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世說新語》看魏晉士人思維方式和處世態度的嬗變



摘要： 本文通過《世說新語》對中士族經濟生活有關故事的挖掘梳理，分析魏晉時期士族文人經濟地位的變化給他們精神世界所帶來的重大影響。進而為文化史和文學史研究中有關魏晉士人的灑脫人生態度尋找一種現實的物質基礎。

關鍵詞： 《世說新語》 士族 經濟生活 精神歸宿



人的精神活動的內容和形式，都要受到其社會經濟和政治地位的左右和制約。魏晉士族文人之所以能夠傲岸絕世，俯仰自得，是由於他們在經濟和政治上都逐漸取得了空前絕後的重要地位。因此，要瞭解魏晉士族文人在精神風采上發生了什麼變化，首先要瞭解他們在經濟生活當中發生了哪些與前人不同的變化，這些變化對於他們的精神生活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和制約。這一點在《世說新語》中有充分的反映。

一、士族的形成與特徵

余英時先生認為，士族的形成是古代儒士和富庶宗族相結合的產物。這個看法很有見地。春秋戰國以來，伴隨中央集權官僚體系的不斷完善，「士」的階層在社會上取得了獨立的地位。專制君主為了加強中央集權，一方面採用限制世卿貴族的政策，一方面又大批起用「士」這一社會階層來作為官僚機構的骨幹[1]。這就促使「士」的階層迅速膨脹。與戰國相比，漢代士人的社會地位實際上呈下降的趨勢。戰國士人可以奔走四方，朝秦暮楚，合則留，不合則去。而漢代的士人則只能像被豢養的家畜一樣受人擺佈驅使，乞討殘羹冷炙。士人別無出路，只好千軍萬馬都擠在入仕這一條獨木橋上。因為希望入仕的士人數量和君主的需求數量之間反差太大，供過於求，所以必然造成士人地位的下降，皇帝對士人可以任意擺佈。東方朔對此深有感慨地說：「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虎；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1]（《東方朔傳》）漢代士人在皇權面前之所以顯得如此卑躬屈膝，低三下四，以及由此造成的精神上的苦悶和壓抑感，其根本原因是經濟上缺乏實力和政治上有求於皇權。正因為如此，從漢武帝推行崇儒政策開始，儒士開始不斷注意財富積累，富貴宗族也開始向儒士化方向發展。宗族的財富與儒士的文化相結合，終於形成一股新的具有社會影響的社會階層。這就是東漢中期開始不斷形成的士族階層[2]。

這些士族階層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作為尊奉儒家的官僚機構的入選者，他們具有優越的入選條件。他們不但授徒講學，桃李遍佈天下，而且由於其子孫往往紹繼家學，也必然造成一種新的累世公卿的局面。這就使得士族的地位得到了社會的重視。二是較西漢而言，這些士族階層的經濟狀況發生了較大的改善。

由於士族階層到東漢後期已經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加上統治者在戰亂時代需要這些大族在經濟和軍事政治上的支持，所以從曹魏開始，皇權就對這些士族階層從政策上給予許多優惠和傾斜，從而使士族的實力更加得到迅速膨脹。

以上情況清楚地說明，到了魏晉時期，士族階層的經濟實力再也不是西漢時期士人的那種寒酸委瑣之狀。士族與皇權的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士族已經不是當年向皇帝搖尾乞憐的寒酸士人，而是令皇帝不敢小覷甚至對其具有不可低估的掣肘作用的強大社會群體。如果說這一歷史巨變魏晉人自己還來不及充分認識和把握的話，那麼到了劉宋時期，社會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使得劉義慶本人和他的門客都對此有了十分清晰的認識。所以《世說新語》中從各個角度對士族在經濟實力方面的變化及其對士族精神面貌的影響都作了充分的展示。

