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8歲那年追隨出國深造的先生來到美國，一待就是四十多年。我在台灣生活的歲月雖然比在美國的短，但在大學期間和初出校門時遇過兩位貴人。他們欣賞了我的長處，在關鍵時刻給予我幫助和機會，讓我能夠開啓在美國奮鬥的大門，改寫我一生的命運。

我的第一位貴人是蘭太太，我大二時家教的家長，在信義路開了一家頗有名氣的「福樂西點麵包店」。她後來跟我說，我去面試時的「純樸土樣」讓她想到年輕時的自己：一個貧寒出身的養女（我自己也是被收養的），於是決定用我。

蘭太太的娘家在以採礦為生的小鎮瑞芳，自幼生活清苦。為了生計，她很年輕就嫁給了隻身從大陸來台、比他大十幾歲的蘭先生。夫妻兩人胼手胝足地從擺地攤賣麵包做起，歷經起早貪黑的辛勤工作，好不容易才掙得位於信義路二段繁華地段的一棟四層樓透天厝：一樓是店面及工作坊，二樓是倉庫及員工宿舍，三、四層則是他們住家。

蘭太太是個非常聰明的人，但她的養父母沒有給她機會升學，所以她對我能從高雄鄉下一路靠聯考進入台大非常的羨慕和佩服，對我也特別照顧。這份家教工作我一做就是三年，一周去二個晚上，教她念初中的女兒，同時還在她家用晚餐打牙祭。蘭太太不但提供了我大部分的大學生活費用，還給了我無比的家庭溫暖。

1976年，我大學畢業後一年回到台北教書，決定和相戀五年還在念研究所的男友結婚。我們是自己籌辦婚禮，一切從簡。蘭太太送了我兩匹上好衣料，一匹淡粉繡花的絲緞做了旗袍，另一匹顏色較深的絨𥿡粉紅料子做了長禮服。我們在聖家堂辦完婚禮後並未宴客，只是以酒會方式招待賓客；其中的西點也都是由蘭太太的福樂西點麵包店以「友情價」提供。

之後我忙於教書、生女，又隨先生來到美國求學，與蘭太太疏於聯絡；而蘭太太也為了她另外兩位小孩的教育，毅然結束台灣的事業，來到美國投資出租公寓維生，我們徹底斷了聯絡。轉眼四十多年過去，在我退休的日子裡，年少時蘭太太對我的恩情時常浮現腦海，令我懷念。

我的另一位貴人是開創明道中學的汪廣平校長，是我大學畢業後給我第一份教職的校長。

在大專聯考的命運安排下，我考上了台大中文系，一心只想畢業後當個老師，完成養父對我的期望。我從大二起就開始修習教育學分，以取得教師任用資格。大四上學期一結束，我就開始到處寄履歷片，希望能覓得國文老師一職。但都石沈大海，了無音訊。

就在我萬分失望與焦慮時，學校布告欄貼出了台中私立明道中學招聘各科教師的啟事。於是我馬上去信表明意願，也很快收到回音：要我帶著成績單和個人作品前往明道面試。記得面試那天我走進明道中學，看見十幾輛校車帶著中部四面八方的學生駛入校園，那分浩蕩的氣勢讓我立刻對辦學的汪廣平校長起了敬佩之心。面試由汪校長自己一人主持，他給我的印象是嚴肅中帶著溫和；他只是閒話家常地問了問我的大學生活，沒有任何刁鑽的問題。回台北後數日，我就收到了明道中學的聘書。

1975年七月我大學一畢業就去了明道中學報到，參加暑期輔導課程。報到時才知道汪校長那年一口氣聘了十多位台大畢業生，囊括中文、外文、歷史、圖管、數學和商學等系。為了讓遠地離家的老師能安心教學，學校不但為我們安排了宿舍，還提供了午餐餐券。那年台大中文系連我一共有四人應聘，我的家境是最差的。不知道汪校長是否知道這點，教務處安排我除了白天教兩班國文，一班公民，當一班導師外，晚上還讓我教一班高職夜間部的三民主義；另外每逢學校有女老師請產假時，也由我代課。這樣下來每個月我有近一萬元的收入，在當時可說是非常優渥的。

汪校長勇於創新，在我任職那年創辦了校刊《明道文藝》；除了由學校老師負責編輯外，還邀約了許多文藝界名人寫稿，包括琦君、羅蘭、王鼎鈞等。身為國文老師，我在那年為《明道文藝》的第一、二期各寫了一篇文章；一是王鼎鈞先生《開放的人生》一書的讀後感：〈為有源頭活水來〉；另一篇是介紹琦君女士的書《三更有夢書當枕》。記得《明道文藝》的創刋號是在1976年的三月二十九日誕生。汪校長為了感謝文藝界和投稿老師的支持，在他自己的住家擧辦了慶功宴，掌杓的大廚正是校長夫人楊豐女士。那是一場讓我終身難忘、誠意滿滿的盛宴。

在1970年代，如果不是正統師範大學畢業生，在無權無勢的背景下想找一份教書的工作實比登天還難。在明道中學教書時，有數次和汪校長交談的機會，他對我說：「在你面試完，轉身步出校長室時，看到你步伐的堅定和穩重，我就決定要聘你了。」雖然我在明道中學只教了一年就因結婚而轉往台北達人女中任教，如果不是汪校長給了我第一份工作，我真不敢想一畢業就失業的我將會有怎樣的人生。汪廣平校長是一個終身奉獻教育的老園丁，在他悉心經營的園子裡繁花盛開；他是一位在崗位上發光散熱的教育家，也是我終生懷念的人生貴人。

貴人是可遇不可求的，許多人終其一生也未必能遇上一位；而我在青春時期就遇到過兩位，可說是得天獨厚。雖然我的二位貴人如今都已不在人世，但是他們對我的恩情常縈繞腦海，永銘於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