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館：上海20世紀初的現代性想像空間



作者：王瓊、王軍珂
文章來源：粵海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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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館：上海20世紀初的現代性想像空間

　

○　王 瓊 王軍珂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上海，是一個新舊並存、多元異質的轉型期社會。上海開埠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已成為中國首屈一指的工商大埠。新興的工商企業迅速發展，市政建設、公用事業和文化娛樂等與時俱進並各具特色，形成諸多新興的社會領域與發展取向，社會的重新分化與整合使新的階級、階層成為社會不斷變革的動力。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政治中心南移，上海更處於中國政治、經濟、文化活動的中心區域，於是物質性、實用型、商品經濟律和政治鬥爭色彩構成了上海文化繁複多變的特徵。再加上租界洋場的影響，思想風氣的開放，上海一度出現教育、新聞、出版、文化娛樂事業的畸形繁榮。尤其是華界與租界相對獨立而又彼此異質的文化、意識、制度、法律及政權範圍，使各套社會控制機制的擴展都受到了局限，相互之間造成的間隙和斷裂為各種革命運動以及文化活動的生長提供了安全的想像和活動空間。

在國民黨反動派白色恐怖極端嚴重的歲月裡，「左聯」的籌備會議，以及文藝界的有些秘密會議，地點幾乎都固定在「公啡咖啡店」的二樓一間可容十二三人的小房間裡。據夏衍先生回憶，1929年月10月中旬，在公啡咖啡店的二樓，由黨組織召開了「左聯」第一次籌備會議，魯迅先生也出席了。[1]1930年2月16日，黨組織又在這裡召開了籌備會議，即「上海新文學運動者底討論會」。是日，《魯迅日記》載：「午後同柔石、雪峰出街飲咖啡」，就是指到公啡咖啡店去參加「左聯」的最後一次籌備會。據鄭伯奇回憶：「公啡咖啡館是外國人開的，因為這個地方一般中國人是不去的，外國人對喝咖啡的人又不大注意，開會比較安全。」[2]因此，不僅「左聯」籌備會多次在公啡咖啡店召開，而且其他左翼文化團體也在這裡召開會議。如「1929年秋，夏衍同志代表上級召開左翼劇聯黨團的會也在這裡召開的。」[3]
在此，位於租界內的咖啡館空間為革命者提供了某種「感覺結構」，而在這一「感覺結構」中，革命者找到的很可能是某種歸宿感、安全感甚至是一種存在的自在和認同，並以此對抗著權力中心的控制和壓迫。而這種認同感的背後，是對咖啡館所表徵的西方現代文明的想像與訴求。咖啡店作為一種公共空間，曾被宣稱為法國大革命最具影響力的場所之一，因為這場革命的許多重大事件都是在咖啡店裡策劃或發生的。[4]人們可以輕鬆地在這裡交換主張，知識分子在這裡可以集體參與改進社會及人類文明的謀劃。位於租界內的咖啡館，模擬了一種關於現代的中產階級公共領域的想像，這恰恰與「五四」以後左翼知識分子現代化的熱望不謀而合，在進入這種模擬想像的時候，作為被殖民國家的經驗和這種公共領域所內含的等級秩序與權力關係都被淡化乃至遮蔽。

曾留學法國的自由主義海派文人張若谷，在其著作《咖啡》一文中，把咖啡館作為現代都會生活的象徵。他借日本人的語氣感喟十里洋場的大上海沒有一家中國人開的文藝咖啡館，視文藝咖啡館為「現代都會生活方面應有的一種設備」。[5]他推崇的是上海霞飛路俄國人開設的巴爾幹咖啡店，他自己與田漢、傅彥長、朱應鵬等人在那裡一邊喝咖啡一邊說說笑笑，「從『片萊希基』談到文學藝術、時事、要人、民族、世界……」。[6]海派與左翼文人借助咖啡館分享了共同的都市語境，對現代西方大都市生活的嚮往是他們對現代化想像的具體而真實的投射。所以，張若谷認為，到咖啡店裡的樂趣有三：一是刺激品，以逃避都市生活的壓力，並給文藝家以創作靈感；二是座談，作為都市公共領域讓人們交流思想與智慧；三是咖啡店的侍女可以使都市的人們得到異性方面的情感滿足。這種想像的中產階級生活，消費的是物質咖啡的刺激作用，享受的是咖啡館作為交流場所的現代消費文化，渴望的是視覺以及性的想像性滿足。這使得張若谷筆下的文藝咖啡館帶上了一層都市的消費色彩，即從物質到文化到性的中產階級生活消費。「到咖啡店裡去喝杯吧」，[7]在那裡可以象徵性地暫時拋開自己的階級出身和家庭背景，由消費來重新標識自己所渴望的中產階級身份和權力，從而在對咖啡文化的想像性中完成現代自我的建構與認同。

