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與補遺(一) for 『一帶一路』and『人類經濟文明的新概念』as well as『開我民族史今後五百年之新運』
何清漣：盛極一時的全球化政治之翼斷折了
【阿波羅新聞網 2019-11-15 訊】
作者： 何清漣
全球化第一任旗手美國總統柯林頓當初力勸美國政界同意中國入WTO，其理由就是：讓中國加入WTO，通過建立一個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促進中國走向民主化，引導中國融入國際社會。但這點徹底失敗了，中國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專制堡壘。
德國紀念柏林牆倒塌30周年的活動，與五年前相比太過落寞，不僅冷戰時期強權國家的領導人缺席，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紀念活動前一天離開德國，法國總統馬卡洪乾脆缺席。這當然不象有些人勉強解釋的那樣：30周年並非什麼重要的活動。真正的原因是柏林牆倒塌之後緊接著開啟的全球化如今受到廣泛質疑，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一書裏所做的結論雖然在將近20年的時期內備受全球化擁護者的鐘愛，還是難免壽終正寢。
「歷史終結」是癡人說夢
經歷過柏林牆倒塌之後全球政治狂歡的人，其中不少都知道日裔美籍學者福山在其名著《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中的結論：人類歷史上的意識形態鬥爭正走向終結。隨著冷戰的結束，「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被定於一尊，是謂「資本陣營」的勝利。在柏林牆倒塌後四年，比爾·柯林頓入主白宮，開始推動雄心勃勃的全球化，福山參與的「美國新世紀專案」智囊團，為全球化的推廣支了不少招，《歷史的終結》成為全球化理論的主要支柱，歐盟就是全球化（世界大同）的袖珍版——以歐洲為地界、有6.5億人參加的全球化實驗版。歐盟的推動者們認為，歐盟的成功就意味著人類大同可以在全球化範圍內向縱深推進。
小布希時期，全球化落實到組織層面。國務卿賴斯女士是位聲名卓著的國際政治學者，她認為全球化可通過四個層面的國際交往推行：第一個層面是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參加的聯合國；第二個層面則是政府與政府之間的交往；第三個層面則是NGO，凡國家與政府不便公開出面的領域，由NGO承擔其功能。第四個層面則是各國人民之間的個人交往。在賴斯女士的推動下，美國的NGO進入爆髮式增長，並且大批進入中國，後被中國政府認定為「顏色革命」的工具。
全球化的經濟之翼有得有失
為全球化裝上的翅膀，分為政治與經濟兩翼。
經濟之翼就是讓不發達國家共用經濟發展成果。一些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做的廣告詞確實讓人很受感動，比如美國花旗銀行某年在中國做的掛曆，封面上寫著「與中國人民共創21世紀」。全球化也確實讓發展中國家人民受益，比如中國作為全球化的最大凈受益者，加入WTO至今不到20年，GDP總量從2001年的1.339萬億美元增長為2018年的13.45萬億美元，佔世界GDP總量比為16%，僅次於美國的20.5萬億。中國出現了人數最多的中產階級。按世界銀行的標準，家庭可支配年收入10萬~96萬人民幣為城市中等收入群體。以此衡量，2017年中國中產階級有3億人，遠比美國1.2億人多。中國還養成了世界第一多的億萬富翁。按照胡潤財富榜，中國以819位億萬富豪連續第三年把美國甩在身後。
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因全球化而失業、收入下降，生活境況惡化，已經有幾位著名的經濟學家依據調查資料做過研究。曾在世界銀行擔任高級經濟學家的布蘭科·米拉諾維奇跟蹤研究了1998年至2008年間全球範圍內的收入增長變化，結論是中國和印度中產階層的收入在1998年至2008年增長了60%到70%，而美國中產階級和工薪階級的收入卻停滯不前。他的研究引發了一場論戰，三位重量級的經濟學家加入了這場辯論，他們是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經濟學家大衛·奧特（David Autor）、西班牙貨幣與金融研究中心（Center for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udies）的大衛·多恩（David Dorn）與加州大學聖達戈分校的戈登·漢森（Gordon Hanson）。這三位經濟學家分析了全球化貿易和技術進步對就業的影響，得出了相同的結論。美國正因出現上述狀態，2016年大選，力主全球化並以關照世界各國弱勢群體（本國納稅人除外）為本身政治責任的民主黨敗北，川普勝出。
全球化的政治之翼從未真正起飛
政治之翼是全球推廣民主化理念。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爾提出的「軟實力」盛極一時。美國自身與世界主流均認為美國有足夠的號召力與影響力，在全球推廣以人權、自由、民主等為核心理念的普世價值。加之有了「蘇東波」中出現的天鵝絨革命與各種顏色革命，人們都相信民主革命能夠和平推進。
但事與願違。全球化的政治之翼幾乎從來就沒真正發揮作用。曾讓西方進步左派激動不已的中東北非四國的茉莉花革命，不僅沒帶來「阿拉伯之春」，反而讓那些國家進入了漫長的阿拉伯之冬，最後催生出ISIS，引發歐洲難民潮，將歐盟折騰得只剩半口氣。英國退歐的兩大理由之一就是擔憂移民過度湧入。因為歐盟的現狀，在今年柏林牆倒塌紀念日的前兩天之前，法國總統馬卡洪宣告代表美歐夥伴關係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正在腦死中」，歐洲本身則已「瀕危」。
全球化第一任旗手美國總統柯林頓當初力勸美國政界同意中國入WTO，其理由就是：讓中國加入WTO，通過建立一個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促進中國走向民主化，引導中國融入國際社會。但這點徹底失敗了，中國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專制堡壘。柯林頓這一癡人說夢的決策及後續影響，我在《中國這個經濟利維坦是如何出現的？》、《美國之誤：以「中國預想」構建對華政策》這兩篇文章中分析得非常清楚。
獨裁依然堅挺，西方陣營分離
上述所有的問題之緣起，在於全球化的權利無國界破壞了權責對應的民主憲政體制，一國納稅人必須為全球任何地方的秩序破壞後果買單並承擔無限責任——梅克爾就主張敞開本國納稅人錢包，接收難民無上限，並因此獲得全球主義者一片叫好聲）。全球主義者不去深究上述現象對全球化理論的真正挑戰在哪裡，對此的解釋是簡單斥罵為民粹主義崛起。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出版的2019世界人權報告卻終於用另一種形式承認了全球化的政治之翼已經折斷：「從某些角度看來，我們正處於人權黑暗時代。……和傳統獨裁者不同，今天的獨裁者通常在民主政治環境中興起。他們大多採取兩步走的策略破壞民主制度：首先藉由諉罪和妖魔化弱勢群體，構築自己的民意基礎；繼而削弱各種公權力制衡機制，例如獨立的司法、自由的媒體和活躍的公民團體。連一些老牌民主國家也難以抵禦這些煽動和操弄手段。」這段話唯一正確的是「今天的獨裁者通常在民主政治環境中興起」，其餘那些說法，解析各國政治會得出不同的看法。
曾宣告歷史終結的福山曾多次修改自身那破綻百出的驚世理論，但無論是福山還是各種支持全球主義的專家，都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民主政治的優越性在於它能建立一個權責對應的政府，全球主義的推行卻依賴一個完全沒有權責對應機制、軟弱無能的聯合國及各種NGO。聯合國這個「超級政府」下設的機構功能本就互相打架，比如聯合國毒品與犯罪辦公室要打擊人口走私與販毒，聯合國難民署則將所有走私人口視為「難民」，要求會員國無條件安置，客觀上等於是幫助走私人口尋找安置之地，助長人口走私。各國納稅人供養本國政府，可以用選票說No。但這個由各國尤其是美國、日本等國交的大額會費供養的聯合國，卻對任何國家的納稅人都不負責，大多數時候都在開會、扯皮，比如人權理事會勇於譴責相對弱小的獨裁政權，但對中國的文革，至今也無法形成一個譴責決議，所謂全球治理越來越流於空話、套話。
馬卡洪從左的幻念中走向現實
