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的經史之學
2008/07/23 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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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的經史之學
劉墨
在整理國故運動中深受尊敬的前輩學者，與其說是章太炎或康有為，倒不如說是王國維更為準確。
胡適不僅拉王國維為《國學季刊》寫稿，而且推薦他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傅斯年則譏刺章太炎而表彰王國維。儘管顧頡剛在《古史辨》第一冊的《自序》中認為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雜有「偽史」，但他卻承認，王國維是他學術上的真正導師。比如顧頡剛在《〈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一文中挖掘出《周易》中的五個故事（一，王亥喪牛羊於有易的故事；二，高宗伐鬼方的故事；三，帝乙歸妹的故事；四，箕子明夷的故事；五，康侯用錫馬蕃庶的故事），在第一個故事之中，顧頡剛就借用了王國維在《山海經》、《竹書紀年》和《楚辭》中發現的資料然後以自己在《易經》中發現的文獻相佐證。1927年王國維自沉以後，顧頡剛寫文悼念王國維時提到，康有為教給他「勇」和「大刀闊斧」，王國維則教給他「怯」和「細針密縷」。他還認為，崔述與康有為的功績在「破壞偽的古史」，而王國維則在「建設真古史」。所以王國維對於20世紀二三十年代古史研究的貢獻之大，幾乎無人能比。郭沫若這樣評價他說：「王國維……遺留給我們的是他知識的產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樓閣，在幾千年來的舊學的城壘上，燦然放出一段異樣的光輝。」[1]
王國維治學採用近代科學方法，將地下資料與紙上文獻相印證，重視開拓新的領域，既突破了清代漢學，也成為新學術的奠基者，因而得到新文化陣營的普遍認同。
從文哲之學轉向經史之學
1893年，王國維肄業於杭州著名的崇文書院；1894年，他應試不中。所以不中，按陳守謙的說法：「君於學不沾沾於章句，尤不屑就時文繩墨，故癸巳大比，相偕入闈，不終場而歸，以是知君之無意於科名也。」[2]後來王國華也說，王國維沒有考中出於三個原因：一是精力沒有放在四書、五經而是放在了史書和其它雜書上面，二是重考據，三是好談時務，嗜古籍——從中可見王國維早年的學術興趣。
初入學術門徑的王國維，對清代盛行的考據學有濃厚的興趣，這種興趣最初體現在他對俞樾《群經平議》一書的補訂方面。《群經平議》共三十五卷，俞氏根據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的方法，校正《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大戴禮記》、《春秋公羊傳》、《春秋左氏傳》、《論語》、《孟子》、《爾雅》及《國語》諸書的句讀，除審定字義、辨別古文假借之外，還十分注意分析其中的特殊文法及修辭現象，對有關經典的錯誤進行了考證和補訂。王國維在對此書認真加以研讀之後也仿照俞樾逐一批駁漢代鄭玄的方法，撰文進行「條駁」。文成之後被其父王乃譽發現，其父在日記中記：「見靜條駁俞氏《群經平議》，太率直，既自是，又責備人。至論筆墨，匪有確見，宜含蓄謙退以書，否則，所言非是，徒自取妄；即是，亦自尊太過，必至招尤集忌。故[宜]痛戒所習。」不管王乃譽的意見正確與否，我們應該發現，王國維日後從事國學所運用的方法與所取得的成就，不能不說與此一閱讀經歷有關——俞樾是正統乾嘉學術的繼承者，對他的閱讀與批判，可以視為王國維學術研究的一個最初起點。
不過，隨著時勢的變化，王國維很快就投入了西學的研究之中。從以下系年中可以見出王國維學術旨趣之所在：
——光緒二十六年（1900），24歲，從東文學社畢業返里，自習英文。年底，由羅氏資助，東渡日本東京物理學校習數理。是年撰《〈歐羅巴通史〉序》，譯《勢力不滅論》（The Theory of The Conservation of Energy）、《農事會要》等。
——光緒二十七年（1901），25歲，春，在日本東京物理學校留學，夏歸國，協助羅振玉編《教育世界》雜誌，此後，其哲學及文學方面的撰述常刊載於此。是年，撰《崇正講捨碑記略》，譯《教育學》、《算術條目及教授法》等。
——光緒二十八年（1902），26歲。春，始讀社會學、心理學、論理學（即邏輯學）、哲學等書，尤關注人生問題。夏，張謇在南通創辦通州師範學堂，欲聘一心理學、哲學、倫理學教員。經羅振玉推薦，王國維應其一年之聘。是年譯《教育學教科書》。
——光緒二十九年（1903），27歲。3月，應聘至通州師範學堂任教，通讀叔本華、康德之書。《鐵雲藏龜》影印刊行。是年撰《哲學辨惑》、《論教育之宗旨》、《叔本華像贊》、《汗德像贊》，譯《西洋論理學史要》。
——光緒三十年（1904），28歲。8月，羅振玉在蘇州創辦江蘇師範學堂，自任監督，籐田豐八為總教習，王國維來校任教。仍鑽研叔本華思想，並深受其影響。是年撰《孔子之美育主義》、《就倫理學上之二元論》（後易名為《論性》）、《尼采之教育觀》、《叔本華之遺傳說》、《教育偶感二則》、《汗德之哲學說》、《汗德像贊》、《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說》、《國朝漢學派戴阮二家之哲學說》、《紅樓夢評論》、《書叔本華遺傳說後》、《叔本華與尼采》、《釋理》。
——光緒三十一年（1905），王國維29歲，致力於研讀康德學說。9月，彙編甲辰(1904)以來刊於《教育世界》之文十二篇，為《靜庵文集》，附古今體詩五十首，名《靜庵詩稿》。是年撰《周秦諸子之名學》、《子思之學說》、《孟子之學說》、《荀子之學說》、《論近年之學術界》、《論新學語之輸入》、《論哲學家及美術家之天職》、《論平凡之教育主義》、《靜庵文集自序》。
——光緒三十二年（1906），30歲。春，隨羅振玉進京，暫住羅家。4月，集數年間（1904~1906）所填詞61闕成《人間詞甲稿》刊行。是年撰《教育小言十二則》、《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教育家之希爾列爾（即席勒）傳》、《德國哲學大家汗德傳》、《墨子之學說》、《老子之學說》、《汗德之倫理學及宗教論》、《原命》、《去毒篇（雅片煙之根本治療法及將來教育上之注意）》、《孟子之倫理思想一斑》、《列子之學說》、《紀言》、《論普及教育之根本辦法（條陳學部）》、《教育小言十則》、《文學小言十七則》、《屈子文學之精神》等。[3]
無疑，此時的王國維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文學和哲學方面，而且在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他成為20世紀初期中國文學、哲學界的重要人物。
沉浸於西學與哲學中的王國維，對於經學自然別有見解。早在1906年，王國維《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一文中就表達了他對經學的思考。
王國維雖然已經覺察到張之洞流露在《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裡面的根本用意在於「懼邪說之橫流，國粹之喪失之意」。王國維還推測，張之洞將經學與文學區別開來，其目的在於尊崇經學，不想使孔孟之書與外國文學相等。但他並不體諒張之洞的用心，而是從「國家學術」發展的角度認為，張之洞所設計的大學課程的根本缺陷在於缺哲學一科。而哲學的廢除，勢將引起三個方面的「災難性」後果：一，必以哲學以為害之學；二，必以哲學為無用之學；三，必以外國之哲學與中國古來之學術不相容。[4]王國維還從大學的理念上認為，張之洞所設想的大學固然是國家最高之專門學校，但是從課程的設置上來看，卻不過是專門中的普通學，以及只為後來的研究作一準備工作而已。因此目前應該傳授世界上最進步的學問，使所學者知道它們的研究方法。
但王國維僅在數年之後，就重新拾起了經學。
辛亥革命之後的東渡日本，成了王國維一生重要的轉折點，同時也是王國維學術發生變化的轉折點。日本學者狩野直喜在回憶王國維的文章中曾經這樣寫道：「從來京都開始，王君在學問上的傾向，似有所改變。這是說，王君似乎想更新中國經學的研究，有志於創立新見解。例如在談話中，我提到西洋哲學，王君總是苦笑著說，他不懂西洋哲學，其後從元代雜劇的研究擴大，成《宋元戲曲史》，此書對王君可說是業餘的著述。正如其常謂，雜劇的研究以《宋元戲曲史》為終結，以後不再研究了。當時王君學問研究的領域，已轉了一個方向，當時王君似在精讀《十三經註疏》，前四史也正精讀之列。寓居京都閒暇日多，自然耽於精讀，為讀書而翻破書，是件有意義的事。除非有很多閒暇，不然那是不可能的。我想或許是上帝厚愛王君，給予他此一大好機會。」[5]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狩野直喜所觀察到的王國維轉入「更新中國的經學研究」方面。
王國維所以在學術上發生轉變，一方面有源於內在的動力，另一方面也與羅振玉有關。狩野內直曾提到這一點說：「王君寓居京都期間，日夜與羅叔言君生活與共。正如眾所周知，羅君是小學金石方面冠絕一時的學者，而且也收藏甚多古物。王君與羅君在學問上朝夕相砌磋。」這是一個準確可信的回憶。
老練的羅振玉在《丁戌稿》中所撰王國維傳記說：