位於帝國中心的歐洲的咖啡館並無浪漫色彩，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即使沒有錢，也可以去咖啡館寫作。海明威二戰後就在巴黎旅居，整日泡在左岸的咖啡館裡寫作、聊天，留下了許多關於巴黎的文字。海明威晚年寫了本薄薄的散文集《流動的聖節》（A Moveable Feast），就記錄了他在巴黎這段清苦、愛和創作的日子，還有與喬伊斯、費茨菲爾德等知名作家和巴黎人的交往。而在帝國文化中心與邊陲的置換中，上海的咖啡館則產生出了新的意義。

如前所述，在上海，咖啡館是展現現代都市文明的重要場所，它代表著中產階級的文化想像。為了實踐中產階級的文化理想，《申報》副刊《藝術界》開辦了「咖啡座」欄目。1928年8月8日，「咖啡座」欄目刊登了一則題為《上海咖啡》的廣告。廣告上說：「發現了我們所理想的樂園……在哪裡遇見了我們今日文藝界上的名人龔冰廬、魯迅、郁達夫等，並且認識了孟超、潘漢年、葉靈鳳等，他們有的在那裡高談著他們的主張，有的在那裡默默沉思……」，[8]而這家咖啡館就是位於神秘之街的北四川路上的「上海咖啡」。魯迅與郁達夫等左翼知識分子都被納入他們的消費文化的想像機制，進入咖啡館似乎就與革命名人們分享了共同的文化空間，也似乎獲得了某種現代品味和身份。這則廣告中還聲稱「提倡革命文藝的馮乃超先生……也曾好幾回想到要開個咖啡店，但是終於沒有成功」。[9]「革命」在這裡似乎已經失去了原有的激進含意，轉化為強大的消費邏輯的符碼。或者可以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作為消費主義的策源地，強大的消費邏輯妄想把反消費主義的革命也變成文化商品。

在這一點上，魯迅和郁達夫相當敏銳。郁達夫在《革命廣告》一文中說自己和魯迅是不去革命咖啡館的，「寧可在茶館裡坐坐，能夠聽到許多社會的瑣事和下層職業的情況」。[10]魯迅在這則文章後的附記中也說，沒有去這樣的無產階級咖啡店，一是因為自己不喝咖啡，喜歡喝綠茶。而且「要抄『小說舊聞』之類，無暇享受這樣樂園的清福」。[11]更重要的是自己不敢也不能去，因為不夠年輕貌美也不夠「前線」。雖然當時魯迅跟創造社、太陽社的革命作家們尚有隔閡，但是魯迅和郁達夫都意識到了革命咖啡館中咖啡背後隱含的現代消費理念。這和新的生活休閒方式密切相關，如新的工作制度（閒暇）、新的流行時尚（年輕貌美和「前線」）等。他們的回應，顯示了對消費主義的警覺和批判。一年以後，魯迅因為參加左聯的籌備會議，登上了公啡咖啡館的二樓，以後也常常在咖啡館和文學青年交談。但是魯迅在咖啡館中從來不喝咖啡，堅持喝中國茶。[12]魯迅對待咖啡館的矛盾心態可以映射出知識分子對待傳統的雙重態度：一方面嚮往現代文明，在咖啡館中可以找到與中國傳統文化相對抗的現代革命想像；而另一方面又對西方現代文明有一種來自傳統的抵制，抵制其背後強大的消費邏輯與權力關係，從而在某種意義上固守著傳統文化身份的認同，比如魯迅一直在咖啡館中喝著與中國傳統文化聯繫緊密的綠茶。