柏林牆30周年紀念活動的落寞，其背景就是盛極一時的全球化政治之翼早已折斷，當年力促柏林牆倒塌的西方同盟如今離心離德。歸納而言，三大因素導致全球化受到極大懷疑：一、發達國家內部因全球化利益受損群體對全球化的深刻懷疑與否定；二、民主制度推廣受阻；暴政俱樂部死灰復燃；中國這個暴政國家成了全球化最大的凈受益者；而且與普世價值日行日遠；三、全球化最後成了福利全球化與福利無上限。發達國家的中產不管稅負多重，都必須為源源不斷湧來的實為經濟移民的難民提供福利。作為全球領導者的美國，其「軟實力」也終於因為債台高築、金援略顯匱乏而受到盟友們懷疑批評，鄰國墨西哥總統甚至因川普總統拒絕接受非法移民而聲言「美國與我們（註：這個我們包括歐洲）的價值觀不一樣」。
在歐洲大國領袖中，經歷了本國黃馬甲運動沒完沒了折騰的法國總理馬卡洪終於醒悟到全球化有問題。在他宣佈「歐洲瀕危」受到持續批評之後，他又在11月12日的巴黎和平論壇（Paris Peace Forum）發表談話時指出：「我們國際體系正經歷前所未見的危機，」聯合國（UN）本身已變得「窒礙難行」。國家與組織之間需要新的合作方式、新的聯盟。針對那些對他直言不諱發出的指責聲音，馬卡宏說：「我認為我們需要真相，拘謹或虛偽是行不通的，沉默不是解決的辦法。」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上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https://tw.aboluowang.com/2019/1115/13695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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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漣：中國這個經濟利維坦是如何出現的？
——2001年-2019：美中之間的乾坤挪移（上）
何清漣
美國副總統彭斯10月24日在華府威爾遜就中美關係發表演講，不像去年哈德遜演講那樣博得滿堂彩，諸多中國海外異議人士（包括國內自由派知識分子）強烈不滿源自這幾段：「人們有時會問川普（特朗普）政府是否尋求與中國『脫鉤』。對此的響亮回答是『不』，美國尋求與中國接觸以及中國與外部世界的接觸」，「川普總統表明，美國不想與中國對峙」。
美國人希望政府少管國際社會閒事
閱讀彭斯副總統威爾遜講話全文，就知道這種源自斷章取義的憤怒有點無厘頭。在我來看，如何評價這一講話，其實就看是出自什麼立場。中國政治反對者一直將推翻中共政權的重任賦予美國總統，並以此作為評價某位總統是否合格的政治標準。他們全然忘記了一點：美國總統是美國選民選出來的，其首要責任是對美國的當下負責，其次是對美國的未來負責。中美脫鉤，回到尼克森破冰之旅以前的對峙狀態，是否符合美國的利益，得由美國人民自行評斷。
上述狀況的產生出自兩個原因：首先，從二戰直到冷戰結束，美國一直是自由世界的領導者。其次，在冷戰結束後很長一段時期內，美國自身也以這一角色自任，繼續在世界範圍內以推廣民主化為自身責任。美國克林頓總統在冷戰結束之後，雄心勃勃地推動了全球化，力主WTO吸收中國作為新成員，也宣稱這是引導中國民主化、將之納入國際社會的高招。
但美國政府不是上帝，在全世界推廣民主化遇到重重困難。伊拉克戰爭不僅讓美國勞而無功，反而讓極端伊斯蘭主義乘虛而起。阿拉伯之春以後，伊斯蘭世界的世俗化政權紛紛倒塌，ISIS更是成為世界的噩夢。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不僅沒有民主化，反而日漸回歸專制獨裁。美國國內則因全球化的影響，工作機會流失，中產階級萎縮、貧困人口增多；對外戰爭與盡國際責任導致債台高築；國內則因人口結構的劇烈改變而導致矛盾叢生，在華府政治中演化成民主共和兩黨勢成水火之態。《世界是平的》作者在書中談到他的發現：美國人所到之處，發現各國人民對美國夾雜著羨慕的仇恨，多半來自於美國插手他國事務（美國的推廣民主化）。
面對上述形勢，美國人的焦慮感日益嚴重。自2009年以來，美國人要求本國政府少管他國閒事、專注於本國內部事務的比例越來越高。皮尤調查中心的調查顯示，美國參與國際事務受到的質疑近年來明顯增加，奧巴馬總統履新的2009年高達41%；2013年，52%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應該在「國際上少管閒事，讓其他國家自己處理好內部事務」；在2016年5月的皮尤調查中，這一比例上升為57%。同年7月，《華爾街日報》發表長篇深度報導，探討美國從2000年克林頓政府直至2016年的經濟政策，以及2016大選中川普和桑德斯現象之間的關係，提及70%的美國人認為「美國走在錯誤道路上」。
錯誤的道路由誰開啟？
美中關係演化成今天這樣，主要是美國對中國完全撤掉了籬笆。從克林頓當政以來，歷屆美國總統在美中關係上，都是撤籬笆政策。奧巴馬在2016年4月，通過《大西洋月刊》記者的採訪闡述了「奧巴馬主義」的中國觀，核心內容是「應擔憂衰弱的中國而非崛起的中國」，不願意採取任何措施削弱中國。原因也很明顯：對他青睞有加的「擁抱熊貓派」是中國政府的朋友，他鍾愛的矽谷高科技公司都是中國的投資主力。在他之前有三位美國總統幫助中國進入西方世界。
2019年7月18日，美國前情報官員、冷戰期間的前海軍飛行員切特‧納格爾（Chet Nagle）在第七次「當前危險委員會」簡報會上做如下表述：「40年前，中國共產黨政權向我們宣戰，我們卻全然不知。事實上，我們反而幫了他們。」「第一位拯救了中國共產黨的美國總統是尼克森。1972年他承認了中共政權，結束了其外交孤立」；第二個是老布希，天安門事件後，他派了一個祕密的高級別代表團訪問北京，安撫中共說，美國不會迴避他們，去年他去世時，北京把他稱作『中國的老朋友』；第三個是幫助中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克林頓。」因此，「當前危險委員會」希望川普總統對中國強硬到底。
美國「擁抱熊貓派」為自己心向北京設置了兩個堪稱經典的預想前提：1. 中國加入WTO，可以迅速融入國際社會，促使中國建立一個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2. 對中國開放西方的互聯網技術，有助於瓦解中國的言論管制。這兩點最終都會促進中國走向民主化。
這一理論成為美國的中國研究圈的經典，緣於前總統克林頓2001年在霍普金斯大學的公開演講。在這次演講中，克林頓向國會闡明與中國建立永性正常貿易關係的好處和必要性：「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不僅僅關乎我們的經濟利益，更符合我們更大的國家利益。這是自上世紀70年代尼克森總統第一次訪問中國，以及隨後十年卡特總統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我們必須在中國創造積極變化的最重要機遇。」
克林頓通篇講話，意在解開美國朝野對中國的擔憂。他從「誰失去了中國」這一話題切入，談到美國政界學界認識到的所有中國問題，例如一黨專政的國家、不能容忍反對派、剝奪了公民言論自由和宗教表達的基本權利、控制經濟從而讓國民對政府形成很強的依附性、在世界上用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方式維護自身利益，以及人們對中國可能崩潰的擔憂等等。怎麼辦？年輕的克林頓總統充滿信心地回答：「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認同中國的做法，問題是，改進這些實踐最明智的做法是什麼？」他進而提到：「中國未來的道路是中國自己的選擇。我們無法控制這種選擇」，「我們只能影響她。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確實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行為。我們可以努力把中國拉向正確的方向，也可以轉身而去。幾乎可以肯定地說，『轉身而去』會把中國推向錯誤的方向」，克林頓總統指出了一條「光明大道」：「WTO將使中國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它將繼續推進美國過去30年來（即尼克森破冰之旅以來）在中國努力實現的目標。」
這就是我曾經分析過的美國對華政策八字方針（「接觸、合作、影響、改變」當中的「影響」，尼克森開始了「接觸」（中美建交），克林頓要開展「合作」，進而「影響、改變」。針對當時急於進入中國市場的美國商界與擔憂工作機會流失的美國製造業（工會是民主黨的鐵票倉），克林頓想當然地畫出了他們想要的蛋糕：「好處當然是美國公司獲得巨大的中國市場」，「……通過中國政府銷售或轉讓有價值的技術——這還是第一次。我們可以在不流逝就業崗位的情況下出口產品。」 「通過降低對國有企業保護的壁壘，中國正在加快將政府從廣大人民生活中剔除的進程」——下篇中，我將談到，後來的情況與克林頓的許諾完全相反。