二、金錢的功過

士族的經濟來源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大量非法部曲和佃客的廉價勞動所創造的巨大財富。本來魏晉時期的法律制度規定了士族可以按品位的高低享有佔用土地和佃客、衣食客的特權，但實際上各家大戶私養的佃客和食客數量遠遠超過規定。他們用這個方法逃避賦稅徭役，獲得巨額非法收入[3]。而朝廷因為需要大族經濟上的支持，也只好對此默許；二是士族往往將大量的剩餘物資進行商品交換，以獲得巨額利潤。士族因此而在財富上獲得了巨大的收入。此正如王伊同所言：「五朝以還，富室豪家，類多隱括，力入私門。寸絹不輸官庫，升米不進官倉。其家資富贍，官位顯崇者，更阡陌相望，廡宇比鱗。或則檣桅千里，貿遷有無。於是府庫無所資，力役無所出。而邑有人君之富，裡有公侯之資，五朝高門，所以權重勢溥者，此夫始非一因也。」[3]（p115）

士族階層中的許多人本來是以明經修行的儒家儀軌起家，可一旦他們腰纏萬貫、大權在握、地位穩固時，便被金錢沖昏了頭腦，成為與儒家的儀軌背道而馳的暴發戶。儒家從禮儀的角度出發，強調以禮為準繩，符合禮的規定的，該奢的要奢，該儉的要儉。否則就要受到批評。

然而從曹魏後期開始，傳統禮制所規定的那些限制奢儉的框框逐漸被人們忘在了腦後。夏侯玄說：「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采之服，通於賤人。」[5]（《夏侯玄傳》）可見魏末世風已經有了奢汰的苗頭。進入西晉以後，隨著司馬氏政治上的對立群體竹林名士的遭到鎮壓和自身的分化，士族文人開始對政治冷漠，轉而以放誕態度面對人生；同時國內政治實行了統一，自上而下地滋長了奢侈腐化的風氣，禮制所要求的奢儉有度完全成了一紙空文。對此，向秀曾從理論上加以闡述[6]（卷四向秀《黃門郎向子期難養生論》）。這實際上是不滿於嵇康和阮籍以「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態度與司馬氏政權的抗爭，而是主張名教與自然之間－－亦即士族文人個性與皇權之間的調和。他以這種不忘富貴之心註釋《莊子》，不但使玄風大暢，而且還開啟了士族追求肉慾享樂的奢華風氣。此正如美籍華人學者余英時所說：「然一世之士方以富貴為念，阮、嵇求個體自由解放之情雖為彼輩所深喜，其澹泊自甘之旨則非彼輩所能從。」[7]（p389）由此興起的奢華之風，為西晉士族社會一大特徵。

晉人傅鹹曾就此向司馬炎上書，對奢侈之風發出不滿。那個中傷阮籍居喪飲酒違反禮教的何曾，本人就是一個奢侈的健將。本傳記載他「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甚至「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從魏晉時期的情況可以看出，那些窮奢極欲的暴發戶，往往正是大呼維護禮教的人。《世說新語·汰侈》篇正是這些窮奢極欲者的競技圖：

王君夫以飴糒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綾裡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世說新語·汰侈》）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之，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己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干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眾。愷惘然自失。（《世說新語·汰侈》）

文中得到晉武帝司馬炎資助的王愷竟然敗在了荊州刺史石崇手下，正可形象地說明世家大族的財富和實力如何衝破了禮制的規定，膨脹到令皇權仰視並自慚形穢的地步。類似情況還有王濟為身為晉武帝的岳父司馬炎所擺下的奢華宴會，尤其是以人乳所飲豬的美味，也終於讓以晉武帝這位奢華天子瞠目結舌，大有小巫見大巫之感，只好「食未畢，便去」[8]（《汰侈》）[4]。

可見這些富貴士族一邊高喊維護禮教，一邊卻又幹著超越禮教規定的過分奢侈之舉。他們好像被漢代朱買臣因貧窮而被妻子拋棄的教訓嚇怕了，一旦富有，便肆無忌憚地向世人展示自己的金錢：

