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
Turgenev, Ivan Sergeyevich


(1818.11.9,俄羅斯 奧廖爾～1883.9.3,法國 巴黎附近)





屠格涅夫
　　俄國小說家、詩人、劇作家。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集《獵人日記》(A Sportsman's Sketches,1852)和長篇小說《羅亭》(Rudin,1856)、《貴族之家》(Home of the Gentry,1859)、《前夜》(On the Eve,1860)、《父與子》(Fathers and Sons,1862)。 這些作品為俄國農民繪製了一幅栩栩如生、滿懷深情的肖像，並對試圖把國家推向一個新時代的俄國知識分子作了深刻研究。屠格涅夫在西歐居住多年，部分原因是他個人和作為一個藝術家在沙皇的反動統治和革命激進主義精神之間採取了自由主義立場，在當時俄國藝術界和知識界激進主義的影響十分巨大。屠格涅夫傾注於其作品中的不僅是對祖國未來的深切關懷，還有保證了他在俄羅斯文學中地位的完整的創作技巧。


早年生活和作品
　　屠格涅夫的父親謝爾蓋‧屠格涅夫是一位退休的騎兵軍官，母親叫瓦爾瓦拉‧彼得羅夫娜(Varvara Petrovna)，娘家姓盧托維諾娃(Lutovinova)，很富有，她繼承了面積很大的斯帕斯克-盧托維諾沃(Spasskoye-Lutovinovo)莊園。屠格涅夫是他們的第二個兒子。他的父親死於1834年，對他一生的影響遠不及母親。在他整個童年及成年初期一直處於支配地位的母親的身影，大概為他的主要作品中的女主角提供了如何實施統治的樣版。她那暴戾的性情，使得她以同樣的專橫態度支配著兒子的生活和斯帕斯克莊園。對於年輕的屠格涅夫來說，斯帕斯克莊園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它是俄國農村中貴族文明的一個小島，另一方面它是他看到的農民的奴隸地位這種不公正的象徵。他發誓永遠憎惡俄國的社會制度，他的自由主義觀點就是由此產生的，並促使他形成了知識分子願意為自己國家的社會和政治進步獻身的觀點。
　　屠格涅夫是公開宣稱自己的歐洲觀點和情感的唯一俄國作家。雖然他在家中，在莫斯科的學校以及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大學，受到了各式各樣的教育，但屠格涅夫傾向於看重他主要在「跳進德國海」期間受到的教育，那是他從1838～1841年在柏林大學上學的時期，在那兒遇見了與他同輩的一些著名人物，其中有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家巴枯寧(Mikhail Bakunin)。 通過他們，他對構成許多革命思想基礎的黑格爾哲學產生了興趣，並受到了以自己的生命和才能獻身於俄羅斯未來的理想的鼓舞。回國後，他成了一個西方優越、俄國應奉行西方化方針的堅定的信仰者。
　　雖然屠格涅夫寫過一些模仿他人詩作的詩篇和一齣模仿英國詩人拜倫的風格的詩劇《斯捷諾》(Steno,1834)，但他的第一部引起注意的作品是1843年發表的長詩《巴拉莎》(Parasha)。 作者的潛力很快受到評論家別林斯基(Vissarion Belinsky)的賞識，後者不久成了屠格涅夫的擎友和良師。別林斯基深信，文學的首要目的是反映真實的生活，並對生活中的一切不公正採取批判態度，他的這個見解成了屠格涅夫的信條之一。儘管有別林斯基的影響，他仍然是一個有著顯著的超然態度、有著冷靜、有時是帶點挖苦的客觀態度的作家，他的敵人不公正地將這稱之為態度倨傲。
　　屠格涅夫不是一個有偉大激情的人，雖然愛情故事可能給他的小說提供了最普遍的公式，而且他對1843年初次相遇的著名歌手維亞爾多(Pauline Viardot)的愛支配著他的一生。他同維亞爾多的關係，如同他對歐洲的愛一樣，通常被認為是純精神的，然而他的一些信件卻暗示存在著某種更深的曖昧關係；屠格涅夫的書信有著同他寫的其他作品不相上下的出色的觀察力和恰如其分的表述方式。雖然，一般說來，從這些信上可以看出他是個多情及忠實的愛慕者，他很滿足於自己扮演的這個角色。他從未結婚，雖然他在1842年同斯帕斯克一個農民女人生了個私生女兒；後來他將這個孩子交給維亞爾多撫養。
　　1840年代，屠格涅夫寫了更多的長詩，如︰《談話》(A Conversation)、《安德烈》(Andrey)和《地主》(The Landowner)，他還寫了一些評論。由於謀求聖彼得堡大學的教授職務未成，加之放棄了在政府部門擔任的公職，屠格涅夫開始發表一些短篇散文作品，這是他們那一代人十分典型的「沒有意志的知識分子」的作品。最著名的是《多餘人日記》(The Diary of a Superfluous Man,1850)，這篇作品為屠格涅夫作品中以至整個俄國文學中具有相似意志薄弱共同點的知識分子主角，加上了「多餘人」的標簽。
　　同時，他開始試寫劇本，有的作品，如《食客》(A Poor Gentleman,1848)十分明顯是在模仿俄國文學大師果戈里(Nikolay Gogol)。 在他的劇本中，《單身漢》(The Bachelor,1849)是這個時期唯一獲准上演的劇本，其他則受到官方檢查機關的糾纏。那些以內心活動更為深刻的人物為主的劇本，如《繩在細處斷》(One May Spin a Thread Too Finely,1848)，則發展到他後來在自己的戲劇名篇《村居一月》(A Month in the Country,1855)中對人物進行了細緻的心理描寫。《村居一月》這個劇本在1872年以前從未正式上演過。契訶夫(Anton Chekhov)的劇本1898年在莫斯科藝術劇院演出後，在俄國戲劇界還沒有這樣的先例，即一個劇本為了讓評論界和觀眾能夠欣賞它，需要先取得成功。那是在1909年，在大導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Konstantin Stanislavsky)領導下，作為俄國戲劇的主要劇目之一的《村居一月》終於演出了。