當然，克林頓還給自己留了充分餘地：「加入世貿組織不會一夜之間在中國創造一個自由社會，也不會保證中國將遵守全球規則。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相信它會讓中國朝著正確的方向更上一層樓，而且肯定會比（該提案）遭到拒絕更有成效。」
誰造就了中國這個經濟利維坦？
克林頓總統全方位開啟了與中國合作的大門。其後的幾任美國總統，基本都沿著中美友好合作的道路向深層掘進。到2016年，中國早已不是15年前懇求美國要求幫助加入WTO的發展中窮國，成為僅次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歷史已長達十年。以下主要截取2001～2016年數據：
中國GDP總量，從2001年的1.339萬億美元增長為2016年的11.19萬億美元。到2018年，全球GDP總量達84萬億，美國雖繼續穩居第一，為20.5萬億，占世界GDP比重24%，但與2017年的24.4%相比繼續呈下降趨勢；同期，中國為13.45萬億美元，占世界GDP總量比為16%；比2017年的15.4%有所上升。
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國。據美國商務部統計，2016年美國貨物進口總額為 21891.8億美元，自中國的進口額達4628.1億美元，占美國進口總額的 21.1%。美國對華貿易逆差3470.4 億美元——2001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僅281億美元。
中國成為發展中國家的最大對外投資國。200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量僅347億美元，占世界總量的0.5%；2018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高達1.9萬億美元，占世界總量的6.3%。與之相比較，2001年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占世界之比為31.8%，到2018年，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6.5萬億美元，占全球總量的20.9%。
數字的一升一降之間，表示的是中美兩國經濟實力的消漲。2018年，川普總統說了一句讓中國特別不高興的話：「我們在過去25 年裡重建了中國」，——往前推25年，就是克林頓擔任總統的1993年。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9/10/31/n116246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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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之誤：以「中國預想」構建對華政策 [2019-11-22 00: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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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 何清漣：各國經濟依賴中國，有如嗑藥上癮（1）
2020-05-07
中國經濟（Public Domain）
這次武肺疫情帶給世界巨大的災難，西方國家不得不反思自身對中國的經濟依賴，調整或減少這種依賴的聲音開始出現。當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呼籲國際社會派遣獨立監察員進入中國調查，遭遇中國駐澳大使成競業的赤裸裸的公開威脅，稱中國消費者將抵制澳大利亞，影響該國貿易、旅遊和大學生源。中國在國際社會大耍“豪橫”，底氣來自哪里？來自兩點：一是中國認定各國不可缺少的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二是通過旋轉門控制了各國不少政要。本專題1、2分析各國對華經濟依賴的現狀及中國如何將這種經濟依賴轉化為政治控制。
各國對中國的經濟依賴
全球化1.0版本中，中國確實成了中心國度：1、發展中國家最大的引進外資國，累計設立外資企業數突破100萬家；2、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和世界第二大進口國（2019年初的資料）；3、中國是世界資源國家的最大買方。尤其是美國葉岩油改變全球石油供應格局後，俄羅斯、中東及其他石油生產大國都爭相籠絡中國，這次疫情後，石油價格大跌，中國的石油訂單更是決定中國成了“大王”。北京早就將多國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成功地轉化為政治上的服從與交易。
關於這一點，中國從來就不隱瞞，而且樂於誇耀。2019年，國內媒體曾細數對中國有經濟依賴的國家，從東方到西方，從南半球到北半球，還真有不少。最後發現，全球200多個國家當中，排在前五名的依次為澳大利亞，智利、韓國、巴西、日本。
經濟對中國依賴度最高的是澳大利亞，2017年澳大利亞出口總額達到2307億美元，其中出口中國額度達761億美元，約占澳大利亞總出口額的33%。澳大利亞出口中國的主要產品有礦產品、貴金屬及製品和動物產品等。就算中國經歷了美國對華貿易戰的打擊，如今仍然是澳大利亞經濟增長的引擎，也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夥伴，與中國的貿易占澳大利亞進出口總額的24%。
韓國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位居第三。2017年，韓國出口總額達到5737億美元，其中出口中國額度達1421億美元，約占韓國總出口額的25%。韓國出口中國的主要產品有機電、化工和光學醫療設備等。這種依賴在中美貿易戰後有所下降，2019年，中國、美國和越南是韓國出口排名前三位的國家，對這三國的出口額依次為1362億美元、733.4億美元和481.8億美元，占韓國出口總額的25.1%、13.5%和8.9%。同時，從2009年到2018年的10年間，中國大陸一直是韓國對外貿易最大順差來源地，2019年受中美貿易戰的影響，對中國大陸貿易順差為289.94億美元，低於對港貿易順差301.39億美元，降至香港之後排名第二。
日本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排名第五。2017年日本出口總額達到6983億美元，其中出口中國額度達1328億美元，約占日本總出口額的19%。日本出口中國的主要產品有機電產品、運輸設備和賤金屬及製品等。受中美貿易戰影響，2019年對中國出口減少7.6%，降至14.68萬億日元。
德國工業對中國市場的高度依賴
德國號稱“歐洲經濟的火車頭”，但這個“火車頭”對中國的市場依賴相當大，甚至視中國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幾乎成了中國經濟患上感冒，德國經濟就要打噴嚏這種榮枯相關的依賴關係。
中國是德國僅次於美法的第三大出口市場，到2018年為止，過去10年和20年，德國對華出口額分別增長了450%和1500%。法蘭克福股市DAX30的德國跨國企業在華設立各類企業約700家，在華銷售額超過2000億歐元，占這些企業全球銷售額的15%。德國三大車企對中國市場依賴尤其嚴重，大眾、寶馬和賓士在華銷售占其總銷量分別為37.3%、24.2%和23.2%。中國對美反制措施中，針對美產汽車徵收25%關稅，此舉受損最重的是德國汽車業，因為寶馬和賓士位於美國的生產廠每年對華出口大量高檔汽車，上述措施一旦實施，該兩家車企將繳納超過14億歐元關稅。報導表示，一旦中國經濟下滑，德國經濟也將衰退。
2019年，中國汽車市場20多年來首次出現銷售下滑。默克爾力反美國對華開打貿易戰，就因知道中國這個“世界經濟的引擎”如果受打擊，德國這個“歐洲的經濟火車頭”必將受衝擊。德國媒體評論不少也有自知之明，德國之聲曾於2019年8月1日發表過一篇媒體觀點綜述《德語媒體：先是蘋果，再是大眾》，其中有這類話：“中國成了德國經濟的興奮劑。多年來嗑藥的劑量一直在逐漸增加，現在已經完全離不開了。品嘗苦果的時候到了。汽車製造商可能是下一波要經受中國市場增長放緩考驗的企業。雖然中國遇到的算不上是危機，但即便只是一個疲軟階段，也足以讓德國企業陷入巨大壓力了。它們過於依賴中國了，這是個錯誤，應該糾正。少一點中國，多一份安全。不僅對德國汽車製造商來說是這樣，對整個德國經濟界都是如此。"
