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先生的生命與學問
[ 作者：何仁富 | 轉貼自：何仁富 | 點擊數：29 | 更新時間：2005-4-19 | 文章錄入：何仁富 ]



唐君毅先生的生命與學問[1]



何仁富[2]

（宜賓學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唐君毅研究所 教授）



唐君毅的生命是真正儒者的生命，其于公于私、于己于人，都是他所主張的儒家道德的化身。同時，唐君毅在人生體驗與道德提升、人文關懷與人文重建、傳統反思與傳統繼承、哲學批判與思想構建等方面，體現出一種合壁東西、周流融貫、深切細微的獨特精神。

關鍵詞：唐君毅 生命垂範 人生體驗 思想創造



唐君毅，1909年1月17日（清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廿六日，農歷戊申年）生于四川省宜賓縣柏溪鎮周壩村老家；1978年2月2日（農歷丙辰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卒于香港九龍浸會醫院。依舊歷計算，享年70歲；若依新歷計算，則享年69歲。

唐君毅是中國現代著名哲學家，《大英百科全書》是這樣界定的：“Tang JunYi（T'ANG CHUN─I）（1909，1，17─1978，2，2）哲學家，中國哲學史家，四川宜賓人。1932年於南京中央大學哲學系畢業，后擔任中央大學助教、講師、教授、哲學系主任；后期任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對西方和東方哲學進行了綜合和發展，除了以七卷《中國哲學原論》（1966─1975）對中國整個哲學傳統予以系統的再解釋之外，在兩卷本《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1977）中建立了一個新的哲學體系，將宇宙萬事萬物看作都是求超越的過程，生命存在不僅是為存在而存在，乃是為超越自己而存在；心靈的活動也是在這個基礎上，從現實的生活逐漸向上求更高的價值，最后止于天德與人德一致的最高價值世界。他的世界觀是繼承和發展中國儒家傳統的人文主義的世界觀。他的這部著作發表后，西方有的學者認為可和柏拉圖、康德的著作比美，並譽為中國自朱熹、王陽明以來的傑出哲學家。此外，還著有《道德自我之建立》（1944）、《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1953）、《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1958）、《人文精神之重建》（1955）等，共約二十余卷。”



1、生命垂範

唐君毅先生一生的學問是發自生命心靈的不容已之情，他一生至情至性，始終不渝，他的生命直接顯發他的學問與思想，在清末民初至新文化運動的近代人物里，能夠做到像唐先生般內外合一，躬行實踐，沒有幾個人。

關于唐先生的生命人格，我們可以從對事、對己、對人三方面來看。

對事：忠于自己的文化理想，負責、任勞、煩怨不避，“義所當為，毅然為之”，絕不猶豫，而且鍥而不舍。無論何時，何地，只要是涉及中國文化之發揚以及有關新亞教育理想等等，有時雖明知不可為，然總是奮全力以赴不畏縮，亦不妥協。唐君毅獲悉身患惡疾之后，態度仍如平常一樣，並無恐懼之感，日用行事之間，始終從容不迫、辦公、上課亦如常進行。他任新亞研究所所長外，尚擔任兩門課，一是中國哲學問題研究，一是中國經子導讀，每周上課三次，每次兩小時，因此每周至少要到研究所三次至四次，有時夜間亦到所里（所內夜間有課）。研究所設在五樓，無電梯設備，唐君毅每次到所均由夫人謝廷光女士陪同沿梯而上，開始尚可一口氣直上五樓，以后只能逐樓小息后再繼續上，后來，因為氣喘的關系，每次上五樓都是用迂回方式，即先上第一樓再沿走廊橫走數十步，再上另一層樓，據說這樣可以省卻一點氣力。唐先生每次上課，常常連續兩小時不停，中途亦不休息，雖然下課鐘響了，他仍然滔滔不絕講個不停，落堂后，他的襯衫，汗衫完全為汗水濕透。凡有問難、質疑，不管是所內同學或所外人士，他都是循循善誘，反複解說，詳加印証，務必使其領悟而后止。研究生的作業，論文，報告，唐師必親加批改，一而再，再而三，有改至五六次者，不憚其煩，亦從來不表示厭倦，或有怨言。

對己：唐師一生耿介、謙潔、生活淡薄、簡樸，除薪俸、稿酬、演講之車馬費及上課之鐘點費外，終其一生絕未接受任何金錢方面之饋贈。

　 對人：唐師性情敦厚，溫和，從不疾言厲色；人或有一言可取，一行可法，雖其人不足道，或皆不與者，唐師仍然到處為之揄揚、獎掖。唐師度量寬宏，亦非常人可及。“心胸寬大，氣度恢宏，忠恕仁德”。

這里，我們著重看看唐君毅對人的這一方面所踐行的基本德行：孝、親、敬、義、愛、信。

（1）、孝父母

在母親死前的數十年，唐先生所得薪資，除自養家眷之外，都盡量供養母親及弟妹。母親逝世后，仍匯錢與妹弟，二妹至中去信要求勿再匯款。唐先生的答複是：“我已無母可養，只希望我妹弟不要太辛苦。”

在陳太夫人逝世前四年，唐先生曾以分期付款方式，購買了九龍尖沙咀重慶大廈E2之單位，以備他日迎母親侍養，以母親久居重慶，E2與母親呼自己為“毅兒”同音，想母親一定喜歡，此可見唐先生的孝心。

　　唐先生為了文化理想，棲棲皇皇，四處奔走，對父母是很想念的。在父母逝世時，唐先生感到如天崩地裂，嚎哭倒下，那種發自自然的真情，要控制也控制不了。1931年，唐先生23歲，正在南京讀書，因奔過繼的大伯母喪，回到宜賓，才知道父親已去世（大概母親妹弟怕唐先生受不了，待他回鄉后才告知，以免途中出事），唐先生嚎啕大哭，未及走到靈堂，已癱瘓不能走動，哀慟之情，無以複加。

