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孫中山的評價

李黑於2014/9/23 21:03:39 發佈在凱迪社區> 貓眼看人

孫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作為中國近代史上重要政治家，近代中國革命之興中會、中國同盟會及中國國民黨早期主要領導人。各界對他評價不一。

中國方面

章太炎曾在《民國報》、《神州日報》評點孫中山“長於議論，此蓋元老之才，不應屈之以任職事”[1]。 1909年，以原《民報》社長名義發表《偽民報檢舉狀》，其中主要指責孫：“雲南本中國之地，而欲贈送法人”，。 “論功應屬黃興，論才應屬宋教仁，論德應屬汪精衛。”

1909年9月，陶成章發布《七省同盟會員意見書》（又稱《南洋革命黨人宣布孫文罪狀傳單》）評價孫，指出：“竊念我同盟會初成立之際，彼固無一分功庸，而我同志貿貿焉直推舉之以為總理，不過聽其大言……於是彼之名譽乃驟起，彼又藉我留學生之革命黨，推戴之名目，《民報》之鼓吹，南洋之西洋各報館，於是亦逐漸有紀其事、稱其名者。”

宋教仁認為：“蓋孫文素日不能開誠佈公，虛懷坦誠以待人，做事近乎專橫跋扈，有令人難堪處故也。”、“像孫逸仙那樣的野心家做領導人，中國革命要達目的，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孫逸仙已是落後於時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導革命運動。”、“黃興的優柔寡斷又誤了事，孫中山的空想再來誤事的話，革命怎麼辦呢？… …黃興食言不來也無所謂，我有兵力，決不允許孫派的人踏進城門一步！”

1913年7月，英國《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理循專訪黎元洪，在談及孫中山時，黎說：

“世人對孫逸仙有錯誤的認識。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沒做什麼實際的工作。他返回中國時，革命已經結束。除了一些道聽途說的模糊印像外，我幾乎沒有聽說過他這個人。除了聽到一些他的煽動性演說外，我也不知道他的政治觀點。我對他的認識只有這麼多，我認為他是個空想家。南方黨（或共和黨）決定以南京為首都建立一個名義上的政府。此舉是為了在道義上影響國內外視聽。他恰好到了上海，做了名義上的總統。當時真正的革命領袖找各種理由拒絕臨時大總統的職位，因為他們認為這一職位不會存在很長時間。孫逸仙離開中國時間長，與這裡的任何勢力均無關聯。他在國外名氣很響，因此他似乎適合這個位置。我從未聽說他對革命工作提供過什麼實質性的幫助。他的名聲在很大程度上是虛構的……”。

1912年，孫中山北上向袁承諾在十年內修築鐵路二十萬里，袁世凱聽後詫異，向親信說：“孫氏志氣高尚，見解亦超卓，但非實行家，徒居發起人之列而已。 ”1914年11月3日，袁在《箴規世道人心告令》中評價孫等人：“民國初年，一二桀黠之徒，利用國民弱點，遂倡為無秩序之平等，無界說之自由，謬種流傳，人禽莫辨，舉吾國數千年之教澤掃地無餘。​​求如前史所載忠孝節義諸大端，幾乎如鳳毛麟角之不可多得……一個國家不必愁貧，不必憂弱，惟獨國民道德若喪亡，則乃必魚爛土崩而不可救。”

1925年3月13日，孫病逝翌日，北京《晨報》刊登梁啟超專訪談話，以〈孫文的價值〉為題發表，梁稱：

“孫君是一位歷史上大人物，這是無論何人不能不公認的事實。我對於他最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堅強，經歷多少風波，始終未嘗挫折。第二，是臨事機警，長於應變，尤其對於群眾心理，最善觀察，最善應用。第三，是操守廉潔，最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亂弄錢，便弄錢，也絕不為個人目的。”“我對於孫君最不滿的一件事，是'為目的而不擇手段'。孟子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這句話也許有人覺得迂闊不切事情，但我始終認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為不擇手段的理論一倡，……結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邊，所謂本來之目的，倒反變成裝飾品了。”“但我以為孫君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敗者亦未必不在此。我們很可惜的是：孫君本來目的沒有實現的機會便死去了，我們所看見的只是孫君的手段，無從判斷他的真價值。”

1927年5月5日，梁啟超在給女兒信中說：“孫文東和這個軍閥勾結，西和那個軍閥勾結……依然是不能發展。適值俄人在波蘭、土耳其連次失敗，決定'西守東進'方針，傾全力以謀中國，看著這垂死的國民黨，大可利用，於是拿八十萬塊錢和一大票軍火做釣餌，那不擇手段的孫文，日暮途遠〔窮〕，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孫文晚年已整個做了蘇俄傀儡，沒有絲毫自由。”

1927年，陳炯明在其著作《中國統一芻議》中，對孫中山《三民主義》提出異議，他說：“三民主義及其發表之政綱，類皆東抄西襲，絕少獨立之思想，一貫之理論，而於國情亦未適合。在今日視之，已屬陳腐不堪，亟待修正。”

清末革命團體普遍只有鬆散組織，多數革命起義事實上並非直接由孫領導，部分是由黃興與其共同籌劃與統帥，時人也多將孫、黃兩人並稱“孫黃”，甚至將兩人共尊為'開國二元勳'，並有'孫氏理想，黃氏實行'說法。 [12]而革命黨人認同黃實際領導​​革命，也不在少數。辛亥革命後，黃興逐漸退出逝世後，其貢獻長期遭到忽視，直到1990年代才重新受到重視。
1924年，孫武力鎮壓廣州商團事變後，廣東各界有人組織“各界救粵聯合會”，在香港通電指控孫“禍國禍粵”十一大罪狀：搖動國體，妄行共產主義，縱兵殃民，摧殘民治，破壞金融，抽剝民產，大開煙賭，摧殘教育，蹂躪實業，破壞司法，鏟滅商民團。

