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界面文化/潘文捷】上下五千年，縱橫十萬裏，經綸三大教，出入百家言。”在追隨者眼中，南懷瑾是這樣一位通古曉今、學富五車的大師。然而在反對者眼裏，南懷瑾的形象截然相反，他“不懂國學”，一些說法簡直“讓人哭笑不得”。2012年南懷瑾逝世，過去了這麽多年，關於他的種種爭論依然不絕於耳。他憑借什麽獲得了如此之大的影響力？當代社會為什麽會出現南懷瑾這樣的人以及關於此人的截然對立的評價？多年追隨南懷瑾的媒體人練性乾在其《我看南懷瑾》一書中稱，即使是讀過他全部著作和非常了解他的弟子，也認為南懷瑾是一個“？”——一個大問號。今年3月18日是南懷瑾誕辰百年，在這樣一個契機之下，讓我們謹以此文重新審視這位問號人物的思想觀念與紛揚爭議。

1918年，南懷瑾出生於浙江溫州市樂清縣，自幼接受傳統私塾教育。從少年時期開始，他讀諸子百家，兼及拳術、劍道等各種功夫。抗戰時期，南懷瑾先是投筆從戎，執教於軍校，後來辭去教職，遊歷名山大川，尋訪高僧奇士，在名寺閉關研修佛學，據說得多位高僧、活佛傳授。

1949年，南懷瑾赴台灣，應邀到多所大學、機關、社會團體講授中國傳統經典。他的課程據說極受學生歡迎，教室裏往往是滿的，窗外還站了人。上世紀六十年代起，台灣官方推動“中華文化覆興運動”，在民間激起了強烈的文化鄉愁。南懷瑾也隨之名氣大增，其著作流行於華人文化圈，其門下弟子不乏高官達人，連蔣介石都曾親自去聽其授課。大多數追隨者稱讚他儒釋道各家思想貫通，把深奧的道理講得明白，並且能夠親身實踐，令人尊敬。

南懷瑾曾經引用宋儒張橫渠的話，來為他的理想做註解：“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先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他似乎也是這樣實踐的。1988年南懷瑾定居香港，時任溫州市委書記董朝才前去拜訪，希望他能夠推動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提及但長期沒有獲得充足資金投建的金溫鐵路。南懷瑾為了給子孫後代造福，籌措到資金1200多萬美元，推動了鐵路的建設。在建設完成之際，他提出“還路於民”，將股權轉讓給了浙江省和鐵道部。

除了基礎設施建設以外，南懷瑾還推動過兩岸關系的發展，1992年6月，南懷瑾起草《和平共濟協商統一建議書》，為兩岸和談奠定了基礎。

但是，在生平事跡為人傳頌的同時，南懷瑾留下的遺產也遭到了許多質疑。

南懷瑾親自推動的“兒童讀經”，不僅在他生前開設的太湖大學堂得到實踐，之後更是全國風靡。他自稱因為讀經而有了“無比煩躁”的童年，但依然認為，“不管中文、外文，高聲朗誦，慢慢悟進去，等長大了，音韻學懂了以後，將來的學問就廣博了。”這種做法因有灌輸填鴨之嫌而遭到了一系列批評，《人民日報》甚至也撰文稱，“僅僅背誦，特別是在不理解內容的前提下盲目背誦，其實是在浪費時間。”

或許也正因為接受的是“不求甚解”的背誦教育，南懷瑾的作品遭到了很多學院派人士的詬病，諸如在小學（即中國傳統語文學）和章句上錯漏百出，因此不應被稱作“學者”。盡管如此，蘇州市吳江區政府還是在2016年準予成立了“南懷瑾學術研究會”，研究會會長為曾擔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南方科技大學校長的化學家朱清時，是一名中國科學院院士。在追隨南懷瑾的腳步之後，朱清時稱自己從修煉真氣中產生了“極大的快樂”，並試圖“用現代的科學語言”來解釋真氣，這番言論亦引起了不少爭議。對於朱清時所著的若幹將物理學和佛教聯系起來的論文，覆旦大學物理系教授施郁評價稱，“其中的物理學內容和其聳人聽聞的觀點之間並沒有邏輯關系。”

