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赤佬們聽了:柴玲終於在美國國會招供了,美國是6。4。的背後黑手!
2014/06/04 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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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柴玲終於在美國國會招供了,美國是6。4。的背後黑手!
斯諾登5月29日給NBC的談話中已經證實,香港支聯會的錢是來自索羅斯的反華基金,且數目巨大。難怪他們每年6月4號要在香港搞什麼“燭光紀念”。原來紀念是假,反華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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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玲批評美國政府當年應對“六四”的方式
法新社報導,流亡美國的前六四學運領袖柴玲本週五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對美國25年前對待八九民運的做法發出譴責,表示時任美國大使曾私下對她透露,華盛頓“不在乎”北京當局的鎮壓行動。
柴玲等多名前學運領袖出席了美國國會舉行的六四25週年聽證會。柴玲在聽證會上表示,她曾希望中國軍隊在1989年6月3日夜間至4日鎮壓學生的時候美國會出面干預。
柴玲說到:“我們在天安門廣場上一直站到早上六點鐘。我們希望美國人會來幫助我們,可是他們並沒有出現。”
鎮壓過後,柴玲曾藏身貨櫃逃往香港、法國,最後輾轉抵達美國,她說自己與八九民運那年時任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在他離開北京後談到過天安門鎮壓。柴玲表示:“我說,'先生,為什麼美國人不來呢?'他當時私下作出的回答是:'他們不在乎'。我的心都碎了。但不幸的是,事實就是如此。”
前六四學運領袖(從左至右):柴玲、吾爾開希、王丹
柴玲還表示她也見到了當時的美國副總統丹·奎爾(Dan Quayle),後者對美國當時沒有採取行動表示了歉意。已經皈依基督教的柴玲說到:“但是,這並不足以代表美國應該有的作為,這是一個上帝之下的國家(One Nation Under God)。”
中國政府武力鎮壓六四民運後,當時的美國總統、曾任駐中國大使的布什(George HW Bush)對北京實施了有限的制裁,但同時也暗中派遣高級官員與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進行會晤。
與柴玲進行過對話的前美國大使李潔明在2009年去世。他曾經在回憶錄中寫道,他對天安門暴力事件扼腕,但對美國來說,維持與中國的關係,並鼓勵這個正在崛起的強國向世界開放是十分重要的。
香港市民每年六四紀念日都會舉辦悼念活動(資料圖片)
李潔明還寫道,這種對待中國的態度也為他本身帶來了“個人紅利”。第一次海灣戰爭期間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曾密謀策劃要謀殺他,不過中國介入進行了干預。
天安門屠殺奪取了數以百計民眾的性命。有估計,死亡人數上千。
週封鎖:打破中國網絡管制禁錮
另外一位前民運領袖週封鎖也出席了聽證會,他表示,當年自己在北京復興醫院的自行車棚親眼見到30具學生的屍體。
目前在美國擔任金融分析師的周封鎖呼籲華盛頓加大對技術開發的資金支持,以打破中國的網絡審查封鎖。中國當局封鎖了所有關於八九民運的信息。他說:“控制互聯網和阻止中國公民訪問國外網站對共產黨的生存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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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玲真是天真。中國是個有主權的國家。美帝再橫能從天而降?到天安門廣場和中國軍隊作戰?這女子簡直就是無腦,人說啥她信啥。ttt (51字節) 06/04 12:21 (10225141)
一個80後大學生看6.4,25年了,確實不同了
六四話題最近是相當火熱,當然明天就是25週年了嘛,反華敵對勢力又蠢蠢欲動,希望藉此機會做些事情,有人已經號召再次佔領天安門了,但是我想說的是,一切都已經變了。
本人是21世紀後的大學生,很不幸我們這一代大學生被人鄙視成毫無希望的80後,之所以被人鄙視恐怕也是和我們的89前輩們做的比較得出的結論吧。我承認我們這一代大學生懶散,沒有組織性紀律性,自我,毫無鬥志,沒有遠大理想,比起89年的那些前輩們來說我們真的是缺點多多。
89年發生的那場運動,我只是一個旁觀者,到現在我的記憶也只有隱隱約約記得電視裡播出解放軍被打死的宣傳聲音,那個時候我不過是個小屁孩。然而我們這一代大學生也不是一無是處,不然中國也不會持續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已經在準備超越美國。
我們這一代人和89年的前輩們最大的區別在於,我們的立足點是非常務實而89年的前輩是很理想。這樣的區別是環境使然。
89年的前輩所在的環境是什麼樣的?社會主義的餘溫尚在,改革開放的新思潮湧進,社會主義運動到了低點,發生了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社會主義陣營頃刻瓦解。中國1989年GDP是1.7萬億人民幣,2013年是56.9萬億人民幣。
1989年當時的前輩們有多少是羨慕美國和日本的消費品?恐怕是大多數人,而現在我們這一代人還有多少羨慕西方的消費品?可以說我們這一代大學生對西方已經是平視了。
大家記得2008年北京奧運會火炬傳遞在西方收到阻撓的事件吧,而這次事件催生了一代留學生,他們回國後號稱是“四月黨人”,組建了anti-cnn的新聞網站和西方對抗,請問我們89年的前輩們,你們當時做的到嗎?
我不是在鄙視誰,大環境改變了,一切都在改變,89年的前輩多數是仰視西方的,而現在我們這一代則已經準備開始俯視了。這就是我們之間的不同。
很多89的前輩們很擔憂我們這一代大學生,認為我們沒有反抗精神,逆來順受,在大洋彼岸隔著太平洋指點我們這一代人,請問89的前輩們你讓我們反對什麼?一黨專制?不民主不自由?腐敗?但是我們這一代人希望對你們說,請你給我們時間,讓我們先過上小康生活好不好?
