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錫模專欄》呼喚台灣的語意領導力

　卓越的政治領導力，必須以卓越的語意領導力（Semantic leaderShip）為前提。沒有語意領導力，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政策，也不可能有健全的內政。

語意力量支配政治

　與勞動一樣，語言是人類社會的根本基礎之一，語言是人類思維、存在與實踐的必要條件。「太初有道」（約翰福音），道就是言詞（words）。從一開始，語言就具有社會或「公共的」性格。語言是人與人互動與溝通的最重要工具，並在本質上即帶有社會實踐的性格。這一點，馬克思的判斷仍然有效：「語言是一種實踐的意識，既為別人存在，並僅僅因此也為自我存在的現實意識」。

　社會性俠語言從一開始便無可避免地帶有某種程度的政治性。如果說，政治是眾人之事，那麼只有在語言的前提上，人類才可能有政治。霍布斯《利維坦》之中說得好：「沒有語言，人類之間就不會有國家、社會契約或和平存在，就像獅子熊和狼之間並沒有這一些一樣」。

　語言與政治不可分離，言詞的品質與政治的品質也相互反映。語意領導力的有無，反映著政治領導力的有無，而後者又足以影響一個社會、國家乃至區域的命運。

　自1980年代以來的中東歐變局中，捷克作家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的語意領導力，指引著中東歐一整代人的政治價值觀與方向感。哈維爾今年退休後，繼任者克勞斯（Vaclav Klaus）欠缺語意領導力，捷克作為中東歐區域領導國與代言國的地位，很快地被拉托維亞總統佛萊柏嘉（Vaira Vike-Freiberga）所取代──佛萊柏嘉是女性，她的國家是小國，但她過人的語意領導力，使她和她的國家擔負起指導中東歐在廿一世紀奮鬥方向的角色。

　中東歐如此，比鄰台灣的東南亞亦復如是。今天，作為半團結的實體，東南亞國協（ASEAN）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或許是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的退場。個別人物對諸國和諸民族的方向與路徑向來少有影響力，但馬哈迪是個例外。他是東協創始人之中唯一的碩老，長期擔任自我任命的亞洲發言人，言人所不敢言，並在亞洲取得政治與經濟思想的前鋒（人們對這些思想的評價是另一回事）。

　馬哈迪的退休讓其繼承人忙著設法維持國際社會對馬來西亞的尊敬，這是個艱辛的任務，看來馬來西亞的新總理無法達成。儘管其他的東南亞國家，尤其是泰國，正試圖取代馬來西亞而成為東協領導國，但環顧整個東南亞，看起來不太可能有誰能夠很快地取代馬哈迪，這位備受爭議之「亞洲價值論」旗手的退休，勢必在東南亞造成空虛，威脅東協的團結與邁向區域強權的動力。

台灣是語意的沙漠

　語意領導力如此重要，卻或許正是台灣社會最欠缺的能力與品質。儘管總統選舉競賽漸漸轉熱，政治人物們拚命展開各式各樣的遊說與演說，但這些發言就像日報一樣，清晨上市，不到中午即可被遺忘與丟棄。一段話或一篇演說，大都是經過政治人物及其幕僚人員絞盡腦汁而成的產物，但其內容，與其說是被我們這些平凡選民珍視的作品，毋寧說是知不知道都無所謂的陳腔濫調。

　不必過分苛責台灣的政治人物，台灣這塊土地，原本就沒有偉大演說的傳統。試問，有誰記得台灣史上曾經出現過哪一篇政治演說，激盪人心、帶動歷史變遷，以致令人永難忘懷？遠的不談，就以過去五十餘年來考察，台灣可有哪一篇政治演說，曾經攀上約翰甘迺迪（政治與詩）或馬丁路德金恩（我有一個夢）那樣的高度，或是揮發出哈維爾（希望的政冶）、（無權力者的權力）那樣的力度？

　不要因此取笑台灣是語意領導力的沙漠，這不只是台灣的問題──歷史悠久的中國和日本，偉大的演說也不多。儒家文化教忠教孝，卻沒有幾篇偉大的政治演說可以傳世──嗯！連一篇帶有幽默感的政治演說也沒有。

　不過，這畢竟是台灣必須面對的問題，我們必須對問題有所自覺。

　問題根源起自政治認識與政治思想。偉大的政治演說取決於語意領導力，語言領導力取決於卓越的政治思想，而卓越的政治思想起自誠實與精確的政治認識。

　人類的社會，是由許多獨特個人交匯而成的複合群體，同時存在著說不清的美麗性格、缺點、負面傾向，以及千差萬別的價值偏好。如果說政治是「社會價值權威分配」，那麼，在這樣一個複雜群體中進行價值分配，根本不可能讓每一個人都滿意。