農村生活隨筆
　　屠格涅夫在1847年出國前，留給文學雜誌《現代人》(Sovremennik)編輯部一個短篇《霍里與卡利內奇》(Khor and Kalinych)，這是作者有次在奧廖爾打獵時遇到的兩個農民。這篇作品的副標題是《一個獵人的隨筆之一》，它發表後立即獲得成功。由此產生了一部名為《獵人日記》的短篇小說集，它首次出版於1852年，並給作者帶來了持久的聲譽。其中許多篇描寫的都是各種類型的地主以及作者根據個人經歷描繪的擁有莊園和農奴的俄國貴族的生活片斷。這些篇中最重要的是，描寫兩種專橫的農奴主的《兩地主》(Two Landowners)和對「多餘人」這個問題做了最深刻、最尖銳分析的《施格雷縣的哈姆雷特》(Hamlet of Shchigrovsky Province)。 更有意義的是這些短篇講述了屠格涅夫在打獵過程中同農民的接觸。在這些喚起人們對農村事物關心的種種描寫中，屠格涅夫筆下的這些人物暗示，雖然農民或許是「自然之子」，他們追求優美的農村環境所提供的自由，但農奴身分這個事實卻總是同他們形影不離。
　　儘管屠格涅夫認為自己只不過是一個了解自己筆下的農民的陌生人，但他通過明晰的、充滿同情心的觀察，塑造了一系列有巨大生命力和廣泛影響的人物形象。這些形象不僅使居於統治地位的上流社會廣大讀者認識了農民的特質，而且在激發起改革情緒並最終導致1861年的廢除農奴制，或許也產生了一定影響。在1870年代，他將《獵人日記》加以擴充，收入了對癱瘓的露克麗亞作了動人描寫的《活屍》(A Living Relic,1874)。
　　這些短篇先是在《現代人》雜誌上陸續發表的，當首次合成一集出版後，屠格涅夫被捕了，在聖彼得堡被關押了一個月，並強制在斯帕斯克居住18個月。官方對他進行如此折磨的表面藉口是他寫了一篇悼念果戈里的訃聞，他在這篇文章中反對書刊檢查制度。但是他在《獵人日記》中對農奴制度的批評，足以使他為自己的藝術而暫時受苦，儘管無論以任何標準來看，這些批評無疑也是低調的，只有對地主虐待自己農民的現象，他做了明確的表示。