現實已經表明了,64事件在現在的社會沒有任何根基,如果有人今天跑到北京的大學校園告訴校園的學生說:同學們跟我去佔領天安門廣場!恐怕你會被人嘲笑成瘋子,沒有人會搭理你,這就是現實。
儘管在我大學的時候,同宿舍的人在老師的帶領下悄悄紀念所謂的64,還在文化衫上簽名留念,但是據我所知也不過十幾個學生簽名而已,而這種簽名更多的是感情上緬懷。那麼為什麼現在的大學生和89的前輩出現如此大的反差?我要說的是時代的巨變導致了這一切。
64以後中國並沒有垮,共產黨也沒有倒台,蘇聯解體中國依然不倒。而且中國的發展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這一切分明在為共產黨辯護:當初用強力手段恢復社會秩序是正確的!此外,國際社會的變化也讓越來越多的中國大學生明白,穩定是多麼寶貴。
中東,東南亞,烏克蘭天天在死人,而中國卻在天天進步,而且中國越進步對穩定的需求越強烈。
當恐怖分子製造北京和昆明的恐怖事件一發生,全體一致譴責(除了少數所謂的公知和精英),這是為什麼?因為中國現在太需要穩定的發展環境了,太需要時間了,我們落後西方不就是因為自己49年以前一直在動盪嗎?我們失去的時間現在必須要拿回來,只有這樣才能超越西方,況且目前超越美國已經指日可待,那麼對穩定的渴望反映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理就是對所有破壞穩定的人和事進行打擊。
香港,台灣,泰國,烏克蘭似乎粉墨登場為中國大陸進行現實主義教育。用反面教材的形式告訴大陸穩定是多麼重要。
話說了這麼多,無非是想表達89年前輩們所做的事情根本無法在復製到今天,沒有任何群眾基礎,我敢說如果今天再有一批學生進入天安門,人民群眾會自發把他們趕出去,根本不用軍隊出動。
世界在變,中國在變,89年的前輩似乎依然未變,這就是他們的短板。
64給中國人留下的最大財富就是告訴中國人穩定是多麼地重要,沒有穩定就沒有發展,沒有發展民主就是個屁。
當中國的GDP是1.7萬億人民幣的時候,美國日本對我們是友好的,那是因為美國日本的GDP是中國的十幾倍,人家根本看不起你,只有這樣才和你談民主。
當中國的GDP變成日本兩倍美國的7成56.9萬億人民幣的時候,美國就和中國談網絡安全,日本就和中國談釣魚島。這就是活生生的現實。
當年我相信89年的前輩們大多數都希望中國強大起來,然而中國現在開始強大起來了,這些前輩們,請問你們為什麼不肯定我們的發展成果?為什麼不肯定共產黨的作用?為什麼不肯定社會主義的優勢?為什麼不反思你們的民主?為什麼不正視這些現實!
當美國以民主的名義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烏克蘭屠殺生命的時候,請問這些89年的前輩你為什麼不反對?
89年的前輩們已經在“民主”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越走越遠,已經到了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的地方。為了反對而反對,為了個人私憤和共產黨死磕,不顧人民大眾對穩定的渴望不斷製造事端,不顧中華民族利益勾結外敵,有一些89年的前輩已經從當初愛國愛人民徹底站到反人民的立場上了,而且要一條道走到天黑。我在這裡可以肯定地說,這些人真的不會有什麼好的結果。
89年的前輩們當時是愛國的,現在他們認為他們仍然是愛國的,做著和當初一樣的事情。然而他們忽略了世界在變,中國在變,中國民心在變,這是他們最大的缺陷。
作為21世紀新一代的大學生,我們對愛國的看法已經多元。有些大學生和89年的前輩有交集,但是他們缺乏勇氣,因為他們要找工作要吃飯,要還房貸要結婚生子,所以他們不會沒事幹上街遊行。
還有些大學生一心一意賺錢為主,考各種證書,不參與任何政治。
還有些學生是理想主義走到了左派陣營,還有的學生當了公務員,準備入黨撈一筆。
中國目前的現狀沒有任何大型學生運動的土壤,2011年所謂的王府井茉莉花革命,我看了視頻,現場的各國記者加警察都比手拿茉莉花的人多,這不正說明了所謂的反政府反黨的活動已經被人民拋棄了嗎?
我不否認中國有很多群體性事件,強拆,壞境污染,等等,這一切不都是資本加貪官的結合釀成的嗎?中央政府有多少次要求各地不得強拆?而習近平上台以後的反腐力度讓貪官風聲鶴唳,這些變化89的前輩你們看的到嗎?
64已經過去25年,如果說64對中國人有什麼積極意義的話,那我想說的是這個積極意義就是讓中國人記住了穩定是頭等大事,沒有穩定就沒有發展,沒有發展民主就是個屁。
我敬佩89年的前輩所做出的努力和犧牲,敬佩他們為國為民的情懷,有些前輩對64還是耿耿於懷,認為遭到了不公正的非人道的待遇,我想說的事,當初你們走向天安門的時候不已經抱著流血的信念了嗎?用你們的鮮血換取祖國的強大不正是你們當初的口號嗎?你們的血沒有白流,今天的中國已經逐漸強大,這不正是你們當初的願望嗎?
