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譜系·意識形態·文本解讀——王德威的學術路向



作者：季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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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台灣大學外文系，不由得人不心生敬佩，海外文壇一批呼風喚雨的人物，像李歐梵、餘光中、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劉紹銘等等，竟然都出自台大外文系。台大外文系可真是秉天地之靈氣了。與這些前輩相比，同是台大外文系畢業的王德威是年輕了些，但更有衝勁，更見鋒芒。
王德威台大外文系畢業後，即赴美留學。在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獲得比較文學博士學位，曾經任教於台灣大學和哈佛大學。現在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教授，也是美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繼夏志清、李歐梵之後的第三代領軍人物。他的一些中英文著作，像《從劉鶚到王禎和：中國現代寫實主義散論》、《眾聲喧嘩：三 0 到八 0 年代的中國小說》、《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 Fictional Realism in 20 th -Century China: Mao Dun, Lao She, Shen Congwen 、 《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眾聲喧嘩以後：點評當代中文小說》、《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 20 家》、 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Violence, 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20 th Century China 、《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等，在海外影響廣泛。目前大陸僅出過他的兩本選集，即《想像中國的方法》（三聯書店， 1998 ）和《現代中國小說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3 ）。據稱，明年三聯書店和北京大學出版社將會推出《跨世紀風華》和《被壓抑的現代性》的大陸版，相信一定會產生相當的反響。
因為協助王德威編選《現代中國小說十講》，我有機會系統地重讀了他的主要著作。我認為，王德威的學術路向呈現出三大特徵，一是重整漢語文學譜系，二是著重敘事修辭與意識形態的互動，三是理論穿透與文本解讀的完美融合。
1996 年春天，王德威開始為台灣麥田出版公司策劃、編選一套新的書系，名為「當代小說家」，希望籍此推薦漢語寫作各個社群的傑作，促進彼此之間的對話，最真實地呈現漢語寫作的文學版圖。這套書系先後出版了 20 位小說家（朱天文、王安憶、鐘曉陽、蘇偉貞、平路、朱天心、蘇童、余華、李昂、李銳、葉兆言、莫言、施叔青、舞鶴、黃碧雲、阿城、張貴興、李渝、黃錦樹、駱以軍）的選集。在每卷的卷首，都有王德威的一篇序論，既介紹作家個別的特色，也把他們納入文學史的脈絡裡加以觀照。這些序論寫得才華橫溢，汪洋恣肆，與所選作品遙相呼應，相得益彰，與其說是評論，不如說是美文。不少人不先讀作品，卻搶著把序論先睹為快，倒也是一景。 2001 年，王德威還出版過一本《眾聲喧嘩以後》，收了九十三篇作家作品評論，分為三輯：第一輯著重台灣作家；第二輯則涵蓋大陸、香港、馬來西亞、美、英、法、德等地的華文作家；第三輯綜論九 0 年代值得注意的文學現象。這兩本著作集中體現了王德威「反思中文小說的版圖與座標」[1] ，重整漢語文學譜系的學術路向。
