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黨第17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22次專題演講
2006/02/22
報告人:楊渡
馬主席、諸位先輩、還有我敬愛的老朋友:
今天,我遠遠不敢以一個專家學者的身份,在這裡演講,而是以一個田野調查者,一個記錄片工作者的身份,來報告我所了解的二二八。我講的題目是:「還原二二八」。
為什麼是「還原」呢?因為,它被賦予了太多扭曲的形象與意義。它已經變成政治符號,是「外省人殺本省人」是「外來政權的壓迫」。最後變成一個魔咒,而失去它原有的面貌。
對國民黨與外省人來說,它變成一種「不敢正視的原罪」。作為二二八的當事人、二七部隊突擊隊長, 陳明忠 先生說過一個故事,他在美國參加座談時,曾以自己的現場經驗,論及二二八死傷者應該是一千人上下。當場就有一個台獨支持者站起來反駁說:「亂講,高雄就死了三十萬人。」
陳明忠說:「當時高雄人口只有十五萬人,就算都殺光,你要那裡找十五萬人來殺?」
那人惱羞成怒,就罵他:「你根本不是台灣人。」
陳明忠說:「告訴你,我祖先是台灣人的時候,你祖先還是外省人。」
為什麼?因為他的祖先是跟著鄭成功來台的。
後來他出了演講會場,一個外省人竟然向他下跪感謝。他說:「以前從來不敢看二二八,好像我們都是兇手,不敢看,不想聽。現在才知道事情的真相。謝謝你。」
事實上,國民黨一直有這樣的陰影。有如一個人被夢魘所困,壓得全身動彈不得,又不敢張開眼睛,最後只能在躺那裡,動彈不得。現在,是該張開眼睛,無懼的、好好的正視二二八的時候了。
愛因斯坦說過:「一百個答案,不如一個聰明的問題。」要還原二二八,我們不妨由問問題開始吧。
第一個問題:為何在此時此地?當時取締私菸,搶東西、腐敗貪污的事,全台灣屢見不鮮。但獨獨發生在南京西路天馬茶房, 二月二十七日 ?有什麼必然或偶然的原因嗎?
根據我去採訪南京西路一帶的老人,他們得到一個很平凡,但很實際有效的答案。因為這裡是酒家。就像今天酒家外面都有人賣香菸一樣,這個婦人林江邁在那裡賣香菸。而酒家外面,也有各種保鑣,兄弟。所以,當那個菸警拿走林江邁的菸,她苦苦哀求,卻被打得流血的時候,兄弟就看不下去了,在旁邊起哄喊打。一般平凡百姓碰到這種事,不一定會出頭,但兄弟血氣義氣比較強,就敢出來罵。結果,這個菸警開了兩槍,打死了一個在地人陳文溪,為了追兇手,所有人群起追趕。就這樣變成群眾暴動。時間和地點,其實都是偶然的。但社會已經飽含了不滿的巨大能量,卻是出事的結構性原因。
第二個問題是:這是在台北發生的事,為什麼演變為全台暴動?
關鍵是次日,群眾不甘心,要求嚴懲兇手,用推車大鼓,遊行到行政長官公署(也就是今天行政院),群眾約有二千人上下(不是外傳的上萬人),結果長官公署的樓上竟佈署機關槍掃射。有三、四人當場倒地。群眾一哄而散,又不甘心,就分成幾路。有一路人跑去公賣局燒東西洩憤;有一路人跑到新公園的電台那裡(現在的新公園二二八紀念館),攻佔電台,開始廣播。一廣播,台北暴動傳開來,全台灣的暴動,就開始了。
第三個問題:這些群眾如果是自發的,非組織的,如何組織起來,成為集體行動。這是很實際的問題。有誰開始組織他們嗎?