初公治古文辭，自以所學根柢未深，讀江子屏《國朝漢學師承記》，欲於此求修學塗徑。予謂江氏說多偏駁，國朝學術實導源於顧亭林處士，厥後作者輩出，而造詣最精者為戴氏震、程氏易疇、錢氏大昕、汪氏中、段氏玉裁，及高郵二王，因以諸家書贈之。公雖加流覽，然方治東西洋學術，未遑專力於此。課餘復從籐田博士治歐文，並研究西洋哲學、文學、美術，尤喜韓圖（引者按：即康德）、叔本華、尼采諸家之說，發揮其旨趣，為《靜安文集》，在吳刻所為詩詞，在都門攻治戲曲，著書甚多，並為藝林所推重。至是，予乃勸公專研國學，而先於小學訓詁植其基。並與論學術得失，謂「尼山之學在信古，今人則信今而疑古，國朝學者疑古文《尚書》，疑《尚書孔注》，疑《家語》，所疑固未嘗不當，及大名崔氏著《考信錄》，則多疑所不疑矣。至於晚近，變本加厲，至謂諸經皆出偽造。至歐西哲學，其立論多似周秦諸子，若尼采諸家學說，賤仁義、薄謙遜、非節制，欲創新文化以代舊文化，則流弊滋多，方今世論益歧，三千年之教澤不絕如線，非矯枉不能反經。士生今日，萬事無可為，欲拯此橫流，捨以經信古莫由也。公方年壯，予亦未至衰暮，守先待後，期與子共勉之」……公既居東海，乃盡棄所學而寢饋於往予所贈諸家之書，予復盡出大雲書庫藏書五十萬卷，古器物銘識拓本數千通，古彝器及他古器物千餘品，恣公搜討，復與海內外學者移書論學：國內則沈乙庵（曾植）尚書，柯蓼園（紹忞）學士，歐洲則沙畹及伯希和博士，海東則內籐湖南、狩野子溫、籐田劍峰諸博士，及東西兩京大學諸教授。每著一書，必就予商體例、衡得失。如是者數年，所造乃益深且醇。[6]
欲理解學問轉型時期的王國維，羅振玉的提示非常重要。
如果只停留在對傳統學術的瞭解與繼承上，王國維並不足以成為王國維，他的重要性在於，切切實實地將來自於科學的方法運用到了學術研究之中，因此更新了中國經史之學的研究。在早年，王國維對於中西學術之間的差距就有這樣的看法：
抑我國人之特質，實際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質，思辨的也，科學的也，長於抽像而精於分類，對世界一切有形無形之事物，無往而不用綜括（Generl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語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國人之所長，寧在於實踐之方面，而於理論之方面，則以具體的知識為滿足，至分類之事，則除迫於實際之需要外，殆不欲窮究之也……故我中國有辯論而無名學，有文學而無文法，足以見抽像與分類二者，皆我國人之所不長，而我國學術尚未達自覺（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7]
可能我們今天不再使用這樣的比較方式，但足以代表王國維在此一時期的學術努力：在于思辨、科學、綜括、分析諸法的填充與運用。相應地，王國維對於國學研究最為系統的看法，集中在1911年《國學叢刊》序言之中：
今專以知言，則學有三大類，曰科學也、史學也、文學也。
凡事物必盡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學之所有事也。
而欲求知識之真與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與其變遷之故，此史學之所有事也。
若夫知識道理之不能表以議論，而但可表以情感者，與夫不能求諸實地，而但可求諸想像者，此則文學之所有事也。
夫天下之事物，自科學上觀之與自史學上觀之，其立論各不同。自科學上觀之，則事物必盡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凡吾智之 不能道而吾心之所不能安者，雖聖賢言之有所不信焉，雖聖賢行之有所不慊焉！
自史學上觀之，則不獨事理之真與是者足資研究而已，即今日所視為不真之學說，不是之制度風俗，必有所以成立火由，與其所以適於一時之故，其因存於邃古，而其果及於方來，故材料之足資參考者，雖至纖悉不敢棄焉！
然治科學者，必有待於史學上之材料，而治史學者，亦不可無科學之知識。
余謂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講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特余所謂中學，非世之君子所謂中學；所謂西學，非今日學校所授之西學而已！治《毛詩》、《爾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諸學，而治博物學者，苟質《詩》《騷》草木之名狀而不知焉，則於此學固未為善。必如西人之推算日蝕，證梁虞鄺、唐一行之說以明《竹書紀年》之非偽，由《大唐西域記》以發釋迦之支墓，斯為得矣……學問之事，本無中西，彼鰓鰓焉慮二者之不能並立者，真不知世間有學問事者矣！[8]
其中雖然有了一些變化，即認為「學問之事，本無中西」，但從這個序言中明顯可見，王國維的學術觀點中有很深的西學意蘊。
培根曾經將文、史、哲三者並舉，1605年出版《學術的發展》（Advancement of Learning），1623年又加以修訂。他把全體學問分為史學、哲學與詩，其劃分理由在於人的心智的能力，因為在他看來，心智有三種能力：一曰記憶（Memory），二曰想像(Imagination)，三曰理性(Reason)。其中歷史屬於記憶，詩與想像有關，哲學為關於理性者。從孔德、斯賓塞等人開始，史、哲、詩的分法已經不足以適應現代學問的分類，因此另創新分類法，以求適應現代學問所達到的程度，於是依據自然科學以構建人文科學，科學也在人文科學中佔據了重要的位置，甚至能夠決定歷史、哲學等學問的性質。[9]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此處王國維並沒有提及他早年所摯愛的哲學，而是以「科學」取代了它。
王國維並沒有刻意限制自己對西方價值的接受，而且他也從來沒有將自己所研究的傳統加以高度的理想化。在「情感」與「可信」之間，他寧願相信建立在理性基礎之上的「可信」，科學的價值正在於它能夠使人在思想方法和客觀性方面得到最好的訓練。
在20世紀初期，科學的傳播成為一種獨立的運動，而且它被作為一種思想被引進以取代舊的文化價值。雖然王國維關注的科學並不是為了取代儒家信仰而是知識或方法問題，即只有通過科學方法獲得的知識，才是唯一可靠的知識。不過，對於科學的信任，王國維也是有限度的，他不像胡適或丁文江等人那樣狂熱。一個簡單的例子是，王國維在面對自身所處的學術界時曾發出這樣的感慨：「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蔑古者出於科學上之見地，而不知有史學；尚古者出於史學上之見地，而不知有科學。」在他看來，蔑古與尚古是將「科學」與「史學」分開來看的，只有將歷史與科學結合在一起，才會有令人滿意的學術成就。
與乾嘉學術傳統的關係
比王國維年長11歲並更早進入清代考據學譜系的羅振玉，顯然更為熟悉清代學者的情況，他為王國維勾劃出了顧亭林－戴震－程易疇－錢大昕－汪中－段玉裁－高郵二王這樣一條學術路線，同時也將自己納入到了這一條線索之中。[10]
顧亭林是清代學術的開山人物，他擴大了儒家經典文獻研究和歷史研究的範圍，並廣泛運用各種輔助學科如金石學、考古學、歷史語言學、地理學等，提倡嚴格、客觀、實證的分析、論證方法，從而恢復了最古老的註疏家的傳統學風。這一傳統可以上溯到漢代。
在顧炎武之後，最能代表清代學術水準和方法的是戴震，他研究古韻並把它作為借助小學恢復經典的手段，希望通過訓詁而理解義理。戴震及其弟子繼承漢代學者的治經方法，力求嚴格而準確地運用古典文獻。他還受過17、18世紀引進的西方實證科學的影響，他在天文歷算方面的成就是不可忽視的。另外，戴震的《原善》和《孟子字義疏證》代表了18世紀哲學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晚年的戴震參與了《四庫全書》的編纂，在此期間他除了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五種古代數學文獻之外，還整理了向來以難以研究著稱的《水經注》。晚期王國維將精力集中在《水經注》的研究方面，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針對戴震而發的。
同樣是安徽人的程瑤田數十年孜孜不倦於學問，他精通訓詁，治學注重實證，在治學方法上儼然已有「用實物以整理史料」之風。程瑤田開啟了傳統史料同博物考古相結合的新路，他可能是那個時代的學者中最重視文獻與實物相證的人。他為考證《周禮》中「九谷」的正偽，不僅親臨田野考察，向農民請教，而且自己還進行了種植試驗，並廣集實物標本以資辨析，這種極其嚴謹的治學方法，使他能突破經傳註疏的藩籬，提出一些新觀念。他在數學、天文、地理、生物、農業種植、水利、兵器、農器、文字、音韻等領域都有深入研究，堪稱一代通儒，主要著作有《釋蟲小記》、《釋草小記》、《禹貢三江考》、《周髀矩數圖注》等26種。79歲時，他將自己的著作編了一部四十二卷的《通藝錄》。《通藝錄》近百萬言，淹貫浩博，新意迭出，顯示了作者在經學、史學、語言文字、數學、天文、地理、生物、音樂、書法、篆刻等方面的精深修養，顯示了作者不務虛義、重視實學的學風。
錢大昕是乾嘉學術的佼佼者，他重視金石學、校勘學、目錄學，他將這些學科應用在經籍考證、文獻考證、歷史地理、天文歷算的研究方面，在歷史學尤其是元史方面，為近代研究元代史學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段玉裁28歲時入京師拜戴震為師，46歲時辭官後隱居於蘇州，閉門著書。1776年，他開始著手具有長編性質的《說文解字讀》，歷時19年告成，共五百四十卷。隨後他又在此基礎之上，歷時13年加工成《說文解字注》，代表著清代說文學研究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王念孫在《說文解字注序》中說：「《說文》之為書，以文字而兼聲音訓詁者也……吾友段氏若膺，於古音之條理，察之精、剖之密，嘗為《六書音均表》，立十七部以綜核之。因是為《說文注》，形聲讀若，一以十七部之遠近分合求之，而聲音之道大明；於許氏之說正義、借義，知其典要，觀其會通，而引經與今本異者，不以本字廢借字，不以借字易本字，揆諸經義，例以本書，若合符節，而訓詁之道大明。訓詁、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學明，蓋千七百年來無此作矣！」[11]段玉裁研究音韻學，繼承顧炎武、江永二家古音韻分部並加以改進，創立了「同諧聲者必同部」與「合韻」說，為後來研治古音韻者提供了理論依據。通過對《說文》的註釋，段玉裁已經初步提出和解決了一些有關漢語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以及詞彙學方面的重大問題。另外，段玉裁比較突出的貢獻在於詞彙學方面的研究——他已經注意到字與詞的關係、詞的音義關係、對同義詞的辨析、詞的本義、引申義、假借義以及詞義的發展變化等問題。對此，王國維曾經評價說：「《說文》之學至金壇段氏而洞其奧」；除《說文解字注》外，他尚有《經韻樓集》等著作傳世。