但我最後還是希望他們能夠保持清醒的頭腦,睜開眼睛看世界,世界在變,中國也在變,誰不能適應這種變化必將被歷史和人民拋棄。
2014年6月3日
***
學生領袖太年輕,享受到權力帶來的優越感,被lord of ring控制了。什麼叫平等對話,其實他們也沒想平等對話。
若是現在的米國操縱茉莉花般操縱89年,當時中國會更危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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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時間6月3日,六四事件25週年前日,收到一位多年參與多維博客的博主提供孔慶東接受采訪談論六四的錄影。孔慶東1989年學運時曾擔任北大籌委會負責人,在這部時長37分鐘的採訪視頻中,孔慶東詳細的談到六四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以及他對整個事件的看法,並對王丹、柴琳、吾爾開希、封從德等學運領袖進行逐一評價,他稱
“王丹基本上是比較理性的”,“柴玲特別會煽動,而且會打悲情牌”,而對封從德的看法則是“很有激情”、“說話顛三倒四”。
據稱,上述錄影還提供過給包括英國廣播公司(BBC)在內的多家媒體,但截至發布此視頻時,尚未有其他媒體予以報導。
談及開始於當年的4月15號胡耀邦去世的八九學潮,孔慶東表示,在4月15號開始之後的大約十天左右的時間內,他並不是一線的領導者。他說:“我只是跟其他同學一樣,參與遊行,有時候幫助大家出謀劃策。比如說給大家策劃一些口號、標語,提出一些建議、指導。比如游行的時候遇到警察怎麼辦?遇到解放軍怎麼辦”“在4月25號的時候,我就被選為了籌委會的負責人,我是這樣被推到一個領導者的位置上去的”,孔慶東自述。
作為八九學運的參與者和親歷者,孔慶東當時與後來赫赫有名的學運領袖王丹、柴琳、吾爾開希、封從德等都有接觸,談及他們,孔慶東表示“他們由於被媒體多年的渲染,都成了大名人”,“其實當時還有許許多多有名的學生領袖,但是他們都被湮沒了。”
“學生領袖是很多的,但是今天,由於世界輿論是控制在美國手裡的,所以大家想起89年就想起王丹、柴玲、吾爾開希,就會想起這些人來。”孔慶東說。
談及他“比較熟悉”的王丹,孔慶東表示“印像中的王丹基本上是比較理性的”。他說:“我認為在89年六四之前,我印像中的王丹基本上是比較理性的,他的立場我們不管,他表現的比較理性。六四之後,一直到後來他去美國,90年代,我看到過他寫的一些文章,仍然在這些民運人士中,我認為他是相對穩健的。”“他並不是完全跟美國政府的口徑一樣,但他會變化,他慢慢地會變化到這一步,比如今天,他到台灣去支持台灣的這些運動,他背後的背景我就不太了解了,也許跟他的生存、周圍環境、人際關係都有關係。”
孔慶東說,“其他的學生領袖,有的比他(王丹)更穩健,比他更穩健的人,可能就不受美國勢力的欣賞。”“還有一部分人是比王丹更激進的,比如像柴玲、吾爾開希。他們可能就是更激進的一些主張的代表者”。
鏡頭中的孔慶東。
在這部只有孔慶東出現在鏡頭中的錄影中,孔慶東稱“柴玲是非常富有激情的一個人,特別會煽動,而且會打悲情牌。”
孔慶東評價說:“其實他們沒有什麼個人獨立的思考和見解。他們只是一味地要讓這個運動向著不可逆轉的悲情道路發展。因為當時學生並沒有什麼新的話語,學生說的話語很類似文革的話語。比如柴玲很善於在演講中含著熱淚說,'國家是我們的國家,人民是我們的人民。我們不管誰管,我們不干誰幹。'”孔慶東稱“這完全是文革的語言,一個字都不差的”。 “但是,這種煽動它是很管用的,因為學生是很單純的,學生是一腔愛國激情,覺得誰更愛國,他們就听誰的。”
說到“吾爾開希”,孔慶東稱跟他也有幾次接觸。
“據同學們講,他不是一個好學生。學習、平時表現可能都是有問題的,但是一個很有鬥爭勇氣的人,他能夠勇於站出來,組織學生遊行等活動。另外呢,他長得比較帥,確實是少數民族的帥哥。所以他在同學中也有一定的威望。”孔慶東說:“吾爾開希也是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開始的時候,我覺得他就是一個單純的學生,比較單純的,願意出來鬥爭的。”
“像柴玲、吾爾開希,他們都是到了美國之後,我覺得他們可能有難言之隱,我們也理解人家”,孔慶東表示,“人難以逃脫自己的生存環境,生存環境決定了他在政治立場上有更激進的表現。談到中國的民主問題,孔慶東表示,“中國民主的問題不是沒有選票,而是選舉過程中的程序問題。 ”
他說:“有些海外人士,我們不管他的立場是善還是惡,他對中國的很多指責今天已經遠離了中國的實際情況,所以他們不能得到中國民眾的支持和響應。相對的,美國政府也就不給他們更多的支持,所以他們的處境會更加困難、更加可憐。”
關於另一學運領袖封從德對孔慶東“是中國政府安排在學生運動中的內應”的懷疑,孔慶東回應稱,“他這個說法呢,是沒有材料支撐的,也沒有邏輯支撐的,是一個自己的猜測。”孔慶東反擊道:“事實上,我倒是覺得,封從德本人是有嚴重問題的。”“我記得很清楚,就在封從德第一次當選籌委會領導的時候,委員之一的時候,他在北大的五四操場上講話,他竟然講什麼呢?他竟然說:'北大,終於有我說話的地方了!'”
“我覺得,他也是一個研究生啊,一個研究生怎麼說出這麼瘋瘋癲癲的話來,這說明他心理壓抑了許久。”孔慶東舉例說。關於對封從德的看法,孔慶東稱“他很有激情”,“說話顛三倒四的”。 “他的疑神疑鬼、顛三倒四是大家對他的共識。”孔慶東還說:“事實上,在運動的當時,我就听說封從德等人已經跟美國政府、美國使館有密切往來,甚至其中有的人已經拿了美國護照。” 至於當時都有誰有了美國護照, 孔慶東表示“具體到誰有,我不掌握”。
談及當時參與報導學潮的境外記者,孔慶東表示當時接觸了很多外國記者,“我是比較早認識到,境外這些記者不是客觀不是中立的,我不能斷定這些記者是不是都是特務,但我估計裡邊有特務。”孔慶東的判斷依據是:第一,他們對我的採訪不是原原本本報導的,是經過篡改的,添枝加葉的,偷梁換柱的,這個我就不滿。有香港的、美國的、日本的。第二,這些記者採訪的時候,對我有誘導,他總是誘導我說,共產黨不好,誘導我說美國好,並且問我“你希不希望到美國去,過上真正的自由民主的生活?”