王武子被責，移地北邙下。於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世說新語·汰侈》）

王濟之所以在厄運之時仍不忘誇富，是因為從西晉開始整個社會都醉心和迷戀於金錢崇拜的奢侈風氣之中。惠帝時魯褒曾在《錢神論》中對此入木三分地諷刺道：「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為君長，在後者為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錢之所佑，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此論之，謂之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仇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9]（《全晉文》卷一一三）金錢成了可以主宰一切的東西，甚至被尊為「親之如兄」，「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 [9]（《全晉文》卷一一三）。這就是士族的奢華風氣所造成的惡劣影響。

從《世說新語·汰侈》篇所反映的西晉士族金錢至上、人慾橫流的污濁風氣中應當得出以下認識：首先，從東漢黨錮清議運動的失敗，到正始文人的冉冉垂落，使士族文人認識到在政治上仍然無法與皇權抗衡。於是，他們試圖疏離政治，另闢蹊徑，從經濟上打開缺口，以金錢的富有來傲視王侯、傲視皇權，從而以金錢來確立自己的社會地位；其次，從這股奢華潮流與儒家禮制的關係上看，它的確已經超出了禮制的規範限制。因此它在客觀上的確具有超越名教的意義，是正始以來得意忘言的人生態度和超越名教潮流的一個側面；第三，以上兩個方面所產生的直接後果，是給士族文人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自豪和自信。他們再也不用像漢代文人那樣向皇權低三下四，搖尾乞憐，而是可以趾高氣揚、盛氣凌人地俯視包括皇帝在內的世間各色人等。這樣的自信和自豪對後來以文人為主體的文學藝術的自覺與獨立，乃至文人群體人格以道自尊的精神建構，都起到了無法估量的作用。

然而物極必反，「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巨額的金錢是一個社會經濟發達的象徵和標誌，但它同時也可以是將一個社會（尤其是道德靈魂）毀滅的黑色殺手。金錢可以給士族帶來自信和自豪，也可以使他們走向反面。從漢代起，人們就看到金錢的負面作用。《史記·平准書》：「太史公曰：『虞夏之幣，……或錢、或布、或刀。』」如淳、司馬貞等註：「刀者，錢也，以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5]但後人卻從刀可殺人的意義上去理解金錢的不利因素。《太平御覽》卷八三六引《風俗通》：「『錢刀』，俗說害中有利。『利』旁有『刀』，言人治下率多得錢財者，必有刀劍之禍也。」還有更有趣的解釋。陳繼儒《巖棲幽事》：「李之彥嘗玩『錢』字旁，上著一『戈』字，下著一『戈』字，真殺人之物而不悟也。然則兩『戈』爭『貝』，豈非『賤』乎？」[6]其主要原因就是在於人們看到了金錢對於人的人品節操所產生的腐蝕作用。揚雄《法言·淵騫》：「或問貨殖。曰：『蚊！』」錢鍾書說：「此傳所寫熙穰往來、走死如騖、嗜利殉財諸情狀，揚雄以隻字該之，以麼麼像之，兼要言不煩與罕譬而喻之妙。」[10]（p388）而西晉許多名士正是這樣一批被財富享樂的刀劍屠殺而不自知的群體：

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體者。（劉注引王隱《晉書》：「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發，裸袒箕踞。其後貴遊子弟阮瞻、王澄、胡母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也？」（《世說新語·德行》）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劉注引鄧粲《晉紀》：「王導與周顗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為新聲。顗於眾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怍色。有司奏免顗官，詔特原之。」）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世說新語·任誕》）