這就涉及到以前被掩蓋起來的歷史。那就是「紅色二二八」。從前國民黨說二二八是共產黨煽動起來,這是不對的。因為它是偶發的暴動。但如果說共產黨不起作用,那也是不可能的。既然台灣老百姓反國民黨,共產黨怎麼可能不利用。只是由於國共內戰,國民黨以偏概全,未公佈真相,共產黨不願意公開,而民進黨則寧可不承認二二八與共產黨的領導有任何關係,這一段最重要的歷史就被湮滅了。
現在研究二二八,多半只從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角度,但它只是二二八很小的一部份。處理委員會包括了三部份:第一,當局以及貼緊當局的「半山」;第二,熱心於政治改革的中間偏左集團;第三,中間與右派的保守系大地主、地方士紳等。其結構複雜,自己意見都不一致,根本無法領導民眾。真正在地下有組織領導作用的,反而是剛剛創立不久的中共地下黨。
讓我們看看全台灣的情況。在台北,王添燈(他是處理委員會宣傳組長)旁邊有蘇新、吳克泰、蔡子民等中共地下黨人,後來著名的「三十二條」,就是這些人的手筆。而實際參與群眾行動的是一些年輕人,如陳炳基等,聲望與社會地位都無法領導群眾。所以台北的組織基礎薄弱,無法成事。二十一師鎮壓來臨的時候,也因為無領導組織,而死傷慘重。
但在台中,則是謝雪紅出來領導,她在日據時代就是知名社會運動家,敢於反抗,又有領導才能,台中迅速逮捕縣長,成立二七部隊,召集地方年輕人參加,最後更帶領部隊退入埔里,改名「台灣民主聯軍」,打了幾場小型戰役。但因為知道軍力不成對比,而宣告解散。
在嘉義,則是更為激烈的戰役。雲嘉南一帶,在二二八之前,中共台灣省工委的武裝部長張志忠,就與日據時代農民組合的領導人簡吉,在這裡活動。簡吉品格高潔,一心為農民做事,在農民之間,有非常高的聲望。等到二二八發生,他們迅速組織起來,與陳纂地成立「嘉南縱隊」。(從這個名字,就可以想見它的「紅色性質」了。)簡吉任最高領導人的政委,張志忠任司令員,陳纂地任副司令員,下面有朴子、北港、新港等八個支隊。陳纂地是日據時代眼科醫生,因為抗日,被徵召去南洋當軍醫,戰後加入胡志明部隊,在越南打游擊。可說是二二八當時唯一有游擊戰經驗的人。所以當他們攻打機場的時候,知道用水攻,打下一座機場。
當二十一師來的時候,他們迅速向山區撤退,準備在小梅成立武裝基地。整個部隊也改名為「台灣自治聯軍」。準備和謝雪紅會合,變成「民主自治聯軍」。但因為前往小梅基地探路的張榮宗所率領的先頭部隊遭到伏擊,幾乎全被擊斃,所以放棄武裝基地,游擊隊解散,全面潛入地下。
在台南的曾文區則非常特別。曾文區長丁名楠是陳儀的外甥。他本來就愛護百姓,自掏腰包,從大陸買教科書、故事書給當地孩子用,有非常好的聲望。等到二二八發生,當地年輕人將他保護起來,只要他不離開,保證他的安全。但二十一師來的時候,他聽到軍隊上岸在台北槍殺人,非常著急。叫年輕的自衛隊員過來,希望他們放下武器,他會保保證他們的安全。但年輕人正在激憤,那裡聽得下去,心想:「你以為自己的部隊來了就這樣威脅我們嗎?」當場端起槍,拉開保險,準備當場射殺。這丁名楠忍不住流下眼淚。他指著自己的胸口說:「你們要射殺,就射吧。我只是一片好意。你們不知道戰爭的殘暴,殺起人來是非常恐怖的。我只是想保護你們啊!」這些受過日本軍事訓練的年輕人被他感動了,說:「這是一個可敬的敵人。」就這樣放過了。後來,丁名楠遵守他的諾言。軍隊來臨時,他保證曾文區沒有任何衝突,要部隊自行通過。當地百姓沒有傷亡,非常感念他。至於台南、高雄地區,也是缺乏組織,只有處理委員會,天真而不知政治鬥爭,所以死傷較多。
這就是二二八各地的不同面貌。二二八的時候,台灣各地有它的特殊性,而非一致的。它顯示出,第一,二二八是一場偶發性的群眾暴動。暴動突然發生,連中共地下黨都來不及準備,就只能動用約七十二個黨員(當時黨員數),但即使如此,也組織了台中與嘉義兩個地方。而有組織與無組織的差別,也因此顯示了出來。有組織就知道如何戰鬥,如何躲避隱藏,避免死傷。
第二,全台灣各地的民眾,在二二八當時,雖然有本省外省衝突,但也有本省外省互相保護的例子。丁名楠的故事說明外省人保護了本省人。而文化界的老導演辛奇則說過,大陸知名話劇導演歐陽予倩正在台北,為了怕他受到傷害,文化界的人都去探望他,保護他。一些學校的校長、老師也都受到保護。這就證明,省籍,不是衝突的核心。貪官污吏,官逼民反,才是問題的根源。
第四個問題:二二八到底死了多少人?