　這意味著政治在本質上即帶有程度不等的價值衝突性、複雜性、曖昧性與偏頗性──既然人們對於價值分配的方法與見解有所歧異乃至衝突，既然人們對複雜現象的解釋不一，便很難說某些人的政治主張能夠代表全體。解釋政治的書籍中沒有聖經（The Book），只有一大堆作品（books）。

　更重要的是，人類的政治行動，除了少數例外，通常源自於個人或團體企圖對抗他人或其他團體藉以增進本身的利益與地位。由於這些行為者試圖影響輿論來強化自己的競爭地位，因而他們便不可能對他們要說服的對象提供完全客觀的資訊與分析。

　這些政治特性，塑造著政治修辭／政治說服的基本環境。政治的特性，使一般大眾──政治上的被說服者──感到需要導引，需要議題的選定、處理原則與方向，因而為政治人物提供著成為領導人的環境與機會。值得深思的是，這樣的環境固然為政治人物帶來機會，也經常使他們陷入困境，因為政治人物會發現，他們的言詞不可能說服所有人，甚至說服一部分人群都不容易。

　進一步，政治互動，政治說服，通常不是只有一次，而是多次乃至近乎無數次。歷史不會終結！隨著環境變遷，被說服的對象所持有的認知、好惡、價值觀等，都會發生程度不等的改變，因而（理論上）政治人物本身也必須有所調整。然而，這種調整的彈性空間並非無限大，而是非常有限，因為人們總會用人格與理念的完整性（integrity）與一致性（consistence）來檢視政治人物。

　這就造成政治人物的兩難性。一方面，政治人物在進行政治說服時，必須知道，無論他要談的問題是什麼，在閱聽大眾眼中，他扮演的是，而且只能是政冶「導引人」的角色。與此同時，環境變遷與發言調整空間的限制，使政治人物在進行每一次的說服行為時，都必須警惕自己，避免陷入前後不一致的麻煩。既要符合前者，又要兼顧後者，使政治言說變得相當困難，語意領導力的培育與鍛鍊，遠比一般人想像的困難。

　當然，這並不表示語意領導力不可得。如果願意，稍微回顧一整部人類史，我們就可以發現，真正的語意領導力，也就是那些能夠影響發言人的時代，塑造時代環境，並在後代的檢證中屹立不搖的政治修辭，一定是可以經得起時代考驗的政治修辭。這樣的修辭，在本質上都會牽涉到「永恆的事物」。

永恆事物永恆勝利

　「永恆的事物」包括真、善、美，以及關於人生意義的所有超越性價值，如愛！這些「永恆事物」，都必須用觀念來表達，而觀念的羽翼正是言詞。

　以真為例。所有人都知道，大聲說真話，用心求真理，總是具有政治威力。美國總統林肯1858年那篇拒絕與奴隸制度妥協的著名演說，即表現出這種力量：「一幢自我分裂的房屋不可能屹立不搖...這個政府不能忍受永久的半奴役與半自由狀態，我們只能選擇完全自由或者完全奴隸」。

　這篇（分裂之屋）的演說，在當時引起廣泛政治迴響。拒絕奴役與自由共存的基本立場，使林肯在1860年總統大選的選情一度嚴重受損，因為對手陣營將林肯的當選宣傳為戰爭的開端，警告選民，選擇林肯就是選擇內戰。

　但林肯卻在三個月後發表另一篇演說。他首先問道：「如果你們成功地把黑人非人化，不承認他們是人類，而只是類似畜生般的奴隸；如果你們將黑人的靈魂從這個世界上扼殺掉，遮斷了他們所有的希望之光，使他們只能永遠生活在黑暗裡」，那麼，這些行為對一個愛好自由的人會產生什麼效應？或者說，自由的根源到底在哪裡？

　「什麼建構了我們的自由與獨立的基石？既不是在我們堅實的壁壘圍牆，也不是在我們的海岸碉堡，更不是在我們的海軍和陸軍…而是在於上帝贈予我們的，我們對自由的熱愛！我們要護衛的，正是這樣一種精神──堅信自由是世界上每一個角落裡所有人類的遺產，沒有例外。摧毀這個精神，你將會在自己的家門前播種下專制主義的種子」。

　這段發言改變了美國歷史。事實上，在自己草擬這些演說內容之際，林肯曾徵詢好友赫恩頓（William Herndon）律師的意見，後者評價說，「如果你這樣實話實說，那就不用選了」。林肯想了想，回答說：「我寧可以因為說出並護衛這些真話而被（選戰對手）打敗，也不願意為了勝選而不把這些真話說出來」。

　到了演說那一天，林肯這樣說：「是到了該把這些真話大聲講出來的時候了。如果我因為說了這些話而下台，那麼，就讓我因為真理而下台吧──讓我因為主張什麼是公平與正義而死！」