國外方面

1897年，犬養毅時為日本眾議院議員，曾把孫介紹給當時日本外相、日本進步黨首領大隈重信。據《孫中山年譜長編》記載，犬養毅寫信給長年在中國活動之日本大商人平岡浩太郎，稱：“願吾兄將彼等握住，以備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時可用。彼等雖是一批無價值之物，但現在願以重金購置之。”

1915年，孫中山摯友、日本人宮崎寅藏調解孫、黃（興）矛盾無果，遂致函在上海的宮崎民藏（宮崎寅藏之兄），對其直言：“孫氏曰，'支那人皆廢物也，唯吾獨豪。吾乃支那之救世主也，凡服從吾命者來矣！'對此，就連一直追隨孫文始終奮戰、最終逃亡的李烈鈞也產生了反感。 ”“黃氏曰，'孫文瘋子也！還自鳴得意地謂其神降人界，此乃最善！'可見孫、黃二氏並非固有敵意。”

1925年1月31日，已卸任日本遞相的犬養毅於東京回憶稱：“孫實不愧為一廉潔之士，處世接物，既決無半點私心，且又常以實現其理想為懷，其為自己之主義而苦戰奮鬥，備極勞瘁者，蓋數十年。雖其所志未克盡伸，然其勇往直前之氣，固數十年如一日也。”

澳大利亞記者端納，在辛亥革命後記述他曾親見孫中山首次披露全國鐵路計劃時的狀態時寫道：“孫中山帶了一幅約六英尺見方的大地圖，當他把它攤在地板上時，我看到了一個最令人信服的證據：他不僅是個狂人，而且簡直是個瘋子。他不因地圖上的種種阻隔而氣餒，只是握著畫筆，在地圖上盡可能地用鐵路線填滿各個省區和屬地（包括蒙古）。說他瘋了，不是因他在地圖上畫線，……而是因為他竟天真地認為，畫了這些鐵路線，外國資本家就會給他足夠的錢，在五至十年內把這些鐵路全部建成！”端納也和孫討論過鐵路問題。他對孫的能力更沒有留下什麼好印像：

他是個傻瓜……他告訴我他已決定儘自己的畢生精力來發展鐵路。他說他幾個月內還不能公開他的計劃，我搖唇鼓舌磨了好一陣子，他最終……拿出一張6英尺見方的大地圖，鋪在地上。從這張地圖完全可以看出，他不僅狂妄透頂，而且簡直是個瘋子。他完全不切實際，缺乏常識，對自稱目前正在開創的事業沒有最基本的了解。這幅地圖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國西部最邊遠的地區。孫煞費苦心地用毛筆在各省及其周邊地區的地圖上畫了許多線條。他用雙線標出從上海到廣東沿海岸方向的鐵路線，方向一轉，鐵路線越過崇山峻嶺直抵拉薩，然後穿過西部直抵邊界，又蜿蜒曲折地進入新疆，到達蒙古！他畫的另一條鐵路線是從上海經四川到達西藏。還有一條經戈壁灘的邊緣抵達蒙古。他還畫了從北到南，從西到東的許多線。無數細線遍布各省，經過孫加工過的地圖成了一幅怪誕的中國智力遊戲拼圖。孫席地而坐，向我介紹他的計劃。當他坐在那兒的時候，我想，這個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竟會演出這麼愚蠢的一幕，簡直不可能。他真的瘋了。

上海一位國外籍鐵路工程師H·T·福爾德寫道：“聽說孫逸仙有一套修建鐵路的計劃，於是我就主動與他結識。在我的印像中，他缺乏政治家的才能；與他交談之後，這種印象更加強烈。我發現他頭腦簡單，當然不是一個危險人物，只是一個徒有虛名的黨魁。該黨受到廣東勢力的控制，可能惹麻煩。

後世評價

中國方面評價

香港中文大學潘惠祥指出，孫為革命的成功，不惜曲解西方民主政治，甚至用非民主手段。孫的思想無疑對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政府有重要影響，尤其是用武力解決政治分歧的手段，成為他的繼承人蔣介石奉行圭臬之一。中華革命黨成立後，孫忠實的同盟者離他遠去，他的擁護者也因陳炯明的例子而不敢有不同意見。即使反抗，也被孫開除出黨。隨著孫與同盟者離異，孫的政策愈來愈激進。孫在三民主義中表現出的理想主義和激進主義可歸咎於對西方民主政治誤讀。孫對“權利”的錯誤理解，導致日後憲政運動缺乏“權利”元素。以孫為首的革命派認為，只有國家先統一，然後才有民權可言。孫在追求民權過程中，手段與目的混為一談，甚至不惜犧牲個體權利，顛倒目的與手段，導致日後國民黨政府有一種明顯傾向，為了國家自由，可以暫時放下個人自由，甚或犧牲、棄置不顧。孫領導下的國民黨黨政文化、三段建國模式以及模仿蘇俄式政黨（列寧主義），更是蔣介石政府“一黨專政”的理論淵源，也是事實上的延續。從中國憲政歷史發展來看，孫的專制和“以黨治國”，成為中國憲政歷程中的巨大包袱。 “以黨治國”的黨權政治是一種威權政體，使黨組織控制個人、國家乃至社會每個角落。這種功能與孫思想深處的專制潛在一致。

易勞逸在《流產的革命》一書中，評價晚年孫“無論在思想和行動上，都變得日趨獨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