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肇政的認同觀：以《濁流三部曲》為分析主軸
2008/11/24 17:01
瀏覽4,468
迴響0
推薦0
引用0
鍾肇政的認同觀：
以《濁流三部曲》為分析主軸
（1999.11.23）
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1999.11.23）
--------------------------------------------------------------------------------
今日，如果有人問台灣人是甚麼，那完全是無聊的。
鍾肇政 (1976: 65)
壹、前言
在本研究裏，我們想要透過文學家鍾肇政的《濁流三部曲》，嘗試著去了解他的認同觀。鍾肇政的長篇小說一向被譽為「大河小說」，而他本身也有為台灣歷史作見證的豪氣；對他來說：「台灣文學是血淚的文學，是民族掙扎的文學。」(1991a: 2)。如果從「民族文學」(national literature) 的角度來看，這種「創造經典」(canon-making) 的努力，就是企圖要透過敘述的重現過程，重新來為民族的共同記憶作想像，這是「民族建構」(nation-building) 要務之一。
在鍾肇政之前，已有吳濁流、巫永福的民族見證的雄心；在鍾肇政之後，則有李喬、東方白步其後塵。他們雖然都出生於日治時代，惟吳濁流有中國經驗，而巫永福留學過日本，東方白則離散於北美洲，獨鍾肇政與李喬是完全沒有受到異域因素的干擾。如果將鍾肇政與吳濁流及巫永福兩人相比，在這種自然的對照之下，我們可以抽離到內地面對面與「內地人」接觸的糾葛，直接觀察外來統治者對其認同塑造的影響。
鍾肇政的作品極夥，他個人認為最大的成就是《台灣人三部曲》，由武裝抗暴的〈沉淪〉，寫到體制內抗爭的〈滄溟行〉，再以自我內部流亡的〈插天山之歌〉作結束。而他最念念不忘的是解嚴後出版的《怒濤》，以戰後二二八事件前後所見所聞為主軸。《濁流三部曲》始於年輕教員陸志龍入世的〈濁流〉，繼而描繪「學徒兵」經驗的〈江山萬里〉，最後以戰爭結束前後的〈流雲〉為終。
我們在此選擇考察的對象是他的自傳《濁流三部曲》，因為這才是他的親身經歷，要把當代年輕人的想法及遭遇寫下來 (鍾肇政：1991b: 77)，即使受到殖民者的壓制，他也要掙扎以忠實自我的方式呈現出來，即使他自己耿耿於懷的溫和個性，亦不惜掏出來給讀者看。
葉石濤更直指陸志龍是鍾肇政的分身 (1979: 145)，因而批判該書因為個人瑣事敘述過多、不夠客觀，文學價值反而不如《台灣人三部曲》(林瑞明，1996: 245)。我們則同意彭瑞金的看法，以為鍾肇政的作品即使是充滿自傳的性質，卻可以超越個人的，也就是說「有時代空間的地位」(1986: 107、114)。
鍾肇政是以虔誠而戒慎小心的態度來寫《台灣人三部曲》。在高度自我期許的想像工程中，他不知不覺受到白色恐怖所張的羅網所局限，有時令讀者失去敘述中應有的時空情境，甚至於難免流於浮光掠影。《怒濤》寫來痛快，原本可以視為《濁流三部曲》的續集，尤其是書中人物完全以自然語言的方式來表達，一掃支配性語言的勉強做作。然而，在暢意中卻表達了另一種形式的政治正確，反而缺乏人物在認同上的模稜兩可，也就無靈魂搜尋的苦澀了。
貳、文獻回顧
所謂「認同」(identity)，是指一個人對自己作有意識的理解 (Wheelis,1958: 19)。至於「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是指一群人在意識上有休戚與共的自覺，而且希望生活在同一個國度裏，以確保彼此的共同福祉 (Greenfeld, 1992)。
「認同政治」之所以在近年會越來越受到重視，主要因為學者逐漸體會到：行動決定於價值觀，而價值觀則深植於認同 (Somers & Gibson, 1994)。台灣對於認同的真正注意，大致始於1980年代的「台灣結」對「中國結」的論戰 (施敏輝等人，1985)。其後，文學評論家、歷史學者、政論家、藝術評論家開始關注作家、作品、歷史人物、或是當代政治人物的身分認同。在1990年代，台灣因政治解嚴，原有的國家定位、國家認同、族群認同、及政黨認同驟然解體，社會學、政治學者也陸續加入研究的行列。
考察歷史學、社會學、或政治學者對認同如何產生的解釋，大致可以歸納成三大類。首先是「本質論」(essentialism)，認為一群人的集體認同建立於在有形文化特色、或是生物上的特徵；其次為「結構論」(structuralism)，以為集體認同的產生，主要是因為他們不滿自己人在政治權力、經濟財富、或是社會地位上的分配不公；再來是「建構論」(constructuralism)，主張認同都是人為建構出來的 (Anderson, 1991; Smith, 1991; Calhoun, 1994)。
我們先前以橫切的方式 (施正鋒，1999)，初步發現台灣意識的發展，大致是在「本質論」、「結構論」、及「建構論」三個場域交織沖積而成的。在不假思索的情況下，想像中優越的漢人血統、或華人文化，原是建構文化認同的方便本質；結構層面以反射的方式挑戰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建構層面則正面要求以國家來實踐政治認同。
我們承續稍早的研究 (施正鋒，1998)，打算將鍾肇政的創作文本 (texts)《濁流三部曲》抽絲剝繭，看看到底他認知中的認同為何？甚麼是他「本來的自己」(《濁》：682)？甚麼是「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同胞」呢？其認同是如何產生的？至於語言使用的困擾、以及客家鶴佬族群間的差異，就不在本文的探討範圍。
參、多重的認同基礎
本質層面：隱晦的種族差異
自我認同往往來自對於「他者」(other) 的認識，也就是「我們」相對於「他們」或「你們」的差異。我們是「本島人」，而他們是「內地人」（《濁》：283）。剛到學校報到的教員陸志龍，馬上發現到「台灣人佔一半，其餘一半是日籍教員」(《濁》：58)。既然是「一視同仁」，到底台灣人與日本人又有甚麼不同？（《濁》：265）這種困惑是陸志龍搜尋自我認同的第一步。
在私下的場合裏，日本人是「狗仔」、「四腳仔」。「那是含有一種祇有台灣人才是人，日本人是四隻腳的獸類的鄙視意義」(《濁》：417)。陸志龍回憶過去的小學、中學先生當中，「日本人居多數，而日本人在我的腦子裏，幾乎從我懂事時便已刻下了懼怕敬畏的印象」(《濁》：59)。而「日本仔」(日本警察)更是台灣母親習慣用來斥喝小孩哭鬧用的，「比了生蕃、鬼更可怕」(《濁》：967)。
除了自覺外，認同也來自於他者的看法。日本人又如何來看彼此的關係？陸志龍的認同早在中學已被提醒過，當時日人舍監瘋狗在拳打腳踢之餘，還塞一把生鏽的小刀給他，挑釁著：「來呀！這是日本人和台灣人的打架！」（《濁》：79）日後在〈江山萬里〉裏，鬼藤小隊長提醒：「我們」是「日本民族」（《濁》：370）。因此，「你們」台灣人必須在日常生活中表達其效忠，要唱「國歌」、歌頌「天皇陛下」，否則，將被扣上「思想有問題」、「大不敬」、「非國民」、「支那人」的大帽子(《濁》：490)。
雖然「愛情應該是不分民族的」(《濁》：624)，無形的本質藩籬卻令人喘不過氣來。陸志龍心儀的有夫之婦谷清子，他不經意指出：「當然她是日本人」(《濁》：47)，屬於不同的「種族」(《濁》：127)，彷彿蘊藏著無限的遺憾。同樣地，對於妙齡的藤田節子，陸志龍也不敢抱著任何希望，因為「人家是日本人」 (《濁》：60)，似乎是不用著墨的惋惜。雖然渴望谷清子的主動來訪，他卻又不得不自我懷疑：「或許，她在心中對你抱著成見，你是台灣人，支那人的後裔，張國羅小子」(《濁》：159)。陸志龍的同事劉培元稱之為「絕望的愛」，因為「日本婆子怎麼會嫁給兩腳仔？」(《濁》：66)
在這裡，我們逐漸可以觀察到，陸志龍的認同觀大致是天生的，是建立在共同的血緣基礎，「那就是中國人的血液，中國人的骨頭」。然而，更重要的是「那些血液與骨頭裏，滿含著仇恨」(《濁》：569)。透過蔡添秀追述亡父的話：
