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80年代後期的小說(一)（第一節　文學的「尋根」）
來源：中國作家網 作者：文壇采編 日期：2005-10-27 19:10:59




--------------------------------------------------------------------------------


　　在80年代中後期，小說創作出現了另外一些潮流。它們或者是小說家的自覺發動，或者是批評家對於一種創作傾向的歸納。比較重要的有發生於中期的「文學尋根」和80年代末的「先鋒小說」和「新寫實小說」等。
　　在1983年到1984年間，以「知青作家」為主的一些中、青年作家，如韓少功、李陀、鄭義、阿城、李杭育、鄭萬隆、李慶西等，圍繞文學「尋根」問題，交換過意見，召開過座談會(註：參見李慶西《尋根：回到事物本身》，《文學評論》1988年第4期。)。1984年年初，李陀在一篇文章裡，使用了「尋根」這一語詞，表達了「渴望有一天能夠用我已經忘掉了許多的達斡爾語，結結巴巴地和鄉親們談天，去體現達斡爾文化給我的激動」(註：《創作通信》，《人民文學》1984年第3期。)的意向。1985年的夏天，他們便紛紛在報刊上撰文，倡議、宣揚有關文學尋根的主張。韓少功的《文學的「根」》(註：刊於《作家》1985年第6期。)一文，後來被有的人看作是這一文學運動的「宣言」。他認為，「文學有根，文學之根應該深置於民族傳統文化的土壤裡，根不深，則葉難茂」，認為我們的責任，就是「釋放現代觀念的熱能，來重鑄和鍍亮」「民族的自我」。其他的文章有：鄭萬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們的「根」》，阿城的《文化制約著人類》，鄭義的《跨越文化斷裂帶》等。(註：分別刊於《上海文學》1985年第5期，《作家》1985年第6期，《文藝報》1985年7月6日，《文藝報》1985年7月13日。)他們互有差異的講述中，有著重要的共同點：中國文學應該建立在廣泛而深厚的「文化開掘」之中，開掘這塊古老土地的「文化岩層」，才能與「世界文學」對話。在理論闡述中，一些前此發表的作品(主要是小說)，被提倡者作為體現這一文學主張的範例列舉。汪曾祺發表於80年代的，取材於家鄉(江蘇高郵地區)市鎮舊時風情習俗的短篇(《受戒》、《大淖記事》等)，被作為重視民族文化底蘊而取得成功的例證。賈平凹從1982年起發表的有關陝西商州地區的創作，以及稍後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說」系列(《沙灶遺風》、《最後一個漁佬兒》等)，也都被指認為是體現「文學尋根」的成果。此後，文學界對這一話題的討論逐漸展開，影響也迅速擴大。或者是一些作家創作上有意的追求，或者是批評家基於理論闡釋對文本搜尋的必要，一時間，被列入「尋根」項下的作品驟增。如賈平凹的「商州系列」，阿城的《棋王》、《遍地風流》，鄭義的《遠村》、《老井》，韓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鄭萬隆的《異鄉異聞》，王安憶的《小鮑莊》，扎西達娃的《繫在皮繩扣上的魂》，以至於張承志、史鐵生、陸文夫、鄧友梅、馮驥才等的一些小說。在這期間，有的批評文章不限於「文學尋根」這一用以說明潮流的說法，而使用「尋根文學」(「尋根小說」)、「尋根作家」的概念。但是，被指認的作家作品的面貌是否可以這樣概括?而作家本人也大多不能認可這一歸類，因而，「尋根文學」和「尋根作家」的說法並沒有被廣泛採用。
　　文學「尋根」的提倡，既得到熱烈歡迎，也受到詰難和批評(註：如唐弢在《一思而行——關於尋根》(《人民日報》1986年4月30日)中說，「我以為『尋根』只能是移民文學的一部分，『尋根』問題只能和移民文學同在」，「除此之外，先生們，難道你們不是中國人，不是徹頭徹尾地生活在中國大地上的嗎?還到哪裡去『尋根』呢?」)。批評的主要根據之一，是指責它表現了「復古」傾向，會導向對需要批判性反思的傳統文化的回歸。在文學取材和主題意旨上，則憂慮於可能使創作紛紛潛入僻遠、原始、蠻荒的地域和生活形態，而忽略對現實社會人生問題和矛盾的揭示。(註：李澤厚的《兩點祝願》(《文藝報》1985年7月27日)在表示了對「尋根」的有限度的理解之後說，「為什麼一定都要在那少有人跡的林野中，洞穴中，沙漠中而不是在千軍萬馬中，日常世俗中去描寫那戰鬥、那人性、那人生之謎呢?」)在文學「尋根」的主張發表三年後，發起者之一的李慶西撰文，指出他們當初的主要意圖，是在於「尋找民族文化精神」，以獲得民族精神自救的能力——實際上回答了人們有關他們脫離現實的責難。(註：參見李慶西《尋根：回到事物本身》，《文學評論》1988年第4期。)從社會文化背景，以及當代文學的狀況等方面考慮，文學「尋根」的提出，應該說有一定的必然性。由於當時人們普遍認為「文革」是「前現代」的「封建主義」的「復辟」，因此，重提科學、民主的口號，向西方學習，反思「傳統」以「走向未來」，是「文革」後主要的社會思潮。在經歷了80年代前期政治社會層面的批判之後，產生了將「反思」深入到屬於事物「本原」意義的趨向，探索歷史失誤與民族文化心理「積澱」之間的關係。與此同時，對於傳統文化的「守成」立場，也在激進氛圍的空隙間生長。80年代東西方文化「碰撞」，使文化比較和不同文化的價值觀的評價重新凸現。一些作家不僅體驗到「文革」等現實的社會政治問題的壓力，而且猝不及防地遭遇到「現代化」進程和「文化衝突」所產生的令人困惑的難題，感受到更為廣泛、深刻的「文化後果」的壓力。他們會認為，如果以「現代意識」來重新觀照「傳統」，將尋找自我和尋找民族文化精神聯繫起來，這種「本原」性(事物的「根」)的東西，將能為社會和民族精神的修復提供可靠的根基。
　　文學「尋根」的提出，還存在著文學本身的更為直接的動機。「文革」之後，尖銳地意識到當代文學的「貧困」，而積極推動文學進入「新時期」的不少作家，認為可以通過借鑒西方現代文學，來解決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難題。關注西方文學的熱潮，開拓了作家的視域，引起文學觀念、方法上的革新，也產生了依據「觀念」、文本寫作的現象。在對於西方現代文學歷史和作家的狀況有了較多瞭解之後，迫切要求文學「走向世界」(「與世界對話」)的作家意識到，追隨西方某些作家、「流派」，即使模仿得再好，也不能成為獨創性的藝術創造。在他們看來，以「世界文學」的視境，從中國文化中尋找有生命力的東西，應是中國文學「重建」的更為可行之路。主張「尋根」的作家的這些想法，為美國作家福克納和南美洲在本世紀後半期取得的文學成就(特別是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被授予1982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所啟發，也獲得證實。心懷焦慮而又雄心勃勃的年輕作家認為，如果將自己的文學創造，植根於悠久而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以中國人的感受性來改造西方的觀念和形式，將有可能產生別開生面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