當時很多人向參加學潮的學生提供了各種援助,在被問及當時援助品來自哪兒,孔慶東表示援助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個是普通老百姓自發的零星援助,一個是社會各機構團體單位的有組織的援助,再一個就是來自境外的援助。 “具體的援助,我覺得是很難統計清楚的,特別是來自境外的援助,反正包括了人的衣食住行到政治活動所需要的一切,可以說應有盡有,甚至到了後期有點過剩了。”至於據後來的調查,很多學生領袖得到了這個錢,孔慶東推測“那可能是通過個別的私人渠道,個人渠道獲得的”。
關於柴玲曾經在採訪中提到“要推翻一個沒有人性的政府”與學生運動初衷、要求的“民主自由”是否是相悖,孔慶東表示“沒有針對政府要推翻它的試圖”,“這場運動從初衷來看,沒有針對共產黨執政這個問題,也沒有針對政府,根本不是要推翻政府,也沒有說政府沒有人性。”
孔慶東反問:你不能說民主是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不要民主嗎?非得資本主義才有民主嗎?大家要的是擴大社會主義民主。
孔慶東認為,“後來柴玲等人,他們把學生運動引向流血的結局,有她個人的想法,還有運動後期,方向變化了的問題。”他具體分析稱,“因為後期,在廣場的絕食變質了。一開始的絕食,同學們是很純潔很真摯的,到了後期,它已經超過了人絕食的生理限度了,所以後期的絕食變成了一種政治上的僵持。這邊,媒體不斷地渲染'有學生暈過去,救護車拉走了',在國際上就造成一種印象:共產黨政府是沒有人性的,學生絕食它都不管嘛。而這個結局恰好迎合了柴玲等學生領袖的期待,他們希望用流血來使自己成為國際人權的名人。”
有關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訴求,孔慶東表示“一開始是有清楚含義的”,但後來“變成變質的一場絕食表演” 。
“一開始學生認為,要求政府答應我們的條件,不答應就絕食,它還有一個明確的目標。等絕食過了幾天之後就沒人提這個事兒了,政府無論怎麼做都是不對的。我們就在這絕食,沒完沒了,最後變成一場沒完沒了的絕食,沒有目的。給人的目的,是不是非得共產黨下台你才不絕食啊?”
孔慶東說,“後來這個絕食事實上已經不能得到同學們的支持了,真正絕食的人也越來越少了,實際上絕食變成了一種在帳篷裡面吃點喝點,然後到外面來坐一會兒,表示絕食”。
談到六四事件是否是早有預謀或是精心設計的,孔慶東表示“說精心設計可能過分了”,“但如果說他是有預謀的、有引導的,這是合情合理的”,“因為我們在這個運動中分明感到,有幾股不同的力量,都希望這個事情搞砸,不希望學生和政府真正進行和平對話”;“我們發現,不論是政府、學生、還是境外,總有那麼一部分人,他們聯合起來,不希望對話順利進行。”
孔慶東在錄影中沒有具體指出“我們”是誰。關於“血流成河”的說法,孔慶東說是美國之音的渲染。孔慶東表示:“確實有非常令人遺憾的流血事件,但沒有血流成河,但以我一個共產黨員的立場來看,死一個人也是遺憾的,不應該的。”
分析指出,假如這種說法能夠代表目前官方的部分內部新認識,這與之前的大陸左派有相當大的差異。這是值得注意的重要信息。
而之於柴玲“只有血流成河時,全中國人民才會擦亮眼睛”和王丹“如果不流血我們怎麼辦”的認知,孔慶東表示“聯繫起來,我就覺得,是不是背後還有一股強大的力量,就是要使學生運動走向跟政府勢不兩立,要把政府逼到懸崖邊上的這個程度,逼到懸崖邊上,最後暴力解決。”.“每一次手挽手,去沖擊警察人牆的是普通學生,是那些一年級、二年級的本科生。你們作為高年級同學,作為研究生,在後面策劃指揮,成天想的是自己個人的利益,我覺得於良心不合。”“我覺得,從本質上說,一個是個人的不成熟,另外很有可能有其他勢力在背後左右,他們可能是人家的工具。”
孔慶東分析道。對於六四前夜柴玲等學生領袖鼓動大家繼續留下,孔慶東表示“我們發現又一股力量,一直主張激進,希望造成流血,並且他會污衊別的力量,是政府派來的臥底。”“他們這麼極端,說明他們有一個堅定不移的意志。”
孔慶東稱,柴玲等人“用那種悲情的演說,決絕的態度,又把人挽留住了”。孔慶東稱“有一些核心成員堅持在那些帳篷裡,始終保持著廣場這個混亂的局面。”
對於八九學潮,孔慶東認為當年這個事情就像評價文革等大的運動一樣,它應該分階段評價。 “這個運動在開始的時候應該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愛國民主運動,廣大的以學生為主體的運動參加者都是愛國的、愛黨的、擁護社會主義的,要求社會主義改掉在改革過程中腐敗的弊端,要求擴大民主,我認為它的整個主流是好的。但是中間呢,由於敵對勢力的陰險,由於我們政府處理不當,包括情況、信息掌握的不准確,造成整個的誤判,再加上學生的幼稚,它發生了變化。這個變化仍然不能改變這場運動的整體性質,只能說是被境內外的敵對勢力加以利用。”學生領袖“可能有的被人家洗腦了,有的是被用利益收買了,他們再來影響學生”。
孔慶東最後表示:“我也想勸一下所謂的'敵對勢力',敵對勢力老想把中國搞亂,希望中國各階層越分割越好”,但“你真把中國搞亂了,有一天把共產黨搞垮了,中國四分五裂或者軍閥混戰了,你美國的日子、歐洲的日子能像今天過得這麼安逸?”“所以我覺得美國也好,還在海外活動更多這些民運人士也好,應該在新世紀、新的歷史平台下,去思考以後人類發展的道路問題。我們要承認,不論中國和美國,都還有很嚴重的人權問題、社會發展問題,怎麼解決這些問題?應該大家坐到一張桌子上,心平氣和地去探討,而不是去搞陰謀詭計。”
孔慶東最後表示。他承認“這樣說了可能還是白說”,但“白說也要說”。
很不喜歡孔和尚這種和稀泥的態度(無內容) testtesttest (0字節) 06/04 12:17 (10225140)
孔這個蠻客觀的,估計是因為丫自己也參與了的緣故,哈哈 bizarrerr 06/04 15:40 (10225150)
要是這些人成功了,還不知中國現在變成什麽樣子 諧和。 (491字節) 06/04 11:36 (10225138)
這些人怎麼可能成功呢?連一億分之一的可能都沒有。 ttt 06/04 12:24 (10225142)
一個問題是,本來可以把動機良好的一般參與者和黑手們切割清楚的,但這些年來只強調了黑手的一面。 貓頭鷹(81字節) 06/04 08:05 (10225135)
確實,學生們本來動機也許是好的,卻被利用了 諧和。 (455字節) 06/04 11:30 (10225137)
你倒說說當時學生有什麼好的動機?ttt 06/04 12:32 (10225145)