母親逝世時，唐先生56歲。1964年2月27日，唐先生出席友人晚宴，忽接家中電話謂蘇州來電報，唐先生當時即有不祥之預感。及回到家中，見牟宗三先生已在場，二妹至中自蘇州來電報謂：“母逝，命勿歸。”唐先生頻呼，“宗三兄，我是罪人，我要回家，我要見母親！”牟先生亦無言相慰。唐先生不時?胸頓足，嚎啕大哭。唐先生于沙田慈航淨苑為母設靈位，居喪九日，與靈位相守。居喪后，又于家中設母像位，晨昏定省，上香致祭。（我在2000年到香港唐先生居所中母像仍在，只是又多了謝廷光女士設的唐先生像）。

父母之喪，使唐先生之對中國傳統性情之教的深義有更多的感悟。並于慈航淨苑中加設父親及岳父母之靈位，以便于拜祭。

（2）、親弟妹

唐先生平素對弟妹甚愛護，母親逝世，更增骨肉之情，更多關念弟妹之子女，以弟妹之子女亦是源于母親的骨血，故思在余生多有所裨益于弟妹及其子女，以安母親在天之靈。

迪風公逝世后，唐先生便要以23歲之齡負起全家之責任，越二年，在南京大學初任助教，便把80元的月薪的3/4匯返母親與妹弟。如前所述，在母親死前，數十年來，所得薪資，除自養家眷之外，都盡量供養母親及弟妹，就是在新亞桂林街時代，月薪微薄也不例外。

1940年10月到重慶中央大學哲學系任教后，唐先生常常希望與母親同住，又希望為二妹至中及六妹寧孺提供較好的讀書環境，因而舍去堅固漂亮，且地勢高敞而有地板的單人宿舍，卻登記中大柏樹村宿舍（大概是家庭宿舍）。柏樹村宿舍地勢低而潮濕，是沒有鋪地板的簡陋平房，唐先生則為母親及至中二妹的房子聘請木工鋪地板，又屢次親自去磁器店添制各種用品，自己的房子卻仍然十分潮濕。

唐君毅先生在父親過世后，除盡父職負起母親及弟妹之經濟，亦時常緊張弟妹的教育，有空時則對弟妹多加指導。大概是由于對弟妹之深心愛護，以致過份擔心，遇上弟妹要走較崎嶇遙遠的路途，便生怕弟妹發生意外，連夢中也生驚恐。

（3）、敬長賢

對于父執及年長輩的，唐先生都禮敬有[。

　　1949年移居香港后，凡遇節日，唐先生即祭祀祖先；過年時，除同事往還外，對于長輩如錢穆先生、李璜先生、吳俊升先生等，無論如何忙，也一定往拜年。在酬酢場合中，有年長或父執在，總謙辭上座。李璜先生即記述，“在應酬場中，君毅與我同席時不少。每有我在，君毅輒辭上座，稱，幼椿先生系其父執，不能□越。”

1976年，新亞書院以圖書館命名為錢穆圖書館，唐先生事后獲悉，認為不用錢先生之號而用其名，有欠恭敬，乃將此意通知當時新亞書院校長全漢升。

方東美先生是唐先生在中央大學讀書時的老師，唐先生每次到台，都加以探訪。到了唐先生學術有成，譽滿學林時，書信往來間，乃稱方東美先生為師，以“生”自稱。1977年唐先生第二次赴台治療癌病，入醫院檢查，知道方東美先生亦因癌疾入住同一醫院，唐先生隨即往問候，並送上白藥與抗癌靈。不幸方先生先病逝，唐先生作挽吊唁曰：“從夫子問學五十年，每憶論道玄言，宛若由天而降；與維摩同病逾半載，永懷流光慧日，為何棄我先沉。” 唐先生雖與方先生學術方向不一樣，觀點也有異，然此挽辭可見唐先生對方先生推崇備至，而自居謙下。及后唐先生又寫一文有關方先生之著述，以對一些不合事實之紀念文字，加以澄清。

　　唐先生對于前輩梁漱溟、歐陽竟無、熊十力諸先生，都是十分敬重的。對梁、歐陽二先生之人格及真誠，幾十年來感念不已。

唐先生十七歲在北京大學念書時，梁漱溟先生也在北大教書，以辦文化事業需經費，作公開演講五次，每次收費一元，沒有錢的學生可以寫信給他要票子，唐先生去了兩次，因受激進學生的壓力，第三次便不去聽了，梁先生以為唐先生沒有錢，便著人帶五元大洋給他。唐先生自感是因受了激進的年輕朋友之威脅不敢去，覺得有對不起梁先生的地方，甚感念前輩對后輩關懷愛護之情。在逝世前一天還向夫人提起此事。

歐陽竟無與熊十力二先生都曾向唐先生說希望他成為自己的入室弟子，都為唐先生所拒。唐先生仍在國內時，在父親去世后，有空便常向這些前輩先生探望及問學，也不時到彭云生、蒙文通、楊叔明等父執輩家里問候和請教。

唐先生不止對前輩敬重，對前輩之德之誠感念不已，對遠方他國的聖哲賢智如甘地，如愛恩斯坦之逝世，亦悲痛萬分。周輔成先生記述：“一次與唐先生在往支那內學院之路上，由想起歐陽竟無先生的逝世，便告訴唐先生報載印度的甘地去世了。唐先生聽后，忽然腳步停下來，大叫一聲“呀！”臉上變色，用腳向地重重地擊了幾下，立刻雙眼淚如雨下，口里不斷嘆“他死了！他死了嗎？……”