吾兒，你知道你的祖國嗎？他不是日本，而是中國，我們祖先都是從中國來的，我們說我們是日本人，只不過是表面罷了，我們的血液都是中國人的血液，骨頭也是中國人的」(《濁》：507-8)。
此外，陸志龍似乎相信認同為命定的：「我當然曉得我也是個台灣人，但我認為也是個日本人，那是既成事實，無可改變。」(《濁》：106) 雖然他對中國懷著一種又驚又喜的企盼，然而在殖民者指定的認同下，不免懷疑是否有選擇的可能:
我們都講日本話，寫日本字，還說自己是日本人、「帝國臣民」，這樣的我們會改變過來嗎？那又將是怎樣一種情況啊！
相較於巫永福或吳濁流，鍾肇政筆下的陸志龍在認知上雖有含糊的種族差異，卻沒有明顯的華人文化優越感或包袱，有時甚且表現出相形見慚的自悲感。不管如何，負面的自我意象，正是激發正面認同的契機。
結構層面：不確定的差別待遇
除了自覺以及他者的認知外，認同更是在互動的社會過程中逐漸形成。在不對稱的權力結構中，面對偏向及歧視，正是將個別的自我反省，匯為集體經驗的契機，而共同的命運就是集體認同的泉源。透過陳英傑的嘆息：「我們是不能團結的民族，懦弱的集團」，鍾肇政點出「我們雖是少數，好像是弱小民族，可是只要我們能以完全對等的態度對待他們，那麼，遭到暴力時，我們也可以合力起來，以牙還牙。」(《濁》：381) 陸志龍的故事，儼然就是在征服下台灣人掙扎的大敘述：
跟所有的台灣人一樣，我也曉得我們是被征服的民族，被異族統治的亡國奴。然而它祇是一個概念，至少在我個人而言，尚不能構成一種強烈的意識。我祇能接受現實，並且認為那是無可挽救的既成事實。我們祇有甘於現實，並在這有著重重限制的現實裏討生活。(《濁》：118)
童年往事有如鬼魅幻影般浮現，一再提醒他的認知，不甘心隨年齡成長而消逝。在兒童晨會的「默禱」中，日人同事吉田猛摑兩個騷動的小朋友，校長裁決罰站一天、不准吃中飯。陸志龍原本是同情學生的，然而在校長一番「皇民化教育」的當頭棒喝，他立即幡然悔悟自己的想法「又是太天真太『認識不足』了」(《濁》：73)；他甚至於以為在時局緊張的情勢下，「這麼嚴厲的，幾乎是小題大作的情形，是有必要的」(《濁》：75)。除非是反諷，這種轉折未免來過於廉價。
在徘徊不去的罪惡感及困惑中，陸志龍又不禁憶及小學時因為母親縫的制服不合規定，竟被叫到校長室斥罵：「我還記得，這以後好久好久，每想起這一幕，便要嚇得渾身顫抖，涔涔淚下。──這是我的小小心靈第一次受到的，最徹底最嚴重的打擊。」(頁77)他忍不住跳出來說：「那個小孩正是我自己」(《濁》：76)。
雖然他是那樣地忿忿不平，卻又「不敢認定」是否受到日本人強烈歧視 (《濁》：39)。這原本是正常的反應，因為在支配性結構的制約下，被殖民者往往無法確定是否天生不如異族，甚而傾向於合理化此種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表面上，鍾肇政推說思想魯鈍，「我的思維還是沒有定型，思路也沒有暢通到能筆直前進」(《濁》：88)，似乎是選擇迂迴的路，把答案留給讀者。然而，他卻又按耐不住：
不過也可以說，它是一粒種子，已深埋在我心靈深處，只不過是未得天時地利之便，沒能發芽滋長而已。(《濁》：79)
陸志龍原本把往上流動 (social mobility) 的阻礙，歸咎於家境貧窮。或許是薪水上的差別待遇，讓初入世的陸志龍親身覺得屈辱不已，開始質疑：究竟日本人向本島人宣示的「一視同仁」，到底是否為真？(《濁》：211) 陸志龍無法不去聯想：如果父親是「內地人」，應該老早就昇為校長了吧 (《濁》：486)？同樣的道理，當軍官是「內地人」的事，台灣人只有百般無奈當兵的份 (《濁》：592)。陸志龍不解：「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對待我們呢？」(《濁》：503) 鍾肇政把民族主義者的角色，交給憤世嫉俗的同事葉振剛來扮演。葉赤裸裸地點出來，這並非單純的階層問題，而是異族間的垂直分工：
這個時代的台灣人，那一個不可憐。戰爭、統治，上級學校沒有份。你看，有錢也沒有用哪！(《濁》：106)
即使陸志龍相信日本人與台灣人是對立的（《濁》：266）、是主人與奴隸的關係（《濁》：270），善良的他仍然以為缺乏足夠的事實來仇視日本人。到底他需要等待何種證據呢？經過學生廖春福的祖父提醒：「是台灣郎，大家就要相愛相護」，因為「我們台灣郎都是苦命的」(《濁》：264)，陸志龍彷彿終於體會到台灣人共同被迫害的命運。一年後，他終究恍然大悟，「那些狗仔、四腳仔們之所以那樣對付我們，正是起自這種民族的優越心理，或者就是民族仇恨吧。」(《濁》：518) 他戰後回想起來，其實是「打從骨髓裏痛恨日本人」，尤其是日本軍人，因為「日本人使我吃了不少苦，還幾乎剝奪了我生存的權利。」(《濁》：1004、916、858)
然而，日本人果真歧視台灣人，為什麼校長又會讓台灣人簡尚義來取代入伍的白木擔任青年鍊成團的主事？(《濁》：112)是不得已的收編 (co-optation)，還是真誠的妥協？同樣地，谷清子婆婆待之為貴賓，受寵若驚的陸志龍覺得「那味道確不是很舒服的」(《濁》：129)。在無法判斷對方是否為了物質之際，他只能勉強以本質上的文化差異來排拒， (《濁》：130)。不確定的差別待遇，讓他百思不解。如果不是戰爭的物資缺乏、如果日本不戰敗、如果殖民者加速整合的過程，台灣人的認同又將如何？
在逆境下得自疏離、痛苦的自覺，反而是認同的來源。然而，這種反應式的認同畢竟是由外人強加塑造的，而非根據自我選擇來建構的，他當然會極度不滿意。如果不是戰時的困苦生活、如果不是軍隊中的折磨、如果不是威權式的教育，陸志龍會不會如此痛恨日本人？會不會如此肯定其台灣人認同？他必得要進一步強迫自己再作釐清。
建構層面：空虛的認同選擇
民族認同是一種政治認同，相信國家的所有成員(即國民)應該是屬於同一個民族，或者說，希望所有的民族成員都生活在同一個國家內。這種信念往往是人為建構而來，或由統治者由上而下強制決定的，或經由民族主義者的自我想像、積極推動而來。日治時代的台灣人，一方面對於「皇民化運動」逆來順受，一方面又由祖國的嚮往中尋求慰藉，彷彿在一明一暗中取得認同的平衡，毋須作痛苦而且要付出代價的選擇。
對於戰爭中的陸志龍，青年團訓練的經驗不可磨滅。遲到的青年挨打，中隊主事白木一雄藉機訓誡台灣人要「把這種支那人根性改過來」，以報答天皇「一視同仁的恩典」(《濁》：87)，彷彿台灣人的漢人血統是不純淨的，必須加以洗滌才得以再生。軍隊中的陸志龍已十分篤定：「我早就曉得自己是台灣人，並不是日本人」(《濁》：511)；「不錯，我正是台灣人，也就是支那人，卻絕對不是我和我的伙伴們口口聲聲說的日本人、『大日本帝國軍人』」(《濁》：518)。
對於「皇民化運動」的改姓名要求，陸志龍雖未積極配合，卻也不以為兀，甚至於以物質上的好處來權衡，視改姓為自然的趨勢。陸父雖然找出由原鄉廣東梅縣取回的族譜，表示不願改姓，然而果真官方強制大家都要改，也就逆來順受了(《濁》：141)。事實上，在「皇民化運動」的催化下，「較年輕的一代祇曉得自己是『皇國民』、日本男兒、對其他則多半懵然無知。」(《濁》：417)
如果日本是令人無法滿意的「我國」(《濁》：135)，那麼中國代表甚麼？他對中國的意象為何？在他的心靈深處，「那兒就是我所自來的地方，那兒曾住過我的祖先。」(《濁》：788)「大陸也就是我的故鄉，那裏是我的祖先住過的地方，此刻仍有無其數的族人們在那兒」(頁1100)。在〈江山萬里〉裏，他透過鄭成功的歷史建構來肯定自我：
是的，他一定想念他的故國──支那……阿，支那……支那……是的，支那也是我的故鄉，我是支那人。鄭成功的慨嘆也正該是我的慨嘆啊……(《濁》：518)
江山萬里，豈不也是這種血液，骨頭裏的自自然然的絕叫聲嗎？不管這四個字是出自鄭成功也好，或者後人也好，精神是一樣的，那就是血液的呼聲，對祖國山河的渴慕之聲。(《濁》：569)
提到抽象的「民族」，他更是不禁熱血沸騰起來，認為具有「天然的反抗性」(《濁》：577)。陸志龍坦承，是受到日耳曼民族主義者費希特的〈告祖國同胞書〉所影響，也動容於報刊上出征士兵表達對祖國的懷念。只不過，他的祖國不是日本，而是帶著無現鄉愁般的「支那中國」(《濁》：714)。鍾肇政是這樣認為：「唯有亡國的人，才知故國的值得懷念；唯有被迫與自己民族割裂，才益顯民族精神的令人憧憬。」(1977: 54) 祖國成為他心靈的寄託、認同的歸屬。