　「講真話」為何在政治上具有強大的說服力？畢竟，政治事務總帶有衝突性、複雜性、曖昧性與偏頗性，因而在政治生活中，經常充斥著曖昧不明乃至刻意說謊的政治言詞──一言以蔽之，語言的濫用。言詞的濫用，總是先行於權力的濫用；而權力的濫用，大抵也會預示在言詞的濫用之上。

　暴君支配、壓迫、敗德，迫害，以及大量殺戮，一直是，而且到處是，從語言的污染開始，從指鹿為馬開始，從稱讚裸身國王穿得很漂亮開始。辯稱卑劣與殘暴是潔淨與神聖、把軍事侵略說成偉大事業、把鎮壓人權說成國家安全、把私人利益說成是民意所趨、把帝國霸權說成民族榮光，都是在污染語言，其結果是製造謊言，進而利用謊言扭曲真實世界。當人們坐視語言被污染，輕視謊言的存在，真實的世界就會被扭曲，而高尚的文明，也將日漸被殘暴的地獄所取代。

　當人們習慣稱呼他們不喜歡的人為寄生蟲、社會病毒或「狗」（台灣政界的惡習）時，他們正在污染語言──人類就是人類，怎麼會是寄生蟲、病毒或狗？如果人們坐視語言的污染，習慣以非人的語言（Unhuman language）來指稱活生生的人類，那麼他們將不會在乎這些人類所遭受的非人待遇。事實上，正因為有過這種生活在專制政權「語言（及文字）可以殺人」的社會經驗，哈維爾才會說：「對言詞本身負責，就是一項倫理上的任務」。

真理善力統治世界

　「講真話」就是在維護語言的純潔，這是反對所有惡政、專制與敗德的起點。通過講真話，演說者不僅在真偽的論辯中享有優勢，而且在倫理上取得堅強的地位。進一步，由於語言的濫用總是先行於權力的濫用，揭穿語言的濫用就等於是預見權力被濫用的未來趨勢，因而在講真話時，演說者自己被自動地提上了「先知」的地位，因而對未來事物享有導引的權力。

　再來是善。善惡是攸關人類主觀並帶有濃厚情感意味著價值取向。在政治上，相較於真理與虛偽，善惡等價值具有更常見的影響力。在歷史上，人們經常訴諸於正面與負面的價值，前者如自由、正義、希望，後者如恐懼與仇恨。

　以善為主題的政治修辭不常見，因為既需要適當的人、適當的主題，也需要適當的場合。然而，「一旦這種政治表現登場，就會具有像神那樣的威力」（Daniel Webster語）。

　越南的胡志明就是這樣的人物。1890年生於越南愛國學者之家，年少赴法求學，1919年親自致書出席巴黎和會的美國總統威爾遜，請威氏根據親頒民族自決條款，協助越南獨立。威爾遜獲書後，不願回應，遲遲不作覆，待胡志明返回越南後，指令美國駐河內領事館通知，說總統公務繁忙，無暇讀信。胡聞言大怒，當場拍桌立誓，終其有生之年，必將帝國主義趕出越南！其後赴俄，1925年在蔣介石特務監控下，於廣州成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五年後在香港組成中南半島共產黨，1941年返國，創設越南獨立同盟（越盟），展開越南獨立運動，果然實現諾言，將美國帝國主義趕出越南。

　胡志明在1969年辭世，他的一生未留下太多的偉大演說，他不是滔滔雄辯型人物，但他在越戰方酣，美國升高攻擊，導致數百萬越南人民死難而造成全越南民族仇恨所有美國人的1960年代初期，卻曾說出這樣一段話而刻印在越南全民族的心版上──
　「白人的血，也是紅色的！」

　這個人道主義立場，使越共堅持「侵略者／敵人是帝國主義政府，不是其人民」，終於獲取包括美國人民在內的廣大同情，迫使美國政府撤軍。如果沒有胡志明對善的堅持，越南戰爭演變成所有越南人民對所有美國人民的仇殺，越共將很難贏得美國人民的同情；沒有美國人民的同情，單憑越南人民的力量，也很難迫使美國撤軍。在根本意義上，不是武力或謀略，而是胡志明秉持人道理念的「善的政治」，擊敗史上軍力最強大的美國。

　真與善之外，尚有美的力量，美學意義上的言詞之美。這是一般修辭學教科書討論的主題。由於言詞之美的討論較多，我們不必多加贅述，僅需指出：欠缺真理或善德的力量，單憑言詞之美，在政治上只是譁眾取寵的陳腔濫調。

　另外還有一個永恆事物──愛。這是每個人一生之中都會有的經驗，都會有的渴望，每個人一生中非常珍視的價值。

　政治上訴諸於愛，遠比真理說服，善德呼籲或言詞之美來得困難，但如果愛的力量被適當的人適當的情境適當的言詞給表現出來，激起的政治影響力將比真善美還要強，因為愛本身是直接訴諸人心最深處的本能。