如果站在應劭和揚雄的角度，西晉士族的窮奢極欲行為不啻是飲鴆止渴的愚蠢之舉。對此，從東晉葛洪到南北朝時期都有尖銳的抨擊，沈約《宋書·五行志》云：「晉惠帝元康中，貴遊子弟相與為散發裸身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恥不與焉。蓋胡翟侵中國之萌也。豈徒伊川之民，一被發而祭者乎？」所以後人一直將皇族與士族的奢侈腐化視為晉代滅亡的起因和徵兆。「漢靈帝時，蛇見御座。楊賜雲為帝溺女色之應也。魏代宮人猥多，晉又過之，燕遊是湎，此其孽也。」 [2]（《五行志下》）又引天戒之語釋蛇出之徵：「今齊王冏不寤，雖建興復之功，而驕陵取禍，此其徵也。」明人唐順之謂：「奢侈者，亡國之本；恃財者，殺身之媒；富者，眾怨之歸也，而況可斗乎？」[7]這些看法雖然不無傳統衛道士懷舊斥新的偏見，但他們看到並提出的人有了錢之後該怎麼辦的問題，卻是點到了西晉士族的金錢物質慾望的無限膨脹在某種程度上淹沒了其玄學精神追求的要害問題。

到了劉宋時期，隨著佛教的深入傳播，人們開始從人生解脫的角度看待貪慾對人生的危害及克服和超越它的意義。《世說新語》開設《汰侈》一門，列舉若干士族窮奢極欲的故事，說明劉義慶等人作為旁觀者，既清楚地看到了金錢富有給士族文人帶來的從精神到物質的巨大變化，又客觀地意識到這也正是晉代亡國的原因之一。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佛門的虔誠弟子，劉義慶是從當時佛家否定導致人的煩惱的以貪慾為主的「七使」的角度，來看待和理解魏晉士族的這些奢侈浮華風氣的。這種反思比起葛洪等人，更有一種旁觀者清的味道，對於人們清楚地認識金錢及享樂慾望給魏晉士族帶來的正反兩面的效應，都十分必要而中肯。

三、濁中之清

正是因為許多魏晉士族在經濟上揚財露富，所以很容易給人一種錯覺，好像只要是士族，都必然是家財萬貫，肥得流油。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在士族內部，各個家族之間的經濟實力並不平衡，財富也不是劃定士族的唯一準繩。權勢和政治影響才是重要的根據。更重要的是，很多士族文人更為看重的是代表士人獨立精神境界的「清流」取向，而不是家財萬貫和肉山酒海的污濁之氣。面對何曾那些口不離禮法，行動上大肆揮霍的禮教和財富追求者，以及對金錢稱兄道弟的污濁風氣，阮籍等人發出了憤怒的斥責：「彼勾勾者自以為貴夫世矣，而惡知世之賤乎茲哉！故與世爭貴，貴不足爭；與世爭富，則富不足先。必超世而絕群，遺俗而獨往……」[11]（ 《大人先生傳》）。嵇康則從更高的層次上回敬了向秀的庸俗之見：「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者，蓋為季世惡貧賤，而好富貴也。未能外榮華而安貧賤，且抑使由其道，猶不爭不可令，故許其心競。中庸不可得，故與其狂狷。此俗之談耳，不言至人當貪富貴也。」[6]（《答難養生論》）這就是說，存在的未必合理，未必高尚。那種以存在為最高追求的思想實在是降低了自己的境界和水準。這種觀念反過來又影響了許多士族對財富金錢的取與，造成士族內部貧富不均的現象。

從《世說新語》及有關材料來看，無論是魏晉時期的北方大族，還是東吳以降的南朝士族，都不乏名望顯赫而資產清貧，然而卻以精神自由為榮的現象。

先來看中原大姓。貧富不均的現象在阮籍所在的陳留尉氏阮氏一門表現得十分明顯：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掛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世說新語·任誕》）

阮鹹以犢鼻褌與象徵北阮富貴的紗羅錦綺相抗衡，表現出以清貧為榮，以奢華為恥的心胸觀念。而決定這種觀念的動力則是他們各自精神信仰的不同。作為阮籍的侄子和「竹林七賢」的成員之一，阮鹹此舉自然與阮籍的任誕放達之風同出一轍。本條劉孝標注引《竹林七賢論》：「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唯鹹一家尚道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燦然錦綺。鹹時總角，乃豎長竿，掛犢鼻褌也。」北阮和南阮儘管同屬陳留尉氏阮氏，但代表阮氏家族傳統的北阮信奉的是儒學，所以「善居室」、「善屋室」，「內足於財」；而「尚道棄事」的南阮一支的家道原本也應當與北阮大致相當，卻由於「好酒」而落入清貧。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群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8]（《任誕》）他的財產或即多破費在酒害之中。可見不同的生活觀念和精神信仰導致了不同的財富觀念和貧富區分。

