一野战军歼敌64.8万人，二野330万人，三野247万人，四野323万人，军委直属华北军区也有101万的“成绩”，合计是1065.8万。

除了共方，国军“歼敌”是多少？总有几百万吧？如果平民死亡人数未被低估，就算300万，三项加拢起来，任何一个心神正常的中国人，能忍心接受这个数字吗？

根据引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说，1949年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万-700万人死于饥饿，婴儿死亡率是170-200‰，人口平均寿命则不足35岁。

从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40年内，中国约有150000000人死于内乱外患。

中国现代史上40年内，中国人为抢天下夺政权自相残杀导致的恶果：

1、 直接导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2、 使上亿中国人死于非命。

3、 “暴力夺权”而非“选票政权”浸入国人骨髓，使民主法治的当代文明远离中国大陆。

4、 至今中国权贵精英不思对中国40年的现代史忏悔反省。

……

抗战初期，针对国民党提出的“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爱国御敌”主张，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提出：“现在谈爱国,那是爱谁的国？蒋介石的国吧？”“少数人的国，他们少数人去爱吧。”“一个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有什么脸面代表这个国家？爱这样的国家,就是对祖国的背叛。”

崔卫平《君子无戏言》：不能说人们故意想要撒谎，许多谎言乃是迫不得已。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从延安开始，王实味才说了那么几句真话，就遭到枪毙。这一路走过来，经历了“引蛇出洞”的反右，经历了“亩产万斤”的大跃进，经历了人人“洗心革面”的文革等等，这片大地上所制造的语言泡沫，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奇观之一。

教材中的谎话：

课文《草帽计》：红军长征期间，贺龙用计谋，不费一枪一弹，使敌人自相残杀的故事。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贺龙带领一支红军队伍，由湘西向贵州进发，蒋介石的……派飞机在天上跟踪轰炸、扫射。那时，正是炎夏，地上的草木都被晒得枯焦了;指战员们虽然人人头上戴了一顶草帽，仍然热得汗流浃背。”

查阅历史资料得知，1934年的“炎夏”，贺龙和夏曦领导的红三军还没有开始长征，而是在湘黔川交界地区游击战。红军长征始于1934年10月10 日，此时的贺龙，并不在江西中央苏区。当 “长征”、“飞机”、“从湘西向贵州”，这些条件都可以满足了，不过这里是11月了，并非“炎夏”。没了炎夏，草帽计怎么可能实现呢?

以中国现代史上的暴力文化和谎言，诉求维稳和谐民主法治的当代文明，岂不背道而驰，南辕北辙？！

2012-3-13于帐庐庵书斋

（《可怕的中国历史》共有三个姊妹篇，分别是《可怕的中国古代史》、《可怕的中国现代史》和《可怕的中国大陆当代史》）

（依据网上资料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