香港支聯會的錢是來自索羅斯的反華基金,且數目巨大。 (無內容) 諧和。 (0字節) 06/04 05:06 (10225134)
斯諾登5月29日給NBC的談話中已經證實,香港支聯會的錢是來自索羅斯的反華基金,且數目巨大。難怪他們每年6月4號要在香港搞什麼“燭光紀念”。原來紀念是假,反華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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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玲批評美國政府當年應對“六四”的方式
法新社報導,流亡美國的前六四學運領袖柴玲本週五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對美國25年前對待八九民運的做法發出譴責,表示時任美國大使曾私下對她透露,華盛頓“不在乎”北京當局的鎮壓行動。
柴玲等多名前學運領袖出席了美國國會舉行的六四25週年聽證會。柴玲在聽證會上表示,她曾希望中國軍隊在1989年6月3日夜間至4日鎮壓學生的時候美國會出面干預。
柴玲說到:“我們在天安門廣場上一直站到早上六點鐘。我們希望美國人會來幫助我們,可是他們並沒有出現。”
鎮壓過後,柴玲曾藏身貨櫃逃往香港、法國,最後輾轉抵達美國,她說自己與八九民運那年時任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在他離開北京後談到過天安門鎮壓。柴玲表示:“我說,'先生,為什麼美國人不來呢?'他當時私下作出的回答是:'他們不在乎'。我的心都碎了。但不幸的是,事實就是如此。”
前六四學運領袖(從左至右):柴玲、吾爾開希、王丹
柴玲還表示她也見到了當時的美國副總統丹·奎爾(Dan Quayle),後者對美國當時沒有採取行動表示了歉意。已經皈依基督教的柴玲說到:“但是,這並不足以代表美國應該有的作為,這是一個上帝之下的國家(One Nation Under God)。”
中國政府武力鎮壓六四民運後,當時的美國總統、曾任駐中國大使的布什(George HW Bush)對北京實施了有限的制裁,但同時也暗中派遣高級官員與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進行會晤。
與柴玲進行過對話的前美國大使李潔明在2009年去世。他曾經在回憶錄中寫道,他對天安門暴力事件扼腕,但對美國來說,維持與中國的關係,並鼓勵這個正在崛起的強國向世界開放是十分重要的。
香港市民每年六四紀念日都會舉辦悼念活動(資料圖片)
李潔明還寫道,這種對待中國的態度也為他本身帶來了“個人紅利”。第一次海灣戰爭期間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曾密謀策劃要謀殺他,不過中國介入進行了干預。
天安門屠殺奪取了數以百計民眾的性命。有估計,死亡人數上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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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位前民運領袖週封鎖也出席了聽證會,他表示,當年自己在北京復興醫院的自行車棚親眼見到30具學生的屍體。
目前在美國擔任金融分析師的周封鎖呼籲華盛頓加大對技術開發的資金支持,以打破中國的網絡審查封鎖。中國當局封鎖了所有關於八九民運的信息。他說:“控制互聯網和阻止中國公民訪問國外網站對共產黨的生存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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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玲真是天真。中國是個有主權的國家。美帝再橫能從天而降?到天安門廣場和中國軍隊作戰?這女子簡直就是無腦,人說啥她信啥。ttt (51字節) 06/04 12:21 (10225141)
一個80後大學生看6.4,25年了,確實不同了
六四話題最近是相當火熱,當然明天就是25週年了嘛,反華敵對勢力又蠢蠢欲動,希望藉此機會做些事情,有人已經號召再次佔領天安門了,但是我想說的是,一切都已經變了。
本人是21世紀後的大學生,很不幸我們這一代大學生被人鄙視成毫無希望的80後,之所以被人鄙視恐怕也是和我們的89前輩們做的比較得出的結論吧。我承認我們這一代大學生懶散,沒有組織性紀律性,自我,毫無鬥志,沒有遠大理想,比起89年的那些前輩們來說我們真的是缺點多多。
89年發生的那場運動,我只是一個旁觀者,到現在我的記憶也只有隱隱約約記得電視裡播出解放軍被打死的宣傳聲音,那個時候我不過是個小屁孩。然而我們這一代大學生也不是一無是處,不然中國也不會持續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已經在準備超越美國。
我們這一代人和89年的前輩們最大的區別在於,我們的立足點是非常務實而89年的前輩是很理想。這樣的區別是環境使然。
89年的前輩所在的環境是什麼樣的?社會主義的餘溫尚在,改革開放的新思潮湧進,社會主義運動到了低點,發生了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社會主義陣營頃刻瓦解。中國1989年GDP是1.7萬億人民幣,2013年是56.9萬億人民幣。
1989年當時的前輩們有多少是羨慕美國和日本的消費品?恐怕是大多數人,而現在我們這一代人還有多少羨慕西方的消費品?可以說我們這一代大學生對西方已經是平視了。
大家記得2008年北京奧運會火炬傳遞在西方收到阻撓的事件吧,而這次事件催生了一代留學生,他們回國後號稱是“四月黨人”,組建了anti-cnn的新聞網站和西方對抗,請問我們89年的前輩們,你們當時做的到嗎?
我不是在鄙視誰,大環境改變了,一切都在改變,89年的前輩多數是仰視西方的,而現在我們這一代則已經準備開始俯視了。這就是我們之間的不同。
很多89的前輩們很擔憂我們這一代大學生,認為我們沒有反抗精神,逆來順受,在大洋彼岸隔著太平洋指點我們這一代人,請問89的前輩們你讓我們反對什麼?一黨專制?不民主不自由?腐敗?但是我們這一代人希望對你們說,請你給我們時間,讓我們先過上小康生活好不好?