在琅邪臨沂王氏一族中，貧富及其觀念又與陳留尉氏阮氏有所不同。司徒王戎亦為「竹林七賢」之一，但他既無文章傳世，又不如嵇、阮、向、郭之名聲顯赫，所以常常為研究者們所忽視。但實際上他的與眾不同之處頗能說明其個人特性與社會原因。他最為人知的品性就是好財而吝嗇：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世說新語·儉嗇》）

本條劉孝標注引王隱《晉書》：「戎好治生，園田周偏天下。翁嫗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算計家資。」又引《晉陽秋》：「戎多殖財賄，常若不足。」據此可見王戎的財富之巨，不在石崇之下。可他與石崇不同的是他並不揚財露富，而是慳吝無比：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世說新語·儉嗇》）

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恆鑽其核。（《世說新語·儉嗇》）

王戎女適裴頠，貨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遽還錢，乃釋然。（《世說新語·儉嗇》）

以往的研究者往往簡單地用「剝削者聚斂無度的貪婪本性」來解釋王戎的儉嗇行為。今天顯然應當對此作出深入而令人信服的解釋。王戎的財富固然與石崇及北阮之流相似，但身為「竹林七賢」成員，他又有許多超凡脫俗的名士風度。王戎的父親王渾與阮籍是朋友，阮籍比王戎年長二十歲，但自從與王戎相識後，阮籍對王戎的好感就逐漸超過了他的父親。「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沖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2]（《王戎傳》）從此王戎便成為阮籍放達生活的經常夥伴。阮籍至鄰家美色婦酒壚飲酒時，王戎是陪同[8]（《任誕》），阮籍等人在竹林酣飲時，王戎也前去同飲並相互調侃。直至嵇康、阮籍等人去世後，王戎舊地重遊，睹物思人，還對當年的竹林之遊、竹林之友深表懷念：

王濬沖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軺車，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世說新語·傷逝》）

文中「黃公酒壚」當為「黃壚」之誤，表示王戎對與故舊生死相隔的慨歎。與嵇、阮同類，王戎亦為性情中人。他中年喪子後，山簡前去看望，見王戎悲痛不已，便以「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相勸，可王戎卻深情地說：「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山簡受其感動，「更為之慟」[8]（《傷逝》）。

但是王戎畢竟與嵇、阮有所不同。王戎在懷念嵇、阮時所說「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的話，說明他已經意識到嵇、阮去世後自己的變化。這個變化並非他個人的意願，而是險惡的政治環境迫使他不得不以明哲保身的態度為人處世。而在他採用的明哲保身的辦法當中，其中有一項就是以吝嗇的舉動給人以斤斤計較於細節小事而忽略於大節大事的印象，從而躲過政治麻煩。對此，王戎同時代的人往往心領神會，孫盛在《晉陽秋》中就王戎慳吝的故事說：「戎多殖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故此以自晦也。」[8]（《儉嗇》「司徒王戎既貴且富」條劉孝標注引）戴逵也就此論道：「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逵曰：『運有險易，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蘧瑗、季札之徒，皆負責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他之所以能夠活到七十二歲壽終正寢，為「竹林七賢」中最長壽者，當得力於這種明哲保身之法。這樣的作法表面上看與竹林時期的放誕之舉已經判若兩人，但其精神實質仍然如一。鍾會有一句廣為人知的評價王戎的話：「裴楷清通，王戎簡要。」近代嚴復對此解釋道：「清通者，中清而外通也；簡要者，知禮法之本而所行者簡。二者皆老莊之道。」[8]可謂一語中的。王戎的行為說明，儘管西晉時期士族已經在經濟上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因為在政治上尚未達到與皇權分庭抗禮的地步，所以仍然要受到皇權的嚴重制約。