高郵二王，即王念孫(石臞，1744～1832)、王引之(伯申，1766～1834)，他們二人承吳、皖二派之餘緒，在揚州發展起來，是揚州學派的代表人物。
王念孫的父親王安國曾任吏部尚書，他特意請來戴震為王念孫講解經典，在治學方法上，王念孫受到了戴震的啟示與影響。王念孫的著作很多，已經刊刻行世的有《廣雅疏證》二十二卷、《校正廣雅音》十卷、《讀書雜誌》八十二卷等18種。在訓詁音韻方面，王念孫提出「音義相通」的理論，這一訓詁方法被稱為「音訓」，專門以聲音相近、相同的字輾轉訓釋，堅持「就古音以求古義」的方法去進行訓詁，從而使他的考據學達到了時代的頂峰。
王引之為王念孫之子，幼承家學，潛心小學，從音韻、文字、訓詁、校勘入手，校理經籍，著有《經義述聞》和《經傳釋詞》，對文言虛詞有獨創性的研究。
王念孫有未刊遺稿一箱，1922年為羅振玉購得，從中整理出《方言疏證》和《古韻譜》等三種。王國維曾經花了一番功夫，寫成《高郵王懷祖先生訓詁音韻書稿敘錄》一文，收入《觀堂集林》卷八。其中計有：《雅詁表》21冊、《雅詁表》1冊、《爾雅分韻》4冊、《方言廣雅小爾雅分韻》1冊、《古音義雜記》31葉(散片)、《釋大》七篇2冊、《雅詁雜纂》1冊、《疊韻轉語》(散片)、《〈詩經〉群經〈楚辭〉韻譜》7本、《周秦韻譜》1冊、《西漢韻譜》1冊、《詩經群經楚辭合韻譜》3冊、《周秦合韻譜》3冊、《西漢合韻譜》17冊、《諧聲譜》2冊、《古音義索隱》(散片)。王國維對這些手稿經過仔細閱讀，後來他治音韻之學大有所得，與此極有關聯。王國維對王念孫曾有這樣的評價：「案國朝治古韻者，始於昆山顧君，至婺源江君、休寧戴君、金壇段君而剖析益精。至先生與曲阜孔君出，而此學乃大備。先生分古音為無入、有入二大類，與戴、孔二君同，而不用其異平同入及陰陽對轉之說。其分支、脂、之為三，尤、侯為二，真、諄為二，與段君同，又以尤之入聲之半屬侯，與孔君同。而增至、祭二部，則又為段、孔二君之所未及。此六家之於古韻，雖先後疏密不同，其說亦不能強合，然其為百世不祧之宗，則一也。顧五家之書，先後行世，獨先生說，學者謹（僅？）從《經義述聞》卷三十一所載古音二十一部表窺見崖略，今遺稿燦然出於百年之後，亦可謂學者之幸矣。」[12]王國維還評價說：「古韻之學經江、戴諸氏至曲阜孔氏，高郵王氏而盡其微。而王氏父子與棲霞郝氏復運用之，於是詁訓之學大明。使世無所謂古文者，謂小學至此觀止焉可矣。」[13]
從日本回到上海，王國維的學術開始走向成熟。他在寫給羅振玉的一封信中這樣總結說：
維在東數年，始明《說文》之理，反滬後始明訓詁及音韻，近年所得唯此而已。[14]
語雖謙遜，實則王國維已盡得清人學術的精華。
王國維在對清代學術成就進行摸底後觀察到，自乾嘉漢學居於主流，學術界「凡不手許慎、不口鄭玄者，不足以與於學問之事。」[15] 在王國維眼中，清代學術所取得的最重要成就，訓詁、《說文》、音韻三者而已。在《東山雜記》中，王國維對於清代學術還有這樣的描述：
大抵國初諸老，根柢本深，規模亦大，而粗疏在所不免；乾嘉諸儒，亦有根柢，有規模，而加之以專，行之以密，故所得獨多；嘉、道以後，經則主今文，史則主遼金元，地理則攻西北，此數者亦學者所當有事。諸儒所攻，究不為無功。然於根柢規模，遜於前人遠矣。[16]
不管從哪個方面來說，王國維都有意識地將自己既視為乾嘉之學的繼承者，又將自己有意識地區別於乾嘉學者——因為晚近發現的新材料如甲骨文、鐘鼎文等，不僅不在乾嘉學術的範圍之內，甚至也不在章太炎等一代學者的眼中，他的《〈殷虛書契考釋〉後序》一文就是明證。但最集中的意見，表達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見之學問》一文之中，王國維論列自漢代以來所發現的新材料，然後論到最近發現而為前人所無法看到的新材料是：
一，殷墟的甲骨文字；
1899年，王懿榮首先認識並收集甲骨文以來，1903年，劉鶚編印了《鐵雲藏龜》。1904年，孫詒讓依據這一部分甲骨文寫成《契文舉例》二卷，上卷分月日、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國、典禮八章；下卷有文字、雜例兩章，並就甲骨文所涉及的相關問題進行了初步研究。次年，他又寫出《名原》二卷，以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等出土文字資料與《說文解字》所載古籀互相比勘，分析偏旁，以探索古文字大小篆的沿革變化。羅振玉則在甲骨文的收集、出版與研究方面做出了許多貢獻：1910年，出版《殷商貞卜文字考》。1912年，出版《殷虛書契》。1914年，出版《殷虛書契菁華》。1916年，出版《殷虛書契後編》和《殷虛古器物圖錄》等書。他把貞卜事分為八項：祭祀、征伐、田獵、風雨、出入、卜告、卜年、卜敦。而他對殷墟、殷商帝王名號的考定以及所釋500餘個甲骨文字，都堪稱創獲。王國維接觸到甲骨文是在1914年，他為羅氏手寫《殷虛書契考釋》並作題跋，開始利用甲骨文研究歷史，其中尤以殷王朝世系的考訂最為世人所稱道。
二，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
斯坦因在中國西北獲得了大量漢晉間的簡牘，法國漢學家沙畹編為《斯坦因所獲中國簡牘考釋》一書，共收簡牘991片。後來，羅振玉、王國維從其中擇取588片，編為《流沙墜簡》三卷，《考釋》三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這些簡牘，是研究漢晉歷史極為寶貴的史料。
三，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
敦煌石室位於敦煌鳴沙山的石窟寺中，室內藏有很多六朝、唐人所書的卷軸，室外飾以壁畫。
敦煌石室的卷軸，佛典約居百分之九十五，其餘若經、史、子、集之佚著作、雜曲子和唐人通俗小說，也各有若干種。其中還有景教經、摩尼教及古梵文、古波斯文、突厥、回鶻文字所寫的卷子。這些珍貴的遺物對於史學、文學、宗教、藝術及文字學等方面，都有極高的研究、參考價值。
四，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
「內閣」是明、清兩代政令的中樞，到了清朝雍正年間成立軍機處，它的權力才被削減，而它所存的舊檔，大部分是明末清初的舊物。《內閣六庫檔案》載其所藏分存禮、樂、射、御、書、數六庫，前四庫為檔案，除書籍外檔案分為三類：一是明檔，二是清檔，三是清盛京舊檔。1909年，六庫屋損壞，庫中的藏品轉藏於文華殿兩廡，張之洞曾經奏請以閣中藏四朝書籍設京師圖書館，禮、樂、射、御四庫的舊檔，則分別存於國子監南學和學部大堂後樓。1906年，兩處所藏檔案又由歷史博物館移存於端門門洞中；1921年，該館更因經費短缺，把較為破碎的檔案共十五萬斤售於同懋增紙店為造紙原料。羅振玉聞訊後將原物買回，後售於李盛鐸，李盛鐸後又售於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為了研究這一批檔案，專門成立了一個明清史料編刊會，編有《明清史料》三集。
五，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
中國境內，自古以來，除漢族以外，還有許多外族居住，像古代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契丹、西夏諸國，都立國於中國的北部或西北部，英、法、德、俄四國探險隊入新疆獲得了許多這方面的史料，其中除梵文、佉盧文、回鶻文、粟特文以外，還有吐火羅文等。
除了第四項發現王國維並沒有多少研究成果之外，他的研究幾乎涵蓋了其餘的四項，而且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
羅王之學
陳夢家在《殷墟卜辭綜述》中，把羅振玉、王國維在甲骨文方面的貢獻稱為「羅王之學」。他還把「羅王之學」歸納為以下6個方面：（1）熟習古代典籍；（2）承受有清一代考據小學音韻等治學工具；（3）以此整理地下的新材料；（4）結合古地理的研究；（5）以二重證據治史學經學；（6）完成史料之整理與歷史記載之修正的任務。[17]
王國維後來居上的甲骨文研究，不能不說與羅振玉大有關係。
1906年的春天，羅振玉入學部為參事，此時距甲骨文的出土——1899年——有七年多的時間。此前，他雖然見過甲骨文，但並沒有集中精力從事於此。1908年羅振玉從古董商口中得知甲骨文的真正出土地為河南安陽小屯，同時也收到了日本學者林泰輔《清國河南湯陰發現之龜甲》一文，羅振玉作為一位學者的敏感被徹底喚醒了——他開始利用餘暇從事於甲骨文的整理與研究，先成《殷商貞卜文字考》一卷，自序謂：
盡發所藏拓墨，又從估人之來自中州者博觀龜甲獸骨數千枚，選其尤殊者七百，並詢知發現之地乃在安陽縣西五里之小屯，而非湯陰。其地為武乙之虛，又於刻辭者得殷帝王名謚十餘，乃恍然悟此卜辭者實為殷室王朝之遺物。其文字雖簡略，然可證史家之違失，考小學之源流，求古代之卜詰，爰本是三者，以三閱月之力，為考一卷，凡林君所未達，於是乃一一剖析明白。
更重要的還在於，羅振玉還對甲骨文研究作了初步的分類：「考史第一：一殷之故都，二殷帝王之名謚；正名第二：一籀文即古文，二古象形字，因形示意，不拘筆劃；卜法第三：一曰貞，二曰契，三曰灼，四曰致墨，五曰兆坼，六曰卜辭，七曰霾藏，八曰骨卜；余說第四。」僅從這四點來看，羅振玉已經超出前代學者如劉鶚、孫詒讓的研究了，並為後來更加科學的研究奠定了一個最基本的基礎！[18]