王德威曾以「眾聲喧嘩」來描述 1980 年代以來海峽兩岸多姿多彩的文學狀態，「感時憂國」之外，性別、情色、族群、生態等議題，無不引發種種筆下交鋒，更不提文字、形式實驗本身所隱含的頡頏玩忽姿態。王德威認為這與其說是「新時期」的亂象，不妨稱之為「世紀末的華麗」。 [2] 「當代小說 20 家」和「當代中文小說評點」就展示了這種眾聲喧嘩的世紀末華麗，而展示的基礎則是王德威所謂的「知識地理」的勘探。 [3]與我們習以為常的大陸文學、港台文學、海外華文文學等判別有序的劃分不同，這些作家作品包括了兩岸四地（大陸、台灣、香港、大馬），其中又不乏越界遷徒（如平路、鐘曉陽、施叔青、阿城等）的背景。它 越過的絕不止於空間與國界，更整合了所有以中文敘事構成的意義空間，既構成了歷時性的上下文關係，又構成了平行的交互文關係，構成了王德威特有的批評視界「中文小說語境」。
這些評論既是他批評成果的結集，也是對世紀末文學的一次重要「盤點」，而盤點的目的正是重新描繪整個漢語文學譜系與文學版圖。他將一般人認為難以相提並論的 90 年代中文小說作一統整觀。說它難，是因為除了都用中文寫作以外， 90 年代的各個批評對像間既沒有過大一統的歷史，也沒有試圖建立烏托邦的努力，大陸學界對港台文學、海外華文文學的劃分，背後甚至隱含著某種中心論的價值判斷。而對於王德威來說，兩岸四地及全世界其它各社群中的中「中文小說」，具有平等且重要的研究價值，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漢語寫作的有機整體。王德威在美國大學任教，可他的身份卻是本土的，這些「中文小說」、漢語寫作恰恰代表了一種本土想像。他希望把漢語寫作置於世界文學語境下加以考察，尋求中文小說自身可以充分發展的依據，而不是僅僅以現成的西方理論作為中文小說的發展規範。所以，他願意在張大春的小說中勾勒「新台灣人」的素描；他從諸多作品來描摹現代中國的國族想像，既承認「從大中國的觀點來看」，《來自熱帶的行旅者》馬華作家「心向祖國的深情」，也肯定其地方經驗的獨特性；他既在「九六年保釣風雲再起時」懷念「當年的戰將安在？」，也熱情地關注當代大陸小說家。被王德威所包容的漢語文學內部，也呈現出無所不在的對話關係。張愛玲與朱天文、朱天心、白先勇、王安憶、葉兆言串聯起從「海派」到「張派」的淵源與傳承；沈從文、宋澤萊、莫言、李永平不斷激盪著我們原鄉神話的想像；從世紀初的《新中國》、《新紀元》到世紀末的《迷園》、《泥河》、《酒國》、《廢都》，形成了一種烏托邦想像的崩解……。其中「此岸與彼岸、通俗與高蹈、邊緣與中心的互動往返」，[4] 個中「眾聲喧嘩」的複雜性、豐富性，正是「中文小說語境」深邃廣闊的內涵，其中的辯證正顯示了王德威折衝群己、出入眾聲、重整漢語文學譜系的立場與印記。
王德威曾經提出， 「眾聲喧嘩」之後，我們所要思考的是「喧嘩的倫理向度」，試圖從自己開始一個「後眾聲喧嘩」的文學批評實踐的新起點，細膩描述「喧嘩」與「倫理」間的張力與意義循環。他所謂的「倫理」，「因時因地，定義、協商，甚至質疑道德、信仰，乃至意識形態的內爍特質」，「它帶來包容妥協，但更帶來緊張反彈。」正是小說創作將種種可驚可詫的現象全盤體現，從而引發了層層的反思、批判、嘲弄與對話的可能。 [5] 「現代與文學間微妙而複雜的對話關係，大自國家神話的形成與意識形態圖騰的描摹，小至文類秩序的重組與象徵體系的搬演，在在可見端倪。」[6] 王德威認為，這一百多年來，由文學所銘刻、體現的各種現代及後現代經驗，值得我們深入反思。《小說中國》、《如何現代，怎樣文學？》、《被壓抑的現代性》等著作不妨視作王德威梳理文學敘事與意識形態互動關係的重要成果。
王德威認為，自從清末以來，小說成為文學現代化最重要的表徵，不僅形式實驗推陳出新，更憑敘事虛構見證與介入現代中國公私領域的蛻變。《如何現代，怎樣文學？》一書，通過研讀十九、二十世紀的一些中文小說，討論了文學與歷史的辯證，國家及個人主體論述在現代文學中的表徵，「現代」、「現代性」、「現代化」、「現代主義」的中國化進程，流派、典律及典範之間的互動關係等。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文學」與「歷史」的緊張關係。王德威曾經在不同場合多次論述過 小說的虛構性想像與歷史（現實）的關係。無論小說還是歷史都要用文字來表現，文字意義的真實並不因敘述標示的文類而定。歷史敘事的可信度與小說想像的真實性，孰優孰劣真不好一概而論。他通過對莫言等人小說的闡釋告訴我們：「當歷史不能滿足我們詮釋現實的慾望時，寓言升起」，又說「在歷史的盡頭，小說升起」，他強調「如何把歷史變為寓言甚至預言的努力，才是我們的用心所在」。[7]