如果說琅邪臨沂王戎的守財奴形象是有意為之的話，那麼同門中王導的清貧則是實際情況了。《世說新語·德行》「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條劉注引《丞相別傳》：「導少知名，家世貧約，恬暢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也。」《晉書》本傳也稱「導簡素寡慾，倉無儲谷」。可見他的確囊中羞澀。他與王戎同有吝癖，但他則是因貧而儉：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捨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世說新語·儉嗇》）

因家境貧約，所以要省吃儉用，結果反而造成浪費，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不過從王導的話中，可以得知其子王悅更為慳吝，可謂家有傳人了。至於王導貧約的原因雖然沒有文獻說明，但台灣學者何啟民認為，王導之「恬暢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既為其天性，則猶同南阮之阮鹹輩以「尚道棄事」，「好酒而貧」，則「家世」之所以「貧約」，似也非偶然的了[9]，不無道理。

太原王氏中也不乏清貧之士。如以真率見長的王述：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世說新語·賞譽》）

本條劉注引《晉陽秋》：「述少貧約，簞瓢陋巷，不求聞達，由是為有識所重。」類似情況在《晉書》本傳中也有記載。根據《晉書》本傳，王述的經濟來源似乎主要依靠那些「頗受贈遺」的財富，但因為他「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所以總也富不起來。他那「不求聞達」和「清潔絕倫」的性格又與阮鹹和王戎接近，則士族中的清貧者多為清高孤介之士[10]。

再來看東吳大姓。《世說新語·賞譽》：「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然而四姓之一的陸氏家族，就不以財富見長。如《三國誌·吳·陸遜傳》記載陸遜不以財富為重，「以為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故而臨終時「家無餘財」。看來陸遜這樣已經取得士族資格的大戶進一步將為國出力、建功立業作為子弟的最大追求，而並不看重家庭財富。這是三國時代的社會風氣使然。然而到了西晉時期，由於東吳成為西晉的臣屬，陸氏家族的財富變化就受到這一政治格局變遷的制約：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世說新語·自新》）[11]

這裡可以看出，從江東來到洛陽時的陸機，「輜重甚盛」，《晉書·戴若思傳》也說他赴洛時「船裝甚盛」，家道頗為殷實。但來到洛陽後則顯得比較清寒：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為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慷慨。（《世說新語·賞譽》）

按照當時南方的習俗，兄弟長成後就要分居。但按照政府規定，官員在任職期間則可以住到官府撥給的府宅中，卸任後再回到自己的私宅。只有少數得到皇帝寵信或年高望重的大臣經皇帝特許後，方可以自己的家宅為府署。可陸氏兄弟來到洛陽後，既沒有分居後自己各自的私宅，也沒有官府撥給的府宅，而是兄弟兩家擠在這一明兩暗的僚佐公用宿舍（參佐廨）當中[12]。其窘迫之狀，可見一斑。其原因就在於包括陸姓在內的吳郡四大舊姓受到中原新潮思想的同化，其興奮點已經從家庭的發家致富轉移到與中原文化同步，以求得政治上的發展。陸機兄弟和四姓之一的顧榮入洛求官的本身，就已說明此點。所以日本學者川勝義雄認為吳郡士族因此而在東晉進一步得到發展，而會稽士族則因為抱殘守缺而逐漸衰落[13]。