隨後，羅振玉幾乎不遺餘力地刊行了一批甲骨文的圖錄和研究成果：
1910年，作《殷商貞卜文字考》一卷；
1911年，從收集的殷虛甲骨二萬枚中精選三千餘片成《殷虛書契前編》二十卷，刊於《國學叢刊》第一至第三卷；
1912年，重編《殷虛書契前編》成八卷，收錄甲骨2229片，付工精印；
1914年，成《殷虛書契菁華》一卷，收錄甲骨68片；
1915年，成《鐵雲藏龜之餘》一卷；
1916年，成《殷虛書契後編》二卷，收入《藝術叢編》；又成《殷虛書契待問編》一卷，手寫石印；
1917年，成《殷文成》三卷，收入《楚雨樓叢書》中，為最早之殷商金文專錄。
對於羅振玉的《殷虛書契考釋》一書，王國維感慨說：這是整個清代三百年來小學發展的「結束」之作！
此時的王國維，雖然已經從哲學中走出，卻沉入於詞曲的研究與資料的收集之中——只是在替羅振玉抄寫《殷虛書契前編》和《菁華》二稿時，才「頗得窺知大體，揚榷細目」。王國維從學術史的角度評價羅振玉說：學者們研究古文字，是從乾嘉之際開始萌芽，雖然尚有一些以研究小學音韻著名的學者健在，但沒能來得及做這方面的工作。阮元有這方面的著作，也不過是模仿宋人略加詮次而已。至於一些「俗儒鄙夫」，未通字例，未習舊藝，認為古文字年代久遠，知道的人也少，就像一處等待開墾的荒園，也像容易畫出來的鬼魅，於是競相無所忌憚地發動自己的想像。莊葆琛、龔定庵、陳頌南雖以此著名，但古文字到此已經是厄之極矣。稍後，瑞安孫詒讓還能守一些規矩，吳縣吳大澂也獨具懸解，可惜他們都未能創通條例、開發奧秘像段玉裁研究《說文》一樣，也未能像戴震、段玉裁、王氏父子、郝懿行研究聲音訓詁那樣。所以，王國維懷有兩種遺憾：段玉裁對文字有極深邃的研究，卻沒有見到更多的古文字，吳大澂的見解不比段玉裁差，可惜他卻因為做官而不能專心於此——在王國維看來，只有羅振玉才具備這樣才能：他早年治文字故訓，隨後博覽群書，多識古器物，「才」與「識」都可以和段、吳二人相匹配。至於能夠從容問學、飽看經典，又是吳大澂所不能企及的。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一書的問世，王國維認為這是足以和清代三百年間發展至極的訓詁、《說文》、小學相媲美的大著作。而更可貴的在於，羅振玉首次為古文字分別部目、創立義例，使後人有治古文字者能從此書入手。即使有研究《說文》的人，也不能不探源於此也。
在王國維的自述中，王國維並不諱言自己在學術方面受到過羅振玉的啟示。
一，見於《國朝金文著錄表自序》中：「東渡後，時從參事問古文字之學，因得盡閱所藏拓本」；
二，見於《殷書契考釋後序》中：「余從先生游久，時時得聞緒論」；
三，即使到了晚年，王國維在演講中也提到羅振玉對他的啟示：「審釋文字，自以羅氏為第一，其考定小屯之為故殷虛及審釋殷帝王名號，皆由羅氏發之。余據此種材料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以證《世本》、《史記》之為實錄；作《殷周制度論》，以比較二代之文化。」[19]
羅振玉也有類似的記載。如《三代吉金文存序》中所說：「往居海東，亡友忠愨公從予治古彝器文字之學，予以古金文無目錄，勸公編《金文著錄表》。」
雖然在《魯迅與王國維》一文中，郭沫若相信了王國維乃由羅振玉逼債而死的說法，但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的自序中，卻不得不承認，羅振玉的功勞即在為研究者們提供了無數的真實的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收集、保藏、流傳、考釋，實在是中國近三十年來文化史上應該大書特書的一項事件。還有他關於金石器物、古籍佚書之搜羅頒布，其內容之豐富，甄別之謹嚴，成績之浩瀚，方法之嶄新，在他的智力之外，怕也要有莫大的財力才能辦到的。郭沫若甚至斷言，大抵在目前欲論中國的古學，欲清算中國的古代社會，我們是不能以羅、王二家之業績為其出發點了。[20]
另外，王國維對敦煌石室寫本的注意與研究，同樣也離不開羅振玉。
1907年5月，法國伯希和將在敦煌獲得的古寫本攜過北京，羅振玉、蔣伯斧、董康以及王國維均前往觀看，羅振玉的學術敏感促使他立即上奏學部，請求保存餘下的敦煌遺物，自己也展開敦煌文獻的搜求與整理工作。王國維除了幫助羅振玉編輯出版了《敦煌石室遺書》、《鳴沙石室佚書》等8種敦煌遺書之外，自己也寫了三十多篇相關文章。
1918年7月，王國維為羅振玉的《雪堂校刊群書敘錄》撰序，對羅振玉讚賞道：
近世學術之盛，不得不歸諸刊書者之功。刊書之家，約分二等：一曰好事，二曰篤古。若近世吳縣之黃、長塘之鮑、虞山之張、金山之錢，可謂好事者矣。若陽湖孫氏、錢塘盧氏，可謂篤古者矣。然此諸氏者，皆生國家全盛之日，物力饒裕，士大夫又崇尚學術，諸氏或席豐厚，或居京師之位，有所憑藉，其事業未可雲卓絕也。若夫生無妄之世，小雅盡廢之後，而以學術存亡為己責，搜集之、考訂之、流通之，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其尚，極天下之至艱而卒有以達其志，此於古之刊書者未之前聞，始於吾雪堂先生見之。嘗譬之為人臣者，當無事之世，事聖明之主，雖有賢者，當官守法而已。至於奇節獨行與宏濟之略，往往出於衰亂之世，則以一代興亡與萬世人紀之所繫，天固不惜生一人者以維之也，學術亦然。孫、盧諸氏之於刊書，譬之人臣當官守法而已。至於神物之出不與世相應，天既出之，固不忍聽其存亡，而如先生之奇節宏略，乃出於其間，亦以學術存亡之所繫，等於人紀之存亡，故天不惜生一二人者以維之也。先生校刊之書，多至數百種，於其殊尤者皆有敘錄。戊午夏日，集為二卷，別行於世。案先生之書，其有功於學術最大者，曰《殷虛書契前後編》，曰《流沙墜簡》，曰《鳴沙古室古佚書》及《鳴沙石室古籍叢殘》。此四者之一，已足敵孔壁、汲塚之所出。其餘所集之古器、古籍，亦皆間世之神物，而大都出于先生之世。顧其初出，舉世莫之知，知亦莫之重也。其或重之者，搜集一二，以供秘玩，斯已耳。其欲保保存之、流傳之者，鑒於事之艱巨，輒中道而廢。即有其願與力矣，而非有博識毅力如先生者，其書未必能成，成亦未必能多且速。而此間世而出之神物，固將有時而毀，是雖出猶不出也。先生獨以學術為性命，以此古器、古籍為性命所寄之軀體。思所以壽其軀體者，與常人之視養其口腹無以異。辛亥以後，流寓海外，鬻長物以自給，而殷虛甲骨與敦煌古簡佚書先後印行，國家與群力之所不能為者，竟以一流人之力成之。他所印書籍，亦略稱是。旅食八年，印書之費以巨萬計，家無旬月之蓄，而先生安之。自編次、校寫、選工、監役，下至裝潢之款式，紙墨之料量諸凌雜煩辱之事，為古學人所不屑為者，而先生親之。舉力之所及，而惟傳古之是務，知天既出神物，復生先生於是時，固有非偶然者。《書》有之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先生之功業，可謂崇且廣矣。而其志與勤，世殆鮮知之，故書以為之序，使世人知先生之所以成就此業者，固天之所啟，而非好事者與尋常篤古家所能比也。[21]
從王國維的筆下流出這麼多的溢美之辭，當不是屬於一般的吹噓，而毋寧是一種由衷的感佩。
別開生面的經學研究
1913年春天，羅振玉在淨土寺町所建新居落成，羅氏全家遷入。[22]王國維的住處離此不遠，幾乎每天都與羅振玉一同或整理圖書或讀書。在羅振玉的啟發與誘導之下，年已37歲的王國維開始重新點讀經書。以下是一些記錄：1913年3月16日起至4月24日，將《周禮註疏》點讀畢；自5月26日至7月12日，讀《儀禮註疏》畢；自9月22日至11月21日，讀《儀禮註疏》畢。在閱讀《三禮註疏》的同時，也將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讀了一遍——此時的王國維，進入了他在學術研究方面的第三個時期：全力於經史之學，尤其是在上古史、甲骨文、音韻學、考古學等方面即將取得突破性的成就。
從1913年開始重新閱讀《十三經註疏》後數年間，王國維一直關注經學問題，並思考從哪裡入手研究經學最為合適。顧頡剛曾經認為，現代學者無論研究考古學、古文字學、社會史還是民族學，「皆欲跳過經學的一重關，直接從經中整理出古史來」，他認為王國維的學術路數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23]顧氏所說未必全然正確，然而也確實反映出王國維治經學並不像顧頡剛所希望的那樣從辨別家派入手，從家派中求出其條理然後各還其本來面目，然後再見出歷史的真相——王國維研究經學的方式是獨特的。
在讀書溫經的同時，王國維開始撰寫他在經史方面的第一篇論文：《明堂廟寢通考》。在寫給繆荃孫的信中，他極為興奮地提到了這篇文章：
頃多閱金文，悟古代宮室之制，現草《明堂廟寢通考》一書，擬分三卷。己說為第一卷（已成），次駁古人說一卷，次圖一卷。此書全根據金文、龜卜文而以經證之，無乎不合。脫稿之後，再行呈教。[24]
明堂之制，歷來聚訟不決。因這種制度起源非常之早，秦時已經無法瞭解其具體制度如何，漢時諸家歧義尤多，王國維彙集眾說，用演繹、歸納、比較等方法，詳加分析，用甲骨文、金文、《史記》、《考工記》及其它古籍證明了明堂之制為古代宮室宗廟燕寢的通制。
所以對於經學，王國維既不像康有為那樣屬於今文學傳統，也不像章太炎那樣屬於古文學傳統，他從另外一個角度即充分運用甲骨文、金文以及新出材料對經學做出了自己的反應。從某種意義上講，他的研究也回應了清末的古今文之爭。梁啟超在《王靜安先生紀念號序》中說：
先生貢獻於學界之偉績，其章章在人耳目者，若以今文創讀殷虛書契，而因以是正商周間史跡及發見當時社會制度之特點，使古文砉然改觀。[25]
梁啟超的話乍看極其突兀，什麼是「以今文創讀殷虛書契「？「古文」又是怎樣「砉然改觀」的？該作如何解釋呢？當年清華國學院的學生周傳儒在自傳中提到，王國維「認《周禮》是偽書，而《禮記》是孔門弟子所作，故不講。」 [26]王國維以《周禮》為偽書，自然不是古文家而是今文家的看法。但是王國維所關心的經學問題，卻屬於古文系統——明乎此，梁啟超的話似乎落到了實處。
什麼是「古文」？「古文」的意義是什麼？王國維對此極為在意。