　影響兩千年來人類政治深遠的新約聖經，尤其是耶穌與保羅的實踐，就是最明顯的例子。「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而上帝就是愛！印度的甘地，美國的馬丁路德金恩，舉世聞名，他們的力量，全數植基於愛之上──請注意，愛，才是甘地與金恩哲學的精髓，非暴力只是形式，是手段，不是核心價值成目標。甘地從不鼓勵人類要對暴力脅迫屈服，他的不合作運動正是針對暴力脅迫的反抗，而金恩則乾脆明說：「暴力是四處呼告無門者最後的吶喊！」

　事實上，愛之有無，而非暴力形式的有無，正是甘地／金恩和心理醫生出身的北非反殖民支配思想家法農（Franz Fanon）最根本的差異所在──在《大地之不仁》（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一書中，法農直指著被壓迫人民的心靈傷痕：「唯有暴力才能將被殖民的人民從自卑、絕望與消極中解放出來，使其無懼而得以獲得自尊」。

語意領導力的明燈

　真、善、美、愛，都是永恆事物，真理讓人不疑，善使人無懼，美提昇人性，而愛可以移山。

　永恆事物具有永恆力量。但在當代台灣，幾乎所有的政治言詞，所有的政治人物，專長於陳腔濫調，卻不重視永恆事物。為什麼？

　在台灣，流行著一種見解：現在是民意時代，政治人物的前途取決於民意，因而其發言必須反映民意，反映人民的願望與恐懼，並為人民爭取利益。根據這種見解，政治人物關切的重點，是言詞如何能夠變成漂亮的政治消費品，提供給一般選民作為政治消費之用。簡言之，政治言論就是政治廣告詞。

　這種見解可以稱之為「映鏡」理論──政治人物的言詞是民意的鏡子，必須要能夠反映人民的心理偏好與利益要求。

　除了這種流行見解外，還有另外一種見解──人類歷史一再表明，真正能夠發揮巨大影響力與時代進步力量的政治言詞，都是那些能夠呈現出永恆事物的發言。這類型的政治言詞，較類似「福音傳播」，即政治人物在政治上把自己當作永恆事物的傳道人，不僅在現實世界的權力與利益糾葛之中求生存，更追求著永恆事物來彰顯自己的歷史任務與人格力量。這類型的政治言詞與政治人物，並不只是他自己的時代的映聲筒，更是他那時代的光──發散出光芒的明燈。這種光芒，使政治人物不僅僅是他自己那個時代的產物，更使他有機會成為創造新時代的領航人。

　這種見解可稱為政治言詞的「明燈」（發光）理論。應該強調，一如開拓二十世紀語言學革命的瓊斯基（Noam Chomsky）所強調，創造力是人類語言能力的本質，每個人每天都在講不同的話，都在創造新句子──而不應只是重複陳腔濫調。通過言詞的創造與表達，由言詞引領實踐行動，彰顯與追求永恆事物，才是政治領導的應有品質。

　那些奉行「映鏡」之說的政治人物，以為自己很聰明，但實際上卻使自己不自覺地陷入一種困境──變成權力與利益的掮客。這種掮客，不僅工作不輕鬆，而且不會贏得同時代人的衷心尊敬，而他們的所作所為，也不會為後代所懷念與景仰。他們或許可以投機得當而可以權傾一時，但權勢人物在人類歷史上有如過江之鯽，卻沒有幾個人記得起這些權勢人物的姓名與行跡。

　映鏡型的政治言詞，就算在短期內能為當事人帶來權力與名聲，終究通不過時代的考驗，因為他們自動地把自己變成伺候世俗利益的奴僕；這種生活過久了，連這位奴僕本身也會不快樂，喪失意義感，進而淪入虛無主義，隨之而來的便只能是墮落與腐敗。

　更嚴重的是，在政治上，人民大都沒有機會進駐發光的位置，如果政冶人物目己不發光，只想扮演著映鏡而在聽眾（人民）身上找光，結果將變成大家一起在暗房中相互尋求映照，就像《莊子》筆下相濡以沫而渴死的雙魚，照來照去，還是一團漆黑，使公共事務變成「暗房政治」，當然找不到出路的方向。

　只有那些能夠有自覺且有能力扮演明燈的政治人物，才可能是自己的主人，並且通過他的政治思想、人格力量與政治言詞的技能，發揮語意領導力，塑造時代環境，據此讓他的同時代人也有機會變成自己的主人。

確實，明燈的道路不會是輕鬆的政治道路。然而，真理是這樣的：

雖然有，而非因為有，地心引力，馬兒還是奮力往上飛翔；同樣地，

雖然有，而非因為有，物質利益，社會仍然攀向更高遠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