現實已經表明了,64事件在現在的社會沒有任何根基,如果有人今天跑到北京的大學校園告訴校園的學生說:同學們跟我去佔領天安門廣場!恐怕你會被人嘲笑成瘋子,沒有人會搭理你,這就是現實。
儘管在我大學的時候,同宿舍的人在老師的帶領下悄悄紀念所謂的64,還在文化衫上簽名留念,但是據我所知也不過十幾個學生簽名而已,而這種簽名更多的是感情上緬懷。那麼為什麼現在的大學生和89的前輩出現如此大的反差?我要說的是時代的巨變導致了這一切。
64以後中國並沒有垮,共產黨也沒有倒台,蘇聯解體中國依然不倒。而且中國的發展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這一切分明在為共產黨辯護:當初用強力手段恢復社會秩序是正確的!此外,國際社會的變化也讓越來越多的中國大學生明白,穩定是多麼寶貴。
中東,東南亞,烏克蘭天天在死人,而中國卻在天天進步,而且中國越進步對穩定的需求越強烈。
當恐怖分子製造北京和昆明的恐怖事件一發生,全體一致譴責(除了少數所謂的公知和精英),這是為什麼?因為中國現在太需要穩定的發展環境了,太需要時間了,我們落後西方不就是因為自己49年以前一直在動盪嗎?我們失去的時間現在必須要拿回來,只有這樣才能超越西方,況且目前超越美國已經指日可待,那麼對穩定的渴望反映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理就是對所有破壞穩定的人和事進行打擊。
香港,台灣,泰國,烏克蘭似乎粉墨登場為中國大陸進行現實主義教育。用反面教材的形式告訴大陸穩定是多麼重要。
話說了這麼多,無非是想表達89年前輩們所做的事情根本無法在復製到今天,沒有任何群眾基礎,我敢說如果今天再有一批學生進入天安門,人民群眾會自發把他們趕出去,根本不用軍隊出動。
世界在變,中國在變,89年的前輩似乎依然未變,這就是他們的短板。
64給中國人留下的最大財富就是告訴中國人穩定是多麼地重要,沒有穩定就沒有發展,沒有發展民主就是個屁。
當中國的GDP是1.7萬億人民幣的時候,美國日本對我們是友好的,那是因為美國日本的GDP是中國的十幾倍,人家根本看不起你,只有這樣才和你談民主。
當中國的GDP變成日本兩倍美國的7成56.9萬億人民幣的時候,美國就和中國談網絡安全,日本就和中國談釣魚島。這就是活生生的現實。
當年我相信89年的前輩們大多數都希望中國強大起來,然而中國現在開始強大起來了,這些前輩們,請問你們為什麼不肯定我們的發展成果?為什麼不肯定共產黨的作用?為什麼不肯定社會主義的優勢?為什麼不反思你們的民主?為什麼不正視這些現實!
當美國以民主的名義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烏克蘭屠殺生命的時候,請問這些89年的前輩你為什麼不反對?
89年的前輩們已經在“民主”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越走越遠,已經到了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的地方。為了反對而反對,為了個人私憤和共產黨死磕,不顧人民大眾對穩定的渴望不斷製造事端,不顧中華民族利益勾結外敵,有一些89年的前輩已經從當初愛國愛人民徹底站到反人民的立場上了,而且要一條道走到天黑。我在這裡可以肯定地說,這些人真的不會有什麼好的結果。
89年的前輩們當時是愛國的,現在他們認為他們仍然是愛國的,做著和當初一樣的事情。然而他們忽略了世界在變,中國在變,中國民心在變,這是他們最大的缺陷。
作為21世紀新一代的大學生,我們對愛國的看法已經多元。有些大學生和89年的前輩有交集,但是他們缺乏勇氣,因為他們要找工作要吃飯,要還房貸要結婚生子,所以他們不會沒事幹上街遊行。
還有些大學生一心一意賺錢為主,考各種證書,不參與任何政治。
還有些學生是理想主義走到了左派陣營,還有的學生當了公務員,準備入黨撈一筆。
中國目前的現狀沒有任何大型學生運動的土壤,2011年所謂的王府井茉莉花革命,我看了視頻,現場的各國記者加警察都比手拿茉莉花的人多,這不正說明了所謂的反政府反黨的活動已經被人民拋棄了嗎?
我不否認中國有很多群體性事件,強拆,壞境污染,等等,這一切不都是資本加貪官的結合釀成的嗎?中央政府有多少次要求各地不得強拆?而習近平上台以後的反腐力度讓貪官風聲鶴唳,這些變化89的前輩你們看的到嗎?
64已經過去25年,如果說64對中國人有什麼積極意義的話,那我想說的是這個積極意義就是讓中國人記住了穩定是頭等大事,沒有穩定就沒有發展,沒有發展民主就是個屁。
我敬佩89年的前輩所做出的努力和犧牲,敬佩他們為國為民的情懷,有些前輩對64還是耿耿於懷,認為遭到了不公正的非人道的待遇,我想說的事,當初你們走向天安門的時候不已經抱著流血的信念了嗎?用你們的鮮血換取祖國的強大不正是你們當初的口號嗎?你們的血沒有白流,今天的中國已經逐漸強大,這不正是你們當初的願望嗎?