廖平認為古今文之分並不在文字，而在是否立於學官之別，他強調指出，今文學祖《王制》，古文學祖《周禮》，今文學祖孔子，古文學祖周公，今文學為經學，古文學為史學。後來廖平又屢變其說，但他的這種看法為許多學者所接受。
對於今古文之分，王國維是從文字學的角度對此展開考察的。
劉墨
在整理國故運動中深受尊敬的前輩學者，與其說是章太炎或康有為，倒不如說是王國維更為準確。
胡適不僅拉王國維為《國學季刊》寫稿，而且推薦他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傅斯年則譏刺章太炎而表彰王國維。儘管顧頡剛在《古史辨》第一冊的《自序》中認為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雜有「偽史」，但他卻承認，王國維是他學術上的真正導師。比如顧頡剛在《〈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一文中挖掘出《周易》中的五個故事（一，王亥喪牛羊於有易的故事；二，高宗伐鬼方的故事；三，帝乙歸妹的故事；四，箕子明夷的故事；五，康侯用錫馬蕃庶的故事），在第一個故事之中，顧頡剛就借用了王國維在《山海經》、《竹書紀年》和《楚辭》中發現的資料然後以自己在《易經》中發現的文獻相佐證。1927年王國維自沉以後，顧頡剛寫文悼念王國維時提到，康有為教給他「勇」和「大刀闊斧」，王國維則教給他「怯」和「細針密縷」。他還認為，崔述與康有為的功績在「破壞偽的古史」，而王國維則在「建設真古史」。所以王國維對於20世紀二三十年代古史研究的貢獻之大，幾乎無人能比。郭沫若這樣評價他說：「王國維……遺留給我們的是他知識的產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樓閣，在幾千年來的舊學的城壘上，燦然放出一段異樣的光輝。」[1]
王國維治學採用近代科學方法，將地下資料與紙上文獻相印證，重視開拓新的領域，既突破了清代漢學，也成為新學術的奠基者，因而得到新文化陣營的普遍認同。
從文哲之學轉向經史之學
1893年，王國維肄業於杭州著名的崇文書院；1894年，他應試不中。所以不中，按陳守謙的說法：「君於學不沾沾於章句，尤不屑就時文繩墨，故癸巳大比，相偕入闈，不終場而歸，以是知君之無意於科名也。」[2]後來王國華也說，王國維沒有考中出於三個原因：一是精力沒有放在四書、五經而是放在了史書和其它雜書上面，二是重考據，三是好談時務，嗜古籍——從中可見王國維早年的學術興趣。
初入學術門徑的王國維，對清代盛行的考據學有濃厚的興趣，這種興趣最初體現在他對俞樾《群經平議》一書的補訂方面。《群經平議》共三十五卷，俞氏根據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的方法，校正《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大戴禮記》、《春秋公羊傳》、《春秋左氏傳》、《論語》、《孟子》、《爾雅》及《國語》諸書的句讀，除審定字義、辨別古文假借之外，還十分注意分析其中的特殊文法及修辭現象，對有關經典的錯誤進行了考證和補訂。王國維在對此書認真加以研讀之後也仿照俞樾逐一批駁漢代鄭玄的方法，撰文進行「條駁」。文成之後被其父王乃譽發現，其父在日記中記：「見靜條駁俞氏《群經平議》，太率直，既自是，又責備人。至論筆墨，匪有確見，宜含蓄謙退以書，否則，所言非是，徒自取妄；即是，亦自尊太過，必至招尤集忌。故[宜]痛戒所習。」不管王乃譽的意見正確與否，我們應該發現，王國維日後從事國學所運用的方法與所取得的成就，不能不說與此一閱讀經歷有關——俞樾是正統乾嘉學術的繼承者，對他的閱讀與批判，可以視為王國維學術研究的一個最初起點。
不過，隨著時勢的變化，王國維很快就投入了西學的研究之中。從以下系年中可以見出王國維學術旨趣之所在：
——光緒二十六年（1900），24歲，從東文學社畢業返里，自習英文。年底，由羅氏資助，東渡日本東京物理學校習數理。是年撰《〈歐羅巴通史〉序》，譯《勢力不滅論》（The Theory of The Conservation of Energy）、《農事會要》等。
——光緒二十七年（1901），25歲，春，在日本東京物理學校留學，夏歸國，協助羅振玉編《教育世界》雜誌，此後，其哲學及文學方面的撰述常刊載於此。是年，撰《崇正講捨碑記略》，譯《教育學》、《算術條目及教授法》等。
——光緒二十八年（1902），26歲。春，始讀社會學、心理學、論理學（即邏輯學）、哲學等書，尤關注人生問題。夏，張謇在南通創辦通州師範學堂，欲聘一心理學、哲學、倫理學教員。經羅振玉推薦，王國維應其一年之聘。是年譯《教育學教科書》。
——光緒二十九年（1903），27歲。3月，應聘至通州師範學堂任教，通讀叔本華、康德之書。《鐵雲藏龜》影印刊行。是年撰《哲學辨惑》、《論教育之宗旨》、《叔本華像贊》、《汗德像贊》，譯《西洋論理學史要》。
——光緒三十年（1904），28歲。8月，羅振玉在蘇州創辦江蘇師範學堂，自任監督，籐田豐八為總教習，王國維來校任教。仍鑽研叔本華思想，並深受其影響。是年撰《孔子之美育主義》、《就倫理學上之二元論》（後易名為《論性》）、《尼采之教育觀》、《叔本華之遺傳說》、《教育偶感二則》、《汗德之哲學說》、《汗德像贊》、《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說》、《國朝漢學派戴阮二家之哲學說》、《紅樓夢評論》、《書叔本華遺傳說後》、《叔本華與尼采》、《釋理》。
——光緒三十一年（1905），王國維29歲，致力於研讀康德學說。9月，彙編甲辰(1904)以來刊於《教育世界》之文十二篇，為《靜庵文集》，附古今體詩五十首，名《靜庵詩稿》。是年撰《周秦諸子之名學》、《子思之學說》、《孟子之學說》、《荀子之學說》、《論近年之學術界》、《論新學語之輸入》、《論哲學家及美術家之天職》、《論平凡之教育主義》、《靜庵文集自序》。
——光緒三十二年（1906），30歲。春，隨羅振玉進京，暫住羅家。4月，集數年間（1904~1906）所填詞61闕成《人間詞甲稿》刊行。是年撰《教育小言十二則》、《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教育家之希爾列爾（即席勒）傳》、《德國哲學大家汗德傳》、《墨子之學說》、《老子之學說》、《汗德之倫理學及宗教論》、《原命》、《去毒篇（雅片煙之根本治療法及將來教育上之注意）》、《孟子之倫理思想一斑》、《列子之學說》、《紀言》、《論普及教育之根本辦法（條陳學部）》、《教育小言十則》、《文學小言十七則》、《屈子文學之精神》等。[3]
無疑，此時的王國維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文學和哲學方面，而且在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他成為20世紀初期中國文學、哲學界的重要人物。
沉浸於西學與哲學中的王國維，對於經學自然別有見解。早在1906年，王國維《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一文中就表達了他對經學的思考。
王國維雖然已經覺察到張之洞流露在《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裡面的根本用意在於「懼邪說之橫流，國粹之喪失之意」。王國維還推測，張之洞將經學與文學區別開來，其目的在於尊崇經學，不想使孔孟之書與外國文學相等。但他並不體諒張之洞的用心，而是從「國家學術」發展的角度認為，張之洞所設計的大學課程的根本缺陷在於缺哲學一科。而哲學的廢除，勢將引起三個方面的「災難性」後果：一，必以哲學以為害之學；二，必以哲學為無用之學；三，必以外國之哲學與中國古來之學術不相容。[4]王國維還從大學的理念上認為，張之洞所設想的大學固然是國家最高之專門學校，但是從課程的設置上來看，卻不過是專門中的普通學，以及只為後來的研究作一準備工作而已。因此目前應該傳授世界上最進步的學問，使所學者知道它們的研究方法。
但王國維僅在數年之後，就重新拾起了經學。
辛亥革命之後的東渡日本，成了王國維一生重要的轉折點，同時也是王國維學術發生變化的轉折點。日本學者狩野直喜在回憶王國維的文章中曾經這樣寫道：「從來京都開始，王君在學問上的傾向，似有所改變。這是說，王君似乎想更新中國經學的研究，有志於創立新見解。例如在談話中，我提到西洋哲學，王君總是苦笑著說，他不懂西洋哲學，其後從元代雜劇的研究擴大，成《宋元戲曲史》，此書對王君可說是業餘的著述。正如其常謂，雜劇的研究以《宋元戲曲史》為終結，以後不再研究了。當時王君學問研究的領域，已轉了一個方向，當時王君似在精讀《十三經註疏》，前四史也正精讀之列。寓居京都閒暇日多，自然耽於精讀，為讀書而翻破書，是件有意義的事。除非有很多閒暇，不然那是不可能的。我想或許是上帝厚愛王君，給予他此一大好機會。」[5]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狩野直喜所觀察到的王國維轉入「更新中國的經學研究」方面。
王國維所以在學術上發生轉變，一方面有源於內在的動力，另一方面也與羅振玉有關。狩野內直曾提到這一點說：「王君寓居京都期間，日夜與羅叔言君生活與共。正如眾所周知，羅君是小學金石方面冠絕一時的學者，而且也收藏甚多古物。王君與羅君在學問上朝夕相砌磋。」這是一個準確可信的回憶。
老練的羅振玉在《丁戌稿》中所撰王國維傳記說：