但是，說不依賴容易，但德國政府的焦慮卻無法緩解。2019年德國經濟僅增長0.6%，不僅德國從中嗅出了經濟萎縮的危險氣味，歐元區也是一片對經濟萎縮的擔憂。5月4日，《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分析，與2019年最後三個月相比，歐元區本地GDP下降了3.8%。歐元區經濟按年率計算萎縮14.4%，遠超同期美國經濟4.8%的萎縮幅度。為和平時期前所未有。
減少經濟對華依賴，難在哪里？
製造業削弱導致國家實體經濟空心化局面給西方國家帶來的困境，美國最早意識到。特朗普2016年大選時，就提出這一口號；他當政後，通過減稅給企業很多優惠，鼓勵製造業回歸，但由於美國國內政治陷入激烈的黨爭，企業對前景並不那麼有把握，許多資本就算回了美國，也未進入實體，而是在股市，去年不少又通過華爾街投行界購買中國的債券。
美國的研究開發能力確實強大，比如這次在武肺病毒的核酸檢測方面，已經升級了6代設備，一代比一代精細可靠。但製造業回歸，需要本國有強大的基礎，這基礎不僅只是研究開發能力，還有生產能力。美國美敦力公司（Medtronic）這次不得不將呼吸機的知識產權完全公開，讓其他國家去生產，其中包括中國。原因是：疫情緊急，美國人有知識產權卻生產不出呼吸機，據說呼吸機的1,400多個零件，有1,100多個要在中國生產，包括最後總裝。這就是美國今天的問題，有高科技，沒有生產手段，沒有生產能力，所以還得依賴中國的生產——這一點正是全球化當初的出發點：按比較成本理論，分解一件產品的各個部件，發達國家掌握研發能力，到人力資本便宜的發展中國家去製造。
一場武肺疫禍顛覆了全球化基於比較成本的這種生產鏈構想，當中國因掌握防疫用品、呼吸機的生產而對世界各國趾高氣揚之時，各國開始意識到產業空心化的嚴重後果，考慮基礎醫療用品將回歸本國生產的問題。但接下來就得考慮生產所需要的專業工程師與熟練工，以及美國人力成本高的問題。產業鏈流失了之後，美國去工業化進程開始，缺乏培養工程師的土壤。以蘋果為例，蘋果的關鍵核心業務仍然依賴傳統的美國工程師，不過這類人才在美國越來越稀缺，導致蘋果不停返聘“old dog”。2017年，蘋果首席執行官提姆·庫克（Timothy Donald Cook）曾經公開表示：“在美國，你可以召開一次模具工程師會議，我不確定這些人是否能坐滿整個房間。而在中國，這類工程師可以坐滿多個足球場。”他這段話被外界認為是對中國培養工程師所取得成就的讚美，但也是對美國正失去的東西的真實總結。奧巴馬參與製作的紀錄片《美國工廠》則反應了美國製造業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人力成本問題。
從十多年前開始，中國就開始將各國對中國的經濟依賴轉化為政治要脅。但企業界與政府對這種要脅的感受不一樣，因此行動上也會不一樣。這次疫情只是各國從政治上感受到依賴中國潛藏各種危險，但如何讓企業界協同行動，還有許多現實困難。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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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 何清漣：各國經濟依賴中國 終成北京政治要脅的工具（2）
2020-05-11
《無聲的入侵》作者漢彌爾頓是澳洲駐名的公共知識份子，他是公共政策研究智庫澳洲研究院的創辦人，現任澳洲查理斯史都華大學公共倫理中新哲學教授。
中國成為引進外資大國之後，逐漸改變了外資政策，先是通過兩稅合一，取消了外資的稅收優惠；繼而通過打擊一些與中國企業有競爭關係的企業，扶持本國企業，這種做法在醫藥行業中比較突出。但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國過去是利用在華跨國企業遊說母國政府以改變一國外交政策，從2010年代開始，北京將他國對華的經濟依賴轉化成政治要脅的工具。
韓國薩德導彈系統 中國小試鋒芒
國際社會意識到中國將他國對華經濟依賴轉化成幹預他國政治的工具，是從韓國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事件開始。中國通過這次初試鋒芒嘗到甜頭，越來越頻繁地使用這一手段。
為了對付金正恩的導彈威脅，韓國接受美國的協助，在國內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薩德系統的部署於2016年2月7日開始磋商，到2017年3月6日落實佈署，引起中國高度關注及強幹預。韓國主張這項軍事部署只是應付朝鮮的防禦措施，中國則認為部署薩德系統會對其國土安全造成影響。習近平明確告訴韓國總統朴瑾惠總統，中國反對這一軍事專案。
習近平表態之後，中國大陸對韓國發出多項反制措施，包括禁止韓國媒體及藝人演出、旅遊封鎖等，韓國經濟遭受重創。據韓國貿易協會發佈的資料，2016年，韓國對華出口額與進口額比1992年建交時，分別增長47倍、23倍；中國在韓國總出口額和進口額中分別占25.1%和21.4%，成為韓國的第一大出口對象國和進口來源地；2016年，中國對韓直接投資額為20.49億美元，是1992年的1940倍。
當時，韓國產業銀行對中國的制裁威脅曾撰寫一份報告猜測，北京採取強硬措施之後，韓國兩個嚴重依賴中國的關鍵產業（免稅店與旅遊業）將受重創，收入將縮減117億美元；其他產業的損失加起來將達到83億美元，合計將遭受約200億美元的損失。這一預測此後成為現實：為安裝薩德提供土地的樂天集團受創最重，2017年第二季度，樂天的營業收入同比接近“腰斬”，淨利潤更是同比猛降95%。該集團面臨成本高昂的重組，最後認賠出售在華超市。
韓國國內則發起抵制薩德抗議，數十萬民眾走向街頭，認為安裝薩德對韓國沒半點好處，要求總統朴瑾惠下臺。2017年11月22日，中韓達成成果，即“三不一限”承諾。此後中韓關係逐漸回暖，薩德事件也以“部分部署，不追加”為結果，告一段落。
從此以後，文在寅一直小心翼翼地看北京臉色行事。
澳大利亞對華經濟依賴的後果：北京利用民主摧毀民主
澳大利亞是一個資源非常豐富的國家，被稱作“坐在礦車上的國家”和“騎在羊背上的國家”；而中國恰好是一個資源需求大國。澳大利亞對中國市場的高度依賴，早就被北京很輕鬆地將其轉化為操縱澳洲國內政治的籌碼。我曾經寫過一篇《王立強疑雲背景：中國利用民主摧毀民主》（SBS，2019年11月29日），指出澳大利亞是中國紅色滲透的重災國，也是北京利用各種滲透的力量，用民主摧毀民主的樣板。
中國對澳洲內政的成功幹預，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將澳大利亞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當作武器。最著名的有這麼幾件事情：
一是力拓。2009年，澳大利亞政府拒絕了中國鋁業公司（國有企業）收購英澳礦業巨頭力拓公司(Rio Tinto)18%股份的投標，原因是澳洲政府擔心，這筆交易將賦予中國太多的定價權。北京對此的回應，先是通過中國的商業夥伴向澳大利亞政府施壓。未達目的之後，2009年7月，力拓公司在中國的首席鐵礦石談判代表、澳籍華人胡士泰與其他三名在中國工作的員工一同被捕，並於次年在一次為期三天的非公開審訊中被定罪。澳大利亞政府雖然知道胡案後面的真實原因，但放棄了胡士泰。力拓公司的CEO艾博年（Tom Albanese）重新反思了“與中國的關係”，2009年11月2日在一次投資交流會上接受中國媒體採訪時表示，2010年他個人的工作重點之一將是加強公司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並認為力拓與中國鋁業公司之間仍有合作機會。此後，澳洲社會各力量假裝忘記了胡士泰。
二是利用煤炭採購施加壓力，讓澳外交部長畢曉普（Julie Bishop）女士去職。畢曉普2017年在新加坡曾冒北京之大不韙批評南海問題，並表示中國不適合做區域領袖，從此她再也沒有被邀請訪問中國。2018年，她在阿根廷G20會議期間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會面。中國方面在會後直言不諱透露內容，表示中方已經告知畢曉普：“由於澳方的原因，中澳關係遇到一些困難，兩國的交流與合作也受到了影響。這不是中國希望看到的”。在這些嚴厲言辭之後，中國推出給澳洲“一點顏色看看”的“輕微懲罰”計畫，即“把錢拿到別的國家去”，涵蓋了廣泛的領域，從煤炭、鐵礦石、牛肉等進口轉移至他國，減少中國赴澳留學生。2018年，阿根廷對中國的牛肉出口幾乎翻了一番；非洲的鐵礦石出口中國成倍增長；運送澳大利亞煤炭的船隻在中國無法停靠，澳大利亞的煤炭出口驟減，遭受最大重創。澳大利亞人終於看到一點：“中國有能力摧毀我們的高等教育體系，學生公寓租賃市場，農業和採礦業。我們對報復中國進行的任何打擊都是輕微的，我們通過摧毀我們的工業基礎而使自己依賴於中國。……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修復澳大利亞的對華關係”。緊接著在2019年2月下旬的一周之內，發生怪異的巧合：澳洲輸華煤炭被禁，導致澳元匯率暴跌；令中國人討厭的外交部長畢曉普宣佈從議會辭職，退出政壇。隨後，澳大利亞與中國的關係很快修復。