（4）、義朋友

唐先生待友真摯盡義，得到朋友信任。　　

　　唐先生少年的一個朋友游鴻如一生傳奇，思想由左傾以至于求証道求佛法，年28歲便病逝，逝世前托其夫人致信唐先生，說唐先生最了解他，請唐先生在其死后為他念《金剛經》半月。唐先生接信后，除悲傷外，為亡友念《金剛經》半月。

　　周輔成先生與唐先生雖不是同學，但大家因共同的興趣（都是念哲學的）和理想，在大學時代已通信認識。抗日戰爭時期，唐周二先生均在成都，二人生活貧困。一天，周輔成先生忽然接獲一出版社以高稿費邀約寫一本“哲學大綱”的書，周先生當然答應了，后來才知道這本書原是約唐先生寫的，但唐先生卻把貧困中賺錢的機會讓給了周輔成先生。

　　唐先生在南京中央大學任哲學系系主任時，欲薦好友許思園與牟宗三二先生任教哲學系，因阻力大，恐不易通過，遂至數夜失眠。及后許、牟二先生與方東美先生相互不慊，唐先生欲化解雙方之不滿，都向一方稱道另一方之長，然而最終不成功，牟、許二先生被中大辭退，唐先生亦請辭，與牟、許二先生應無錫太湖濱新創辦之江南大學教授之聘。唐先生此舉，是既要對好友支持，也是要對當時的哲學系負責，因牟、許二位是唐先生所推薦的。

唐先生重義輕財，初出道在中央大學任哲學系助教時，月薪80元，如前所述，3/4已匯作母親及弟妹家用，余下1/4，除自己生活所資外，還招待堂叔子和表弟在自己處居住食用半年以上，寧可把自己僅有之皮袍典當作補貼。

唐先生平日所余下的薪金，到農歷年底必以分贈有困難的親友及其后輩，唐先生從不告人。據李璜先生所述，某年近農歷年除夕，一老友之子有遠行而乏路費，當時李璜先生任教珠海書院，鐘點費的入息微薄，于是挈友之子往找唐先生，唐先生惜他來遲，因所余的錢已分配親友，並請夫人取出萬余港幣之分配名單，尚僅余500元贈友人之子，並留午飯，且對其遠行獎勵一番，囑其問候乃父，唐先生仁者之心懷，使李璜先生深心佩服。

在港時，唐先生家中雇有佣人金媽，金媽為唐先生工作，一做便二十多年，像家人一樣。金媽信佛，想拜一位觀音菩薩。一次在佛教文化藝術協會，唐先生便為金媽向曉云法師要一尊觀音像，離去時，曉云法師大概忘了將觀音像給唐先生帶回。到下次曉云法師與唐先生見面，唐先生便很珍重的再提起為金媽要觀音像之事。可見唐先生並不因為是佣人的事而輕慢。

（5）、愛晚輩

對于學生，唐先生是愛護備至，多方扶掖鼓勵的。

新亞書院早年的學生，多是1949年后自大陸到港的青年，大部份都是孤身在外，唐先生在節日，尤其是每年農歷除夕，便邀請他們到家中吃團年飯，使他們在節日也多少有家的溫暖。新亞書院的學生增多后，便只好輪番每年邀請不同系的學生。

唐先生對出外留學的學生，每年都會寄予賀年卡，並加以策勵。在唐先生逝世前，接近農歷新年，唐先生寄出的策勵是：“努力崇明德，時時愛景光”。唐先生對他人的來信，總有信必覆；對學生，對仰慕他的青年讀者的來信，也不例外，且必加以鼓勵。能夠幫助學生的，唐先生都會盡力協助幫助。例如新亞學生雷金好和鄒慧玲，因所住新亞臨時女生宿舍喧鬧嘈吵，便興起到郊外隱靜的慈航淨苑暫住讀書的念頭，請唐先生幫忙，結果唐先生不單止幫了忙，而且還一家人連同程兆熊、李國鈞二位先生一起送他們到慈航淨苑，並逗留至黃昏才離去，兩位同學整個暑期亦得以在寧靜的環境中看書、誦詩渡過。

在文革時曾當紅衛兵的翟志成，73年領了新亞研究所的獎學金在所中攻讀，到了74年，由于香港的物價飛漲，僅夠吃飯的獎學金已變得不足夠了。當時徐複觀先生提出唐先生親自決定批准免去了他74/75年度的全年學費，而那時候，正是因中文大學改制，新亞研究所退出中文大學，研究所經濟最困難的時候。

學生畢業后，只要能力許可，唐先生都盡力支持協助學生取得適當的工作崗位，使學生在生活上得以安頓，能專心做學問和教學。比如學生李武功，畢業后閒賦在家，那時中文大學初成立，唐先生是首任哲學講座教授，大學要派一位文員保管文書和打字，唐先生卻不要文員，要求校方准聘李同學替此職位，並為他抄寫文稿。

（6）、信天下

唐先生在自己的生命人格中躬行踐履各種美德，正是這種躬行踐履，也使他受到了更多長者的尊重、朋友的信任，學生的敬仰。

　　母親陳太夫人逝世時，于慈航淨苑設靈堂致祭，當時新亞書院趙冰，錢賓四，沈燕謀，趙鶴琴諸老先生，皆年在七十左右，唐先生誼屬后輩，各老先生致挽聯花圈，惟以同事之雅，竟以伯母稱陳太夫人，視唐先生如兄弟同輩，此稱呼之微，足以顯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亦足見唐先生之德高，受各人尊重而顯揚父母。