但我最後還是希望他們能夠保持清醒的頭腦,睜開眼睛看世界,世界在變,中國也在變,誰不能適應這種變化必將被歷史和人民拋棄。
2014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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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領袖太年輕,享受到權力帶來的優越感,被lord of ring控制了。什麼叫平等對話,其實他們也沒想平等對話。
若是現在的米國操縱茉莉花般操縱89年,當時中國會更危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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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時間6月3日,六四事件25週年前日,收到一位多年參與多維博客的博主提供孔慶東接受采訪談論六四的錄影。孔慶東1989年學運時曾擔任北大籌委會負責人,在這部時長37分鐘的採訪視頻中,孔慶東詳細的談到六四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以及他對整個事件的看法,並對王丹、柴琳、吾爾開希、封從德等學運領袖進行逐一評價,他稱
“王丹基本上是比較理性的”,“柴玲特別會煽動,而且會打悲情牌”,而對封從德的看法則是“很有激情”、“說話顛三倒四”。
據稱,上述錄影還提供過給包括英國廣播公司(BBC)在內的多家媒體,但截至發布此視頻時,尚未有其他媒體予以報導。
談及開始於當年的4月15號胡耀邦去世的八九學潮,孔慶東表示,在4月15號開始之後的大約十天左右的時間內,他並不是一線的領導者。他說:“我只是跟其他同學一樣,參與遊行,有時候幫助大家出謀劃策。比如說給大家策劃一些口號、標語,提出一些建議、指導。比如游行的時候遇到警察怎麼辦?遇到解放軍怎麼辦”“在4月25號的時候,我就被選為了籌委會的負責人,我是這樣被推到一個領導者的位置上去的”,孔慶東自述。
作為八九學運的參與者和親歷者,孔慶東當時與後來赫赫有名的學運領袖王丹、柴琳、吾爾開希、封從德等都有接觸,談及他們,孔慶東表示“他們由於被媒體多年的渲染,都成了大名人”,“其實當時還有許許多多有名的學生領袖,但是他們都被湮沒了。”
“學生領袖是很多的,但是今天,由於世界輿論是控制在美國手裡的,所以大家想起89年就想起王丹、柴玲、吾爾開希,就會想起這些人來。”孔慶東說。
談及他“比較熟悉”的王丹,孔慶東表示“印像中的王丹基本上是比較理性的”。他說:“我認為在89年六四之前,我印像中的王丹基本上是比較理性的,他的立場我們不管,他表現的比較理性。六四之後,一直到後來他去美國,90年代,我看到過他寫的一些文章,仍然在這些民運人士中,我認為他是相對穩健的。”“他並不是完全跟美國政府的口徑一樣,但他會變化,他慢慢地會變化到這一步,比如今天,他到台灣去支持台灣的這些運動,他背後的背景我就不太了解了,也許跟他的生存、周圍環境、人際關係都有關係。”
孔慶東說,“其他的學生領袖,有的比他(王丹)更穩健,比他更穩健的人,可能就不受美國勢力的欣賞。”“還有一部分人是比王丹更激進的,比如像柴玲、吾爾開希。他們可能就是更激進的一些主張的代表者”。
鏡頭中的孔慶東。
在這部只有孔慶東出現在鏡頭中的錄影中,孔慶東稱“柴玲是非常富有激情的一個人,特別會煽動,而且會打悲情牌。”
孔慶東評價說:“其實他們沒有什麼個人獨立的思考和見解。他們只是一味地要讓這個運動向著不可逆轉的悲情道路發展。因為當時學生並沒有什麼新的話語,學生說的話語很類似文革的話語。比如柴玲很善於在演講中含著熱淚說,'國家是我們的國家,人民是我們的人民。我們不管誰管,我們不干誰幹。'”孔慶東稱“這完全是文革的語言,一個字都不差的”。 “但是,這種煽動它是很管用的,因為學生是很單純的,學生是一腔愛國激情,覺得誰更愛國,他們就听誰的。”
說到“吾爾開希”,孔慶東稱跟他也有幾次接觸。
“據同學們講,他不是一個好學生。學習、平時表現可能都是有問題的,但是一個很有鬥爭勇氣的人,他能夠勇於站出來,組織學生遊行等活動。另外呢,他長得比較帥,確實是少數民族的帥哥。所以他在同學中也有一定的威望。”孔慶東說:“吾爾開希也是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開始的時候,我覺得他就是一個單純的學生,比較單純的,願意出來鬥爭的。”
“像柴玲、吾爾開希,他們都是到了美國之後,我覺得他們可能有難言之隱,我們也理解人家”,孔慶東表示,“人難以逃脫自己的生存環境,生存環境決定了他在政治立場上有更激進的表現。談到中國的民主問題,孔慶東表示,“中國民主的問題不是沒有選票,而是選舉過程中的程序問題。 ”
他說:“有些海外人士,我們不管他的立場是善還是惡,他對中國的很多指責今天已經遠離了中國的實際情況,所以他們不能得到中國民眾的支持和響應。相對的,美國政府也就不給他們更多的支持,所以他們的處境會更加困難、更加可憐。”
關於另一學運領袖封從德對孔慶東“是中國政府安排在學生運動中的內應”的懷疑,孔慶東回應稱,“他這個說法呢,是沒有材料支撐的,也沒有邏輯支撐的,是一個自己的猜測。”孔慶東反擊道:“事實上,我倒是覺得,封從德本人是有嚴重問題的。”“我記得很清楚,就在封從德第一次當選籌委會領導的時候,委員之一的時候,他在北大的五四操場上講話,他竟然講什麼呢?他竟然說:'北大,終於有我說話的地方了!'”
“我覺得,他也是一個研究生啊,一個研究生怎麼說出這麼瘋瘋癲癲的話來,這說明他心理壓抑了許久。”孔慶東舉例說。關於對封從德的看法,孔慶東稱“他很有激情”,“說話顛三倒四的”。 “他的疑神疑鬼、顛三倒四是大家對他的共識。”孔慶東還說:“事實上,在運動的當時,我就听說封從德等人已經跟美國政府、美國使館有密切往來,甚至其中有的人已經拿了美國護照。” 至於當時都有誰有了美國護照, 孔慶東表示“具體到誰有,我不掌握”。
談及當時參與報導學潮的境外記者,孔慶東表示當時接觸了很多外國記者,“我是比較早認識到,境外這些記者不是客觀不是中立的,我不能斷定這些記者是不是都是特務,但我估計裡邊有特務。”孔慶東的判斷依據是:第一,他們對我的採訪不是原原本本報導的,是經過篡改的,添枝加葉的,偷梁換柱的,這個我就不滿。有香港的、美國的、日本的。第二,這些記者採訪的時候,對我有誘導,他總是誘導我說,共產黨不好,誘導我說美國好,並且問我“你希不希望到美國去,過上真正的自由民主的生活?”