初公治古文辭，自以所學根柢未深，讀江子屏《國朝漢學師承記》，欲於此求修學塗徑。予謂江氏說多偏駁，國朝學術實導源於顧亭林處士，厥後作者輩出，而造詣最精者為戴氏震、程氏易疇、錢氏大昕、汪氏中、段氏玉裁，及高郵二王，因以諸家書贈之。公雖加流覽，然方治東西洋學術，未遑專力於此。課餘復從籐田博士治歐文，並研究西洋哲學、文學、美術，尤喜韓圖（引者按：即康德）、叔本華、尼采諸家之說，發揮其旨趣，為《靜安文集》，在吳刻所為詩詞，在都門攻治戲曲，著書甚多，並為藝林所推重。至是，予乃勸公專研國學，而先於小學訓詁植其基。並與論學術得失，謂「尼山之學在信古，今人則信今而疑古，國朝學者疑古文《尚書》，疑《尚書孔注》，疑《家語》，所疑固未嘗不當，及大名崔氏著《考信錄》，則多疑所不疑矣。至於晚近，變本加厲，至謂諸經皆出偽造。至歐西哲學，其立論多似周秦諸子，若尼采諸家學說，賤仁義、薄謙遜、非節制，欲創新文化以代舊文化，則流弊滋多，方今世論益歧，三千年之教澤不絕如線，非矯枉不能反經。士生今日，萬事無可為，欲拯此橫流，捨以經信古莫由也。公方年壯，予亦未至衰暮，守先待後，期與子共勉之」……公既居東海，乃盡棄所學而寢饋於往予所贈諸家之書，予復盡出大雲書庫藏書五十萬卷，古器物銘識拓本數千通，古彝器及他古器物千餘品，恣公搜討，復與海內外學者移書論學：國內則沈乙庵（曾植）尚書，柯蓼園（紹忞）學士，歐洲則沙畹及伯希和博士，海東則內籐湖南、狩野子溫、籐田劍峰諸博士，及東西兩京大學諸教授。每著一書，必就予商體例、衡得失。如是者數年，所造乃益深且醇。[6]
欲理解學問轉型時期的王國維，羅振玉的提示非常重要。
如果只停留在對傳統學術的瞭解與繼承上，王國維並不足以成為王國維，他的重要性在於，切切實實地將來自於科學的方法運用到了學術研究之中，因此更新了中國經史之學的研究。在早年，王國維對於中西學術之間的差距就有這樣的看法：
抑我國人之特質，實際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質，思辨的也，科學的也，長於抽像而精於分類，對世界一切有形無形之事物，無往而不用綜括（Generl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語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國人之所長，寧在於實踐之方面，而於理論之方面，則以具體的知識為滿足，至分類之事，則除迫於實際之需要外，殆不欲窮究之也……故我中國有辯論而無名學，有文學而無文法，足以見抽像與分類二者，皆我國人之所不長，而我國學術尚未達自覺（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7]
可能我們今天不再使用這樣的比較方式，但足以代表王國維在此一時期的學術努力：在于思辨、科學、綜括、分析諸法的填充與運用。相應地，王國維對於國學研究最為系統的看法，集中在1911年《國學叢刊》序言之中：
今專以知言，則學有三大類，曰科學也、史學也、文學也。
凡事物必盡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學之所有事也。
而欲求知識之真與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與其變遷之故，此史學之所有事也。
若夫知識道理之不能表以議論，而但可表以情感者，與夫不能求諸實地，而但可求諸想像者，此則文學之所有事也。
夫天下之事物，自科學上觀之與自史學上觀之，其立論各不同。自科學上觀之，則事物必盡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凡吾智之 不能道而吾心之所不能安者，雖聖賢言之有所不信焉，雖聖賢行之有所不慊焉！
自史學上觀之，則不獨事理之真與是者足資研究而已，即今日所視為不真之學說，不是之制度風俗，必有所以成立火由，與其所以適於一時之故，其因存於邃古，而其果及於方來，故材料之足資參考者，雖至纖悉不敢棄焉！
然治科學者，必有待於史學上之材料，而治史學者，亦不可無科學之知識。
余謂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講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特余所謂中學，非世之君子所謂中學；所謂西學，非今日學校所授之西學而已！治《毛詩》、《爾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諸學，而治博物學者，苟質《詩》《騷》草木之名狀而不知焉，則於此學固未為善。必如西人之推算日蝕，證梁虞鄺、唐一行之說以明《竹書紀年》之非偽，由《大唐西域記》以發釋迦之支墓，斯為得矣……學問之事，本無中西，彼鰓鰓焉慮二者之不能並立者，真不知世間有學問事者矣！[8]
其中雖然有了一些變化，即認為「學問之事，本無中西」，但從這個序言中明顯可見，王國維的學術觀點中有很深的西學意蘊。
培根曾經將文、史、哲三者並舉，1605年出版《學術的發展》（Advancement of Learning），1623年又加以修訂。他把全體學問分為史學、哲學與詩，其劃分理由在於人的心智的能力，因為在他看來，心智有三種能力：一曰記憶（Memory），二曰想像(Imagination)，三曰理性(Reason)。其中歷史屬於記憶，詩與想像有關，哲學為關於理性者。從孔德、斯賓塞等人開始，史、哲、詩的分法已經不足以適應現代學問的分類，因此另創新分類法，以求適應現代學問所達到的程度，於是依據自然科學以構建人文科學，科學也在人文科學中佔據了重要的位置，甚至能夠決定歷史、哲學等學問的性質。[9]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此處王國維並沒有提及他早年所摯愛的哲學，而是以「科學」取代了它。
王國維並沒有刻意限制自己對西方價值的接受，而且他也從來沒有將自己所研究的傳統加以高度的理想化。在「情感」與「可信」之間，他寧願相信建立在理性基礎之上的「可信」，科學的價值正在於它能夠使人在思想方法和客觀性方面得到最好的訓練。
在20世紀初期，科學的傳播成為一種獨立的運動，而且它被作為一種思想被引進以取代舊的文化價值。雖然王國維關注的科學並不是為了取代儒家信仰而是知識或方法問題，即只有通過科學方法獲得的知識，才是唯一可靠的知識。不過，對於科學的信任，王國維也是有限度的，他不像胡適或丁文江等人那樣狂熱。一個簡單的例子是，王國維在面對自身所處的學術界時曾發出這樣的感慨：「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蔑古者出於科學上之見地，而不知有史學；尚古者出於史學上之見地，而不知有科學。」在他看來，蔑古與尚古是將「科學」與「史學」分開來看的，只有將歷史與科學結合在一起，才會有令人滿意的學術成就。
與乾嘉學術傳統的關係
比王國維年長11歲並更早進入清代考據學譜系的羅振玉，顯然更為熟悉清代學者的情況，他為王國維勾劃出了顧亭林－戴震－程易疇－錢大昕－汪中－段玉裁－高郵二王這樣一條學術路線，同時也將自己納入到了這一條線索之中。[10]
顧亭林是清代學術的開山人物，他擴大了儒家經典文獻研究和歷史研究的範圍，並廣泛運用各種輔助學科如金石學、考古學、歷史語言學、地理學等，提倡嚴格、客觀、實證的分析、論證方法，從而恢復了最古老的註疏家的傳統學風。這一傳統可以上溯到漢代。
在顧炎武之後，最能代表清代學術水準和方法的是戴震，他研究古韻並把它作為借助小學恢復經典的手段，希望通過訓詁而理解義理。戴震及其弟子繼承漢代學者的治經方法，力求嚴格而準確地運用古典文獻。他還受過17、18世紀引進的西方實證科學的影響，他在天文歷算方面的成就是不可忽視的。另外，戴震的《原善》和《孟子字義疏證》代表了18世紀哲學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晚年的戴震參與了《四庫全書》的編纂，在此期間他除了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五種古代數學文獻之外，還整理了向來以難以研究著稱的《水經注》。晚期王國維將精力集中在《水經注》的研究方面，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針對戴震而發的。
同樣是安徽人的程瑤田數十年孜孜不倦於學問，他精通訓詁，治學注重實證，在治學方法上儼然已有「用實物以整理史料」之風。程瑤田開啟了傳統史料同博物考古相結合的新路，他可能是那個時代的學者中最重視文獻與實物相證的人。他為考證《周禮》中「九谷」的正偽，不僅親臨田野考察，向農民請教，而且自己還進行了種植試驗，並廣集實物標本以資辨析，這種極其嚴謹的治學方法，使他能突破經傳註疏的藩籬，提出一些新觀念。他在數學、天文、地理、生物、農業種植、水利、兵器、農器、文字、音韻等領域都有深入研究，堪稱一代通儒，主要著作有《釋蟲小記》、《釋草小記》、《禹貢三江考》、《周髀矩數圖注》等26種。79歲時，他將自己的著作編了一部四十二卷的《通藝錄》。《通藝錄》近百萬言，淹貫浩博，新意迭出，顯示了作者在經學、史學、語言文字、數學、天文、地理、生物、音樂、書法、篆刻等方面的精深修養，顯示了作者不務虛義、重視實學的學風。
錢大昕是乾嘉學術的佼佼者，他重視金石學、校勘學、目錄學，他將這些學科應用在經籍考證、文獻考證、歷史地理、天文歷算的研究方面，在歷史學尤其是元史方面，為近代研究元代史學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段玉裁28歲時入京師拜戴震為師，46歲時辭官後隱居於蘇州，閉門著書。1776年，他開始著手具有長編性質的《說文解字讀》，歷時19年告成，共五百四十卷。隨後他又在此基礎之上，歷時13年加工成《說文解字注》，代表著清代說文學研究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王念孫在《說文解字注序》中說：「《說文》之為書，以文字而兼聲音訓詁者也……吾友段氏若膺，於古音之條理，察之精、剖之密，嘗為《六書音均表》，立十七部以綜核之。因是為《說文注》，形聲讀若，一以十七部之遠近分合求之，而聲音之道大明；於許氏之說正義、借義，知其典要，觀其會通，而引經與今本異者，不以本字廢借字，不以借字易本字，揆諸經義，例以本書，若合符節，而訓詁之道大明。訓詁、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學明，蓋千七百年來無此作矣！」[11]段玉裁研究音韻學，繼承顧炎武、江永二家古音韻分部並加以改進，創立了「同諧聲者必同部」與「合韻」說，為後來研治古音韻者提供了理論依據。通過對《說文》的註釋，段玉裁已經初步提出和解決了一些有關漢語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以及詞彙學方面的重大問題。另外，段玉裁比較突出的貢獻在於詞彙學方面的研究——他已經注意到字與詞的關係、詞的音義關係、對同義詞的辨析、詞的本義、引申義、假借義以及詞義的發展變化等問題。對此，王國維曾經評價說：「《說文》之學至金壇段氏而洞其奧」；除《說文解字注》外，他尚有《經韻樓集》等著作傳世。