哥倫比亞大學的狄百瑞(Mr.T.De Bary)教授把一次由美國學術團體聯合委員會所資助的國際宋明儒學會議的論文集獻給唐先生，當時參加是次會議的還有日本崎□齋學派的傳人岡田武彥，日本漢學界元老吉川幸次郎，唐先生還是大家心目中眾望所歸的長者。1973年，唐先生曾到瑞士蘇黎世與歐洲當代存在主義大師、年屆80的馬塞爾對談，當時差不多可說是日本學界祭酒、代表京都哲學的西谷啟治也參加了交談，唐先生是被推崇為中土碩儒。西谷啟治曾親自向杜維明教授推崇唐先生的學養和洞識是當今絕無僅有的文化現象。

唐君毅先生至情至性，對朋友重義，也因此甚得友朋之信任，不少視唐先生為知己。在少年時代，重慶的幾個少年朋友，人生的遭遇發展與思想變化，各人不同，也有政治觀點的相異，卻保持了珍貴之友情，都十分信任唐先生，有煩惱困難都與唐先生訴說。如陳先元青年早逝，病危不久人世前給唐先生二信，說在人世間覺得一切都可以舍，但對于唐先生的友情，卻連說“難舍難舍”。如曾參加共產黨青年團的游鴻如，既把本欲寄給某小姐的二千字情信也寄了給唐先生看；複于武漢事件時，由武漢逃至南京，住在唐先生處，他也在年青得病早逝，在逝前去信唐先生，請唐先生于他死后念《金剛經》半月。如前所述，唐先生也照友人所囑，為念《金剛經》半月。

1940年，唐先生得友人李長之先生的引介，初訪牟宗三先生，二人神交已久，自此便常相往還，論學不輟，彼此成莫逆之交。牟先生曾說過：“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師，知我者君毅兄也。”李長之先生后與柯柏熏女士結婚，新婚后由于夫妻性情不同，時有矛盾，也分別向唐先生傾訴，唐先生屢次為調停勸解，不時直指雙方錯誤，致二人終于和好如初。可見二人對唐先生的信任。



讀哲學的人，頭腦時常在觀念中打轉，也最易生觀念執障，唐先生似完全沒有這些執障，與人交往，總是生命與生命的照面。因此尊敬唐先生，與唐先生親切往還的不止是中國人，也有日本人，歐美人；不止是儒學者，也有佛教徒、基督教徒。唐先生逝世，在九龍世界殯儀館舉行大殮，吊祭者有新聞界、文化界、教育界及各界人士二千余人，社團數十。后歸葬台灣，在台灣大學法學院禮堂舉行追悼會，出席悼念的有五百多位學術文化界人士，當時台灣行政院院長蔣經國先生親臨吊唁，並贈“痛懷碩學”之挽額。錢賓四先生與唐師母及唐先生女兒安仁小姐相見時，也不禁灑淚。2003年3月，我到北京拜訪了93歲高齡的北京大學教授周輔成先生，先生告訴我，就唐先生的學問而言，不能說他就是最好的，沒有人超過他，但就他的生命人格而言，在相當歷史時期，都不會有人超過他！



2、學問流芳

唐先生留在人間的，是他的精神志業，人格型範，和哲學思想，還有較具體的，就是他的著作。唐君毅畢生從事于弘揚中華文化，著書立說，教書育人，桃李滿天下，發表論文三百余篇，撰寫出版《人生之體驗》《道德自我之建立》《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哲學概論》、《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中國哲學原論》、《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等專著20余部，國內外學術界評曰：“先生著述之豐，在當代學人當中，可謂無出其右者。”“其著述內容廣博，體大精深，長于辨析，善于綜攝，弛騁于東西哲學之中，而一歸于中國聖賢義理之學。” 他會通中、西、印三大文化系統，融貫三教，創造性地建構了“性”“道”一元、“體”“相”“用”多面撐開的龐大的文化哲學系統和完整的哲學體系，即使在整個中國近現代思想家群體中也是鮮見的。台灣學生書局先后編印出版《唐君毅紀念集》、《唐君毅教授紀念論文集》和30卷本《唐君毅全集》。

就唐先生眾多著述而言，大體可以按照歷史和邏輯一致的原則分為三個縱向的階段，同時也是三個橫向的方面，即人生之體驗、文化之承續（開展）、思想之創造。

（1）、人生體驗

屬于此類的著作主要有早期的《人生之路》三步曲：《人生之體驗》（1944）、《道德自我之建立》（1944）、《心物與人生》以及到香港以后撰寫出版的《人生之體驗續編》，另外還有《愛情之福音》、《智慧與道德》、《青年與學問》、《病里乾坤》等。這些著述基本收集在《唐君毅全集》的1、2、3卷。

唐先生最早印行的書，是1943年正中書局出版的《中西哲學思想之比較論集》。在此書印行之際，正是唐先生的思想有一進境之時，回視該書，看似內容豐富，而實多似是而非之論，所以唐先生願以1944年由中華書局印行的《人生之體驗》為自己出版之第一本書。此書頗帶文學性，多譬喻象征之辭。主旨是在啟導人向內在的自我，以求人生之智慧。具有向內而向上之精神的青年，必能因讀此書而引發深心的感動。

　　《道德自我之建立》亦由商務印書館于同年出版。這部書的文筆，特顯樸實而單純。若與前書相比較，則前書的內容大體本于悟會，觀照欣趣的意味較多，后書的內容則多本于察識，而鞭闢策勵的意味較重。因為前書是唐先生依于他個人的性情，流露而出的對于人生之興感；而后一書則為求建立其道德自我，而對道德生活所作的反省之表述。