由於江左地區的主要經濟、政治力量都在吳郡的大族一邊，所以永嘉之亂後，過江的中原大族為了避免和吳郡大族的政治和經濟衝突，基本上都將自己的家園安置在當時士族力量相對薄弱的會稽（今浙江紹興）地區，以求得與吳郡大族的和平共處。經過西晉時期的大肆揮霍，永嘉喪亂和舉族過江的顛沛流離，中原大族的經濟實力受到重創，所以東晉時期過江大族以清貧居多。與此同時，過江之後的中原士族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並沒有安營紮寨，長居久安的意識，而是隨時準備返回中原[14]，因而也並不注意在江左發展經濟和擴大財富。西晉士族的窮奢極欲，往往被指責成為亡國之徵兆和起因，所以東晉士族經過國家興亡和士族自身的榮辱興衰，更加認識到對於士族來說，精神與靈魂的充實和富有比起物質的享樂更為重要。因此過江士族儘管也有謝安那樣蓄妓為莊園之樂者，或者王羲之父子那樣為崇奉道教而不吝錢財者[15]，但多半還是繼承了阮籍等竹林名士的風骨，清貧而志趣高遠。對於這個歷史狀況，《世說新語》著意反映的是士族喜好清貧的一面：

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碗盤，盤外無餘餚，飯粒脫落席間，輒拾以啖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雲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世說新語·德行》）

「五碗盤」為六朝至隋唐時期流行於江南的一種成套食器。每套由一個圓形托盤及盛放於其中的五隻小碗組成，故以為名[16]。十六國時期後趙石虎的御食每餐有一百二十盞，擺放在可以轉動的鑲嵌金銀的大圓盤內[17]。遼寧朝陽袁台子東晉墓葬中的漆案上擺有食具十四件，在墓室西壁的奉食圖中有僕役七人排成一列，手捧瓶、案、盤、或提魁、勺等物，以供主人享用[18]。其他墓葬壁畫中也表現出類似的場面，有的甚至還要有僕人跪著遞進飲食[19]。與當時帝王貴族的奢侈舉動相比，殷仲堪當時以荊州刺史身份，卻以「五碗盤」為食器應當說是極為節儉的。他的舉動和話語來自對士流安貧樂道觀念的繼承，《說苑·雜言》：「孔子見榮啟期，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一生在清貧中度過，這就是士人最大的人生樂趣。這一觀念不但為殷仲堪自己所身體力行，而且還被他用來教育子弟。這正是士人在金錢財富和物質享樂方面的本色。

號稱東晉清談祭酒，官至司徒左長史的王濛，經濟上卻較為清貧。一次他和清談大師劉惔外出時竟然窘迫到身無分文，連午飯也吃不起的地步[8]（《方正》）。《世說新語·賞譽》：「劉尹每稱王長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節。』」劉注引《濛別傳》：「濛之交物，虛己納善，恕而後行，希見其喜慍之色。凡與一面，莫不敬而愛之。然少孤，事諸母甚謹，篤義穆族，不修小潔，以清貧見稱。」在東晉士族名士當中，「清貧」似乎已經與「不修小潔」結下了不解之緣。與王濛齊名的劉惔生活清貧與其相似，然其名士風骨和士族優越感還要甚於王濛：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餚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世說新語·方正》）

是要面子還是要填飽肚子？王濛還比較現實地選擇了後者，但劉惔則更為瀟灑，更為超脫，他寧肯餓肚子也不能失掉士族的尊嚴和優越感。這正是漢末以來「清」、「濁」二流對立中清流一派的精神歸宿。正如日本學者川勝義雄所說：「清流豪族否定了作為豪族本身存在基礎的階級原理，而將自己置於與此對立的共同體原理基礎之上。」[20]因為他更注重的是人格的自立和自尊。「惔少清遠有標奇，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屩以為養。雖蓽門陋巷，晏如也。」[2]（《劉惔傳》）沈約《俗說》也記載道：「劉真長居丹徒，家至貧，往市賣屩，路經射堂，方回數出射堂，呼之，答曰：『老母朝來未得食，至市貨屩，不得展詣也。」[21]這正是阮籍以來清流名士中自甘清貧而不受外界物質享樂引誘精神的沿襲。

《世說新語》收錄的東晉士族清貧的故事往往有這樣的特點，作者一邊交代主人的清貧，一邊則要大書特書主人的安貧樂道之志和精神世界之充實；似乎寫清貧只是為了給寫樂在貧中製造一個鋪墊，一個序曲：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答曰：「非為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褌邪？」范笑而受之。（《世說新語·德行》）

文中絹匹數量的減少和范宣簡約品格的凸現形成鮮明的反比，反差極為強烈。它揭示的道理是，對於清流士人來說，不是財富越多越好；而是財富越少，才越發顯得高尚，純潔。



【參考文獻】

[1] 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97.