最初的幾部長篇小說
　　雖然屠格涅夫在被關押於聖彼得堡期間寫了一篇揭露農奴制的殘酷且非同尋常的小說《木木》(Mumu)，但這時他的創作正在朝擴大人物的描寫範圍方面發展，如《雅科夫‧帕森科夫》(Yakov Pasynkov,1855)以及《浮士德》(Faust,1856)和《一封信》(A Correspondence,1856)中對對立的愛情所做的雖顯悲觀、但卻是精巧的考查。加之，受到了時代和國家發生的重大事件的衝擊。隨著俄國在克里米亞戰爭(1854～1856)中的失敗，屠格涅夫這一代人，即「40年代的人」開始屬於過去的時代。他在50年代發表的兩部長篇小說《羅亭》和《貴族之家》，充滿著由10年前這一代人中明顯存在的軟弱、無用感而產生的冷言冷語的懷舊情緒。
　　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羅亭》是講述能言善辯的知識分子德米特里‧羅亭，一個部分原型取自巴枯寧的人物，他的雄辯能力和對熱切需要進步的信念，深深地感動了地方沙龍中一批年輕的成員，以致女主角娜塔莉亞愛上了他。但是當她要求他實踐自己的諾言時，他卻使她大失所望。重現這座俄國鄉間宅第的世界和以由前述關係產生的這一悲喜劇為背景的夏日氣氛，證明屠格涅夫在接受和記錄永恆的自然景色方面有著傑出的才能。對於整個俄國社會以及俄國知識界的廣泛且含蓄的表述，只是這幅畫面邊沿的陰影部分，遠非前景中的色彩和細節。
　　屠格涅夫的第二部長篇小說《貴族之家》是一部關於沒有結果的愛情的輓歌式作品，在這場愛情中，男主角拉夫列茨基不會因他是失衡教育的受害者而那般軟弱。這部作品因其愛情故事的優美而十分出名，雖然間或讓人感到有點乏味。按照作者的想法，更重要的是經過精心設計的男主角的個人經歷。其中暗示西方的影響抑制了屠格涅夫一代人採取行動，並迫使他們最終承認必須將俄國的未來留給比自己更年輕、更激進的一代人。
　　在這最初的幾部長篇小說，屠格涅夫作為俄國知識界的記錄者，他的客觀態度是顯而易見的。雖然他對克里米亞戰爭後出現的激進、年輕一代的思想中某些傾向不表同情，他仍然以一絲不苟的爽直盡力描繪這些青年男女的積極的抱負。他們對他的態度，特別像激進的批評家車爾尼雪夫斯基(Nikolay Chernyshevsky)和杜勃羅留勃夫(Nikolay Dobrolyubov)，雖然沒有積極的敵意表示，但一般也是冷淡的。他本人那種頗為明顯的放縱自己的天性，受到了這些更年輕的同代人強有力的挑戰。由於車爾尼雪夫斯基曾對他的短篇小說《阿霞》(Asya,1858)中的主要人物進行了抨擊，他不再將自己筆下的主要人物的軟弱動搖作為描寫的重點，而是轉而描寫他們的年輕人的熱情和道德目標感上。這些特點有著屠格涅夫所不能分擔的明顯的革命含意，他的自由派觀點能夠接受漸進的變化，但反對任何更加激進的事物，特別是暴動農民的思想。
　　長篇小說《前夜》涉及到年輕一代知識分子在克里米亞戰爭前夜面對的一些問題，也涉及1861年廢除農奴制前夜等待著俄國的種種變化。這是一部情節小說，由於對男主角保加利亞人作了膚淺的描寫而受削弱。雖然其中幾個次要人物寫得很成功，一些景色描寫也十分出色，但在人物關係的處理上，特別是在愛情的處理上，顯示了屠格涅夫對待這類事情的深沉的悲觀主義。在屠格涅夫對生活的看法上，這種傾向也有愈來愈明顯的表現。這似乎說明，在屠格涅夫一代人的自由主義和更年輕一代知識分子的革命抱負之間，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和解。而屠格涅夫本人也感到自己捲進了這一決裂中。
　　屠格涅夫最偉大的長篇小說《父與子》就是這種感覺的產物，然而它卻以異乎尋常的協調和深刻，成功地闡明了使兩代人決裂的種種爭端。主角巴札羅夫是屠格涅夫創造的一個最有力的人物。他是個虛無主義者，否定除自然科學外的一切法律制度，他的見解古怪、直率，然而他對待愛情卻十分敏感，這也就注定了結局的不幸。在社會政治方面，他象徵著非貴族革命知識分子戰勝了屠格涅夫所屬的貴族知識分子。在藝術方面，他是客觀描寫取得輝煌成功的例子，也是在表現他那接近於悲劇境界的震撼心靈的死上取得成功的例子。從總體上看，這本小說的奇蹟是屠格涅夫掌握他的主題的高超技巧，儘管他個人對巴札羅夫的反美學觀點感到厭惡，他的成功卻在於他能賦予所有人物以恰如其分的生活地位。但小說一發表，激進的年輕一代便猛烈地攻擊它是誹謗，而保守派則譴責它對虛無主義的揭露過於寬容。
　　屠格涅夫在他的長篇小說中均衡地對比了諸如青年與老年，悲劇性的短命愛情與喜劇性的變幻無常思想，哈姆雷特式的關心自己與唐吉訶德式的愚蠢的利他主義追求。對最後一種對比，屠格涅夫在一篇重要的文章《哈姆雷特和唐吉訶德》(1860)中作了進一步的發揮。如果說他在自己作品的規模上有別於同時代的杜思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和托爾斯泰(Leo Tolstoy)，那麼他不同於他們的還有另外一點，即他不相信文學能對生活的問號提供答案。他寫小說遵循著一條簡單的公式，這條公式的唯一目的就是闡明單個男主角或女主角的性格和困難處境。他們顯得重要，主要是因為他們是經過細緻、巧妙刻畫的社會心理肖像。這些小說的一個主要設計，就是讓一位新來者進到一個小小的社會圈子中，然後對他作出的努力進行考察。這個圈子則通過女主角和身為新來者的男主角之間的關係發展，對新來者進行詳細觀察。允諾給予幸福的話講出來了，但這種關係的結局總是不幸的。