　　在此二書中，唐先生不取西方一般人生哲學道德哲學的方式，所以並不把人生問題道德問題，化為一純思辯之物。但在唐先生自覺地流露表述中，亦自然而加上了許多思想上的盤桓，因而此二書之寫作方式，與東方先哲直陳真理以論人生道德的書亦有所不同。而是用思想去照明我們自己具體的人生之存在，以展露它所欲決定的理想與生活行為之方向，以及在決定方向時所感到的困惑疑謎，進而面對此困惑疑謎而求加以消化。這種思索，和第二次大戰以后在歐洲盛行的存在哲學者所說的存在的思索，卻相類合。

　　與上述二書相連的另一部書，是《心物與人生》。此書本當與前二書同時出版。但唐先生覺得，真要講哲學以直透本原，則當直接由知識論到形上學到宇宙論，或者由道德文化反溯其形上根據，再講宇宙。而從自然界之物質、生命、講到心靈、知識、人生文化、雖然亦是一條路，但卻是最紆曲的路；所以暫將此書停止出版。后來，唐先生又發覺一般青年學生所易于感到的哲學問題，仍然是如何從自然宇宙去看人的生命心靈之地位與價值，並依此以決定其人生文化之理想。人如此去想問題，一方面自易獲得一般科學知識與流行的哲學見解作憑借，一方面亦易于引生各自的意見而停在一些膚淺混亂的談論上。而唐先生此書，是採對話體的論辯方式，以一根思想線索貫穿其中，正可使人對自然宇宙之認識，由物、到生命，再到心靈，以及心之求真理，而步步深入，以漸次上達于高明。只要人能耐心依序而觀，並綜貫前后文之理想，自能去蔽而得其要諦。乃決定增加幾篇論《人生與人文》的文，一橋梁，一道路，而不是一依止之所。因為這是唐先生青壯年的作品，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他的思想亦還有進一步的開擴和升進。

60年代在香港，唐先生又陸續寫成《人生之體驗續篇》。《人生之體驗》是基于對人生之向上性的肯定，以求超拔于現實煩惱之外；而此續篇，則更正視了人生之艱難、罪惡、悲劇等方面。這人生負面之事物，既無可躲閃逃避，乃通過曲折盤桓之思想，一一加以剖析與陳述。這方面的照察之微、體驗之深、以及感受之切，可說舉世罕有其匹。唐先生之意，當然是致望于讀此書者，正視人生之艱難與成德之不易，警惕人生上達之層層阻疑，而動心忍性以斬彼葛藤，將此人生負面之事物一一加以轉化，以歸于人生之正道。但天下人並不皆有唐先生之悲智與心力，氣性較弱而志不堅卓者，或易為此書紆鬱沉重之氛圍所壓，而在無可奈何的感嘆中減失其剛銳之氣，這是讀唐先生此書者，首應惕勵而善自珍重的。

（2）、文化承續

　 唐先生以其畢生精力從事于保衛中國文化和闡揚中國哲學的工作，可分兩方面來說，一是著書立說以延續中國文化生命，二是躬行實踐從事闡揚中國文化啟發后人之工作，后者見之于他從創辦新亞書院以至與新亞研究所相終始的百折不撓的努力。

屬于此類的著作主要是唐先生到香港后的前一、二十年發表的，如《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上下卷）、《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補編》（上下卷）等。這些著作集中收集在《唐君毅全集》的第4─10卷。而《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一書則收于全集第20卷。

唐先生對人生之體驗，主要還是立足于自我的內在體驗和感悟，對于“我”以外的人文世界還較少涉及。在《道德自我之建立》書中，唐先生雖已談到人倫關系與客觀社會文化理想，但那只是在個人求建立道德自我，而提起其自己的向上心情之氣氛下，而談到這些。此向上心情氣氛，如充滿其量而言，當然亦可說是涵天蓋地而至大無外。因而一切人倫關系客觀的社會文化理想，亦都可以為它所籠罩。但這種向上的心情，畢竟只是屬于個人的。而由于當時閉幕式未真正涉世或入世，所以對人倫關系與客觀社會政治文化之理想的嚴肅性莊嚴性，亦認識不深。直到抗戰勝利回南京，唐先生乃感到家、國、天下之觀念的重要性。后來又到江南大學擔任教務行政，乃由人與人的共同事業中，體悟到社會組織之重要，而開始撰述《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一書，以為社會文化建立首先理性之基礎。

　　在這部書里，由第一階段主觀的道德生活的反省，進而注意到社會文化的重要，于是便看出各種社會文化的活動──如像家庭、教育、經濟、政治、科學、哲學、文學藝術、宗教信仰，乃至于軍事體育的活動，都有道德理性貫注運行于其中。換句話說，道德理性乃是一切社會文化的基礎。而現實中的各種社會文化活動，也都不自覺或超自覺地表現了一種道德的價值。所以整個人文世界都可以統攝于道德理性的主宰之下。這表示人類一切文化活動，皆統屬于道德理性（道德自我）自為道德自我之分殊的表現。人在各種不同的文化活動中，其自覺之目的，固不必在于道德之實踐，而常只在于一文化活動之完成或一特殊的文化價值之實現。譬如藝術求美，經濟求財利，政治求權利之安排等等。但一切文化活動之所以能夠存在，則皆依于一道德自我為之支持。因而，一切文化活動，亦皆不自覺或超自覺地表現一道德價值。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攝一切文化理想的。文化活動是多、是末，是成就現實之文明的。人若不能自覺各種文化活動所形成的社會文化之諸領域，實皆統屬于人之道德自我，而舍本以逐末，廢一而索多；則只見現實文明之千差萬別，而不能反溯其所以形成的精神理想，以見其貫通。人若徒知客觀社會超越個人，而不知客觀社會亦內在于人之道德自我；則人文世界將日益趨于分裂與離散，人的人格精神亦將日趨于外在化、世俗化。所以此書之目的，一方面是推擴我們所謂道德自我的涵義，以說明人文世界之成立；一方面則統攝人文世界于道德理性的主宰之下。唐先生認為，中國文化過去的缺點，是在于人文世界未曾分殊的撐開；而西方現代文化的缺點，則在于人文世界盡量撐開而淪于分裂。中國將來之文化，應更由本以成末，而現代西方文化，則應由末而返本。這亦就是為中西文化理想之會通，建立一理論基礎。在此書中，唐先生已提出一文化哲學系統。同時亦對自然主義、唯物主義、功利主義之文化觀，予以徹底之否定，以保人文世界之長存而不墜。（此書于1952年全部完稿，而延至1958年始由友聯出版社印行。）