最近中國對澳洲又獲得一次勝利。今年4月27日，澳洲總理莫里森公開呼籲對此次冠狀病毒疫情展開全球調查，激怒了中國政府，引致中國駐澳洲大使成竟業的公開威脅。5月1日 ，澳洲總理莫里森說，他沒有證據表明新型冠狀病毒來自中國武漢的一個實驗室。
澳大利亞人也清楚地知道本國經濟因高度對華依賴而陷入困境，克萊夫．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那本《無聲的入侵》（Slient Invasion），作者在掌握大量事實的基礎上，指出中國正通過各種各種手段企圖將澳洲變為傀儡國家：在短短15年間，籠絡澳洲前總理鮑勃．霍克（ Robert James Lee “Bob” Hawke）、保羅．基廷（Paul Keating）、陸克文（Kevin Rudd），將這些政要變成中共的新買辦；大量中國資金湧入澳洲的農地、房地產、大學。無聲無息間，中國成為澳洲官界、學界、產業的最大金主，也成為澳洲第二大地主。澳大利亞號稱自由國度，但這本註定必將得罪中國的書，一連被三家出版社拒絕出版。
但是，澳大利亞國民目前普遍處於希望“熊掌”與“魚”二者兼得的狀態：既希望保持與中國之間密切的經貿關係，又希望能夠限制中國的紅色滲透。無論是政界還是民間，其實並不真正瞭解他們面對的是個什麼樣的國家。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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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 何清漣：各國經濟依賴中國，歐盟彎腰 美國成獨木（3）
2020-05-12
中國利用各國對華經濟依賴朝廷政治要脅，並不只限於亞洲或相對弱勢的澳大利亞，對歐盟也是如此。歐盟尤其是德國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使他們不得不對中國放軟身段。在疫情大流行之前，中歐每日的雙邊貿易額超過16億美元；德國汽車製造商、法國農民及其他產業，都高度依賴對中國出口。此時此刻，歐盟正為在中國的歐洲企業爭取更佳待遇，但“世界上從來沒有免費午餐”，本文僅以疫情期間歐盟兩次表現管窺中歐關係，就可知平時歐盟對華彎腰為司空見慣之事，唯一的區別就是會偶爾提出對中國人權狀態的批評來裝點門面。
兩周之內 歐盟駐中國代表團兩度彎腰
為紀念歐盟與中國建交45周年，歐盟及所有成員國駐華大使共同署名在《中國日報》發表文章，但是，中國要求刪除武漢肺炎病毒起源和傳播的部分句子，歐盟駐華大使郁白只能表示遺憾。
今年4月底、5月初，歐盟外交事務部在武肺病毒疫情問題上兩次屈服於北京的壓力，儘管第一次已經遭受歐盟國家媒體的批評，但5月初的表現說明，笑駡由人笑駡，歐盟彎腰依舊。
第一次發生於4月下旬，歐盟外交事務處由於受到中共的壓力，而修改了其對中共散播虛假消息的批評，詳細情況如下：歐盟原定於4月21日發佈一份關於武漢肺炎疫情的報告，該報告提及中國依靠歸咎美國將病毒散播國際來轉移病毒源自中國的壓力，也提及中方抨擊法國因應疫情遲滯、不實指控法國政治人物用種族歧視字眼侮辱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報告還凸顯俄羅斯不遺餘力助推散播不實衛生資訊，削弱西方機構公信力等。報告原文寫道，“中國持續在全球散播不實消息，以洗脫疫情大流行究責並改善國際形象。公開與非公開手段都有被觀察到。”
路透消息稱，中國官方在該報告被發表前從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的相關報導中，獲知了其所含內容。隨後，中國外交部歐洲司參贊楊曉光與在北京的歐盟駐華官員於報告原定發表日取得聯繫，並告訴後者稱，“如果這一報告如其被描述的那樣，並會在今天得到發表的話，將對（我們的）合作非常不利 ”。楊曉光還表達了中方對此感到“非常憤怒”，並指控歐盟官員通過發表該報告是在“取悅他人”——這裏的“他人”，歐盟外交人員解讀為“華盛頓”。
在中方的幹預下，這一報告被推遲發佈。而其在24日發佈的最終版本與原定要發佈的文本間也存在多處差異，原報告中關於中國“全球散播不實消息”，以及提到中法間爭執等字句已被拿掉，一些用語也軟化。路透認為，這場報告之爭是一場全球就疫情描述角力戰的一環，也正值歐盟想贏得北京貿易讓利、並盼疫情大流行一過，雙方便能重建深厚關係之際。
《紐約時報》的報導介紹了另外一個細節：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的公關顧問奧斯奧利奧（Esther Osorio）則下令暫緩將其發佈。
第二次事件是《中國日報》（China Daily）於5月6日發表了一封歐盟駐華代表團團長郁白和歐盟27成員國代表的聯名信，敦促國際社會與北京進行更多的合作。但是這封信刪掉了原文中提及的、中共病毒源自於中國大陸，隨後在全球流傳這個重要事實。
據Politico報導，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處發言人恩裏克森（Virgine Battu- Henriksson）5月7日表示，郁白修改聯名信的決定是受到中共當局強大的壓力下私自做出的，這個決定事先並未通報歐盟對外事務部總部，而且這個決定是錯誤的。
對此德國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呂特根（Norbert Röttgen）不得不在推特上留言表示，他對於歐盟外交事務部第二次出現這種問題感到震驚。他寫道：“第一次是歐盟大使大方地接納了中共的說辭，第二次是歐盟在中國的最高代表接受了中共對這封聯名信的審查。”
歐盟對中國態度得看德國臉色
德國《焦點》雜誌5月8日在其網站發表客座評論《中國煽動“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歐洲袖手旁觀》，將歐盟大使在中國官媒發表文章時遭遇審查的事件，列為中國“在新冠危機下進一步擴大權力”的一個例子。
但是，德國媒體沒有觸及一個問題，即德國的對華態度直接影響到歐盟的外交態度。對華經濟依賴程度較高的德國，在疫情問題上對中國基本未批評，看中國在病毒起源問題上栽贓美國反而有點幸災樂禍。尤其是最近發生的幾件事情，揭示了德國為自己準備了兩個降落場地，首選中國；中國不行了，再與盟友合作。
路透社在4月26日的報導中提到，該社獲得了一份由德國內政部答復德國綠黨議員鮑澤（Margarete Bause）的文件。鮑澤曾致信德國政府，就是否有中國外交官曾與德國官員接觸並鼓勵德方官員給予中國抗疫積極評價一事提出質詢。德國內政部在這一落款日期為4月22日的回信中寫道，德國政府意識到中國有這類行為，但“聯邦政府沒有順從這些要求”。有趣的是，德國內政部在信中表示，自1月23日以來，德國政府就已認可中國為遏止疫情所做的努力，儘管當時北京並未向他們提出“求表揚”的要求。鮑澤則在接受《星期日世界報》採訪時評價稱，“內政部的回應再次凸顯德國政府在中國問題上的閃爍其詞，歐盟對外事務部明確地將中國列為在新冠疫情上進行虛假宣傳和散播陰謀論的國家。德國政府甚至沒有準備對北京嘗試產生影響的做法，明確表示拒絕”。如果鮑澤此言屬實，正好證明德國政府的態度直接影響了歐盟駐華代表團。
5月初出版的德國《明鏡週刊》（Der Spiegel）透露，根據德國聯邦情報局（BND）情資，習近平1月21日與WHO秘書長譚德塞通話時，要求世衛不要發佈病毒人傳人的訊息和延後全球大流行的警告。結果世衛沉默多天，直到1月底才宣佈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是“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德國情報部門掌握這一情況之後，應該會向默克爾等政府領導彙報，但默克爾既未指責過中國隱瞞資訊，甚至未向盟友通報這一情況，說明在中國與盟友美國之間，她選擇了中國。
中國應付一個分裂的西方不太困難
各國向中國追責、索賠的聲浪些起彼伏，美國意識到聯合行動的需要。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推動兩項針對中國的計畫，一是考慮重新加征關稅懲罰中國隱瞞疫情的錯誤；二是改變全球工業供應鏈的佈局，糾正過度依賴中國的狀況。特朗普總統一直以來都主張把製造業從海外遷回美國，如今武肺病毒大流行給美國造成了巨大的經濟破壞和生命損失，促使美國政府下決心改變美國在生產和供應鏈方面過度依賴中國的狀況，將供應鏈轉移至友好國家去。美國國務院負責經濟增長、能源和環境事務的副國務卿基斯·克拉奇（Keith Krach）表示，國務院正在 “全力推動這一計畫，……關鍵是要搞清楚哪些是關鍵行業，那裏是關鍵瓶頸”。 據稱，美國商務部、國務院和其他部委正在想辦法如何推動企業把外包業務和製造業遷出中國，有關稅收優惠和遷移補貼等具體方案都在研究之中。