有人認為南懷瑾不異於一位“江湖騙子”，也有不少人尊稱其為“國學大師”、“一代宗師”甚至是“通天教主”；質疑與批評南懷瑾的聲音、文章或著作從未止歇，另一方面，南懷瑾的著作出版挑起了覆旦大學出版社的利潤大梁，常年雄踞覆旦社和東方出版社社科類書籍銷售榜前列；南懷瑾在大陸地區被相當一部分人奉為“南師”——從論語到呼吸法門精要，再到生命科學，無一不遵——為何在他居住多年台灣香港地區，“最近二十年（南懷瑾）在台灣幾乎沒有讀者”（台灣作家楊照語），連其去世的新聞都未在港台媒體與知識界激起多大漣漪？

“什麽都敢講”：錯誤滿篇只因不拘小節？

追隨南懷瑾先生四十余年的劉雨虹，如今帶領著一個著述整理團隊，肩負著整理和勘校南懷瑾作品的義工角色，以配合這些作品的出版工作。她在《南懷瑾先生側記》一書中寫道，人們認為南懷瑾不是學者，是因為他不太計較學術上的微末細節。“他常引用錯誤，在講演的時候，引用《紅樓夢》裏的一首詩，他會說成《西廂記》，還不止一次的錯引。這對學院派的人來說，是頗為嚴重的，但南老師註重的是詩本身的意義，至於究竟出在《紅樓夢》或《西廂記》，並不是重點。”她以蠶吐絲喻南懷瑾講學：他把他讀過的書、學來的各種學術，融化而變成一種教化，使它實用於社會人群，豈不就像蠶吃桑葉而吐絲嗎？“至於說哪一段絲是哪一片桑葉所變，也就用不著研究了。”

只要義理、辭章而不重視考據，自己高興怎麽講就怎麽講，這正是很多學者對南懷瑾的批評之辭。覆旦大學教授朱維錚生前曾公開批評南懷瑾，“（他）也就是在讀了儒、佛、道三家的一些著作之後寫了一些自己的感受而已”，並稱南懷瑾值得佩服的一點是，他有勇氣講出他自己思考過的東西，“他未必懂，但是他思考過”。

實際上，被認為精通多門學問的南懷瑾一輩子有沒有一張文憑，連小學文憑也沒有。他的書一般是他講、學生記錄整理，他自己再反覆修改而成。在所有著作當中，《論語別裁》的記錄整理是南懷瑾最滿意的（練性乾語），這本書傾註了他與好幾位學生的不少心血。在前言裏，南懷瑾稱《論語別裁》不但記錄得忠實，還詳細補充了資料。

即使是南懷瑾自己最滿意的這本書，也沒少被學者們批評。與季羨林、金克木、鄧廣銘合稱“燕園四老”的學者張中行就在《讓人哭笑不得的南懷瑾》一文中指出了《論語別裁》的諸多錯誤：有史實錯誤，比如把《禮記》（據傳為西漢戴聖編）當作是孔子的著作；也有釋文義錯誤，如把“諸夏之亡”的“亡”（通假字，通無）誤認為是“亡國”之意……2012年，深圳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徐晉如在微博發表文章，稱他在閱讀時發現《論語別裁》“滿篇滿紙是離奇的錯誤”，其中之一是“暴虎馮河”（暴虎：徒手搏虎；馮河：過河不借助工具，即徒步涉水過河），南懷瑾對這一成語的解釋為：“像一只發了瘋的暴虎一樣，站在河邊就想跳過去，跳不過也想跳。”徐晉如讀下來，總結出了南懷瑾說經的一個重要特點：“完全不顧漢語的自身規律，更不顧歷代註疏家的研究成果，什麽都敢講，什麽挑戰人想象力的觀點都敢提。”

香港作家廖偉棠轉發了徐晉如批評南懷瑾的這條微博，加了一句評論：“南大師這些事，港台知識界皆知。這就是為什麽大師去世一事在港台幾無反響，因為我們早已不當他大師。”台灣作家楊照也跟貼道，“他（南懷瑾）最近二十年在台灣幾乎沒有讀者，台灣知識界這點評斷能力幸好還有。”楊照接下來更進一步說，面對歷史，我們應當老老實實盡量還原歷史，不管是好是壞，別太多自己的創意主張；認真仔細比對史料，運用一切邏輯推理的工具對照上下文，解釋古人究竟是面對什麽情境試圖要表達什麽，是我們的基本責任。在這個意義上，他“無法接受南懷瑾的許多說法”。