我無法準確回答。依照現在二二八基金會所公佈的資料,實際申請並取得補償者,有八百多人。但其中,有不少是參與二二八,後來死於白色恐怖的人。如簡吉、李友邦、郭秀琮等。這也正是歷史核心的所在。二二八之後,許多人對「白色祖國」絕望而轉向「紅色革命」,在白色恐怖的時候犧牲了。白色恐怖的犧牲者有四、五千人,遠遠超過二二八。但因為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時間是連在一起的,一般人無法分清它有什麼差別。我們要知道,白色恐怖是在八○年代後期才出現的名詞。在此之前二二八是禁忌,民間又沒有其它的名詞可以解釋這一段歷史,最後統稱為「二二八」。於是二二八成為神秘、恐怖、禁忌、鎮壓的年代的統稱。二二八犧牲者的數量其實是被誇大了。
而從二二八參與者後來多轉向紅色革命來看,陳明忠先生所說的「二二八是國共內戰的延伸」,其實比較符合歷史真實,也更具有歷史的解釋力。
第五個是我一直問,但無法得到答案的問題:二二八當時,外省人有沒有死亡,死了多少人?他們去那裡了?為什麼我們未曾傾聽當年已經來台的外省人的聲音呢?今天台灣研究二二八的人,彷彿只有一種聲音,卻忘記了台灣人也曾是暴動的發動者、加害者。在二二八的歷史裡,本省外省都有受害者。如果事情只有一種面向,歷史怎麼會有真實?和解,應該是一種互相傾聽、互相了解的過程,而不是單向的。
除了以上的問題,其實我們還可以從更寬廣的大歷史去探求。諸如,中國剛剛從抗戰的血泊中爬出來,百年來未曾現代化的中國政府,要管理一個開始初步現代化的台灣,它必然碰到諸多難題與衝突。而台灣人剛剛從日本的次等國民待遇裡解放,多想做一個自主自尊的人,過一個有尊嚴的生活,卻碰到落後而腐敗的政權……。但這不是國民黨願意這樣,而是中國百年來被侵略,被戰爭所毀壞的結果。這是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碰撞。但無論台灣與大陸,在二十世紀前半段的大歷史卻都是受苦人的啊,為什麼不能多一點體諒,多一點悲憫?
總之,二二八不是神話,是一場真實的歷史。它不應該有任何禁忌,也不應該再成為「台灣人的神話」「外省人的原罪」了。
對國民黨,我想說一句話。以前國民黨的朋友一聽到二二八就轉頭,彷彿原罪般,不敢面對。而民進黨也吃定了國民黨的這種心理,用「原罪、外來政權、外省人」等名詞,壓得國民黨抬不起頭來。我希望從今以後,國民黨多研究二二八,主動研究,主動訪問,主動發佈,來建構一個比民進黨更真實的二二八,讓我們還原出它的真相,這樣台灣才能從二二八的魔咒中走出來。
我希望,二二八不應該是仇恨的結果,而是傾聽、了解的開始。不僅是傾聽台灣人的心聲,也傾聽大陸近代大歷史的悲劇與流離的心境,因此而互相了解,互相友愛。但願二二八是我們學習寬容、慈悲、智慧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