自我流放和聲譽
　　屠格涅夫對自己的文學聲譽常常很敏感，這次由於《父與子》受到了幾乎普遍的反彈，他的反應就是離開俄國。他住到了維亞爾多在德國南部的退隱地巴登-巴登。他同托爾斯泰和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爭吵以及同俄國文學界的疏遠，使他實際上是處於流放的狀態。他在這個時期的唯一作品《煙》(Smoke,1867)是在巴登-巴登寫的，這部作品中充滿了苦澀味的諷刺挖苦，既對著知識分子的左翼，也對著右翼。這是個令人深深感動的愛情故事，但作者所描寫的這種感情和政治觀點似乎最終也像這部作品的標題《煙》一樣，既不會持久，也不真實。
　　1870～1871年的普法戰爭，迫使維亞爾多一家離開了巴登-巴登，而屠格涅夫則跟隨他們先去倫敦，最後來到巴黎。在70年代的巴黎，他成了受人尊敬的俄國文化的使者。像喬治‧桑(George Sand)、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龔古爾兄弟(Goncourt brothers)、年輕的左拉(Emile Zola)和亨利‧詹姆斯這些作家，只是屠格涅夫與之有通信往來、而他們也想和他交往的許多傑出的同時代人中的一小部分。1878年他被選為巴黎國際作家代表大會的副主席，1879年他被牛津大學授予榮譽學位。在俄國，他每年回國時都受到熱烈接待。
　　最後這個時期的創作同時伴有兩種傾向，一種傾向是懷舊情緒，這在《草原上的李爾王》(A Lear of the Steppes,1870)、《春潮》(Torrents of Spring,1872)及《普寧與巴布林》(Punin and Baburin,1874)這些優美的小說中有動人的描寫；另一種傾向是半幻想性質的，如短篇小說《愛之凱歌》(The Song of Triumphant Love,1881)和《克拉拉‧米利奇》(Klara Milich,1883)。 屠格涅夫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是《處女地》(Virgin Soil,1877)，他打算以此恢復自己在年輕一代人心目中的文學聲譽。作品的目的是刻畫年輕的民粹派成員的獻身精神和自我犧牲勇氣，他們期望在俄國農民的處女地上播下革命的種子。儘管作品的寫實主義手法及作者努力賦予這場鬥爭以寫實性，它仍是他的最不成功的長篇小說。他的最後一部主要作品《散文詩》(Poems in Prose)以其對俄羅斯語言的懷念及其出名的讚頌而受到注意。


評價
　　屠格涅夫的作品不同於他那些最著名的同時代人的作品，沒有複雜的誇張手法，他的作品始終保持著前後的平衡，並十分在意其藝術價值。他的最著名的作品一般都是主題鮮明並具有承諾性的文學，所描寫的優美的愛情故事及犀利的人物心理刻畫具有普遍的感染力。他很像一個有很大魅力、妙趣橫生和誠實正派的寫信人。他的聲譽也許不及杜思妥也夫斯基和托爾斯泰，但他本人思路清晰、談吐風雅的氣質，特別是他對生活中美好事物那種極其珍貴的敏感，賦予他的作品以經久不衰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