《論語別裁》

南懷瑾 講述

東方出版社 2014-07

不過，南懷瑾本人對學問的理解和學者們的理解本來也不太一樣。他曾經寫道：“我們今天所講的，都是古人吐出的口水，我們將這些殘余的唾沫拿來，加一點化學作用，就變成自己的學識在這裏吹，這就叫做學問……”（《歷史上的智謀》）南懷瑾是這樣認為，也是這樣做的。覆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顧曉鳴稱，“觀察他講學以及讓弟子記錄覆述的寫作方式，掛一漏萬的取材方式和半途而廢的講經形式”，南懷瑾自己的“行”介入文本的構建，並重視自己的“行”甚於具體的文本，完全是“讀書不求甚解”和“寫書不求甚達”。而《論語別裁》的“別裁”，正是通過對書寫文本的有意破壞、裁剪、鑲嵌和排列，以達成自己要說的意思。

“只戴一副歌頌的眼鏡”：他要拯救的是什麽文化？

網絡上流傳著南懷瑾一些令人難忘的言論，比如“男人的精蟲有青、黃、赤、白、黑五種，再加上酪色、酪漿色共七種”，“整個身上的激素變成月經下來，已經是成形的水了，就是癸水”（《小言黃帝內經與生命科學》），“我們曉得台灣有鹿，它有些是鯊魚化成的，鯊魚到了年齡會跳上海來，在沙灘上打個滾，就跑到山裏變成鹿了”（《莊子講記》）。

這些與現代科學常識相悖的說法，不少人看了只覺得啼笑皆非。在南懷瑾生活的時代，高舉“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的新文化運動使封建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但他不願接受這場運動帶來的革新。南懷瑾稱白話文無用，並認為在二十世紀初，“一套套思想弄得中國人的思想與心理在不今不古、不中不西的心理狀態中，陷入一團混茫”。（《亦新亦舊的一代》）他還感到，科技文明的發展帶來了文化的衰退與道德的墮落，為此他痛心疾首：“科技文明的發展，給人類帶來了生活上的很多方便，但沒有給人類帶來真正的幸福，甚至給人類帶來了更多的痛苦和煩惱。科技文明發展的同時，全世界東西方道德文化都墮落了。西方文化過去靠宗教，中國文化靠傳統的道德觀念，現在西方宗教衰退了，中國的文化道德也墮落了。”南懷瑾的思想體系中雖涉及到了“生命科學”，但其內核絕非現代科學，他主張的是通過拜佛、念佛、念咒子、做觀想、練功夫打坐等手段，達到四禪八定的境界。在晚年，南懷瑾堅決不看西醫，除了被救護車送進醫院的時候。

南懷瑾判斷，在中國大陸，傳統文化已經出現了斷層，新文化運動的“打倒孔家店”、”十年文革”中的“破四舊”、改革開放後的“西學東進”來勢迅猛，傳統文化有進一步衰落的趨勢。“我們幾千年的文化遭此重創，是我們全體中國人對不起自己的國家民族，對不起自己的老祖宗。”在他看來，自己的一生都在為接上文化斷層而努力。

2012年10月2日，在得知南懷瑾逝世之後，其故鄉樂清的民眾自發舉行悼念鄉賢活動。（視覺中國）

張中行批評稱，南懷瑾對傳統文化“只戴一副歌頌的眼鏡”。他在《論語別裁》中發現了這一傾向：這部書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完成的，書中的意見卻還是五四前後極少數人聖道天經地義、反對“打倒孔家店”那一路。南懷瑾稱道孔子學說可貴，“畢竟是萬古常新，永遠顛撲不破”——南懷瑾顯然也不折不扣、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孔子學說中的聖道，主張尊王、忠君、孝親等等價值。

“南懷瑾基本是站在傳統文化的立場上來評價文化現狀和宣傳傳統文化。這是文化合力中的保守力量，這股保守力量主張中國文化變革要不停地向後回首，甚至主張後轉。”南京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劉曉東在其論文《兒童讀經運動質疑》中分析道，南懷瑾宣揚的東西常常良莠並存、魚龍混雜，其影響有正有負。