[2] 房玄齡.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97.

[3] 王伊同. 五朝門第[M].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8.

[4] 論語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諸子集成》本.1954.

[5] 陳壽.三國誌[M].北京：中華書局.1997.

[6] 戴明揚.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7] 余英時. 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8]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3.

[9]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M].北京：中華書局.1965.

[10] 錢鍾書.管錐編[M].北京：中華書局.1979.

[11] 陳伯君. 阮籍集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7.

（原載《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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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第二章第一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 參見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 參見王伊同《五朝門第》第五章《高門在經濟上之壟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8年版。

[4] 關於西晉士族的奢靡之風，《世說新語·汰侈》中多有記載，其他典籍也史不絕書。前賢述論也每每縷述，茲不贅述。參見王伊同《五朝門第》第八章《高門之習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8年版。

[5] 但錢鍾書認為：「錢本刀形，『故曰刀』；利民之說，乃望文生義。」見《管錐編》第384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6] 據《續說郛》本。按類似解釋又如《虞初新志》卷二0汪價《三儂贅人廣自序》云：「余與漢陽李雲田偶過汴市，見有爭錢而相搏者。雲田曰：『古人名錢曰刀，以其銛利能殺人也；執兩戈以求金謂之錢，亦以示凶害也。』余曰：『……執兩戈以求貝謂之賤，執十戈以求貝，則謂之賊而已矣！執戈者，貪必濟以酷也。』」1986年上海書店據開明書店1935年版影印本。

[7] 唐順之《兩晉解疑·王愷石崇》。《學海類編》本。

[8] 據徐震堮《世說新語校箋·德行》「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條校箋引。

[9] 參見何啟民《中古門第論集·南朝門第經濟之研究》。台灣學生書局1978年版。

[10] 類似情況還有王述同族中的王濛。《世說新語·賞譽》「劉尹每稱王長史」劉注引《濛別傳》：「濛之交物，虛己納善，……不修小潔，以清貧見稱。」

[11] 按《晉書·戴若思傳》引此事作戴若思所為，當為一事兩傳。

[12] 當時居民宅院多為兩進、三進甚至多進的大宅院，像陸氏兄弟居住的一堂二內式比較少見。參見朱大渭等《魏晉南北朝社會生活史》第四章《城市、宮苑與園宅》。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13] 參見川勝義雄《孫吳政權の崩壞かう江南貴族制へ》，載日本《東方學報》四十四卷。

[14] 《晉書·范寧傳》范寧言時政云：「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又見《通典·食貨典》「鄉黨」條。

[15] 見《晉書》謝安、王羲之本傳。

[16] 此盤今存有江西、福建等地出土的六朝至唐實物。參見程應麟《江西的漢墓與六朝墓葬》，載《考古學報》1957年第一期；福建省博物館《福建閩侯南嶼南朝墓》，載《考古》1980年第一期；《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第536、588頁，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駱曉平《「碗盤」乎？「五碗盤」乎？》，載《文史知識》1991年第五期。

[17] 見《鄴中集》，《叢書集成》初編本。

[18] 見遼寧省博物館文物隊等《朝陽袁台子東晉壁畫墓》，載《文物》1984年第六期。

[19] 見王增新《遼陽市棒台子二號壁畫墓》，載《考古》1960年第一期；李文信《遼陽發現三座壁畫古墓》，載《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五期。

[20] 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會的成立》，載《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四卷第16頁，中華書局1992年版。

[21] 《北堂書鈔》卷一三六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