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商學系畢業之後，俊英陸續取得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企業管理碩士，美國愛荷華大學企管哲學博士，是我國行銷管理學的先驅之一．

據我所知，俊英家境不是很好，我們在學校餐廳裡往往是一塊錢的大米飯，加五毛錢的青菜，就是一餐，偶爾吃個荷包蛋，就算是打牙祭了．

商學系考進去不容易，是當年聯考乙組最高分的科系，商學系很不好唸，但是俊英顯然游刃有餘，功課不錯，熱心課外活動，外帶打工養活自己，同時還拉拔長大好幾個弟妹．

這是一個樂天，勤奮，負責，而又誠懇的好人．他會一度從單純的學術界走入政途，其實也是一種使命感的表現．

陳菊「走路工事件」定讞之後，法院給了黃俊英清白，但是還不了公道，我曾經跟俊英致意，代他不平．俊英有點感慨係之，但是表現得很豁達．

後來，2007年11月18日，俊英以讀者投書的方式，在聯合報發表了自己的心聲：

標題，就是：「無愧與不捨」，讀後感覺是惋惜高雄失去了選出一個好市長的機會，而在台灣為什麼好人出不了頭．

全文如下：

『民國九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四點，高雄市長選舉，結束了。所有的紛擾即將遠去，肩頭的重擔也將卸下，不久之後，我的名字會慢慢從新聞版面消退，漸漸退出人們的記憶。除了感恩、感謝與歉意，五年風雨過後，我唯一欣慰的是留下了一個無愧的自己，而揮之不去的，則是對高雄與台灣永遠的不捨。

五年前，我在學校教書，以作育英才為樂，「參選」是我人生規劃裡未曾起念的兩個字。我知道自己有太多的堅持、太深的理想，愛之者名之曰風骨，憂心者嘆曰單純，這樣未必能因應講究爾虞我詐的台灣選舉。但基於一種「我可以把高雄帶向進步繁榮，讓市民生活過得更好」的自信與使命感，我參選了。

選舉是一場殘酷的人性試煉，它以勝選為誘惑，不斷試煉著候選人的道德良知、智慧勇氣。在說與不說、要與不要、做與不做之間，許多決定都充滿選票的誘惑、現實與良知的拔河。我也經常面臨這樣的試煉與煎熬，我也曾因理性選舉而受到許多批評，但是我選擇了直道而行，我不容忍自己去做可能誤導年輕人、影響社會風氣的事情。我對自己有所堅持，對選民有所期待，我堅持自己不能為了一時的選舉而為社會留下永遠的傷痕，我期待選民能以理性成熟的思維來選擇市政領導人。

權力，對我而言從來不是目標，只是工具，一種為人民創造幸福的工具。雖然選舉結果顯示，我輸了，也失去了為高雄帶來改變的機會，但我始終相信善良、理性、平和才是社會的多數力量，也許它會受到一時的欺瞞，但不會永遠隱沒。

面對選後的選舉訴訟，我一以貫之。在二審宣判前，很多人問我，如果敗訴，我會怎樣面對？雖然很多人提出拒絕接受、強烈抗議、包圍法院等建議，我自己對最後的敗訴也不服氣，也有懷疑，但我還是選擇「尊重司法」，雖然司法也可能犯錯、甚至被扭曲，但這是避免讓高雄繼續受傷的唯一方法。

從五年前第一次參選，到去年參選的逆轉落敗，到這次官司的再度逆轉，一路走來，我盡最大努力避免傷害擴大、社會對立，我無愧於自己。此刻我心中充滿感恩，感謝上蒼給我的淬煉，感謝這麼多市民鄉親的情義相挺，只是我心中還有太多的不捨，不捨支持者失望的淚光，不捨高雄無法突破的困境，不捨台灣的民主價值遭到扭曲，不捨台灣充滿不確定的未來。

這次二審判決錯失導正台灣選舉風氣的機會，這是比我個人敗訴更大的社會損失，但塵埃落定，幕已落下，我只希望我的選舉、我的官司能帶來一些社會反省，讓連二審法官都認為不對的違法選舉手段，從此不再發生，所有的傷害就到我為止。』

俊英走了，陳菊說他是一個「可敬的對手」．俊英曾經是陳菊唸EMPP的指導教授，陳菊用「走路工事件」給俊英上了一課作為回報．

選舉季節又要到了，俊英這話值得有意參選的政治人物記取在心：「我對自己有所堅持，對選民有所期待，我堅持自己不能為了一時的選舉而為社會留下永遠的傷痕，我期待選民能以理性成熟的思維來選擇市政領導人」．

俊英一生「無愧」，我有太多「不捨」，這是一個值得懷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