高郵二王，即王念孫(石臞，1744～1832)、王引之(伯申，1766～1834)，他們二人承吳、皖二派之餘緒，在揚州發展起來，是揚州學派的代表人物。
王念孫的父親王安國曾任吏部尚書，他特意請來戴震為王念孫講解經典，在治學方法上，王念孫受到了戴震的啟示與影響。王念孫的著作很多，已經刊刻行世的有《廣雅疏證》二十二卷、《校正廣雅音》十卷、《讀書雜誌》八十二卷等18種。在訓詁音韻方面，王念孫提出「音義相通」的理論，這一訓詁方法被稱為「音訓」，專門以聲音相近、相同的字輾轉訓釋，堅持「就古音以求古義」的方法去進行訓詁，從而使他的考據學達到了時代的頂峰。
王引之為王念孫之子，幼承家學，潛心小學，從音韻、文字、訓詁、校勘入手，校理經籍，著有《經義述聞》和《經傳釋詞》，對文言虛詞有獨創性的研究。
王念孫有未刊遺稿一箱，1922年為羅振玉購得，從中整理出《方言疏證》和《古韻譜》等三種。王國維曾經花了一番功夫，寫成《高郵王懷祖先生訓詁音韻書稿敘錄》一文，收入《觀堂集林》卷八。其中計有：《雅詁表》21冊、《雅詁表》1冊、《爾雅分韻》4冊、《方言廣雅小爾雅分韻》1冊、《古音義雜記》31葉(散片)、《釋大》七篇2冊、《雅詁雜纂》1冊、《疊韻轉語》(散片)、《〈詩經〉群經〈楚辭〉韻譜》7本、《周秦韻譜》1冊、《西漢韻譜》1冊、《詩經群經楚辭合韻譜》3冊、《周秦合韻譜》3冊、《西漢合韻譜》17冊、《諧聲譜》2冊、《古音義索隱》(散片)。王國維對這些手稿經過仔細閱讀，後來他治音韻之學大有所得，與此極有關聯。王國維對王念孫曾有這樣的評價：「案國朝治古韻者，始於昆山顧君，至婺源江君、休寧戴君、金壇段君而剖析益精。至先生與曲阜孔君出，而此學乃大備。先生分古音為無入、有入二大類，與戴、孔二君同，而不用其異平同入及陰陽對轉之說。其分支、脂、之為三，尤、侯為二，真、諄為二，與段君同，又以尤之入聲之半屬侯，與孔君同。而增至、祭二部，則又為段、孔二君之所未及。此六家之於古韻，雖先後疏密不同，其說亦不能強合，然其為百世不祧之宗，則一也。顧五家之書，先後行世，獨先生說，學者謹（僅？）從《經義述聞》卷三十一所載古音二十一部表窺見崖略，今遺稿燦然出於百年之後，亦可謂學者之幸矣。」[12]王國維還評價說：「古韻之學經江、戴諸氏至曲阜孔氏，高郵王氏而盡其微。而王氏父子與棲霞郝氏復運用之，於是詁訓之學大明。使世無所謂古文者，謂小學至此觀止焉可矣。」[13]
從日本回到上海，王國維的學術開始走向成熟。他在寫給羅振玉的一封信中這樣總結說：
維在東數年，始明《說文》之理，反滬後始明訓詁及音韻，近年所得唯此而已。[14]
語雖謙遜，實則王國維已盡得清人學術的精華。
王國維在對清代學術成就進行摸底後觀察到，自乾嘉漢學居於主流，學術界「凡不手許慎、不口鄭玄者，不足以與於學問之事。」[15] 在王國維眼中，清代學術所取得的最重要成就，訓詁、《說文》、音韻三者而已。在《東山雜記》中，王國維對於清代學術還有這樣的描述：
大抵國初諸老，根柢本深，規模亦大，而粗疏在所不免；乾嘉諸儒，亦有根柢，有規模，而加之以專，行之以密，故所得獨多；嘉、道以後，經則主今文，史則主遼金元，地理則攻西北，此數者亦學者所當有事。諸儒所攻，究不為無功。然於根柢規模，遜於前人遠矣。[16]
不管從哪個方面來說，王國維都有意識地將自己既視為乾嘉之學的繼承者，又將自己有意識地區別於乾嘉學者——因為晚近發現的新材料如甲骨文、鐘鼎文等，不僅不在乾嘉學術的範圍之內，甚至也不在章太炎等一代學者的眼中，他的《〈殷虛書契考釋〉後序》一文就是明證。但最集中的意見，表達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見之學問》一文之中，王國維論列自漢代以來所發現的新材料，然後論到最近發現而為前人所無法看到的新材料是：
一，殷墟的甲骨文字；
1899年，王懿榮首先認識並收集甲骨文以來，1903年，劉鶚編印了《鐵雲藏龜》。1904年，孫詒讓依據這一部分甲骨文寫成《契文舉例》二卷，上卷分月日、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國、典禮八章；下卷有文字、雜例兩章，並就甲骨文所涉及的相關問題進行了初步研究。次年，他又寫出《名原》二卷，以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等出土文字資料與《說文解字》所載古籀互相比勘，分析偏旁，以探索古文字大小篆的沿革變化。羅振玉則在甲骨文的收集、出版與研究方面做出了許多貢獻：1910年，出版《殷商貞卜文字考》。1912年，出版《殷虛書契》。1914年，出版《殷虛書契菁華》。1916年，出版《殷虛書契後編》和《殷虛古器物圖錄》等書。他把貞卜事分為八項：祭祀、征伐、田獵、風雨、出入、卜告、卜年、卜敦。而他對殷墟、殷商帝王名號的考定以及所釋500餘個甲骨文字，都堪稱創獲。王國維接觸到甲骨文是在1914年，他為羅氏手寫《殷虛書契考釋》並作題跋，開始利用甲骨文研究歷史，其中尤以殷王朝世系的考訂最為世人所稱道。
二，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
斯坦因在中國西北獲得了大量漢晉間的簡牘，法國漢學家沙畹編為《斯坦因所獲中國簡牘考釋》一書，共收簡牘991片。後來，羅振玉、王國維從其中擇取588片，編為《流沙墜簡》三卷，《考釋》三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這些簡牘，是研究漢晉歷史極為寶貴的史料。
三，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
敦煌石室位於敦煌鳴沙山的石窟寺中，室內藏有很多六朝、唐人所書的卷軸，室外飾以壁畫。
敦煌石室的卷軸，佛典約居百分之九十五，其餘若經、史、子、集之佚著作、雜曲子和唐人通俗小說，也各有若干種。其中還有景教經、摩尼教及古梵文、古波斯文、突厥、回鶻文字所寫的卷子。這些珍貴的遺物對於史學、文學、宗教、藝術及文字學等方面，都有極高的研究、參考價值。
四，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
「內閣」是明、清兩代政令的中樞，到了清朝雍正年間成立軍機處，它的權力才被削減，而它所存的舊檔，大部分是明末清初的舊物。《內閣六庫檔案》載其所藏分存禮、樂、射、御、書、數六庫，前四庫為檔案，除書籍外檔案分為三類：一是明檔，二是清檔，三是清盛京舊檔。1909年，六庫屋損壞，庫中的藏品轉藏於文華殿兩廡，張之洞曾經奏請以閣中藏四朝書籍設京師圖書館，禮、樂、射、御四庫的舊檔，則分別存於國子監南學和學部大堂後樓。1906年，兩處所藏檔案又由歷史博物館移存於端門門洞中；1921年，該館更因經費短缺，把較為破碎的檔案共十五萬斤售於同懋增紙店為造紙原料。羅振玉聞訊後將原物買回，後售於李盛鐸，李盛鐸後又售於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為了研究這一批檔案，專門成立了一個明清史料編刊會，編有《明清史料》三集。
五，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
中國境內，自古以來，除漢族以外，還有許多外族居住，像古代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契丹、西夏諸國，都立國於中國的北部或西北部，英、法、德、俄四國探險隊入新疆獲得了許多這方面的史料，其中除梵文、佉盧文、回鶻文、粟特文以外，還有吐火羅文等。
除了第四項發現王國維並沒有多少研究成果之外，他的研究幾乎涵蓋了其餘的四項，而且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
羅王之學
陳夢家在《殷墟卜辭綜述》中，把羅振玉、王國維在甲骨文方面的貢獻稱為「羅王之學」。他還把「羅王之學」歸納為以下6個方面：（1）熟習古代典籍；（2）承受有清一代考據小學音韻等治學工具；（3）以此整理地下的新材料；（4）結合古地理的研究；（5）以二重證據治史學經學；（6）完成史料之整理與歷史記載之修正的任務。[17]
王國維後來居上的甲骨文研究，不能不說與羅振玉大有關係。
1906年的春天，羅振玉入學部為參事，此時距甲骨文的出土——1899年——有七年多的時間。此前，他雖然見過甲骨文，但並沒有集中精力從事於此。1908年羅振玉從古董商口中得知甲骨文的真正出土地為河南安陽小屯，同時也收到了日本學者林泰輔《清國河南湯陰發現之龜甲》一文，羅振玉作為一位學者的敏感被徹底喚醒了——他開始利用餘暇從事於甲骨文的整理與研究，先成《殷商貞卜文字考》一卷，自序謂：
盡發所藏拓墨，又從估人之來自中州者博觀龜甲獸骨數千枚，選其尤殊者七百，並詢知發現之地乃在安陽縣西五里之小屯，而非湯陰。其地為武乙之虛，又於刻辭者得殷帝王名謚十餘，乃恍然悟此卜辭者實為殷室王朝之遺物。其文字雖簡略，然可證史家之違失，考小學之源流，求古代之卜詰，爰本是三者，以三閱月之力，為考一卷，凡林君所未達，於是乃一一剖析明白。
更重要的還在於，羅振玉還對甲骨文研究作了初步的分類：「考史第一：一殷之故都，二殷帝王之名謚；正名第二：一籀文即古文，二古象形字，因形示意，不拘筆劃；卜法第三：一曰貞，二曰契，三曰灼，四曰致墨，五曰兆坼，六曰卜辭，七曰霾藏，八曰骨卜；余說第四。」僅從這四點來看，羅振玉已經超出前代學者如劉鶚、孫詒讓的研究了，並為後來更加科學的研究奠定了一個最基本的基礎！[18]
隨後，羅振玉幾乎不遺餘力地刊行了一批甲骨文的圖錄和研究成果：
1910年，作《殷商貞卜文字考》一卷；
1911年，從收集的殷虛甲骨二萬枚中精選三千餘片成《殷虛書契前編》二十卷，刊於《國學叢刊》第一至第三卷；