在〈濁流〉的結尾裏，葉樂觀地鼓舞陸志龍：「你不應該太自卑，要尊重自己些。我相信我們都是有前途的。」（《濁》：307）因為葉期待台灣回歸中國的版圖：
到那時，那不會太遠的，那時我們不再受歧視了，再不會叫『四腳仔』把上級學校全霸佔去了。(《濁》：251)
同樣地，陸志龍以為「光復」是「台灣人的夢」：
有一點是絕對錯不了的，那就是以後我們不再被日本仔管了！那些臭狗、四腳仔，再也不會作威作福了！這不就夠了嗎？(《濁》：729)
然而，甘美的憧憬又帶著一絲絲的不安。真正台灣人要回到祖國的懷抱時，他不得不坦承對「長山人」的印象並不太好。矛盾的是，為什麼他又對祖國充滿著憧憬呢？他的解釋是負面的印象是後天的、是受了日本的宣傳所蒙蔽，而對祖國的眷戀才是本能的。在一閃而過的遲疑中，他非得一再告訴自己：
祇有為自己的國家，「萬歲」這個詞才能喊得這麼暢快，這麼有力。想來，每一個人必也有同感。(《濁》：903)
因此，儘管「國軍」的軍容再散漫，迎接隊伍中的陸志龍依然熱淚盈眶，因為他是如此地篤定：
那是我們自己的軍隊。凡是我們自己的東西，都是值得我們熱愛的，值得我們敲鑼打鼓來迎接的。(《濁》：785-86)
在〈流雲〉裏，鍾肇政只委婉地呈現陷於語言掙扎的陸志龍；他唯一透露的訊息是北京語竟被賦予「國語」的地位，相較之下，所有的日本話都是「國語」(《濁》：1000)。他覺得可笑；這當然是含蓄的表達異議。一切對祖國的幻滅，必得要隱忍、虛與尾蛇，終於在《怒濤》中爆發而終不可遏制。
肆、含蓄的自我追尋
到底鍾肇政的「民族大義」、「民族精神」、「民族意識」為何？在「本省籍」的作家當中，他獲獎最多 (高天生，1994:64)，無疑是其作品中強烈的抗日精神。然而，國家認同獨特之處在於它往往是多面向、多層次的，因此它的呈現勢必是多元形式的，甚至相互矛盾的 (Calhoun, 1994)。「健康寫實」只不過是局部的陸志龍、是戰後政治情境允許的正確認同。
鍾肇政敘述的是時代大洪流的庶民，而庶民當然沒有可歌可泣的事蹟。也因為如此，陸志龍的故事才顯得真實。就一個知識份子而言，他牽腸掛肚的是，為什麼在官方「一視同仁」的前提下，台灣人與日本人要對立？（《濁》：265）陸志龍反復問自己：「我到底做錯甚麼？」(黃秋芳，1995: 68) 如果這些困擾無法獲得合理的解答，他的認同勢必將如汪洋大海中的孤帆。藉著主人翁個性的描述，他其實是在作無言的抗議。
在日治時代的台灣人，一再挫敗與自省，找不到出路，苦悶、沮喪之餘，自卑是不可避免的集體發展。對於這種一再表達「一切都要過去的」無可奈何，何欣嚴批為缺乏「為爭取台灣擺脫異族統治的大志」(1980: 84)。這也是政治學者比較研究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朝鮮與台灣，一直無法了解為何朝鮮人的獨立呼聲不斷，台灣人則傾向於採取溫和的手段與委婉的訴求。我們可否自我解釋，是因為政治結構沒有允准多少選擇的空間呢？
除了歸咎於「他們總是不聽理由的」外 (《濁》：496)，他不死心地追尋。是單純的師生間、官兵間不平等的威權式權力關係？是因為異族的本質關係？抑或是結構上的殖民關係之故？還是有其他選擇？雖然一再歸咎於自己個性的軟弱無能，其實，癥結是在殖民者無法提供起碼的認同，讓台灣人找不到合理的自我定位。在被剝奪自我選擇的壓抑下，徬徨、焦慮、沮喪是正常的反應。這種不斷的自我懷疑，正是遭受危機認同的癥候。
何欣 (1980: 87) 問得好，為什麼學徒兵訓練並未激起「對異族的仇恨」？戰後的充員兵與預官，不也是在訓練中心或步校經歷過「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這時的蕃薯仔是否也要產生反外來統治的氣魄？
何欣更一眼看出，陸志龍的「祖國之愛」「顯得相當無力」(1980: 89)，懷疑是否為應付了事。在《怒濤》出現以後，一切都不說自明了。他終於道出，「原鄉，也就是我們大家嘴上的『長山』，只不過是一個口頭上的、遙遠的，甚且還是陌生的地方。」(鍾肇政，1998a: 164)
認同原本就是隨情境而變動的。漂泊的靈魂並不會因為自我深刻內省而獲得救贖，除非行動。面對客觀的外塑力量，健康的認同應該是經過選擇而來的，而非聽命於原生的本質羈絆。對於無病呻吟的陸志驤聲嘶力竭高喊要報效祖國，林瑞明忍不住要跳起來痛罵，原來祖國只不過是台灣人自我逃避的藉口罷了 (1996: 115)。同樣地，〈滄溟行〉以巨鯨西游自許，誓「與祖國溶合而為一體，為開拓自己的前途，也為同胞們而奮鬥」(《台：759》，又何嘗不是另一種形式的逃避？
為什麼他小說中的主角都姓「陸」？有人穿鑿附會為他心向祖國大陸，其實，他並未落入前人沉迷的漢人血緣或華人文化窠臼。因此，他鄭重其事、卻又尷尬地解釋，是「人對大地的認同、歸屬」(陳燁：1991)，也未嘗不可詮釋為對「本土」的愛。當然，文學家自是不屑如此廉價地濫用這個字眼。當他告訴東方白：「看此篇不哭的，不是蕃薯仔！」(鍾肇政、東方白，1993: 165)，想必有所弦外之音。
《濁流三部曲》的尾聲〈流雲〉，是評論者最無法滿意的地方，何欣更以為陸志龍投入戀愛的漩渦是一種逃避 (1980: 89)。表面上，他的結尾似乎是光明的：「變幻無定的流雲，你們要飄到那兒呢？」只不過，「那陽光所照的方向」所指為何？是明確的指標、還是另一個虛無飄渺的香格里拉呢？長期企盼的落空，反而造成心靈的極度空虛。
鍾肇政在本質、結構、建構三個層面，都無法滿意地定義自己。那麼，他對台灣人認同的期待為何？他認為自己在作品中間接、隱含地表現了他的遠景 (1978: 37)。雖然鍾肇政後來將自己的覺悟分享鍾理和：「我們畢竟只是一個在厄運下降生的『前人子』…」(鍾理和、鍾肇政，1998: 115)，《濁流三部曲》中的答案似乎是隱晦不明。
倒是《台灣人三部曲》選擇〈插天山之歌〉作結尾，有朝台灣的最後蠻荒之地 (frontier)、向大地之母尋求真正自我的暗示；這是其他作者少見的方向，也為日後的《高山組曲》埋下伏筆。雖然〈怒濤三部曲〉的第二部遲遲未出，不過由他近年來對客家運動的積極獻身領導，多少可以看出端倪。
除了經歷過陣痛外，唯有誠實地面對自己，才可能脫胎換骨。是的，作為靈魂追求者的象徵，鍾肇政筆下的陸志龍為軟弱、自卑、徬徨、無助的代表。然而，即使沒有日治的殖民經驗，多少戰後卑微的台灣人，讀了他的小說也不禁要落淚：「那就是我！」
參考文獻
張炎憲。1998。〈台灣人意識回憶錄的出現〉《台灣史料研究》11號，頁65-72。
張炎憲。1993。〈台灣史上的政治運動與國家認同〉收於《國家認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97-113。台北：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
陳正一。1980。〈刻苦力學著作等身的鍾肇政〉《今日生活》166期，頁30-36。
陳芳明。1998。〈戰後台灣大河小說的起源〉收於陳義芝編《台灣現代小說綜論》頁84-99。台北：聯經。
陳燁。1991。〈永遠的赤字──鍾肇政紀事〉《台灣文藝》127期，頁6-31。
鍾肇政。1998a。《鍾肇政回憶錄(一)──徬徨與掙扎》。台北：前衛。
鍾肇政。1998b。《鍾肇政回憶錄(二)──文壇交遊錄》。台北：前衛。
鍾肇政。1998c。《八角塔下》。台北：前衛。
鍾肇政。1997。《怒濤》。台北：前衛。
鍾肇政。1994。〈為文學而生，為文學而死──紀念鍾理和八秩冥誕〉《聯合文學》122期，91-92。
鍾肇政。1991a。〈序言〉收於彭瑞金編《鍾肇政集》頁1-5。台北：前衛。
鍾肇政。1991b。〈長篇小說的創作與欣賞〉《中縣文藝》5期，頁76-79。
鍾肇政。1985。〈談日據時期的台灣志願兵──讀陳千武的「獵女犯」〉《文訊月刊》16期，157-63。
鍾肇政。1984。〈艱苦孤的足跡──簡述四十年代本省鄉土文學〉《文訊月刊》9期，122-34。
鍾肇政。1980a。《台灣人三部曲》。台北：遠景。
鍾肇政。1980b。《濁流三部曲》。台北：遠景。
鍾肇政。1978。〈日據時代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大學雜誌》119期，頁35-38。