5月6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再度猛批中共，指責北京的打壓和隱瞞導致全球數十萬人死于武肺病毒，並說各國開始認識到，中共與自由世界沒有共同的民主價值觀，“與一個共產黨政權沒有真正的雙贏，除非你得到特朗普總統說過的公平條件和特朗普總統在第一階段貿易協定中做到的對等”。
“中共與自由世界沒有共同民主價值觀”，這確實是根本問題。但各國是否真的“對北京有了清醒的認識”，以及有了認識之後如何行動，更是解決問題的關鍵。目前，無論從美國還是國際社會的情況來看，共同行動幾乎不太可能。也因此，作為疫情發源國的中國，既可以甩鍋美國，還可以對國際社會分而制之。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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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中美新冷戰正式開始了嗎？
如果中美之間的對抗算是新冷戰，那目前是中美之間的第幾次冷戰？中美之間發生了幾次冷戰，究竟是誰開的“第一槍”？我想通過對中美過去七十年間相互關係的大略回顧來回答這幾個問題。
最近，新冷戰，或稱第二次冷戰以及冷戰2.0，成了媒體上的熱門詞語。起初，新冷戰指的是俄國和西方之間的對抗，這實際上是美蘇冷戰的餘疑；但是，最近新冷戰變成了中美之間對抗的代名詞。
一、從新冷戰預言到新冷戰開始
最早出現的有關美俄新冷戰的說法是2014年底俄國鼓勵東部烏克蘭居民脫烏入俄之後，以美國佛羅里達州參議員盧比奧的言論為代表。現在看來，這樣的看法應該算是一種過激反應。幾乎就在上述時刻，還出現了另一種對新冷戰的預言，這個說法指的是中美新冷戰。美俄新冷戰並未爆發，但近年來關於中美新冷戰的議論卻越來越多。去年6月《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文章，《我們還來得及避免第二次冷戰嗎？》；僅僅一年之後，這個關於中美新冷戰的預言似乎就變成了現實，不但西方媒體開始頻繁地談論中美新冷戰，連中共官員和媒體都開始使用中美新冷戰的概念了。
法國《解放報》今年5月26日發表文章，引述北京的一位時事評論員指出，“新冠疫情加劇了北京在國際舞臺的孤立處境，使北京的形象遭受重挫，也使新冷戰的陰影密佈。中美之間可能爆發新的冷戰，這是絕大多數觀察家的擔憂所在”。而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維新聞網》今年5月23日發表了一篇文章，《【白宮對華戰略方針】新冷戰宣言：氣勢有餘，理據不足》。這篇代表中共官方立場的文章，把特朗普行政當局根據2019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的要求，於5月20日向國會遞交的《美國對華戰略方針》（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稱為“新冷戰宣言”。其實，冷戰開啟並不需要宣言，歷史上的冷戰也不是以宣言為開端的，所有的冷戰都是從一系列行動開始的。
二、中美新冷戰是第幾次冷戰，第一次還是第五次？
所謂中美新冷戰是第二次冷戰的說法，其前提是，此前世界上只有一次美蘇冷戰。到現在為止，這似乎是絕大多數觀察家和學者的共識。然而，這種看法是西方中心論的觀點；如果換成亞洲的角度，就會發現，世界上不只一次冷戰，而是五次；而且，這五次都與美中兩國有關。
冷戰指的是大國之間發生的政治與軍事緊張局勢，可以發生在兩大集團之間，比如美蘇冷戰時北約與華沙條約組織之間的對抗，包括代理人戰爭；也可以是兩個大國之間的直接對抗或代理人戰爭，這種情況在中美之間一共發生過五次。
中共第一次進入冷戰是在朝鮮半島，中共1949年為金日成提供了進攻韓國的步兵主力，於是爆發了朝鮮戰爭。在這次冷戰中，中共扮演的是蘇聯代理人的角色，與以美軍為主的聯合國軍作戰達三年之久。聯合國軍總司令、美國陸軍五星上將麥克亞瑟為了取得軍事上的勝利，曾主張進攻中國的東北地區並使用核武器，因此被杜魯門總統撤職。中共第二次進入冷戰是1958年夏季的金門炮戰，那時解放軍大規模炮擊國軍佔領地域金門島，美軍出動第七艦隊為國軍的運輸船艦護航。當時毛澤東曾向蘇共總書記赫魯雪夫建議，可以炮擊美軍艦隊，誘使美軍地面部隊登陸福建，然後中共軍隊且戰且退，把美軍引到大陸內地後，讓蘇聯用核武器打擊中國，殲滅美軍，但被赫魯雪夫斷然拒絕。在那個中美軍事衝突一觸即發之際，美軍艦隊小心地駛離近岸地區，避免了中美交戰。中共發動的第三次冷戰是1965年在中南半島支持北越軍隊大規模進攻南越，北越為中共打了一場挑戰美軍的代理人戰爭。在這場越南戰爭中，中共大規模出動工兵和高射炮兵為北越修築交通設施、提供防空保護，擊落了許多轟炸北越的美軍飛機。中共第四次進入冷戰是中蘇交惡，直到1969年中共發動了對蘇聯的小規模邊界戰爭，當蘇聯決定用戰術核武器打擊北京時，美國對蘇聯發出核大戰威脅，迫使蘇聯放棄其企圖，從而解救了中共。現在的中美新冷戰是中共第五次進入對美冷戰。
這五次中美冷戰有三個共同特點。第一，都是中共主動發動的；第二，都與美國有關；第三，都可能誘發核戰爭。前四次是毛澤東發動的，平均每五年一次；第五次冷戰與第四次間隔了50年，但中共最後還是把與美國的和平競爭變成了敵對和冷戰關係。可以說，中共創下了全球各國發起冷戰次數的世界記錄。
新冠疫情給中國政府帶來的別樣衝擊和挑戰
三、七十年來中美關係的五個階段
自從中國于本世紀初加入經濟全球化之後，中美關係逐步改變，從注重雙方的經濟利益，逐漸變成了當下冷戰狀態中的對抗關係，即國家安全主導了美中關係。這種質變的發生是偶然的嗎？聯繫到中共對美發動的五次冷戰，就令人深思了。發動一次冷戰，或許可以說是決策失誤；發動五次，就不能再理解為決策失誤了，看起來很像是一種制度型產物。中共歷史上是如何處理對美關係的呢？中共建立政權後的七十年裏，中美關係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五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拒絕中美交往，投入蘇聯懷抱。1949年共軍打過長江，國民政府先撤廣州，再撤重慶，最後撤到臺灣。當時各國大使館都隨同敗退中的國民政府去了廣州，其中包括蘇聯大使館，蘇聯仍維持與失敗了的國民黨政府的正式外交關係，這代表著蘇聯對國民政府的外交支持；但各國大使館當中有個例外，那就是，美國大使館留在南京，準備等解放軍佔領南京後和中共商談外交上的合作。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是個中文很流利的中國通，叫司徒雷登，他在南京從1949年4月下旬等到8月初，中共始終拒絕和他接觸，結果只好回美國。美國失去了機會，中共摧毀了美中關係，一頭栽到史達林的懷抱中。
第二個階段：中蘇從蜜月變成對抗，蘇聯要核打擊中共，美國出手相救。這個階段共20年，毛澤東為了爭當共產黨陣營的“老大”，發動“趕英超美”的“大躍進”運動，結果徹底失敗，餓死了幾千萬農民，也和蘇聯翻了臉。中蘇關係惡化到雙方在邊界開打，蘇聯把核彈頭對準北京城，最後是美國出手威脅蘇聯，救了中共一命。
第三個階段：中美蜜月期，雙方共同對付蘇聯。這個階段也是20來年，從尼克森訪華到蘇聯解體，那一時期中美是對付蘇聯的盟友關係，有很多默契。
第四個階段：中美合作期，雙方經濟聯繫日益深化。這個階段差不多30年，雙方是經濟合作夥伴關係，中共通過加入經濟全球化，與美國進入了深度經濟交往，中國在經濟、技術方面收穫巨大，迎來了經濟繁榮。
第五個階段：中美關係惡化期，雙方關係逐漸惡化，最後變成了對抗關係。這個質變大概從2019年中美經貿談判開始，最近這個質變越來越表現出比較明顯的特徵，那就是，雙方關係從經濟夥伴為主變成了國家安全上互相敵對的關係。
四、中美新冷戰因何發生？
1949年中美關係被摧毀，是中共開的“第一槍”，趕走了等待建交的美國大使。如今中美關係發生惡化型質變，還是中共開的“第一槍”。這次中美新冷戰的發生，可以說，有三個直接原因。
首先，過去二十年多裏，中共組織了大規模盜竊美國技術機密的活動，但它拒絕認賬，試圖玩弄目前尚在拖延的中美經貿談判，把技術機密的盜竊活動這個核心話題陰乾。這種政府組織的大規模犯罪行為的目標是掏空美國的經濟技術基礎，直到中美經貿談判時，美國才開始認真對待這個嚴重的問題。可以說，中美進入新冷戰，其實在二十多年前就埋下了“伏雷”。其次，這次新冠病毒疫情事件造成了美國經濟和美國民眾生命的慘重損失，中共不但把自己的責任一賴乾淨，而且誣陷美國是病毒來源，再用“戰狼外交”代替外交談判。這一系列行動意味著中美當局的價值觀對立公開化，中共的作為完全摧毀了美國殘存的最後一點信任和理性期待。最後，今年1月底中共海軍、空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在中途島海域演習等“亮劍”行動發生後（請參見今年4月10日我在SBS發表的文章《中美對陣中途島》），中共根本不打算通過外交手段來緩和美國對此的高度警惕，反而沾沾自喜，認為美國會落下風。
