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與做少數人－憶吾師錢賓四先生

王大智

發表於北京《博覽群書》2010 / 4  總號304

錢穆先生是近代的國學大師。國學，指錢先生遍涉傳統舊學，難以現代學術項目歸類。大師，指錢先生的學問在博精與貫通等方面皆能得兼。國學大師，是一種極難獲致的榮譽。不過，錢先生的學術重點，還是在史學方面。我有幸忝列門牆，做過他正式的史學博士研究生。

我跟錢先生讀書，是他指導學生的最後階段－九十歲到九十二歲。當時，我剛剛自文大藝術研究所畢業，找一個與藝術相關的工作本是理所當然。（其他與我同班的同學，也都找到好工作；記得有兩位在故宮博物院，兩位在台北市立美術館）可是，有人告訴我錢穆先生在史學研究所教書，便再起了讀書的念頭。因此，我念歷史博士，可說完全是慕錢先生之名。進入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後，發現老師們確是一時之選；除了錢先生外，蔣復璁先生教版本目錄、黎東方先生教西洋史學、梁嘉彬先生講外交、宋晞先生講宋史。這個陣容，沒有話說了。 

那個年代，懂得尊敬人。我在藝術研究所讀書時，便幾乎完全是在故宮博物院老先生家裡上課。到了史學所後，也是如此；除了宋晞先生在校上課外，其他老師都在家中上課。其中錢先生的家最不一樣，真可以說是氣象恢弘。錢先生住在外雙溪，進了他家的大鐵門，整個院子就是一座起伏的小山，要爬很多階梯，才到「素書樓」那棟二層樓別墅。

上錢先生的課，方式相當固定。學生陸續來到之後，師母一定坐在靠窗的位子；陪著大家，也是就近照顧錢先生。然後，聽到下樓聲響；沒有人喊起立，大家自然的站起來，等錢先生出現。錢先生坐下後，會說「請坐」，大家也就坐下。兩年的時間，沒有例外。

錢先生望重士林，主要是因為他的著作。他有非常重量級的著作，例如《國史大綱》、《先秦諸子繫年》等等；他也有非常平易淺顯的著作，大致上是普遍的講解中國文化。前者讓他有學術地位，後者讓他對學術普及化有大貢獻。關於他的淺顯著作部分，比較少有人提及。似乎寫這些書籍，是錢先生學術閒暇的一種消遣。但是，從這種著作的數量上看來，錢先生對於這種「淺顯的」學術相當重視。他對於專業學術走出象牙塔這件事的了解，無論前代學者、當代學者都沒有人能望其項背。錢先生的真正價值，非但在象牙塔內，更在象牙塔外。他不只是一個學者，更是一個文化傳承者。事實上，我所以知道錢先生與重視錢先生，便是因為在軍中時買了他《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那本書。那本書就是所謂「淺顯的」學術，是他在新亞書院的演講稿。

說錢先生因為著作而望重士林，是一句內行話。因為錢先生一口濃重的無錫話，在台灣能聽懂的人少之又少。上課時候，大部分同學都表示無法理解。我因為家庭裡各地長輩來往多，聽懂雖然不是問題，卻也吃力。錢先生可能也知道這個情況，所以他的上課內容，可以說和課程題目皆無關聯；而是信手拈來，隨意發揮。很有點聽講歸聽講，讀書歸讀書的味道。不過，話題總也是圍繞著中國文化；主要是歷史與哲學。「素書樓」上課，已經是四分之一世紀以前的事。然而，錢先生說過的幾句話，總是縈繞腦際，成為永久記憶。

錢先生講課，腳總是在地上打拍子；可以持續兩小時。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直覺的以為是一種修養；一種和戚繼光打仗手中數念珠的類似工夫。這個動作，可能有讓他心情安定的作用。我對錢先生講課的記憶，都是他一面腳打拍子，一面娓娓道來的印象。他最愛說的兩句話是「讀書在於做人」、「讀書在於做少數人」。