鍾肇政。1977。〈從兩本新書談起──並簡介陳少廷著「台灣新文學運動史」〉《書評書目》56期，頁51-54。
鍾肇政。1976。〈以殖民地文學眼光看吳濁流文學〉《夏潮》1卷6期，頁63-66。
鍾肇政、東方白(張良澤編)。1993。《台灣文學兩地書》。台北：前衛。
鍾理和、鍾肇政(錢鴻鈞編)。1998。《台灣文學兩鍾書》。台北：前衛。
周亞麗。1996。〈祖國認同與台灣關懷─劉錦堂的「台灣遺民圖」〉收於《何謂台灣？近代台灣美術與文化認同論文集》頁290-306。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澤井律之。1994。〈台灣作家鍾理和的民族意識〉收於黃英哲編《台灣文學研究在日本》頁135-64。台北：前衛。
何欣。1980。〈評鍾肇政的「濁流三部曲」〉《中外文學》8卷11期，頁82-96。
黃秋芳。1995。〈永遠的青少年顯影──專訪鍾肇政〉《文訊月刊》120期，66-69。
黃秋芳。1993。〈解讀鍾肇政的《怒濤》〉《台灣文藝》138期，頁50-71。
黃娟。1989。〈雄偉的史詩──論台灣人三部曲〉收於台灣文學研究會編《先人之血‧土地之花》頁137-58。台北：前衛。
黃國昌。1992。《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台北：五南。
花村。1981。〈細讀鍾肇政的「八角塔下」〉《書評書目》95期，頁86-91。
高天生。1994。〈台灣文學的耕耘者鍾肇政〉《台灣小說與小說家》頁63-73。台北：前衛。
廖咸浩。1995。〈在解構與解體之間徘徊─台灣現代小說中「中國身分」的轉變〉收於張京媛編《後殖民與文化認同》頁193-211。台北：麥田。
林梵。1981。〈且看鷹隼出風塵──論鍾肇政的「沉淪」〉《綜合月刊》147期，頁172-80。
林瑞明。1996。《台灣文學的本土觀察》。台北：允晨文化。
盧建榮。1999。《分裂的國族認同1975-1997》。台北：麥田。
呂昱。1984。〈道不盡文學創作的艱苦歷程──訪鍾肇政先生談台灣文學界的一些「雜務」〉《台灣文藝》89期，頁194-202。
馬有峰。1977。〈讀「滄溟行」〉《書評書目》53期，頁95-97。
彭瑞金。1995a。《台灣文學探索》。台北：前衛。
彭瑞金。1995b。〈鍾肇政與〈白翎之歌〉〉《台灣文藝》149期，頁34-37。
彭瑞金。1986。〈傳燈者──鍾肇政〉《聯合月刊》18期，頁104-19。
沈鐘。1981。〈台灣的文學使徒──鍾肇政〉《綜合月刊》147期，頁164-71。
徐火炎。1994。〈台灣選民的國家認同與黨派投票行為，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三〉發表於台灣政治學會主辦「邁向台灣政治學學術研討會」。台北。
史明。1980。《台灣人四百年史》。San Jose, Calif.: 蓬島文化。
施正鋒。1998。《族群與民族主義──集體認同的政治分析》。 台北: 前衛。
施正鋒。1999。〈台灣意識的探索〉《台灣政治建構》。 台北: 前衛。
施敏輝，編。1985。《台灣意識論戰選集》。Irvine, Calif.: Taiwan Publishing Co.
王淑雯。1994。《大河小說與族群認同──以《台灣人三部曲》、《寒夜三部曲》、《浪淘沙》為焦點的分析》。碩士論文。台北：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葉玉靜編。1994。《台灣美術中的台灣意識》。台北：雄獅。
葉石濤。1979。《台灣鄉土作家論集》。台北：遠景。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ed. London: Verso.
Berger, Arthur Asa. 1997. Narratives in Popular Culture, Media, and Everyday Life.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Calhoun, Craig. 1994.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Craig Calhoun, ed.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pp. 9-36. Oxford: Blackwell.
Corse, Sarah M. 1997. Nationalism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rak, Jan. 1991.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anon. London: Athlone.
Greenfeld, Liah. 1992.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orton, John, and Andreat T. Baumeister, eds. 1996. Literature and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London: Routledge.
Rigger, Shelley. 1997. “Competing Conceptions of Taiwan’s National Identity: The Irresolavable Conflict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6 (EBSCOhost Full Display)。
Smith, Anthony D. 1991. National Identity.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Somers, Margaret R., and Gloria D. Gibson. 1994. "Reclaiming the Epistemological 'Other': Narrative and the Social Constitution of Identity," in Craig Calhoun, ed.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pp. 37-99. Oxford: Blackwell.
Stokes, Geoffrey. 1997. "Introudction," in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Australia. pp. 1-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urner, Frederick Jackson. 1996.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Dover.
Wachman, Alan M. Taiw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 Armonk, N.Y.: M.E. Sharpe.
Wheelis, Allen. 1958. The Quest for Identit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Wong, Timothy Ka-Ying, and Milan Tung-Wen Sun. 1998. “Diss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The Experience of Subjectivity in Taiwan.”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4, Pt. 2, pp. 247-72.