【觀點】中美對陣中途島
對以上三個問題，美國原來希望通過外交談判來解決雙方的爭執，但中共的行動使得美國最後得出了結論，外交談判沒指望，因為中共絲毫不打算為維持雙邊關係而放棄它的企圖，因此，美國只能進入針對中共的防衛狀態，以維護美國的國家安全。上文提到的《美國對華戰略方針》寫道：“當平靜的外交手段被證明是徒勞無益時，美國將加大對中國政府的公眾壓力，並在必要時付出相應的代價來保護美國的利益”。
回顧中美關係的蜜月和盟友關係的形成，是美國主動出手用核大戰威脅蘇聯，才把中共從被蘇聯用核武器滅國的危境中解救出來的；而美中關係的惡化，始作俑者是中共。美國在中共面臨滅頂之災時出手相救，又在經貿談判期間一直試圖通過外交談判來解決問題，可以算是以德報怨；而中共的行為則表現出恩將仇報，得寸進尺，試圖削弱美國，此消彼長，取而代之。因此美中關係日益退化，從上世紀70到80年代的蜜月和盟友，變成美國仍然試圖信賴的經濟夥伴，再變成美國再也無法信任的敵手，現在就走到了這樣一個新冷戰狀態。
聲明：作者程曉農，博士，中國經濟學家、轉型問題學者、旅美學者。以上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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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曉農：中美新冷戰意味著什麼？
更新 2020-06-08 1:02 AM 人氣 10632
【大紀元2020年06月08日訊】最近新冷戰成了中美之間對抗的代名詞，不但西方媒體開始談論中美新冷戰，連中共官員和媒體都開始使用這個概念了。幾天前我發表了一篇文章，《中美新冷戰正式開始了嗎》。我在文中指出，美中關係從70－80年代的蜜月、盟友，變成美國仍然試圖信賴的經濟夥伴，再變成美國再也無法信任的敵手，走到現在這樣的狀態，是因為中共在大規模盜竊技術機密、轉嫁和逃避傳疫責任以及軍事上主動挑釁這三個方面都開了“第一槍”。在本文中我準備分析一下，中美新冷戰開始後中共可能面臨什麼局面。
一、亞洲成為中美新冷戰的主戰場
冷戰（Cold War）是指二戰之後美、英為首的民主陣營與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政治、軍事、經濟的全面對抗。從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到八十年代後期蘇聯開始政治鬆動，美蘇冷戰長達四十年之久。由於那場冷戰的主戰場在歐洲，亞洲人始終遠離這個冷戰主戰場，因此亞洲人對冷戰的瞭解未必比對抗日戰爭多。
冷戰主戰場的定位與地緣政治緊密相關。由於蘇聯的首都在歐洲，二戰時德軍一直打到莫斯科城下，蘇聯曾經面臨戰敗的直接威脅，現在莫斯科地鐵3號線西端的勝利公園站（離莫斯科地鐵內環線基輔車站僅一站路），就是德軍駐紮和準備進攻的發起地域。那時蘇軍後備部隊在西伯利亞完成初步訓練後車運莫斯科，在紅場檢閱後直接走路去戰場，1小時就到了前線。
二戰後蘇聯竭力擴大它在歐洲的勢力範圍，試圖把紅色陣營的西線儘量往中歐、西歐推，美蘇冷戰的爆發就是圍困西柏林事件引起的。當時西方三國盟軍佔領的西部柏林四面被東德包圍，蘇聯試圖用封鎖地面交通的方式逼迫西柏林居民出於生存需要而向東德的紅色政權輸誠。
但西柏林居民用絕大多數選票表明，他們不願意放棄民主制度，於是美軍用大規模空運的方式為西柏林居民提供從麵粉到燃煤的生活資料，幫助他們挺了下來，最後蘇聯放棄了封鎖，而西方陣營的對蘇冷戰則全面展開，直到蘇聯解體。
如今，中美新冷戰的主戰場在太平洋西岸地帶，亞洲的許多國家開始面對一種與自己息息相關的國際對抗新格局。對許多亞洲國家來說，它們目前的騎牆狀態早晚會面臨重新站隊的壓力，而中共在亞洲實際上沒有真正可以信賴、倚靠的有力盟友，只能孤家寡人硬扛到底。
俄國雖然表面上似乎支持中共，事實上也是騎牆派，由於它是核大國，即便它在中美新冷戰中不選邊，也依然可以左右逢源，但中共無法指望俄國為北京兩肋插刀。
二、冷戰鐵律：不打熱戰而迫敵弱化
由於中國的民眾多半不瞭解冷戰，很多人會有兩種跑偏的想法。一種是，與其冷戰，不如熱戰，最好美國一戰定乾坤；另一種是，冷戰既然能保住和平，那就沒什麼可怕的。前一種看法之所以產生，是因為不瞭解冷戰鐵律，那是美蘇兩國在四十年的冷戰操演中摸索出來的必守規則。
所謂冷戰鐵律，是指冷戰雙方的軍隊不可以直接交手；否則，一旦軍隊將領為了取得軍事上的勝利而請求動用核武器，而最高決策者作出錯誤決定，就可能引發核大戰，那將導致地球毀滅，雙方都很難有倖存者。
這方面有三個例子。早在朝鮮戰爭時期，聯合國軍總司令美國五星上將麥克亞瑟曾要求動用核武器轟炸中國東北，以毀滅共軍的後勤基地。儘管麥克亞瑟在太平洋戰爭中積累了不少聲譽，深受國人喜愛尊重，因此一度試圖問鼎總統大選，但美國總統杜魯門面對麥克亞瑟要求用核武器的請示時，毫不猶豫地把他撤職，麥克亞瑟的職業生涯就此終結。
第二個例子是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那是美蘇冷戰時期最嚴重的正面對抗事件。蘇聯在緊鄰美國南部的古巴開始部署核導彈，美國採取了針鋒相對的海上封鎖措施，阻止蘇聯船隊運送核導彈，同時美軍嚴陣以待；蘇美雙方在核按鈕旁徘徊，世界處於千鈞一髮之際，最後兩國相互妥協而結束了這場危機。迄今為止，古巴導彈危機仍然被認為是人類存亡的最危險時刻，差點就釀成熱核戰爭，美國總統甘迺迪與蘇共總書記赫魯雪夫對此看法高度一致。
第三個例子是毛澤東1969年發動中蘇邊界戰爭後，蘇共政治局決定對中共的首都北京以及各軍事要地實施戰術核武器打擊。美國獲悉後警告蘇聯，如果蘇聯對中共執行這個計畫，是挑起地球上的核戰爭，會毀滅地球，為制止蘇聯的魯莽計畫，美國表示，如果蘇聯動用核武器，美國將用核武器全面打擊蘇聯；結果，蘇共在美國的核威脅之下讓步，放棄了打擊中共的意圖。
所以，冷戰雙方不但不能打核大戰，連雙方軍隊都最好避免直接交手；但是，冷戰國家之間是鮮明的敵對關係，彼此從冷戰前的假想敵升級成真正的敵人，是一個隨時可能要沉重打擊自己的國家。冷戰雙方除了不直接在軍事上交火，所有其他方面會逐步進入總體戰。
所謂總體戰，就是從經濟、科技、金融、軍事等相關方面，通過遏制手段，試圖把對方削弱到無法威脅自己的狀態。這會有一個漸進、升級的過程，雙方往往從一些小的領域或個別專案入手，一方施壓，另一方反擊，然後再換一個方向交手；只要其中一方不徹底放棄，冷戰就不會結束，而只會逐步升級。
當然，冷戰延續得越長，實力相對較弱的一方就越來越困難，蘇聯當年是如此，中共今後也必然如此。
三、中美交手，小招顯大局
中美新冷戰開打，雙方已經在通航問題、上市公司問題、華為問題等方面交手。從一般的眼光去看，就事論事，似乎都是些小問題，沒什麼大不了；而從冷戰的角度去看，就可以看出不同的端倪。
在科技領域，最近一兩年來美國對中共企業的制裁措施不斷加碼，繼中興公司的晶片被美國斷供後，最近對華為的制裁措施不但涉及晶片斷供，而且涉及工業用軟體禁用。很多人只關注華為需要的晶片難以為繼，其實，工業用軟體禁用後，華為連自己設計晶片都沒有工業軟體可用了。
此外，美國政府5月22日宣佈將33家中國公司與機構列入制裁清單，限制美國企業向這些機構出售產品，因為它們協助中共監視境內民眾或與軍方有關聯，制裁行動自6月5日起生效。
在經濟和金融領域，美國也開始了一系列對中共的遏制措施。比如，日前川普要求審查中國在美上市公司違反美國股市監管標準的問題，以保護美國投資者。長期以來，中國在美國的上市公司以所謂的國家機密為藉口，享受了美國給予的財務審計報告免查驗的特殊優惠，為財務造假打開了方便之門。
而在新冷戰狀態下，這種優惠屬於利敵損己之做法，所以必須結束這種莫名其妙的單方好處。又如，共和黨數位眾議員計畫提出一項法案，要求美國財長向國會報告與中共軍方有“重大合約、關聯或獲得中國軍方支援的”外國防務企業，然後，美國企業和個人必須減少同這些企業之間的聯繫，不許對這些企業提供新投資。顯然，美國已經將針對中共的貿易戰和科技戰拓展至金融領域。
目前，中美關於民航航線開放的爭執，表面上是因為，美國禁止自己的航空公司運送中國旅客來美，但為中國的民航公司留下了維持運營的便利，而中共並不尊重雙方對等之原則，不讓美國航空公司開闢飛中國的航線。於是美國以禁航中國飛機為壓力，迫使北京有所讓步。
如果不是進入冷戰狀態，美國或許不會那樣斤斤計較，畢竟，疫情發生後幾個月內美國一直維持著這種局面；但是，過去幾周內中美雙邊關係中的信任和互利動機已經消失，因此，不對等就關門，便成了一個美方的行為規則。
實際上，美國在去年以來的雙邊經貿談判的前一階段，基本上只是對中共“保持警惕”（To be alert）”，而中共的應對則產生了美國“對中警惕正當化”、“對中警惕常規化”的結果，進而又走入了新冷戰。
在新冷戰狀態下，中共想“撈錢不鬥氣”，已經不再可能，剩下的只有“鬥財也鬥氣”或者“鬥氣不鬥財”兩條路；目前它還處於“鬥財也鬥氣”的階段，漸漸就會自然地進入“鬥氣不鬥財”的階段。既然美國不再信任中共，中共也就不再裝君子了，各種爛招都會用。