咖啡館天然與密謀者有關，咖啡館在歐洲是普通的日常化的空間，也是早期資本主義的公共空間，所以資產階級革命會在咖啡館中醞釀策劃。隨著中國咖啡館文化的發展，咖啡館在與中國本土文化互動的過程中，起初所承擔的一部分革命公共空間的浪漫敘事的功能發生了改變。「革命」咖啡館則更多地具有了諷刺意義。革命與咖啡館慢慢地失去了正當性的聯繫，咖啡館漸漸成為了不再合適「革命」的場所。所以，像魯迅一樣「固執」地在咖啡館中喝中國茶的知識分子少之又少，大多知識分子還是被咖啡館中的視覺消費與現代想像所捕獲。

咖啡館利用女性來招攬顧客，女性也成為知識分子顧客想像現代文明的工具。她們，作為一個特殊的消費對象，已經進入知識分子關於都市文明想像的場域。田漢發起創辦南國書店並附一精美的咖啡店，「……訓練懂文學趣味的女侍，使顧客既得好書，復得清談小飲之樂……」，[13]這意味著女性沒有一定藝術文化的品味和修養是不能走進咖啡館的，女性在這裡承載的不僅是慾望的消費，還有現代西方區分等級的文化消費。咖啡館中的侍女在都市中是一個不移動的能指，移動的是不同顧客的大都會慾望。她們孤立而靜止地處於被看的位置，被動地接受來自流動人群的要求與審視、安排和捉弄。在田漢的《咖啡店之一夜》裡，主角就是女侍白秋英。白秋英的父親去世後，她到上海來尋找青梅竹馬的戀人，為維持生計而當起女侍來。到了最後，她久候的情人終於出場，但卻是帶著新女友來到咖啡店。[14]咖啡店被作為安排白秋英悲慘命運的一個重要場所。她的戀人來到大都市上海，來到了象徵西方文明的咖啡店裡，卻背叛了自己的初衷，選擇了與都市文明相容的都市女性。是咖啡館讓白秋英得以生存，也是咖啡館把她的命運推向絕望。這樣一個始亂終棄的傳統故事，只是上演地點移到了咖啡店，並塗抹上了現代色彩，融入了知識分子對現代戀愛方式的想像。張若谷的另一短篇小說《俄國復興館》，詳細描寫了咖啡店裡四名顧客的談話。張若谷設置三名不良青年簇擁著鐘小姐，聽她誇談巴黎的經驗，特別是她與咖啡文化的聯繫。[15]明顯地，男士們慾望著鐘小姐及她所象徵的巴黎生活。男性似乎通過「征服」女性獲得了某種身份認同和現代認同。顯然，在性的幻想中，還包含了身份置換的政治無意識。在溫梓川的《咖啡店的侍女》一詩中，侍女的眼波、憂愁、纖手都被「我」的慾望無端地攝入了咖啡，而最終的結果卻是使「我」消沉已久的心情湧起了波浪。[16]男性的脆弱與尊嚴需要通過更加弱勢的侍女們去拯救和挽回。侍女的形象是在「我」的目光的凝視下完成的，並且隨時準備接受「我」的慾望的投射。女性，在咖啡文化的意識形態裡，永遠都是承載男性慾望和置換現代焦慮的「他者」。