當時很多人向參加學潮的學生提供了各種援助,在被問及當時援助品來自哪兒,孔慶東表示援助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個是普通老百姓自發的零星援助,一個是社會各機構團體單位的有組織的援助,再一個就是來自境外的援助。 “具體的援助,我覺得是很難統計清楚的,特別是來自境外的援助,反正包括了人的衣食住行到政治活動所需要的一切,可以說應有盡有,甚至到了後期有點過剩了。”至於據後來的調查,很多學生領袖得到了這個錢,孔慶東推測“那可能是通過個別的私人渠道,個人渠道獲得的”。
關於柴玲曾經在採訪中提到“要推翻一個沒有人性的政府”與學生運動初衷、要求的“民主自由”是否是相悖,孔慶東表示“沒有針對政府要推翻它的試圖”,“這場運動從初衷來看,沒有針對共產黨執政這個問題,也沒有針對政府,根本不是要推翻政府,也沒有說政府沒有人性。”
孔慶東反問:你不能說民主是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不要民主嗎?非得資本主義才有民主嗎?大家要的是擴大社會主義民主。
孔慶東認為,“後來柴玲等人,他們把學生運動引向流血的結局,有她個人的想法,還有運動後期,方向變化了的問題。”他具體分析稱,“因為後期,在廣場的絕食變質了。一開始的絕食,同學們是很純潔很真摯的,到了後期,它已經超過了人絕食的生理限度了,所以後期的絕食變成了一種政治上的僵持。這邊,媒體不斷地渲染'有學生暈過去,救護車拉走了',在國際上就造成一種印象:共產黨政府是沒有人性的,學生絕食它都不管嘛。而這個結局恰好迎合了柴玲等學生領袖的期待,他們希望用流血來使自己成為國際人權的名人。”
有關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訴求,孔慶東表示“一開始是有清楚含義的”,但後來“變成變質的一場絕食表演” 。
“一開始學生認為,要求政府答應我們的條件,不答應就絕食,它還有一個明確的目標。等絕食過了幾天之後就沒人提這個事兒了,政府無論怎麼做都是不對的。我們就在這絕食,沒完沒了,最後變成一場沒完沒了的絕食,沒有目的。給人的目的,是不是非得共產黨下台你才不絕食啊?”
孔慶東說,“後來這個絕食事實上已經不能得到同學們的支持了,真正絕食的人也越來越少了,實際上絕食變成了一種在帳篷裡面吃點喝點,然後到外面來坐一會兒,表示絕食”。
談到六四事件是否是早有預謀或是精心設計的,孔慶東表示“說精心設計可能過分了”,“但如果說他是有預謀的、有引導的,這是合情合理的”,“因為我們在這個運動中分明感到,有幾股不同的力量,都希望這個事情搞砸,不希望學生和政府真正進行和平對話”;“我們發現,不論是政府、學生、還是境外,總有那麼一部分人,他們聯合起來,不希望對話順利進行。”
孔慶東在錄影中沒有具體指出“我們”是誰。關於“血流成河”的說法,孔慶東說是美國之音的渲染。孔慶東表示:“確實有非常令人遺憾的流血事件,但沒有血流成河,但以我一個共產黨員的立場來看,死一個人也是遺憾的,不應該的。”
分析指出,假如這種說法能夠代表目前官方的部分內部新認識,這與之前的大陸左派有相當大的差異。這是值得注意的重要信息。
而之於柴玲“只有血流成河時,全中國人民才會擦亮眼睛”和王丹“如果不流血我們怎麼辦”的認知,孔慶東表示“聯繫起來,我就覺得,是不是背後還有一股強大的力量,就是要使學生運動走向跟政府勢不兩立,要把政府逼到懸崖邊上的這個程度,逼到懸崖邊上,最後暴力解決。”.“每一次手挽手,去沖擊警察人牆的是普通學生,是那些一年級、二年級的本科生。你們作為高年級同學,作為研究生,在後面策劃指揮,成天想的是自己個人的利益,我覺得於良心不合。”“我覺得,從本質上說,一個是個人的不成熟,另外很有可能有其他勢力在背後左右,他們可能是人家的工具。”
孔慶東分析道。對於六四前夜柴玲等學生領袖鼓動大家繼續留下,孔慶東表示“我們發現又一股力量,一直主張激進,希望造成流血,並且他會污衊別的力量,是政府派來的臥底。”“他們這麼極端,說明他們有一個堅定不移的意志。”
孔慶東稱,柴玲等人“用那種悲情的演說,決絕的態度,又把人挽留住了”。孔慶東稱“有一些核心成員堅持在那些帳篷裡,始終保持著廣場這個混亂的局面。”
對於八九學潮,孔慶東認為當年這個事情就像評價文革等大的運動一樣,它應該分階段評價。 “這個運動在開始的時候應該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愛國民主運動,廣大的以學生為主體的運動參加者都是愛國的、愛黨的、擁護社會主義的,要求社會主義改掉在改革過程中腐敗的弊端,要求擴大民主,我認為它的整個主流是好的。但是中間呢,由於敵對勢力的陰險,由於我們政府處理不當,包括情況、信息掌握的不准確,造成整個的誤判,再加上學生的幼稚,它發生了變化。這個變化仍然不能改變這場運動的整體性質,只能說是被境內外的敵對勢力加以利用。”學生領袖“可能有的被人家洗腦了,有的是被用利益收買了,他們再來影響學生”。
孔慶東最後表示:“我也想勸一下所謂的'敵對勢力',敵對勢力老想把中國搞亂,希望中國各階層越分割越好”,但“你真把中國搞亂了,有一天把共產黨搞垮了,中國四分五裂或者軍閥混戰了,你美國的日子、歐洲的日子能像今天過得這麼安逸?”“所以我覺得美國也好,還在海外活動更多這些民運人士也好,應該在新世紀、新的歷史平台下,去思考以後人類發展的道路問題。我們要承認,不論中國和美國,都還有很嚴重的人權問題、社會發展問題,怎麼解決這些問題?應該大家坐到一張桌子上,心平氣和地去探討,而不是去搞陰謀詭計。”
孔慶東最後表示。他承認“這樣說了可能還是白說”,但“白說也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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