「文學」與「歷史」之間的緊張關係，「牽涉到我們想像、界定知識空間的問題」；而「現代」與「歷史」之間的對話，「則引領我們重審知識時間的問題」。時間與空間，成為王德威論述文學與歷史關係的兩個維度。比如「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撰就與國家敘述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繫。從這個角度來說，台灣文學尤其值得深思。自從 1895 年以來，台灣與母國的數度割裂與重合，無不映照現代中國經歷及敘述歷史的種種波折。我們審視大文學史的現代性危機時，台灣正可成為一個極佳的座標。王德威認為，「徘徊在歷史分合的必然與偶然，敘述的可能與不可能，意義的恆久與渙散等種種挑戰間，台灣文學史的建構，將前述『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合法或合理性漏洞，表露無遺。」[8] 這種審視現代文學史的切入視角，無疑是令人驚醒的。此外，王德威孜孜於處理現代小說與政治的對話，從政權、國族、法治等角度，評價小說表現的得失；分辨國體與身體、政治與情色、公領域與私領域的錯綜互動等等，都為我們反思文學敘事與意識形態的互動，提供了不同的向度。比如他的《三個飢餓的女人》就以路翎的《飢餓的郭素娥》、張愛玲的《秧歌》和陳映真的《山路》中的女主人公為例，將共產論述中女性身體、意識形態象徵及物質消費的複雜辯證關係剖析得淋漓盡致[9] 。
王德威最近剛剛出版了《被壓抑的現代性》的中譯本，那篇很有名的《沒有晚清，何來五四？》就是這本書的導論。它所論述的晚清現代性的問題，我以為最為典型而集中地體現了文學敘事與意識形態之間的互動關係。
在中國敘事文學的研究裡，晚清小說一向不受重視。近年來，隨著李歐梵、王德威、陳平原等學者的倡導與重審，晚清小說研究漸成學界熱點。王德威認為，「不論從歷史、美學、意識形態及文化生產的角度來看，此一時期的小說所顯現的活力及複雜面向，都足以讓人大開眼界。尤其對治現代文學者而言，晚清小說豈止僅代表一個從傳統到現代過渡階段；它的出現，還有它的被忽視，本身就已經見證了中國文學現代性的一端。」因此，他打破以往「四大小說」或「新小說」式的僵化論述，將晚清小說視為一個新興文化場域，「在其中世變與維新、歷史與想像、國族意識與主體情操、文學生產技術與日常生活實踐等議題，展開激烈對話。」全書共分六章，除第一章總論及第六章外，中間四章專論狎邪小說、俠義公案、譴責黑幕、科幻奇譚四大文類。對於王德威來說，它們不僅僅是代表了某種文類，而是直接指向了四種相互交錯的話語，即慾望、正義、價值和真理（知識）。王德威認為，「這四種話語的重新定義與辯難，適足以呈現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及文化建構的主要關懷。」[10]
尤其重要的是，王德威在該書的最後一章，從晚清小說的多重現代性，轉向當代文壇，通過對八十年代以來大陸、台灣、香港、海外代表作品的考察，試圖表明「中國文學已然重拾晚清即已開始、至今尚未完成的『發明'現代的工作。」作者所要深思的是，晚清小說所包含的被壓抑的多重現代性，是不是在二十世紀末的中文小說裡重新浮出歷史地表？如果是這樣，那麼將晚清說部與二十世紀末的小說接合一處，重新解讀，會對五四現代性的解讀產生怎樣的衝擊？[11] 王德威認為，中國當代小說的四種路向，在晚清時代已可見端倪。一是中國當代作家通過探究慾望與情色的疆界，發展出新的一套狎邪話語。它們在描寫紙醉金迷的社會以及一個奢華糜爛的文明時，固然回應了晚清的狎邪話語，但它凸突顯了傳統慾望及其壓抑機制的範疇，同時也刻畫出一個新的、更為寬廣的社會與文學空間。慾望的政治與政治的慾望在其中你來我往；二是中國當代作家藉小說的形式探究正義與秩序，重新開啟了與晚清俠義公案小說間的對話聯繫。晚清的俠義公案小說雖然肯定既存的權威，但它同樣包含一個潛在文本，這一潛在文本質疑公與私、罪與罰的適切性，從而瓦解正義論述。而當代作家看出政治與詩學正義的虛妄，再次觸及文字與正義的辯證問題，因此突顯了晚清潛文本中那晦暗卻也更為激進的維度。三是在力圖全面演義現實的努力中，中國當代作家必須面對一個弔詭——他們摹擬再現的意圖只有以怪世奇談的方式，才能充分展現。四是在「後歷史」時代從事書寫行為，中國當代作家通過對歷史本身的狂想，來嘗試理解歷史。這一傾向把我們重新帶回了一個世紀前的起點。晚清小說藉助烏托邦與惡托邦的構造，想像著新中國未來，而當代作家則通過解構政治與科學上的先見之明，試著將新中國的未來設計得多彩多姿。王德威認為，所有這種四種向度都指向以五四為典範的中國現代文學傳統，並暴露其束縛：「一種以摹仿為旨歸的寫實主義典律，一種將墨完全等同於血的渴望，一種將利比多原欲意識轉向狂熱意識形態的衝動，一種寫作與革命的結合，還有一種以犧牲個人的夢與幻想為代表的，對歷史與真理的強求。」 [12]顯然，作者的這種洞見，是此前的晚清小說研究或當代文學研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其現實啟示與深遠意義不言而喻。