　 唐先生從事著書立說以延續中國文化生命，最初之努力在肯定中國文化之價值，以及疏解百年來中國文化受西方文化衝擊后所產生之思想及觀念上之衝突。但后來他又發現中國固有哲學之傳統，由于西方思想之衝擊已被斬斷，要肯定中國文化之價值，須先對中國固有哲學加以疏釋，使國人就自己哲學傳統重加體認，始能肯定自己文化之價值，于是他在晚年又從事于疏釋中國固有哲學方面的著述，卷帙浩大。

1949年，唐先生流亡到香港。瞻望故鄉，臨風隕涕，乃發憤撰成《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一書，于1953年正中書局出版。此書引申中國哲學之智能以論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統之有宗，會之有元，被認為是五四以來通論中國文化的最佳之作。首四章縱論中國文化之歷史發展，包含中西文化之精神形成之外緣、中國文化與宗教之起源、中國哲學之原始精神、孔子以后的中國學術文化之精神。第五章至第八章，分論中國先哲之自然宇宙觀、心性觀，以及人性道德理想。第九章至十四章，則橫論中國文化之各方面，分為中國人間世界、中國藝術精神、中國文學精神、中國之人格世界、中國之宗教精神與形上信仰：悠久世界。最后三章則專論中西文化之融攝問題，以解除近百年來中西文化問題之糾結，而昭示中國未來文化之遠景。

唐先生此書，對于具體的歷史社會之事實，所論較少。而對中國文化的特殊精神，則力求較清楚的哲學概念加以表達。對于中國文化的精神，唐先生不取中國無宗教之說，而認為中國的哲學與道德政教之精神，皆直接由原始敬天的精神而開出。所以中國文化並無宗教，而是宗教融攝于人文。中國文化精神之神髓，唯在充量地依據內在于人的“仁心”，以超越地涵蓋自然與人生，同時普遍化此“仁心”以通觀自然與人生之一切，並實現此“仁心”于自然與人生，而達于人文之充分化成。此“仁心”即是天心，“仁心”是其內在義，天心是說其超越義；實則合內外、通天人，故最后必歸于：見天心（仁心）、自然、人性、人倫、人文、人格之一貫。到此方是論中國文化精神之究竟義。

自唐先生到香港之六七年中，面對中華文化之厄運，情志激昂，悲智宏發，充分地披露了他對文化學術之熱忱。繼《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之后，又有《人文精神之重建》（1955年）與《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1958年）兩部大作出版。這是從客觀的社會文化觀點，以通論當世所謂：民主、自由、和平、悠久、科學、社會生活、社會道德以及宗教精神等等之問題。他認為中國之人文精神，與西方科學思想可有衝突之處，化除此衝突之道，在于了解科學理智之發展，植基于人類之“仁”心；是以中國人文精神不僅不妨礙科學之發展，反可藉科學之發展以促進人文精神之擴大表現。至于中國人文精神與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之衝突問題，唐先生認為如果我們能確認建立民主制度，系人類道德心靈自己求客觀化之表現，則這種衝突便可解消了。再次關于中國文化與外來宗教之衝突問題，唐先生認為中國人文思想本身即包含有宗教精神，例如中國自昔儒者之教中所重之三祭，即為中國人之宗教信仰。是以中國文化不排斥宗教思想，只是不必拘泥于何種宗教形式而已。

這幾部切關時代文化與民族國家之前途命運的書，雖不是哲學的專著，但其價值與影響，實較專著更為深遠、更為廣大。雖然唐先生自己覺得這種即事言理之文，隨事宛轉，意氣激昂，亦于使人心志外馳，往而不返；但同時亦指出，一般學院式的著作，其純客觀的敘述與分析，使一切人之觀念思想皆定位化于一個系統之中，這雖亦是學術目的之一種，但平鋪陳設在那系統之中的內容，其對理想與向往的引發性，便喪失了。這好比一一之珠雖須定位于盤中，但這些定位之珠，仍須流轉于盤，乃能有運動力。因此，一切思想系統中之內容，亦仍須再以“生命”貫注其中，加以活轉，乃能內在化主觀化，以誘導出根于道德自我而生發的真實之理想與向往。由此可知，唐先生這幾部書的價值，並不是一般哲學的專著所能代替。因為唐先生之所論，與民族文化生命的脈搏以及中國乃至世界人類的前途，皆是密切相關連的。而且這幾部書中，隨文隨頁都有唐先生的仁心悲願與人格精神之流注和映現。

1975年，唐先生輯印《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一書（學生書局出版），這是唐先生歷年來身居香港，一面回念中華民族之人文精神，一面放眼看當今之世界，而陸續寫成的文章。編印之時，以“發乎情”之部為導言，以“止乎義”之部論人文學術之意義，以“感乎世運時勢”之部論世界文化問題與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書中所論雖比較通泛，而實與《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二書同其性質。書后並附錄1958年元旦與牟宗三、徐複觀、張君勱諸先生聯名發表之文化宣言。[3]