這些咖啡館的顧客們看到的不僅僅是侍女，還有移動在街道空間裡的人群。在張若谷的《忒珈欽谷》一文中，作者這樣寫道：「坐在那裡真覺得有趣得很，一隻小方正行的桌子，上面攤著一方細小平貼的白布，一隻小瓷窯瓶，插了兩三支鮮艷馥香的花卉，從銀製的器皿上的光彩中，隱約映現出旁座男女的玉容綽影，窗外走過三五成群的青年男女，一隊隊在水門汀街沿上走過，這是每夜黃昏在霞飛路上常可看見的散步者，在上海就只有這一條馬路上，夾道綠樹蔭裡，有各種中上流的伴侶們，朋友們，家族們，他們中間有法國人、俄國人，也有不少的中國人，男的不戴帽子，女的也披著散亂的秀髮，在這附近一帶徘徊散步。」[17]這完全是作者想像中的西方大都市生活的物理鏡像。現代奢華的內在休閒空間和街道上來往不息的「被看」的各國「漫遊者」，從內到外地繪出了一幅大上海的都市地圖。但是這幅地圖並不完整，在這幅地圖裡，「聽不見車馬的喧囂，小販的叫喊，又呼吸不到塵埃臭氣，只有細微的風扇旋舞聲，金屬匙叉偶觸磁杯的震聲與一二句從樓上送下的鋼琴樂音……」。[18]貧窮與苦難在這個現代想像中似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成為「禁言之物」。作者沉浸在自己編織的現代都會圖景中，「我一個人沉靜地坐在這座要道口的咖啡店窗裡，顧盼路上的都會男女，心靈上很覺得有無上的趣味快感……」。[19]這種敘事為我們提供的，正是一種資產階級化的「都市想像空間」。這一高雅的敘事空間不僅割斷了與現實社會和世俗人群的聯繫，還「被當成是『自然的』，而非社會生成的」。[20]

咖啡館以自己特有的異域文化特徵，成為中國知識分子描繪現代民族國家藍圖時的符號化象徵空間。這一空間和新的社會關係也許生成過互動的圖景，但是，在以咖啡館為憑借之一的現代規劃中，過於強大的消費文化用一種看不見的權力之手把一切都編織進了自己的邏輯網絡。咖啡館的消費性，決定了它的反抗意味的短暫與曖昧。隨著咖啡館文化的發展，咖啡館的消費本質越來越濃烈，有的咖啡館為招攬顧客，內設了各種新事物。比如沙利文糖果店，內設有按摩電椅；[21]紐約咖啡店，內設有抽獎機等等。[22]

直至今天，咖啡館作為現代都市重要的休閒場所，也仍然是都市文化書寫中中產者角色的表演空間和身份標記，一些依然不同時俗的故事在這裡開始又結束：成功與失敗，等待與絕望，獨語與交談，清醒與迷醉，遊蕩或徘徊……

　

[1]夏衍《懶尋舊夢錄》第146頁、147頁，北京：三聯書店，1985
[2]摘自2000年3月第49期的《綠土》第二版「現代文化名人在虹口」之《「左聯」與虹口——紀念「左聯」成立70週年》。作者是周國偉、史伯英。此引用來源於周國偉、史伯英1979年訪問鄭伯奇談話記錄。
[3]《新文學史料》1981年第3期第291頁
[4]W. Scott Haine， The World of the Paris Cafe: Sociability among the French Working Class， 1789-1914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7.
[5][6][7]張若谷《咖啡》，《申報》副刊《藝術界》，1927年11月4日
[8][9]慎之《上海咖啡》，《藝術界‧咖啡座》，1928年8月8日
[10][11]郁達夫，魯迅附記，《革命廣告》，《語絲》第四卷第33期第44—48頁
[12]陳明遠《老上海的公啡》
http://ishanghai.online.sh.cn/gb/content/2003-01/06/content_492853.htm
[13]《南國書店附咖啡店招股》，《藝術界‧咖啡座》，1928年8月11日；張若谷《從郁達夫說到咖啡店一女侍》，《申報》副刊《藝術界》1928年8月12日
[14]田漢《咖啡店之一夜》，1924年發表，重印於《田漢全集》第一卷，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0，第99－128頁
[15]張若谷《俄國復興館》，載《戰爭‧飲食‧男女》，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3，重印於陳子善編《夜上海》，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3，217–220，及許道明、馮金牛編《張若谷集：異國情調》，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6，第36—39頁
[16]溫梓川《咖啡店的侍女》，上海：世界文藝書社，1930，第6—7頁
[17][18][19]張若谷‧《忒珈欽谷》，載《申報》副刊《藝術界》，1928年8月11日，重印於許道明、馮金牛編《張若谷集：異國情調》，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6，第12－15頁
[20]裡茲‧龐蒂《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和地理學——女性的空間？》，包亞明主編，《後現代性與地理學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第318頁，2001
[21][22]羅漢《都會交響曲》（五），《申報本埠增刊》，1929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