以《濁流三部曲》為分析主軸
（1999.11.23）
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1999.11.23）
--------------------------------------------------------------------------------
今日，如果有人問台灣人是甚麼，那完全是無聊的。
鍾肇政 (1976: 65)
壹、前言
在本研究裏，我們想要透過文學家鍾肇政的《濁流三部曲》，嘗試著去了解他的認同觀。鍾肇政的長篇小說一向被譽為「大河小說」，而他本身也有為台灣歷史作見證的豪氣；對他來說：「台灣文學是血淚的文學，是民族掙扎的文學。」(1991a: 2)。如果從「民族文學」(national literature) 的角度來看，這種「創造經典」(canon-making) 的努力，就是企圖要透過敘述的重現過程，重新來為民族的共同記憶作想像，這是「民族建構」(nation-building) 要務之一。
在鍾肇政之前，已有吳濁流、巫永福的民族見證的雄心；在鍾肇政之後，則有李喬、東方白步其後塵。他們雖然都出生於日治時代，惟吳濁流有中國經驗，而巫永福留學過日本，東方白則離散於北美洲，獨鍾肇政與李喬是完全沒有受到異域因素的干擾。如果將鍾肇政與吳濁流及巫永福兩人相比，在這種自然的對照之下，我們可以抽離到內地面對面與「內地人」接觸的糾葛，直接觀察外來統治者對其認同塑造的影響。
鍾肇政的作品極夥，他個人認為最大的成就是《台灣人三部曲》，由武裝抗暴的〈沉淪〉，寫到體制內抗爭的〈滄溟行〉，再以自我內部流亡的〈插天山之歌〉作結束。而他最念念不忘的是解嚴後出版的《怒濤》，以戰後二二八事件前後所見所聞為主軸。《濁流三部曲》始於年輕教員陸志龍入世的〈濁流〉，繼而描繪「學徒兵」經驗的〈江山萬里〉，最後以戰爭結束前後的〈流雲〉為終。
我們在此選擇考察的對象是他的自傳《濁流三部曲》，因為這才是他的親身經歷，要把當代年輕人的想法及遭遇寫下來 (鍾肇政：1991b: 77)，即使受到殖民者的壓制，他也要掙扎以忠實自我的方式呈現出來，即使他自己耿耿於懷的溫和個性，亦不惜掏出來給讀者看。
葉石濤更直指陸志龍是鍾肇政的分身 (1979: 145)，因而批判該書因為個人瑣事敘述過多、不夠客觀，文學價值反而不如《台灣人三部曲》(林瑞明，1996: 245)。我們則同意彭瑞金的看法，以為鍾肇政的作品即使是充滿自傳的性質，卻可以超越個人的，也就是說「有時代空間的地位」(1986: 107、114)。
鍾肇政是以虔誠而戒慎小心的態度來寫《台灣人三部曲》。在高度自我期許的想像工程中，他不知不覺受到白色恐怖所張的羅網所局限，有時令讀者失去敘述中應有的時空情境，甚至於難免流於浮光掠影。《怒濤》寫來痛快，原本可以視為《濁流三部曲》的續集，尤其是書中人物完全以自然語言的方式來表達，一掃支配性語言的勉強做作。然而，在暢意中卻表達了另一種形式的政治正確，反而缺乏人物在認同上的模稜兩可，也就無靈魂搜尋的苦澀了。
貳、文獻回顧
所謂「認同」(identity)，是指一個人對自己作有意識的理解 (Wheelis,1958: 19)。至於「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是指一群人在意識上有休戚與共的自覺，而且希望生活在同一個國度裏，以確保彼此的共同福祉 (Greenfeld, 1992)。
「認同政治」之所以在近年會越來越受到重視，主要因為學者逐漸體會到：行動決定於價值觀，而價值觀則深植於認同 (Somers & Gibson, 1994)。台灣對於認同的真正注意，大致始於1980年代的「台灣結」對「中國結」的論戰 (施敏輝等人，1985)。其後，文學評論家、歷史學者、政論家、藝術評論家開始關注作家、作品、歷史人物、或是當代政治人物的身分認同。在1990年代，台灣因政治解嚴，原有的國家定位、國家認同、族群認同、及政黨認同驟然解體，社會學、政治學者也陸續加入研究的行列。
考察歷史學、社會學、或政治學者對認同如何產生的解釋，大致可以歸納成三大類。首先是「本質論」(essentialism)，認為一群人的集體認同建立於在有形文化特色、或是生物上的特徵；其次為「結構論」(structuralism)，以為集體認同的產生，主要是因為他們不滿自己人在政治權力、經濟財富、或是社會地位上的分配不公；再來是「建構論」(constructuralism)，主張認同都是人為建構出來的 (Anderson, 1991; Smith, 1991; Calhoun, 1994)。
我們先前以橫切的方式 (施正鋒，1999)，初步發現台灣意識的發展，大致是在「本質論」、「結構論」、及「建構論」三個場域交織沖積而成的。在不假思索的情況下，想像中優越的漢人血統、或華人文化，原是建構文化認同的方便本質；結構層面以反射的方式挑戰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建構層面則正面要求以國家來實踐政治認同。
我們承續稍早的研究 (施正鋒，1998)，打算將鍾肇政的創作文本 (texts)《濁流三部曲》抽絲剝繭，看看到底他認知中的認同為何？甚麼是他「本來的自己」(《濁》：682)？甚麼是「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同胞」呢？其認同是如何產生的？至於語言使用的困擾、以及客家鶴佬族群間的差異，就不在本文的探討範圍。
參、多重的認同基礎
本質層面：隱晦的種族差異
自我認同往往來自對於「他者」(other) 的認識，也就是「我們」相對於「他們」或「你們」的差異。我們是「本島人」，而他們是「內地人」（《濁》：283）。剛到學校報到的教員陸志龍，馬上發現到「台灣人佔一半，其餘一半是日籍教員」(《濁》：58)。既然是「一視同仁」，到底台灣人與日本人又有甚麼不同？（《濁》：265）這種困惑是陸志龍搜尋自我認同的第一步。
在私下的場合裏，日本人是「狗仔」、「四腳仔」。「那是含有一種祇有台灣人才是人，日本人是四隻腳的獸類的鄙視意義」(《濁》：417)。陸志龍回憶過去的小學、中學先生當中，「日本人居多數，而日本人在我的腦子裏，幾乎從我懂事時便已刻下了懼怕敬畏的印象」(《濁》：59)。而「日本仔」(日本警察)更是台灣母親習慣用來斥喝小孩哭鬧用的，「比了生蕃、鬼更可怕」(《濁》：967)。
除了自覺外，認同也來自於他者的看法。日本人又如何來看彼此的關係？陸志龍的認同早在中學已被提醒過，當時日人舍監瘋狗在拳打腳踢之餘，還塞一把生鏽的小刀給他，挑釁著：「來呀！這是日本人和台灣人的打架！」（《濁》：79）日後在〈江山萬里〉裏，鬼藤小隊長提醒：「我們」是「日本民族」（《濁》：370）。因此，「你們」台灣人必須在日常生活中表達其效忠，要唱「國歌」、歌頌「天皇陛下」，否則，將被扣上「思想有問題」、「大不敬」、「非國民」、「支那人」的大帽子(《濁》：490)。
雖然「愛情應該是不分民族的」(《濁》：624)，無形的本質藩籬卻令人喘不過氣來。陸志龍心儀的有夫之婦谷清子，他不經意指出：「當然她是日本人」(《濁》：47)，屬於不同的「種族」(《濁》：127)，彷彿蘊藏著無限的遺憾。同樣地，對於妙齡的藤田節子，陸志龍也不敢抱著任何希望，因為「人家是日本人」 (《濁》：60)，似乎是不用著墨的惋惜。雖然渴望谷清子的主動來訪，他卻又不得不自我懷疑：「或許，她在心中對你抱著成見，你是台灣人，支那人的後裔，張國羅小子」(《濁》：159)。陸志龍的同事劉培元稱之為「絕望的愛」，因為「日本婆子怎麼會嫁給兩腳仔？」(《濁》：66)
在這裡，我們逐漸可以觀察到，陸志龍的認同觀大致是天生的，是建立在共同的血緣基礎，「那就是中國人的血液，中國人的骨頭」。然而，更重要的是「那些血液與骨頭裏，滿含著仇恨」(《濁》：569)。透過蔡添秀追述亡父的話：
吾兒，你知道你的祖國嗎？他不是日本，而是中國，我們祖先都是從中國來的，我們說我們是日本人，只不過是表面罷了，我們的血液都是中國人的血液，骨頭也是中國人的」(《濁》：507-8)。
此外，陸志龍似乎相信認同為命定的：「我當然曉得我也是個台灣人，但我認為也是個日本人，那是既成事實，無可改變。」(《濁》：106) 雖然他對中國懷著一種又驚又喜的企盼，然而在殖民者指定的認同下，不免懷疑是否有選擇的可能:
我們都講日本話，寫日本字，還說自己是日本人、「帝國臣民」，這樣的我們會改變過來嗎？那又將是怎樣一種情況啊！
相較於巫永福或吳濁流，鍾肇政筆下的陸志龍在認知上雖有含糊的種族差異，卻沒有明顯的華人文化優越感或包袱，有時甚且表現出相形見慚的自悲感。不管如何，負面的自我意象，正是激發正面認同的契機。
結構層面：不確定的差別待遇
除了自覺以及他者的認知外，認同更是在互動的社會過程中逐漸形成。在不對稱的權力結構中，面對偏向及歧視，正是將個別的自我反省，匯為集體經驗的契機，而共同的命運就是集體認同的泉源。透過陳英傑的嘆息：「我們是不能團結的民族，懦弱的集團」，鍾肇政點出「我們雖是少數，好像是弱小民族，可是只要我們能以完全對等的態度對待他們，那麼，遭到暴力時，我們也可以合力起來，以牙還牙。」(《濁》：381) 陸志龍的故事，儼然就是在征服下台灣人掙扎的大敘述：
跟所有的台灣人一樣，我也曉得我們是被征服的民族，被異族統治的亡國奴。然而它祇是一個概念，至少在我個人而言，尚不能構成一種強烈的意識。我祇能接受現實，並且認為那是無可挽救的既成事實。我們祇有甘於現實，並在這有著重重限制的現實裏討生活。(《濁》：118)
童年往事有如鬼魅幻影般浮現，一再提醒他的認知，不甘心隨年齡成長而消逝。在兒童晨會的「默禱」中，日人同事吉田猛摑兩個騷動的小朋友，校長裁決罰站一天、不准吃中飯。陸志龍原本是同情學生的，然而在校長一番「皇民化教育」的當頭棒喝，他立即幡然悔悟自己的想法「又是太天真太『認識不足』了」(《濁》：73)；他甚至於以為在時局緊張的情勢下，「這麼嚴厲的，幾乎是小題大作的情形，是有必要的」(《濁》：75)。除非是反諷，這種轉折未免來過於廉價。
在徘徊不去的罪惡感及困惑中，陸志龍又不禁憶及小學時因為母親縫的制服不合規定，竟被叫到校長室斥罵：「我還記得，這以後好久好久，每想起這一幕，便要嚇得渾身顫抖，涔涔淚下。──這是我的小小心靈第一次受到的，最徹底最嚴重的打擊。」(頁77)他忍不住跳出來說：「那個小孩正是我自己」(《濁》：76)。
雖然他是那樣地忿忿不平，卻又「不敢認定」是否受到日本人強烈歧視 (《濁》：39)。這原本是正常的反應，因為在支配性結構的制約下，被殖民者往往無法確定是否天生不如異族，甚而傾向於合理化此種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表面上，鍾肇政推說思想魯鈍，「我的思維還是沒有定型，思路也沒有暢通到能筆直前進」(《濁》：88)，似乎是選擇迂迴的路，把答案留給讀者。然而，他卻又按耐不住：
不過也可以說，它是一粒種子，已深埋在我心靈深處，只不過是未得天時地利之便，沒能發芽滋長而已。(《濁》：79)
陸志龍原本把往上流動 (social mobility) 的阻礙，歸咎於家境貧窮。或許是薪水上的差別待遇，讓初入世的陸志龍親身覺得屈辱不已，開始質疑：究竟日本人向本島人宣示的「一視同仁」，到底是否為真？(《濁》：211) 陸志龍無法不去聯想：如果父親是「內地人」，應該老早就昇為校長了吧 (《濁》：486)？同樣的道理，當軍官是「內地人」的事，台灣人只有百般無奈當兵的份 (《濁》：592)。陸志龍不解：「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對待我們呢？」(《濁》：503) 鍾肇政把民族主義者的角色，交給憤世嫉俗的同事葉振剛來扮演。葉赤裸裸地點出來，這並非單純的階層問題，而是異族間的垂直分工：
這個時代的台灣人，那一個不可憐。戰爭、統治，上級學校沒有份。你看，有錢也沒有用哪！(《濁》：106)
即使陸志龍相信日本人與台灣人是對立的（《濁》：266）、是主人與奴隸的關係（《濁》：270），善良的他仍然以為缺乏足夠的事實來仇視日本人。到底他需要等待何種證據呢？經過學生廖春福的祖父提醒：「是台灣郎，大家就要相愛相護」，因為「我們台灣郎都是苦命的」(《濁》：264)，陸志龍彷彿終於體會到台灣人共同被迫害的命運。一年後，他終究恍然大悟，「那些狗仔、四腳仔們之所以那樣對付我們，正是起自這種民族的優越心理，或者就是民族仇恨吧。」(《濁》：518) 他戰後回想起來，其實是「打從骨髓裏痛恨日本人」，尤其是日本軍人，因為「日本人使我吃了不少苦，還幾乎剝奪了我生存的權利。」(《濁》：1004、916、858)
然而，日本人果真歧視台灣人，為什麼校長又會讓台灣人簡尚義來取代入伍的白木擔任青年鍊成團的主事？(《濁》：112)是不得已的收編 (co-optation)，還是真誠的妥協？同樣地，谷清子婆婆待之為貴賓，受寵若驚的陸志龍覺得「那味道確不是很舒服的」(《濁》：129)。在無法判斷對方是否為了物質之際，他只能勉強以本質上的文化差異來排拒， (《濁》：130)。不確定的差別待遇，讓他百思不解。如果不是戰爭的物資缺乏、如果日本不戰敗、如果殖民者加速整合的過程，台灣人的認同又將如何？
在逆境下得自疏離、痛苦的自覺，反而是認同的來源。然而，這種反應式的認同畢竟是由外人強加塑造的，而非根據自我選擇來建構的，他當然會極度不滿意。如果不是戰時的困苦生活、如果不是軍隊中的折磨、如果不是威權式的教育，陸志龍會不會如此痛恨日本人？會不會如此肯定其台灣人認同？他必得要進一步強迫自己再作釐清。
建構層面：空虛的認同選擇
民族認同是一種政治認同，相信國家的所有成員(即國民)應該是屬於同一個民族，或者說，希望所有的民族成員都生活在同一個國家內。這種信念往往是人為建構而來，或由統治者由上而下強制決定的，或經由民族主義者的自我想像、積極推動而來。日治時代的台灣人，一方面對於「皇民化運動」逆來順受，一方面又由祖國的嚮往中尋求慰藉，彷彿在一明一暗中取得認同的平衡，毋須作痛苦而且要付出代價的選擇。
對於戰爭中的陸志龍，青年團訓練的經驗不可磨滅。遲到的青年挨打，中隊主事白木一雄藉機訓誡台灣人要「把這種支那人根性改過來」，以報答天皇「一視同仁的恩典」(《濁》：87)，彷彿台灣人的漢人血統是不純淨的，必須加以洗滌才得以再生。軍隊中的陸志龍已十分篤定：「我早就曉得自己是台灣人，並不是日本人」(《濁》：511)；「不錯，我正是台灣人，也就是支那人，卻絕對不是我和我的伙伴們口口聲聲說的日本人、『大日本帝國軍人』」(《濁》：518)。
對於「皇民化運動」的改姓名要求，陸志龍雖未積極配合，卻也不以為兀，甚至於以物質上的好處來權衡，視改姓為自然的趨勢。陸父雖然找出由原鄉廣東梅縣取回的族譜，表示不願改姓，然而果真官方強制大家都要改，也就逆來順受了(《濁》：141)。事實上，在「皇民化運動」的催化下，「較年輕的一代祇曉得自己是『皇國民』、日本男兒、對其他則多半懵然無知。」(《濁》：417)
如果日本是令人無法滿意的「我國」(《濁》：135)，那麼中國代表甚麼？他對中國的意象為何？在他的心靈深處，「那兒就是我所自來的地方，那兒曾住過我的祖先。」(《濁》：788)「大陸也就是我的故鄉，那裏是我的祖先住過的地方，此刻仍有無其數的族人們在那兒」(頁1100)。在〈江山萬里〉裏，他透過鄭成功的歷史建構來肯定自我：
是的，他一定想念他的故國──支那……阿，支那……支那……是的，支那也是我的故鄉，我是支那人。鄭成功的慨嘆也正該是我的慨嘆啊……(《濁》：518)
江山萬里，豈不也是這種血液，骨頭裏的自自然然的絕叫聲嗎？不管這四個字是出自鄭成功也好，或者後人也好，精神是一樣的，那就是血液的呼聲，對祖國山河的渴慕之聲。(《濁》：569)
提到抽象的「民族」，他更是不禁熱血沸騰起來，認為具有「天然的反抗性」(《濁》：577)。陸志龍坦承，是受到日耳曼民族主義者費希特的〈告祖國同胞書〉所影響，也動容於報刊上出征士兵表達對祖國的懷念。只不過，他的祖國不是日本，而是帶著無現鄉愁般的「支那中國」(《濁》：714)。鍾肇政是這樣認為：「唯有亡國的人，才知故國的值得懷念；唯有被迫與自己民族割裂，才益顯民族精神的令人憧憬。」(1977: 54) 祖國成為他心靈的寄託、認同的歸屬。
在〈濁流〉的結尾裏，葉樂觀地鼓舞陸志龍：「你不應該太自卑，要尊重自己些。我相信我們都是有前途的。」（《濁》：307）因為葉期待台灣回歸中國的版圖：
到那時，那不會太遠的，那時我們不再受歧視了，再不會叫『四腳仔』把上級學校全霸佔去了。(《濁》：251)