唐先生畢生鞠躬盡瘁，以其全部生命貢獻于維護中國文化延續文化生命的工作，他不僅從事著書立說以肯定中國文化之價值，疏解中西文化思想上之衝突，以及疏釋中國固有哲學思想之涵義，更且身體力行，創辦新亞書院，乃至后來之新亞研究所及新亞中學，以期培育后進青年繼承中國文化。唐先生可說是現代中國文化不可少的一位挽救文化危亡的巨人。

　　唐君毅先生被認為是20世紀中國最大的人文主義者。讀唐先生的這些書，可以敦篤自己的性情，恢弘自己的志氣，提高自己的理想。

（3）、思想創造

　由重建人文精神，以挽救中國乃至人類文化的命運，當然還是要重視文化的核心：哲學思想。在這方面，唐先生被認為是建構了自己完整哲學體系的中國自朱熹、王陽明以來的大哲學家。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哲學概論》（2大卷）、《中國哲學原論》中的導論篇、原性篇、原道篇、原教篇（共6大卷）、以及窮其畢生而于逝世前才完成的代表著作《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2大卷）。這些著作集中收集在全集第11─24卷。

《哲學概論》于1960年分兩厚冊出版。唐先生此書，兼及西方、印度、中國之哲學思想，在撰述的方式上亦頗採取各類型之優長，可以說是最完整博通的一部哲學概論。

　　1966年，《中國哲學原論》上冊，由人生出版社印行，書中分原理、原心為導論編；原名、原辯、原辯與默、原致知格物為名辯與致知編；原道、原太極、原命為天道編。唐先生之意，此三編即可分別代表中國哲學之三方面，而與西方哲學之論《理性的心靈》、《知識》、《形上學》之三方面，約略相當。由此以見中國哲學自有其各方面之義理，亦有其內在之一套問題；它既具有獨立自足性，而亦不礙其可旁通于世界之哲學。下冊為《原性篇》，本當與上冊合印，以篇幅繁多，乃至1968年由新亞研究所單冊印行。此書是通貫中國哲學之全史，以論述二千余年人性思想之發展。既明其演生之歷，複觀其會通之途，以其學者之循序契入，而由平易以漸達于高明、由卑近以漸趨于廣大。進而証見中國哲學中之思想，實豐密而多端，而可合成一獨立自足的義理世界。

　　在《原性篇》完成之后，唐先生即罹目疾。歷經求醫，幸能保住一目之視覺。乃又寫成《原道篇》三大冊，以論述中國哲學中之“道”的建立及其發展。上自周秦，下迄隋唐，彌綸開合，交光互映，意欲綜述其經緯縱橫之綱宗條脈，事屬非易。唐先生此書之主旨在揭示：中國思想的慧命相續之流，實歷千百年而未嘗停滯不進，雖然有時昭顯而趨正，有時歧出而隱伏，但通觀其升進之途程，實有如江河之納細流，而日趨于浩瀚；在二千余年中，實展現一社會政教“舉體俱進，順流平進”之浩浩蕩蕩的民族文化生命之大流。而唐先生此書，雖因卷帙之巨，看來只覺其渾沌一片，但讀者苟能有會于中國思想之慧命相續，並默存此念于心，以漸次熟習，以漸次領攝，則亦可看出唐先生之論述，雖詳略不盡一致，而義理觀念卻能先后照應，而有一自然之節次貫連其間。這亦或者正是唐先生最所用心措意之所在。

　　繼《原道篇》之后，唐先生又于1975年出版《原教篇》，以論宋明儒學思想之發展。

唐先生于撰寫人文叢書及中國哲學原論各種著作完成后，他對于從事著述以肯定中國文化之價值，疏解中西文化思想之衝突以及疏釋中國固有哲學思想之心願，可說已了。但他到晚年，尚完成一部最后的著作。這就是1977年出版的《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以論述生命存在之三向與心靈之九境，建構了一個囊括東西方物質精神各種文化形式于一體的龐大哲學體系。

這部書系在解答哲學中形上學與知識論上所發生之各種問題，這些問題均由西方哲學所引起。西方哲學重在建立思辯的理論系統，而不涉及實踐工夫。是以如果哲學的最高境界系實踐的道德境界，而人可直接通過實踐以到達此境界而論，則這些思辯問題大可不必發生，亦無須加以解答。然而現代的中國，正如唐先生所言，由于受西方思想之衝擊，哲學慧命即斬，中國人對自己固有的哲學已失去信心。因此，這些西方哲學中所引起的種種關于形上學及知識論上的問題，正足以擾亂中國人之思想心靈，勢須加以處理和解答，此為唐先生撰寫此書之動機，此亦可見唐先生為維護中國文化延續中國文化生命用心之良苦。他在此書的自序中嘗云：“世間之一切哲學論辯之著，亦是可讀可不讀，可有可無者也……哲學論辯，皆對哲學問題而有。無問題原不須有答，而其書皆可不讀……昔陸象山嘗言人之為學，不當艱難自己，艱難他人。吾既艱難自己，不當無故艱難他人。”此可見唐先生撰寫此書之用心也。

