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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已近三年，乌克兰的代孕产业再次回到接近冲突前的规模。在乌克兰，代孕不仅是一项医疗替代选择，更是全球生育市场中的一条重要产业链。按照最保守的估计，战争爆发后的前18个月里，仍有超过1000名儿童通过代孕在乌克兰出生。全面入侵之前，乌克兰代孕产业在全球140亿美元的代孕市场中占据了近四分之一的份额，仅次于美国。这个数字背后，是低费用、简化的行政流程，以及“从受孕之日起委托父母即享有父母权利”的法律框架——这些因素共同让乌克兰成为国际代孕需求者眼中最具性价比的目的地之一。

为什么全球父母选择乌克兰：费用、法律与可远程操作

　　其他主要代孕市场对商业代孕的封堵，反而巩固了乌克兰的地位。印度、尼泊尔和泰国等过去的大型代孕目的地，近年都出于对人口贩卖等问题的担忧收紧了政策。大多数欧洲国家也已禁止商业代孕（即女性可以因此获利），只有少数国家允许“利他代孕”，即代孕母亲除了获得费用报销外，不取得其他报酬。乌克兰因此成为少数仍然向外国人开放、且法律直接承认委托父母亲权的国家。

　　费用差异是其中最直观的吸引力。在乌克兰进行代孕，准父母通常需要支付3万至5万美元（不含旅费）；而在美国，同样流程需要11万美元甚至更多，墨西哥需要6万至7.5万美元，塞浦路斯则需要4.5万至6.5万美元。价差主要来自乌克兰较低的生活成本和相对便宜的医疗费用。

　　与此同时，乌克兰对准父母的资格审查又非常严格：委托夫妇必须已婚，并需提供无法生育的医学证明。由于乌克兰不承认同性婚姻，同性伴侣和单身人士在法律上被排除在代孕之外。不过，准父母不需要亲自到乌克兰启动流程：申请材料可在线上传并经过仔细审核，生物材料则通过装满液氮的运输货轮跨境送达。无论是使用委托夫妇自己的精子和卵子（即完全代孕），还是更常见的从乌克兰卵子库获取卵子或精子（即部分代孕），整个流程都可以远程开始。孩子出生后，委托夫妇的名字直接登记在乌克兰出生证明上，无需经过法庭诉讼或收养程序。这种“远程+法律确定性”的组合，正是乌克兰区别于很多国家的核心优势。

代孕母亲的现实：低收入、高补偿与有限选择

　　但低价的另一面，是代孕母亲这一端复杂的经济处境。乌克兰一些活动人士和立法者担忧，该国关于代孕的监管过于宽松，存在剥削女性的现象。很多女性是因为缺乏其他经济出路才选择代孕；批评者还指出，一些机构会在孕晚期要求代孕母亲搬进机构提供的公寓，以“统一管理”的名义限制她们的行动自由。

　　机构筛选代孕母亲的流程并不轻松。女性必须已经生育过——理由是她们经历过完整的妊娠过程，了解孕期会发生什么——年龄必须在18至35岁之间。她们还要接受多轮身体检查，包括妇科、感染病、遗传病和心理健康评估。据代孕机构估计，最终只有30%到50%的申请者会被接受。

　　财务回报是大多数代孕母亲决定入行的直接原因。在乌克兰，一次代孕通常能给代孕母亲带来约2.5万美元的收入，远超该国6400美元的年均工资。按照常见分配方式，准父母支付的总费用中约有一半最终归代孕母亲所有，此外还有每月300至400美元的生活津贴，足以让她们在孕期维持较为舒适的生活。剩余部分由代孕机构保留，用于支付协调员、翻译、法律顾问以及负责监督受精和妊娠过程的诊所费用，余下部分则构成机构的运营收入。

　　34岁的伊拉就是通过朋友认识代孕的。朋友把她拉进一个Viber群聊——那是乌克兰流行的即时通讯应用，一些代孕机构专门在这些群里招募潜在代孕母亲。伊拉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独自抚养10岁的女儿，当地战前平均月工资约350美元，与全国平均水平接近。她的家乡缺乏高薪工作，生活拮据。虽然战后工资有所上涨，但对伊拉来说，代孕仍然是一个更有利可图的选择。

战争带来的健康风险：从早产率到医疗设施被毁

　　无论代孕机构的宣传册如何描绘“安全”，战争都直接改变了代孕的医疗环境。其他武装冲突的研究早已表明，战争造成的压力和混乱会对妊娠产生不利影响。据联合国称，自战争开始以来，乌克兰各地医院报告的早产儿数量增加，剖腹产率也更高。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2020年乌克兰的孕产妇死亡率为每10万活产17例死亡，远低于全球平均的223例。这本是不错的母婴安全基础，但战争摧毁了医疗保障。国际救援委员会和乌克兰医疗组织ZDOROVI的研究显示，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已有近1900家医疗机构遭到破坏或摧毁，超过100名平民医生遇难。