同樣地，陸志龍以為「光復」是「台灣人的夢」：
有一點是絕對錯不了的，那就是以後我們不再被日本仔管了！那些臭狗、四腳仔，再也不會作威作福了！這不就夠了嗎？(《濁》：729)
然而，甘美的憧憬又帶著一絲絲的不安。真正台灣人要回到祖國的懷抱時，他不得不坦承對「長山人」的印象並不太好。矛盾的是，為什麼他又對祖國充滿著憧憬呢？他的解釋是負面的印象是後天的、是受了日本的宣傳所蒙蔽，而對祖國的眷戀才是本能的。在一閃而過的遲疑中，他非得一再告訴自己：
祇有為自己的國家，「萬歲」這個詞才能喊得這麼暢快，這麼有力。想來，每一個人必也有同感。(《濁》：903)
因此，儘管「國軍」的軍容再散漫，迎接隊伍中的陸志龍依然熱淚盈眶，因為他是如此地篤定：
那是我們自己的軍隊。凡是我們自己的東西，都是值得我們熱愛的，值得我們敲鑼打鼓來迎接的。(《濁》：785-86)
在〈流雲〉裏，鍾肇政只委婉地呈現陷於語言掙扎的陸志龍；他唯一透露的訊息是北京語竟被賦予「國語」的地位，相較之下，所有的日本話都是「國語」(《濁》：1000)。他覺得可笑；這當然是含蓄的表達異議。一切對祖國的幻滅，必得要隱忍、虛與尾蛇，終於在《怒濤》中爆發而終不可遏制。
肆、含蓄的自我追尋
到底鍾肇政的「民族大義」、「民族精神」、「民族意識」為何？在「本省籍」的作家當中，他獲獎最多 (高天生，1994:64)，無疑是其作品中強烈的抗日精神。然而，國家認同獨特之處在於它往往是多面向、多層次的，因此它的呈現勢必是多元形式的，甚至相互矛盾的 (Calhoun, 1994)。「健康寫實」只不過是局部的陸志龍、是戰後政治情境允許的正確認同。
鍾肇政敘述的是時代大洪流的庶民，而庶民當然沒有可歌可泣的事蹟。也因為如此，陸志龍的故事才顯得真實。就一個知識份子而言，他牽腸掛肚的是，為什麼在官方「一視同仁」的前提下，台灣人與日本人要對立？（《濁》：265）陸志龍反復問自己：「我到底做錯甚麼？」(黃秋芳，1995: 68) 如果這些困擾無法獲得合理的解答，他的認同勢必將如汪洋大海中的孤帆。藉著主人翁個性的描述，他其實是在作無言的抗議。
在日治時代的台灣人，一再挫敗與自省，找不到出路，苦悶、沮喪之餘，自卑是不可避免的集體發展。對於這種一再表達「一切都要過去的」無可奈何，何欣嚴批為缺乏「為爭取台灣擺脫異族統治的大志」(1980: 84)。這也是政治學者比較研究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朝鮮與台灣，一直無法了解為何朝鮮人的獨立呼聲不斷，台灣人則傾向於採取溫和的手段與委婉的訴求。我們可否自我解釋，是因為政治結構沒有允准多少選擇的空間呢？
除了歸咎於「他們總是不聽理由的」外 (《濁》：496)，他不死心地追尋。是單純的師生間、官兵間不平等的威權式權力關係？是因為異族的本質關係？抑或是結構上的殖民關係之故？還是有其他選擇？雖然一再歸咎於自己個性的軟弱無能，其實，癥結是在殖民者無法提供起碼的認同，讓台灣人找不到合理的自我定位。在被剝奪自我選擇的壓抑下，徬徨、焦慮、沮喪是正常的反應。這種不斷的自我懷疑，正是遭受危機認同的癥候。
何欣 (1980: 87) 問得好，為什麼學徒兵訓練並未激起「對異族的仇恨」？戰後的充員兵與預官，不也是在訓練中心或步校經歷過「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這時的蕃薯仔是否也要產生反外來統治的氣魄？
何欣更一眼看出，陸志龍的「祖國之愛」「顯得相當無力」(1980: 89)，懷疑是否為應付了事。在《怒濤》出現以後，一切都不說自明了。他終於道出，「原鄉，也就是我們大家嘴上的『長山』，只不過是一個口頭上的、遙遠的，甚且還是陌生的地方。」(鍾肇政，1998a: 164)
認同原本就是隨情境而變動的。漂泊的靈魂並不會因為自我深刻內省而獲得救贖，除非行動。面對客觀的外塑力量，健康的認同應該是經過選擇而來的，而非聽命於原生的本質羈絆。對於無病呻吟的陸志驤聲嘶力竭高喊要報效祖國，林瑞明忍不住要跳起來痛罵，原來祖國只不過是台灣人自我逃避的藉口罷了 (1996: 115)。同樣地，〈滄溟行〉以巨鯨西游自許，誓「與祖國溶合而為一體，為開拓自己的前途，也為同胞們而奮鬥」(《台：759》，又何嘗不是另一種形式的逃避？
為什麼他小說中的主角都姓「陸」？有人穿鑿附會為他心向祖國大陸，其實，他並未落入前人沉迷的漢人血緣或華人文化窠臼。因此，他鄭重其事、卻又尷尬地解釋，是「人對大地的認同、歸屬」(陳燁：1991)，也未嘗不可詮釋為對「本土」的愛。當然，文學家自是不屑如此廉價地濫用這個字眼。當他告訴東方白：「看此篇不哭的，不是蕃薯仔！」(鍾肇政、東方白，1993: 165)，想必有所弦外之音。
《濁流三部曲》的尾聲〈流雲〉，是評論者最無法滿意的地方，何欣更以為陸志龍投入戀愛的漩渦是一種逃避 (1980: 89)。表面上，他的結尾似乎是光明的：「變幻無定的流雲，你們要飄到那兒呢？」只不過，「那陽光所照的方向」所指為何？是明確的指標、還是另一個虛無飄渺的香格里拉呢？長期企盼的落空，反而造成心靈的極度空虛。
鍾肇政在本質、結構、建構三個層面，都無法滿意地定義自己。那麼，他對台灣人認同的期待為何？他認為自己在作品中間接、隱含地表現了他的遠景 (1978: 37)。雖然鍾肇政後來將自己的覺悟分享鍾理和：「我們畢竟只是一個在厄運下降生的『前人子』…」(鍾理和、鍾肇政，1998: 115)，《濁流三部曲》中的答案似乎是隱晦不明。
倒是《台灣人三部曲》選擇〈插天山之歌〉作結尾，有朝台灣的最後蠻荒之地 (frontier)、向大地之母尋求真正自我的暗示；這是其他作者少見的方向，也為日後的《高山組曲》埋下伏筆。雖然〈怒濤三部曲〉的第二部遲遲未出，不過由他近年來對客家運動的積極獻身領導，多少可以看出端倪。
除了經歷過陣痛外，唯有誠實地面對自己，才可能脫胎換骨。是的，作為靈魂追求者的象徵，鍾肇政筆下的陸志龍為軟弱、自卑、徬徨、無助的代表。然而，即使沒有日治的殖民經驗，多少戰後卑微的台灣人，讀了他的小說也不禁要落淚：「那就是我！」
參考文獻
張炎憲。1998。〈台灣人意識回憶錄的出現〉《台灣史料研究》11號，頁65-72。
張炎憲。1993。〈台灣史上的政治運動與國家認同〉收於《國家認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97-113。台北：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
陳正一。1980。〈刻苦力學著作等身的鍾肇政〉《今日生活》166期，頁30-36。
陳芳明。1998。〈戰後台灣大河小說的起源〉收於陳義芝編《台灣現代小說綜論》頁84-99。台北：聯經。
陳燁。1991。〈永遠的赤字──鍾肇政紀事〉《台灣文藝》127期，頁6-31。
鍾肇政。1998a。《鍾肇政回憶錄(一)──徬徨與掙扎》。台北：前衛。
鍾肇政。1998b。《鍾肇政回憶錄(二)──文壇交遊錄》。台北：前衛。
鍾肇政。1998c。《八角塔下》。台北：前衛。
鍾肇政。1997。《怒濤》。台北：前衛。
鍾肇政。1994。〈為文學而生，為文學而死──紀念鍾理和八秩冥誕〉《聯合文學》122期，91-92。
鍾肇政。1991a。〈序言〉收於彭瑞金編《鍾肇政集》頁1-5。台北：前衛。
鍾肇政。1991b。〈長篇小說的創作與欣賞〉《中縣文藝》5期，頁76-79。
鍾肇政。1985。〈談日據時期的台灣志願兵──讀陳千武的「獵女犯」〉《文訊月刊》16期，157-63。
鍾肇政。1984。〈艱苦孤的足跡──簡述四十年代本省鄉土文學〉《文訊月刊》9期，122-34。
鍾肇政。1980a。《台灣人三部曲》。台北：遠景。
鍾肇政。1980b。《濁流三部曲》。台北：遠景。
鍾肇政。1978。〈日據時代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大學雜誌》119期，頁35-38。
鍾肇政。1977。〈從兩本新書談起──並簡介陳少廷著「台灣新文學運動史」〉《書評書目》56期，頁51-54。
鍾肇政。1976。〈以殖民地文學眼光看吳濁流文學〉《夏潮》1卷6期，頁63-66。