「讀書在於做人」這句話，可以令人想到東晉袁宏的經師、人師說法。經師的教學目的，在於傳授知識；人師的教學目的，在於啟發學生；而後者難能可貴。如果把袁宏、錢穆兩位先生的教學與讀書說法合併，那麼我們可以說，教育的目的：在於學生獨立人格、個性的啟發和養成。那真是教育的崇高宗旨，完美境界了。另外「讀書在於做人」這句話，我以為和南宋張橫渠的「讀書在於變化氣質」很相近。一個人的氣質有變化，當然他的做人方式也隨之發生變化。我二十七八歲接觸錢先生，今年已經五十三。幾十年來，我持續讀書，喜愛讀書；同時，我也始終對自己的性格不滿意，始終企求變化。並且，確實發生了變化。這種對於人格、個性的不斷求改變心態，應該是對「讀書在於做人」的一種實踐。我前面說過，錢先生的講課，是混雜著史學與哲學的。他對我的影響，顯然偏重在哲學方面。

至於說到「讀書在於做少數人」，這句話就多少有英雄氣概了。做少數人，需要多麼大的勇氣啊。多少人寧可做多數人，合於多數人的標準，隱藏在多數人的數量和觀念之下，以求庇護，以求明哲保身。但是錢先生卻要他的學生做少數人。這「少數人」三個字有多大的期許，有多大的壓力；有多少唐陳子昂《登幽州台歌》中「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般的悲情，又有多少莊子＜庖丁解牛＞中「提刀而立，為之四顧」般的豪氣。每每想到錢老師的瘦小文弱，和他說「讀書在於做少數人」時的泰然自若，心中難免仍有澎湃。

「讀書在於做人」，「讀書在於做少數人」，是錢先生教導學生的大綱領。然而，錢先生是極為傳統的學者。他讀儒家的書，做儒家的人；也要學生讀儒家的書，做儒家的人。這裡面，就有比較大的問題了。就邏輯而言，其一：可讀之書有萬萬種，是個大集合。儒家的書，是書之一種，是個小集合。儒家的書，是所有書的一部分。其二：做人的方式有萬萬種，是個大集合。儒家的做人方式，是做人方式之一種，是個小集合。儒家的做人方式，是所有做人方式的一部分。大集合包含小集合，小集合為大集合所包含。這個道理想通了，我和錢先生的關係，便微妙了。可以說我離開錢先生遠了，也可以說，我離錢先生近了。因為，我真的把他的話聽進去，並且好好的思考過。孔子不是也說「學而不思則罔」麼？

記得《老子》第一章開宗明義便說「道可道，非常道。」道，有千萬種；每個人能夠找到自己的道，便謂之得道。而不能以一種道，做為道的惟一標準，強迫人人都遵守此道。這個道理，我應用在錢先生的「讀書在於做人」，「讀書在於做少數人」上面。同樣的，唐朝的韓愈說「文以載道」。後人罵他的很多，認為他太過衛儒家的道。事實上，這句話本身並沒有錯。韓愈要表現他儒家的「道」，我們則可以表現我們自己的「道」。藉由文字，或者藉由生命本身。這個道理，我也應用在錢先生的「讀書在於做人」，「讀書在於做少數人」上面。

近三十年來，我的行事作風真是不似儒家。我在充滿儒家思想的文學院中教書；但是，我喜歡墨家。我喜歡和中下階層朋友來往，喜歡中下階層的隨意和適意。因此，當我說錢先生是我老師的時候，總引人懷疑的眼光，似乎說「是嗎？錢先生有這樣的學生嗎？」不過，我對於錢先生是我老師，很理直氣壯。錢先生的「讀書在於做人」，「讀書在於做少數人」兩句話對我影響太大。我非但是他的學生，並且，我是他的好學生。因為我記得他的話，反覆思考他的話，對他的話提出問題，並且有我自己的答案。

學術，不應該就是這樣嗎？師生關係，不應該就是這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