應該說王德威的這些識見，並不是憑空想像的產物，而是建立在大量文本細讀的基礎上。不僅大量的作家論作品論是如此，而且大量的理論論文也無一不與文本細讀緊密相聯。他雖然出身於正宗的比較文學專業，對歐美各種新理論十分熟悉，但他從不生硬套用某種理論或方法，恰如他所言，「我們對任何方法學不應只是人云亦云的推崇或貶斥；它的合法性（ legitimacy ）應建立在其是否能增進我們對某一文學現象的瞭解之上。」[13] 一些西方理論（比如福柯的話語理論、布厄迪爾的文化生產理論、巴赫金的對話理論、熱奈特的敘事理論等等）之於他，恰如水中之鹽，滲透於文章之中，卻又無跡可尋。理論穿透與文本細讀的完美融合，賦予王德威著作一種特殊的魅力。魅力之一就是他往往能從大家習焉不察的文學現象中，發掘出別具意味的話題，總結出令人深思的理論命題。
王德威論述晚清現代性的一個重要切入角度，就是「翻譯」，他甚至直接稱之為「翻譯『現代性'」。他著力探討的是翻譯和晚清「現代」話語之間的種種關係，「翻譯怎樣『再'（不是『改'）造出晚清作者和讀者對現實的憧憬，從而構成了中國追尋『現代'過程中最有趣的一面。」[14] 他通過細讀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發現晚清社會的「大敘述」（ master narrative ）在時序上的蛻變，可由小說敘述方法中得到有力的證明。尤其是科幻說部提供了一個重新理解時間方向和時間性（ timing ）的文類。但是晚清作家有關未來的觀點，只不過是「昔日」或現時情懷的重現而已，因此出現了一種新的修辭語法——未來完成式敘述。它讓作者不去處理未來可能會發生的事，而直接假設未來已經發生的事。這種敘述方式在梁啟超之後一直流行不輟，甚至盛行於政治話語中。五四以後，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都為中國的未來銘刻了一片美好的前景。不僅 1942 年到 1977 年的中共文學以一種「未來完成式」的烏托邦形式寫成，而且滲透於社會每個階層的國家敘述，其實都是按照這一時式執行的。[15] 類似的理論、修辭、文本的完美融合，在王德威的著作幾乎隨處可見。比如《未被伸張的正義》重新解讀晚清小說，思考「正義」觀念的微妙轉換；《罪抑罰》勾勒晚清到四十年代末，小說如何成為辯證暴力與正義、血水與墨水的媒介。在法制正義分崩離析的時代，「文學正義」如何顯現它的力量與局限；《叫父親，太沉重》追蹤半個世紀父權論述的消長起落；《文學的上海——一九三一》、《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則以上海和香港這兩大都市為中心，處理城市寫作、文學生產、歷史的空間想像等問題；魯迅與沈從文一向被公認為五四傳統的兩大巨擘，但王德威的《從頭談起》從兩人有關砍頭的故事中，引導我們重新認識他們政治及寫作姿態的另一面。身體與象徵、刑罰與權威等主題，在兩人作品中相互激盪，引人思辨。而長篇論文《魂兮歸來》則成為王德威對當代兩岸四地中文文學中歷史迷魅與文學記憶的一次總結，相對於現代文學彼端的「除魅」工程，當下文學所關注的是「招魂」。魂兮歸來，「正是以此，我們終於能鋪成現代及現代性的洞見及不見，也為下一輪的歷史、記憶的建構或拆解，預留（自我）批評的空間。」[16] ……
王德威的這些話題與命題，都是所謂正統文學史所沒有、卻未必是可以被忽略的，相反，它們往往提供了我們切入文學史的全新視角與路向，通過這些視角與路向，我們觸摸到的將是一個全新的文學空間。在這個空間中，王德威所說的眾聲喧嘩的倫理向度得到生動的體現。「它不僅預留對方的立場，並不斷與自我對話。」「我們學者訴說他人的意見，傾聽自己的心聲，更交代不由自主的雜音。以此類推，人我對話衍生的繁複異同，使我們警醒意義生產過程中，永無休止的交會錯失。」 [17]這是王德威作為一個傑出學者的清醒意識，其實，這不也是當下文化語境中我們所應該秉持的基本立場嗎？

作者簡介：
王德威，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比較文學博士，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教授。主要著作有：《從劉鶚到王禎和》、《小說中國》、《如何現代，怎樣文學？》、《跨世紀風華》、《被壓抑的現代性》、 Fictional Realism in 20 th -Century China: Mao Dun, Lao She, Shen Congwen、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History, Violence, 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20 th -Century China 等。