鍾肇政、東方白(張良澤編)。1993。《台灣文學兩地書》。台北：前衛。
鍾理和、鍾肇政(錢鴻鈞編)。1998。《台灣文學兩鍾書》。台北：前衛。
周亞麗。1996。〈祖國認同與台灣關懷─劉錦堂的「台灣遺民圖」〉收於《何謂台灣？近代台灣美術與文化認同論文集》頁290-306。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澤井律之。1994。〈台灣作家鍾理和的民族意識〉收於黃英哲編《台灣文學研究在日本》頁135-64。台北：前衛。
何欣。1980。〈評鍾肇政的「濁流三部曲」〉《中外文學》8卷11期，頁82-96。
黃秋芳。1995。〈永遠的青少年顯影──專訪鍾肇政〉《文訊月刊》120期，66-69。
黃秋芳。1993。〈解讀鍾肇政的《怒濤》〉《台灣文藝》138期，頁50-71。
黃娟。1989。〈雄偉的史詩──論台灣人三部曲〉收於台灣文學研究會編《先人之血‧土地之花》頁137-58。台北：前衛。
黃國昌。1992。《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台北：五南。
花村。1981。〈細讀鍾肇政的「八角塔下」〉《書評書目》95期，頁86-91。
高天生。1994。〈台灣文學的耕耘者鍾肇政〉《台灣小說與小說家》頁63-73。台北：前衛。
廖咸浩。1995。〈在解構與解體之間徘徊─台灣現代小說中「中國身分」的轉變〉收於張京媛編《後殖民與文化認同》頁193-211。台北：麥田。
林梵。1981。〈且看鷹隼出風塵──論鍾肇政的「沉淪」〉《綜合月刊》147期，頁172-80。
林瑞明。1996。《台灣文學的本土觀察》。台北：允晨文化。
盧建榮。1999。《分裂的國族認同1975-1997》。台北：麥田。
呂昱。1984。〈道不盡文學創作的艱苦歷程──訪鍾肇政先生談台灣文學界的一些「雜務」〉《台灣文藝》89期，頁194-202。
馬有峰。1977。〈讀「滄溟行」〉《書評書目》53期，頁95-97。
彭瑞金。1995a。《台灣文學探索》。台北：前衛。
彭瑞金。1995b。〈鍾肇政與〈白翎之歌〉〉《台灣文藝》149期，頁34-37。
彭瑞金。1986。〈傳燈者──鍾肇政〉《聯合月刊》18期，頁104-19。
沈鐘。1981。〈台灣的文學使徒──鍾肇政〉《綜合月刊》147期，頁164-71。
徐火炎。1994。〈台灣選民的國家認同與黨派投票行為，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三〉發表於台灣政治學會主辦「邁向台灣政治學學術研討會」。台北。
史明。1980。《台灣人四百年史》。San Jose, Calif.: 蓬島文化。
施正鋒。1998。《族群與民族主義──集體認同的政治分析》。 台北: 前衛。
施正鋒。1999。〈台灣意識的探索〉《台灣政治建構》。 台北: 前衛。
施敏輝，編。1985。《台灣意識論戰選集》。Irvine, Calif.: Taiwan Publishing Co.
王淑雯。1994。《大河小說與族群認同──以《台灣人三部曲》、《寒夜三部曲》、《浪淘沙》為焦點的分析》。碩士論文。台北：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葉玉靜編。1994。《台灣美術中的台灣意識》。台北：雄獅。
葉石濤。1979。《台灣鄉土作家論集》。台北：遠景。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ed. London: Verso.
Berger, Arthur Asa. 1997. Narratives in Popular Culture, Media, and Everyday Life.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Calhoun, Craig. 1994.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Craig Calhoun, ed.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pp. 9-36. Oxford: Blackwell.
Corse, Sarah M. 1997. Nationalism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rak, Jan. 1991.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anon. London: Athlone.
Greenfeld, Liah. 1992.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orton, John, and Andreat T. Baumeister, eds. 1996. Literature and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London: Routledge.
Rigger, Shelley. 1997. “Competing Conceptions of Taiwan’s National Identity: The Irresolavable Conflict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6 (EBSCOhost Full Display)。
Smith, Anthony D. 1991. National Identity.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Somers, Margaret R., and Gloria D. Gibson. 1994. "Reclaiming the Epistemological 'Other': Narrative and the Social Constitution of Identity," in Craig Calhoun, ed.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pp. 37-99. Oxford: Blackwell.
Stokes, Geoffrey. 1997. "Introudction," in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Australia. pp. 1-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urner, Frederick Jackson. 1996.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Dover.
Wachman, Alan M. Taiw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 Armonk, N.Y.: M.E. Sharpe.
Wheelis, Allen. 1958. The Quest for Identit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Wong, Timothy Ka-Ying, and Milan Tung-Wen Sun. 1998. “Diss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The Experience of Subjectivity in Taiwan.”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4, Pt. 2, pp. 247-72.
你可能會有興趣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