1912年，重編《殷虛書契前編》成八卷，收錄甲骨2229片，付工精印；
1914年，成《殷虛書契菁華》一卷，收錄甲骨68片；
1915年，成《鐵雲藏龜之餘》一卷；
1916年，成《殷虛書契後編》二卷，收入《藝術叢編》；又成《殷虛書契待問編》一卷，手寫石印；
1917年，成《殷文成》三卷，收入《楚雨樓叢書》中，為最早之殷商金文專錄。
對於羅振玉的《殷虛書契考釋》一書，王國維感慨說：這是整個清代三百年來小學發展的「結束」之作！
此時的王國維，雖然已經從哲學中走出，卻沉入於詞曲的研究與資料的收集之中——只是在替羅振玉抄寫《殷虛書契前編》和《菁華》二稿時，才「頗得窺知大體，揚榷細目」。王國維從學術史的角度評價羅振玉說：學者們研究古文字，是從乾嘉之際開始萌芽，雖然尚有一些以研究小學音韻著名的學者健在，但沒能來得及做這方面的工作。阮元有這方面的著作，也不過是模仿宋人略加詮次而已。至於一些「俗儒鄙夫」，未通字例，未習舊藝，認為古文字年代久遠，知道的人也少，就像一處等待開墾的荒園，也像容易畫出來的鬼魅，於是競相無所忌憚地發動自己的想像。莊葆琛、龔定庵、陳頌南雖以此著名，但古文字到此已經是厄之極矣。稍後，瑞安孫詒讓還能守一些規矩，吳縣吳大澂也獨具懸解，可惜他們都未能創通條例、開發奧秘像段玉裁研究《說文》一樣，也未能像戴震、段玉裁、王氏父子、郝懿行研究聲音訓詁那樣。所以，王國維懷有兩種遺憾：段玉裁對文字有極深邃的研究，卻沒有見到更多的古文字，吳大澂的見解不比段玉裁差，可惜他卻因為做官而不能專心於此——在王國維看來，只有羅振玉才具備這樣才能：他早年治文字故訓，隨後博覽群書，多識古器物，「才」與「識」都可以和段、吳二人相匹配。至於能夠從容問學、飽看經典，又是吳大澂所不能企及的。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一書的問世，王國維認為這是足以和清代三百年間發展至極的訓詁、《說文》、小學相媲美的大著作。而更可貴的在於，羅振玉首次為古文字分別部目、創立義例，使後人有治古文字者能從此書入手。即使有研究《說文》的人，也不能不探源於此也。
在王國維的自述中，王國維並不諱言自己在學術方面受到過羅振玉的啟示。
一，見於《國朝金文著錄表自序》中：「東渡後，時從參事問古文字之學，因得盡閱所藏拓本」；
二，見於《殷書契考釋後序》中：「余從先生游久，時時得聞緒論」；
三，即使到了晚年，王國維在演講中也提到羅振玉對他的啟示：「審釋文字，自以羅氏為第一，其考定小屯之為故殷虛及審釋殷帝王名號，皆由羅氏發之。余據此種材料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以證《世本》、《史記》之為實錄；作《殷周制度論》，以比較二代之文化。」[19]
羅振玉也有類似的記載。如《三代吉金文存序》中所說：「往居海東，亡友忠愨公從予治古彝器文字之學，予以古金文無目錄，勸公編《金文著錄表》。」
雖然在《魯迅與王國維》一文中，郭沫若相信了王國維乃由羅振玉逼債而死的說法，但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的自序中，卻不得不承認，羅振玉的功勞即在為研究者們提供了無數的真實的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收集、保藏、流傳、考釋，實在是中國近三十年來文化史上應該大書特書的一項事件。還有他關於金石器物、古籍佚書之搜羅頒布，其內容之豐富，甄別之謹嚴，成績之浩瀚，方法之嶄新，在他的智力之外，怕也要有莫大的財力才能辦到的。郭沫若甚至斷言，大抵在目前欲論中國的古學，欲清算中國的古代社會，我們是不能以羅、王二家之業績為其出發點了。[20]
另外，王國維對敦煌石室寫本的注意與研究，同樣也離不開羅振玉。
1907年5月，法國伯希和將在敦煌獲得的古寫本攜過北京，羅振玉、蔣伯斧、董康以及王國維均前往觀看，羅振玉的學術敏感促使他立即上奏學部，請求保存餘下的敦煌遺物，自己也展開敦煌文獻的搜求與整理工作。王國維除了幫助羅振玉編輯出版了《敦煌石室遺書》、《鳴沙石室佚書》等8種敦煌遺書之外，自己也寫了三十多篇相關文章。
1918年7月，王國維為羅振玉的《雪堂校刊群書敘錄》撰序，對羅振玉讚賞道：
近世學術之盛，不得不歸諸刊書者之功。刊書之家，約分二等：一曰好事，二曰篤古。若近世吳縣之黃、長塘之鮑、虞山之張、金山之錢，可謂好事者矣。若陽湖孫氏、錢塘盧氏，可謂篤古者矣。然此諸氏者，皆生國家全盛之日，物力饒裕，士大夫又崇尚學術，諸氏或席豐厚，或居京師之位，有所憑藉，其事業未可雲卓絕也。若夫生無妄之世，小雅盡廢之後，而以學術存亡為己責，搜集之、考訂之、流通之，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其尚，極天下之至艱而卒有以達其志，此於古之刊書者未之前聞，始於吾雪堂先生見之。嘗譬之為人臣者，當無事之世，事聖明之主，雖有賢者，當官守法而已。至於奇節獨行與宏濟之略，往往出於衰亂之世，則以一代興亡與萬世人紀之所繫，天固不惜生一人者以維之也，學術亦然。孫、盧諸氏之於刊書，譬之人臣當官守法而已。至於神物之出不與世相應，天既出之，固不忍聽其存亡，而如先生之奇節宏略，乃出於其間，亦以學術存亡之所繫，等於人紀之存亡，故天不惜生一二人者以維之也。先生校刊之書，多至數百種，於其殊尤者皆有敘錄。戊午夏日，集為二卷，別行於世。案先生之書，其有功於學術最大者，曰《殷虛書契前後編》，曰《流沙墜簡》，曰《鳴沙古室古佚書》及《鳴沙石室古籍叢殘》。此四者之一，已足敵孔壁、汲塚之所出。其餘所集之古器、古籍，亦皆間世之神物，而大都出于先生之世。顧其初出，舉世莫之知，知亦莫之重也。其或重之者，搜集一二，以供秘玩，斯已耳。其欲保保存之、流傳之者，鑒於事之艱巨，輒中道而廢。即有其願與力矣，而非有博識毅力如先生者，其書未必能成，成亦未必能多且速。而此間世而出之神物，固將有時而毀，是雖出猶不出也。先生獨以學術為性命，以此古器、古籍為性命所寄之軀體。思所以壽其軀體者，與常人之視養其口腹無以異。辛亥以後，流寓海外，鬻長物以自給，而殷虛甲骨與敦煌古簡佚書先後印行，國家與群力之所不能為者，竟以一流人之力成之。他所印書籍，亦略稱是。旅食八年，印書之費以巨萬計，家無旬月之蓄，而先生安之。自編次、校寫、選工、監役，下至裝潢之款式，紙墨之料量諸凌雜煩辱之事，為古學人所不屑為者，而先生親之。舉力之所及，而惟傳古之是務，知天既出神物，復生先生於是時，固有非偶然者。《書》有之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先生之功業，可謂崇且廣矣。而其志與勤，世殆鮮知之，故書以為之序，使世人知先生之所以成就此業者，固天之所啟，而非好事者與尋常篤古家所能比也。[21]
從王國維的筆下流出這麼多的溢美之辭，當不是屬於一般的吹噓，而毋寧是一種由衷的感佩。
別開生面的經學研究
1913年春天，羅振玉在淨土寺町所建新居落成，羅氏全家遷入。[22]王國維的住處離此不遠，幾乎每天都與羅振玉一同或整理圖書或讀書。在羅振玉的啟發與誘導之下，年已37歲的王國維開始重新點讀經書。以下是一些記錄：1913年3月16日起至4月24日，將《周禮註疏》點讀畢；自5月26日至7月12日，讀《儀禮註疏》畢；自9月22日至11月21日，讀《儀禮註疏》畢。在閱讀《三禮註疏》的同時，也將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讀了一遍——此時的王國維，進入了他在學術研究方面的第三個時期：全力於經史之學，尤其是在上古史、甲骨文、音韻學、考古學等方面即將取得突破性的成就。
從1913年開始重新閱讀《十三經註疏》後數年間，王國維一直關注經學問題，並思考從哪裡入手研究經學最為合適。顧頡剛曾經認為，現代學者無論研究考古學、古文字學、社會史還是民族學，「皆欲跳過經學的一重關，直接從經中整理出古史來」，他認為王國維的學術路數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23]顧氏所說未必全然正確，然而也確實反映出王國維治經學並不像顧頡剛所希望的那樣從辨別家派入手，從家派中求出其條理然後各還其本來面目，然後再見出歷史的真相——王國維研究經學的方式是獨特的。
在讀書溫經的同時，王國維開始撰寫他在經史方面的第一篇論文：《明堂廟寢通考》。在寫給繆荃孫的信中，他極為興奮地提到了這篇文章：
頃多閱金文，悟古代宮室之制，現草《明堂廟寢通考》一書，擬分三卷。己說為第一卷（已成），次駁古人說一卷，次圖一卷。此書全根據金文、龜卜文而以經證之，無乎不合。脫稿之後，再行呈教。[24]
明堂之制，歷來聚訟不決。因這種制度起源非常之早，秦時已經無法瞭解其具體制度如何，漢時諸家歧義尤多，王國維彙集眾說，用演繹、歸納、比較等方法，詳加分析，用甲骨文、金文、《史記》、《考工記》及其它古籍證明了明堂之制為古代宮室宗廟燕寢的通制。
所以對於經學，王國維既不像康有為那樣屬於今文學傳統，也不像章太炎那樣屬於古文學傳統，他從另外一個角度即充分運用甲骨文、金文以及新出材料對經學做出了自己的反應。從某種意義上講，他的研究也回應了清末的古今文之爭。梁啟超在《王靜安先生紀念號序》中說：
先生貢獻於學界之偉績，其章章在人耳目者，若以今文創讀殷虛書契，而因以是正商周間史跡及發見當時社會制度之特點，使古文砉然改觀。[25]
梁啟超的話乍看極其突兀，什麼是「以今文創讀殷虛書契「？「古文」又是怎樣「砉然改觀」的？該作如何解釋呢？當年清華國學院的學生周傳儒在自傳中提到，王國維「認《周禮》是偽書，而《禮記》是孔門弟子所作，故不講。」 [26]王國維以《周禮》為偽書，自然不是古文家而是今文家的看法。但是王國維所關心的經學問題，卻屬於古文系統——明乎此，梁啟超的話似乎落到了實處。
什麼是「古文」？「古文」的意義是什麼？王國維對此極為在意。
廖平認為古今文之分並不在文字，而在是否立於學官之別，他強調指出，今文學祖《王制》，古文學祖《周禮》，今文學祖孔子，古文學祖周公，今文學為經學，古文學為史學。後來廖平又屢變其說，但他的這種看法為許多學者所接受。
對於今古文之分，王國維是從文字學的角度對此展開考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