　　去医院本身也变成高风险行为。2024年7月，一枚导弹袭击了基辅的奥赫马特迪特儿童医院——乌克兰最大的儿科医院，造成两人死亡；附近一家妇产诊所也发生爆炸，导致七人丧生。同一波袭击中，一名曾为代孕机构“传递梦想”（Delivering Dreams）提供咨询的医生也遇难。

　　克里斯蒂娜的出生，正是由那位遇难的医生接生的。在基辅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里，克里斯蒂娜给我看了自己怀孕时隆起的肚子照片，以及她和一对双胞胎的合影。那对双胞胎于2023年7月平安出生，是她作为代孕母亲生下的孩子。她用代孕报酬为自己原有的两个孩子买下了一栋房子。现在，她正准备再次与“传递梦想”合作，这一次，她计划用酬金翻新房子。据该机构称，许多代孕母亲选择再次代孕。乌克兰法律对女性代孕次数没有限制，但她们需要让身体充分恢复，并在情感上做好准备。

　　另一位选择第二次代孕的女性塔尼亚，则从另一个角度描述自己的动机。她认为代孕是让无法生育的夫妇“有机会成为父母”的方式。塔尼亚于2023年5月生下了第一个代孕孩子，此后，孩子的亲生父母经常给她发来孩子的照片。她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这对父母和孩子都幸福。”

　　然而，代孕首先是一门生意。利益链条一旦铺开，阴影便随之而来。

行业乱象：虐待、遗弃、胚胎丢失与人口贩卖指控

　　调查揭露，多家代孕机构存在虐待妇女、遗弃儿童和胚胎丢失等问题。随后，乌克兰警方对至少一家在该国运营的机构——Eurosurrogacy及其合作伙伴BioTexCom——展开了调查。

　　与Eurosurrogacy同属一家公司的试管婴儿诊所InterFiv，早在2021年就被指控贩卖人口。据调查机构OCCRP报道，当局指控InterFiv向父母提供并非其亲生的婴儿，并伪造文件将婴儿偷运出乌克兰。由于大规模入侵，调查被延误，InterFiv的所有者最终未受到任何指控。

　　2023年，POLITICO和WELT联合调查再次曝光问题，指控BioTexCom未能为其代孕母亲提供适当的医疗保健，并拖欠报酬，以及其他一系列不当行为。BioTexCom所有者因涉嫌人口贩卖接受调查，曾被软禁两个月；但在案件移送至另一法院后，该案最终被撤销。

　　该机构的法律代表丹尼斯·赫尔曼否认虐待妇女。他在视频通话中表示：“我们尽力而为。”他回忆，战争初期BioTexCom在全国各地有“数百名”怀孕的代孕母亲。“我们从未让任何一位代孕母亲单独相处。即使她们需要合住公寓或共用一张床，那也是一张安全、温暖的床，而且是在未受攻击、完全由乌克兰政府控制的领土上。”他强调，如今代孕母亲们虽然仍然合住一套公寓，但都有自己的房间。

立法博弈：禁止、监管还是继续开放？

　　行业乱象让废除代孕的呼声在乌克兰获得更多共鸣，但战争让相关立法始终排不上优先级。支持废除代孕的活动家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娃表示，战争期间，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她警告说，在乌克兰运营的代孕机构实际上是在宣传准父母可以“低价获得孩子”。许多机构在其网站上明确强调，乌克兰的代孕“价格实惠”、“成本更低”或“欧洲最便宜”。

　　2023年3月，一群乌克兰议员提出一项法案，拟在戒严期间以及戒严结束后三年内禁止外国父母代孕，并强制要求准父母在乌克兰政府登记。届时，将由政府机构而非商业机构对代孕夫妇进行必要审查，此举旨在消除外界对“乌克兰婴儿被贩卖”的担忧。

　　法案的共同发起人之一、议员维多利亚·瓦格尼尔声称，外国夫妇“利用乌克兰女性”，而且“根本无法得知这些孩子之后的境况”。这位前总统儿童权利专员早在2020年就在Facebook发帖警告，由于审查不力，同性伴侣或“强奸犯”可能通过伪造配偶关系来收养孩子。

　　然而，该法案在2023年5月被否决。代孕律师奥克萨娜·卡申采娃在接受《The Dial》采访时表示：“乌克兰议会还有许多其他紧迫的问题需要处理。”她支持更严格的监管，但反对彻底禁止代孕。她说，法律应该“保护所有相关方：委托父母、孩子以及作为代孕母亲的女性”，但不应阻止代孕。

　　乌克兰代孕产业正在战争的疤痕上重新生长。它一方面以相对低廉的费用和清晰的法律承认让不少不孕家庭圆梦，另一方面又以极低的经济门槛吸纳着身处弱势的女性。对乌克兰而言，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该不该有代孕”，而是如何让监管从纸面走进产房，让代孕母亲不再成为没有筹码的议价者，让孩子不再成为合同纠纷中的标的。只有建立透明、可监督、以权益为本的监管体系，乌克兰代孕产业才有机会摆脱“低价”与“伦理灰色地带”的双重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