王德威，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比較文學博士，曾任教於台灣大學及美國哈佛大學，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丁龍講座教授。主要著作有：《從劉鶚到王禎和：中國現代寫實主義散論》、《眾聲喧嘩：三 0與八0年代的中國小說》、《閱讀當代小說：台灣、大陸、香港、海外》、《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想像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眾聲喧嘩以後：點評當代中文小說》、《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 Fictional Realism in 20 th -Century China: Mao Dun, Lao She, Shen Congwen、Fin-de-sie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History, Violence, 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20 th -Century China 等。

[1]王德威：《眾聲喧嘩以後：點評當代中文小說》，第 21 頁，台北，麥田， 2001 。
[2]王德威：《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 20 家》，第 13 頁，台北，麥田， 2002 。
[3]參閱徐德明：《「華文語境」中的當代小說批評視界》，感謝德明兄賜閱手稿。
[4]王德威：《眾聲喧嘩以後：點評當代中文小說》，第 19 頁，台北，麥田， 2001 。
[5]王德威：《眾聲喧嘩以後：點評當代中文小說》，第 20 — 21 頁，台北，麥田， 2001 。
[6]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第 11 頁，台北，麥田， 1998 。
[7]參閱王德威：《千言萬語，何若莫言——莫言論》，《跨世紀風華》，第 251 — 267 頁，台北，麥田， 2002 。
[8]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第 14 頁，台北，麥田， 1998 。
[9]參閱王德威：《三個 飢餓的女人 》，《如何現代，怎樣文學？》，第 205 — 250 頁，台北，麥田， 1998 。
[10]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中文版序》，《被壓抑的現代性》，第 9 頁，台北，麥田， 2003 。
[11]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宋偉傑譯，第 407 頁，台北，麥田， 2003 。
[12]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宋偉傑譯，第 435 — 437 頁，台北，麥田， 2003 。
[13]王德威：《「說話」與中國白話小說敘事模式的關係》，《想像中國的方法》，第 81 頁，北京，三聯， 1998 。
[14]王德威：《翻譯「現代性」——論晚清小說的翻譯》，《想像中國的方法》，第 103 頁，北京，三聯， 1998 。
[15]參閱王德威《翻譯「現代性」》及《被壓抑的現代性》（第 384 — 389 頁）。
[16]王德威：《現代中國小說十講·序》，《現代中國小說十講》，第 5 頁，上海，復旦大學， 2003 。提及的這幾篇論文見《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台北，麥田， 1998 ）、《小說中國》（台北，麥田， 1993 ）及《現代中國小說十講》。
[17]王德威：《眾聲喧嘩以後：點評當代中文小說》，第 20 頁，台北，麥田， 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