這是一部總結性的書，唐先生的思想立場，在書中有了一個交代。這部書一方面在于解答形上學與知識論所引生的種種問題，一方面則依生命三向開出心靈九境：生命存在之三向，是指生命心靈之（1）前后向的順觀，以觀體為主；（2）內外向的橫觀，以觀相為主；（3）上下的縱觀，以觀用為主；而此三者實又交互相通，未嘗不可合而為一。由此三向開出心靈之九境；初三境為萬物散殊境、依類成化境、功能序運境。中三境為感覺互攝境、觀照凌虛境、道德實踐境。后三境為歸向一神境（神教境）、我法二空境（佛教境）、天德流行境（儒教境）。初三境重在客體，都是覺他境；中三境以主攝客，都是自覺境；后三境為超自覺境，超越主客之相對，是“以主為主”的絕對主體境。這種講法，事實上就是一種判教的工作。至于全書之歸趣，則不出于“立三極，開三界、成三祭”。唐先生自謂，數十年來之一切所思，皆可概括于此。所謂“三極”是人極、太極、皇極。“三界”是人性世界、人格世界、人文世界。人性直通于天命與太極；人格之至，是為聖格，此即所以立人極；全幅人文之化成而不以偏蔽全，是即所謂皇極。而祭天地、祭祖先、祭聖賢之“三祭”，則專為澈幽明、通死生、貫天人而設。三祭之有形者屬于宗教，此本是儒家禮教之一端，唐先生則意在本此三祭以開攝未來世界之宗教。而三祭之無形者，即存于人之德性與智能之一念契會中。祭者，契也；故當下具足，不待外求。此三祭之事，志不在祈福，而唯是本乎人義之所當為，以順吾人之性情，而立人道之至極。（至于一般之宗教），則猶未脫巫道而志在求福，不免使“人道”倒懸于“神道”，而以宗教凌駕于人文世界之上，離越于人文世界之外。



唐君毅先生的思想博大精深。概括唐先生學問之特點，以下幾點是值得我們在閱讀唐先生著作時認真領悟的：

　第一，真切深微的人生體驗：對于人生的體驗，同時也就包含了對道德的體驗。這是道德自我透顯出來以后，一方面反觀自己，一方面又照察人生全福的內容和整個的過程，所以它是一種內向的反省和向上的提升。這里所顯示的，不止是理想主義的情調，而是充分表現出理想主義的精神。由于有人生正面理想的向往，所以也就必然地要轉過來照察出那些妨礙理想實現的、人生負面的各種艱難、痛苦、罪惡與悲劇，而要求自己隨時隨地警惕自覺，動心忍性，以斬斷那些人生途程上的葛藤，使人從這煩惱、痛苦、罪惡的深淵中超拔出來，以歸于人生的正道。對于人生和道德宗教體驗之深微真切，在當今世界上，恐怕很少有人能和唐先生相比。唐先生所開發的人生智慧、人生的理想、人生方向，就好比一面人生的大鏡子，我們應該藉這面鏡子來時時照察自己，惕勵向上，以創造人生的意義和價值。

第二，深厚強烈的文化意識：這方面要表現在第二階段的著作里，也同時在他后半期的生命過程中，在他為中國文化理想所作的艱苦奮斗中，有具體而感人的証現。唐先生的立身處世、為學做人，以及他的道德意識、價值意識、民族意識、歷史意識，還有文化事業的意識，全部融會凝結在他深厚的文化意識中而昭顯出來。牟宗三先生在哀悼唐先生的文章里，以他和唐先生交往相處四十年的資格，表彰了唐先生的生命格範。說唐先生是“文化意識宇宙中的巨人”。文化意識宇宙，是由中國文化傳統而開出的宇宙，是由夏商周三代文質損益，再通過孔孟內聖外王成德之教而開闢出來的。像宋明理學大師以及晚明顧、黃、王三大儒，都是這文化意識宇宙的巨人。而唐先生則是現時代這文化意識宇宙中的巨人。牟先生的話，說得恰當中肯，而且是極具“知人論世”之卓識的。

第三，周流融貫的會通精神：這種精神同時表現在第二第三兩個階段的著作里。唐先生對于黑格爾的精神哲學，有極為精深而相應的了解和體會。但他對黑格爾並不作專家式的研究和講論，而是取其長而去其短，吸收黑氏講“精神發展”的智能和理路。所以唐先生的著作，也顯示出層層推演，連環相生，而又彌綸開合，交光互映的特色。抗戰時期，唐先生曾對牟先生說：你的思想是架構型的，我的思想是音樂型的。所謂架構型，其特征在于建立思想觀念的骨幹，和義理系統的間架。音樂型的特征，則在于思想觀念層層的發展，有如交響樂的旋律層層引出而齊奏和鳴。這也等于是說，牟先生思想方式是康德式的，唐先生的思想方式則是黑格爾式的。由精神之層層發展，而引生縱橫交錯、周流融貫的思想之路道，這就是會通精神的顯示。唐先生又曾說到，他願意使自己的哲學思想，成為一條人人可以往來行走的橋梁或通路。有了唐先生這種寬平坦蕩的胸懷，而后乃能善視各種學術思想，而一一安排其位次序列，使之交融會通而相輔相成。在世界文化思想交流激蕩的今天，這便是一種彌足珍貴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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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課題為“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五規劃2003年度項目”和“四川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課題（川教科SA03─160）”。

[2] 何仁富（1966，6── ），男，四川平昌人，哲學教授，宜賓學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四川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常務副主任，唐君毅研究所所長。主要從事西方人本主義哲學、唐君毅及現代新儒家研究。

[3] 宣言題為《中國文化與世界》，被稱為現代新儒家的宣言書。全文分十二節：（1）我們發表此宣言之理由，（2）世界人士研究中國學術文化之三種動機與道路及其缺點，（3）中國歷史文化之精神生命之肯定，（4）中國哲學思想在中國文化中之地位及其與西方哲學之不同，（5）中國文化中之倫理道德與宗教精神，（6）中國心性之學的意義，（7）中國文化史所以長久的理由，（8）中國文化之發展與科學，（9）中國文化之發展與民主建國，（10）我們對中國現代政治史之認識，（11）我們對于西方文化之期望及西方所應學習于東方之智能者，（12）我們對世界學術思想之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