而糟糕的是，南懷瑾一些虔誠的讀者並沒有意識到其中的負面內容，甚至將其拜為了所謂“通天教主”，甚至有讀者將南懷瑾簡簡單單一個吸煙的舉動都進行了神化——《中華讀書報》2004年刊登了一篇題為《走進南懷瑾》的文章，署名為“馮哲”，作者說，南懷瑾吸煙是因為在峨眉山閉關習慣了清新空氣，而下山後“人”味太重，需要用香煙驅趕，並稱“南先生吸煙與眾不同，倒像是一種把玩，幽雅得很”……

暢銷三十年：“滿足社會更廣泛群體的精神需求”？

在蔣介石於1966年創辦“覆興中華文化委員會”這件事上，南懷瑾出力很多。這說明，在當局意識到“覆興中華文化”的重要性時，南懷瑾當時在市民階層中的廣泛影響起到了作用。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李浴洋在《南懷瑾現象：傳統文化的當代境遇》一文中認為，南懷瑾在台灣的“成功”，建立在1949年以後國民黨政府在台實行的“文化封鎖”政策導致的文化斷層之上。經濟起飛之時，社會正需要利用傳統文化重建自信與凝聚人心，而南懷瑾恰好扮演了這一的角色。

據覆旦大學出版社南懷瑾項目組的一位成員介紹，1989年，南懷瑾和覆旦大學出版社首次合作，耗資20萬元自費出版了三本書《論語別裁》《禪宗與道家》和《歷史的經驗》。三本書一上市便十分火爆，加印不斷，之後覆旦社出版了南懷瑾著述共計三十余種。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訪時，此人表示，覆旦社創辦於上世紀80年代，由於南懷瑾的著作彼時十分暢銷，“它的利潤可以說為覆旦社的發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近三十年過去，直至今日，在覆旦社的所有社科類書籍當中，南懷瑾作品依然是銷量冠軍。

由權威的高校出版社和國家一級出版社編輯出版，且加印無數暢銷大陸三十年，南懷瑾作品的權威性和流行度仿佛憑借這兩點得到了確認。實際上，出版南懷瑾著作一事遭到了包括朱維錚、王元化等在內的諸多知名學者的反對，出版社因出版“垃圾著作”遭到質疑。覆旦大學出版社社長賀聖遂曾經向媒體透露過當時的場景，“當時我只和朱（維錚）先生講，中國像您這樣的學術泰鬥畢竟是少數呀。”他解釋了南懷瑾作品出版的必要性，“當時，多數學術著作為小眾服務，但覆旦出版社一直也在考慮滿足社會更廣泛群體的精神需求。南懷瑾先生的著述從商界成功人士、企業家圈子中開始流行，相信南先生的自由發揮亦滿足了另一群讀者的精神寄托和思考。”

就這樣，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國學熱”興起之時，南懷瑾解讀儒佛道思想及精神的著作，成為了當時人們了解中國傳統文化根本精神、儒佛道核心思想、人生修養途徑與方法的熱門讀物。而在21世紀大陸提出“覆興傳統文化”及“建立文化自信”的要求之後，南懷瑾的著作再一次順應了時代的潮流。

在對傳統文化進行“轉換”和“調整”以適應現代中國人需求的過程中，為何獨獨南懷瑾收獲了最多粉絲與影響呢？覆旦大學哲學系教授徐洪興在《世俗化：傳統文化現代化的途徑》一文中分析認為，傳統文化的現代化過程實際上也是世俗化的過程。世俗化一方面要求從“尊古崇聖”的氛圍中解放出來，把“聖人”還原成世俗生活中的人（比如把孔子還原成一個不得志的政治家、一個有憂患意識的思想家）；把儒家經典還原成古代歷史和文化的原典文本，進而加以研究並給出歷史和文化的審視。一方面要求學術文化、高雅文化的大眾化、普及化。“傳統文化世俗化的兩個層面中，前者學術界基本已經做到，後者卻困難重重。”然而他認為，南懷瑾的著作常常兩者兼顧，甚至在後一方面尤為突出。

南懷瑾的作品常被勘誤卻暢銷多年，成於通俗易懂。覆旦大學出版社南懷瑾項目組的此位成員說，“看文言文很累很辛苦，沒有專業訓練的人看不懂，”大眾需要的不是《論語譯註》《論語集解》這樣專業但枯燥的作品，而是《論語別裁》這樣通俗的東西。連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樓宇烈也不無感慨，“從堅持和傳播傳統文化方面看”——雖然這傳統文化的具體內容值得商榷，但是——“今天有哪一位學者能超過南懷瑾先生的社會影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