其結果必然是，雙方的摩擦全方位展開，哪兒都可能冒火星。這種局面就是美蘇冷戰從圍堵柏林開始的軌跡重演，雙方越鬥火越大，遏制對方的動作就越多，最後一步步就走到完全隔離、彼此全方位脫鉤。到那個時候，鬥財就沒戲了，為了不示弱，北京只剩下了鬥氣；與此同時，為了鬥氣，就必然不斷擴軍備戰，進入雙方全面對抗的階段。
四、經濟惡化的結局可能是什麼？
中美新冷戰不久就會讓中共失去科技來源、出口市場和外國投資，使中國經濟不斷衰退，每況愈下。那麼，經濟惡化、高失業潮會導致社會秩序失控嗎？如果在民主國家，這種局面會導致政府提前換屆，換人做做看。
但中共這個專制政權在經濟惡化和高失業潮的情況下不會放棄政權，也不會讓民間的不滿發洩出來；恰恰相反，它最可能採取的辦法就是加緊社會管控，加強對黨內和民間批評聲音的政治打擊，包括對互聯網、社交媒體的封鎖，個人經濟自由的取消（比如出國、國內人口的自由流動、城市外來人口的居停自由、銀行存款的提取自由、對緊俏食品的限量供應）等等。
關於這一點，參考一下中共建政歷史上最惡劣的經濟社會形勢，就很容易理解了。這段時期就是1958年中共發動“大躍進”之後的三年，全國餓死了幾千萬農村人口。到了這種地步，古代早就盜賊蜂起、基層官員不敢出縣衙門；但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中共把社會管控升級到最高程度，農民不得出村，城市裏沒有戶口的人全部驅逐回鄉、食品限量按戶供應，政治犯遣送偏遠地區餓死不管，這就是紅色專制比帝王統治更狠毒的地方。
中美進入新冷戰之後，雙邊關係會越來越緊張。國人以往形成的本世紀中國國際地位上升的印象，以及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家庭規劃（包括子女留學、出國定居、周遊世界等等），恐怕都會因中共今後的政策而逐步破滅。
對五零後這代人經歷過的艱難歲月，很多年輕一代一向認為，那都是過去的事了，中國已經改革開放、經濟繁榮、實力大增，舊日子一去不復返了；但他們完全沒意識到，制度不變，得之容易失亦易，經濟實力一時的增強，其實只不過會推遲承受經濟困境痛苦的時刻到來而已。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6/7/n121685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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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上將：美推三海合作 取代「一帶一路」
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顧問、退役四星將軍詹姆斯·瓊斯（James Jones）6月3日參加「應對中共當前危險委員會」（CPDC）研討會。（CPDC截圖）
更新 2020-06-06 7:06 AM 人氣 8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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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0年06月06日訊】（大紀元記者李辰美國華盛頓DC報導）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顧問、退役四星將軍詹姆斯·瓊斯（James Jones）6月3日參加「應對中共當前危險委員會」研討會時表示，美國在歐洲積極推動「三海合作」倡議，以取代中共的「一帶一路」計劃。
瓊斯將軍表示，美國應該加強參與全球事務，「虛擬存在，實際等同於不存在」。
他讚賞美國在歐洲推動「三海合作」倡議，「美國在歐洲推動的『三海合作』倡議，指的是：亞得裏亞海（Adriatic Sea）、黑海（Black Sea）和波羅的海（Baltics Sea）（的區域間合作）。」
「三海倡議」是一個地跨中歐、東歐和南歐的區域合作機制，由波蘭和克羅地亞於2016年發起，旨在將亞得裏亞海、波羅的海和黑海周邊歐洲國家整合在一起共同發展。該倡議涉及十二個國家：奧地利、保加利亞、克羅地亞、捷克、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亞12個歐盟成員國。
瓊斯將軍表示，美國推動三海倡議，意在抵制中共在歐洲的滲透。
他說，「『三海合作』倡議，是『一帶一路』的替代方案。這是歐盟批准的由歐洲國家組成的首個大聯盟。」
「美國明智地提出要在能源支柱上投入10億美元，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舉動。」
2020年2月，美國簽署了價值10億美元的軍事協議，以加強「三海」地區跨境軍事補給和運輸合作。
「今年有一個重大會議將在愛沙尼亞舉行，以進一步推動為使這項工作取得成功所需的資金和經濟基礎設施。」他說。
中共滲透令人震驚
瓊斯將軍曾擔任美軍在歐洲和非洲的指揮官。他說，中共對歐洲和非洲的滲透令人吃驚。
他以非洲舉例說，「我非常震驚地看到，他們（中共）滲透（非洲），取代了美國，成為非洲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
今年5月20日，美國華府智庫傳統基金會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在非洲，中共公司建造或翻新至少186座敏感的政府大樓；中共電信公司至少建立了14個政府內的「安全」電信網絡；中共還至少向35個非洲國家政府贈送了電腦。
中共對全球構成威脅
瓊斯將軍表示，中共對西方國家採取「三步」侵蝕策略：第一步，滲透；第二步，擴大影響力；最後一步是，嘗試控制這個社會的行為。
他表示，中共不值得國際社會的信賴，「中共幾乎每一次都背棄他們所應許的承諾」。
國際社會普遍達成共識，中共不會遵守承諾，比如：2001年中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作出的承諾，至今不予兌現；美中貿易談判，中共屢屢反悔；香港移交主權時，中共承諾「一國兩制」50年不變，但今年5月，強制通過《國安法》，宣告徹底撕毀「一國兩制」。
瓊斯將軍認為，中共與普世價值觀背道而馳，對全球構成威脅，「他們在對待人權和自己人民的方式上和我們所希望看到的，是對立的。」
https://www.epochtimes.com/b5/20/6/5/n121649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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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倡議（THREE SEAS INITIATIVE，TRIMARIUM）」簡介、背景及成立宗旨
- 2017/07/20
- 撰稿人：經濟部 / 駐匈牙利台北代表處經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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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蒐集：駐匈牙利代表處經濟組
資料來源：Visegrad Insight
日期：2017年7月20日
「三海倡議（Three Seas Initiative，Trimarium）」簡介、背景及成立宗旨
「三海倡議（Three Seas Initiative，TSI，或稱Trimarium）」為波蘭與克羅埃西亞於「三海峰會」上共同發起的一項倡議，並於2016年8月25日於克羅埃西亞之Dubrovnik簽署「三海倡議共同宣言（The Joint Statement on The Three Seas Initiative）」，首屆輪值主席國為波蘭，匈牙利於2017年7月起擔任第2屆輪值主席國。
「三海倡議，TSI」旨在加強亞得里亞海、波羅地海及黑海周邊國家間之貿易、公共建設、能源及政治等層面合作，共12會員國，為匈牙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保加利亞、克羅埃西亞、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羅馬尼亞、斯洛維尼亞等，這些國家大多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被納入蘇聯勢力範圍，現均為歐盟會員國。
「三海倡議，TSI」其前身為1920年代之「Inter Seas Utopia，ISU」，其中所涉之Inter Seas亦為相同之政治地緣，為亞得里亞海、波羅地海及黑海周邊國家發起之同盟，當時時空背景為一戰後，及二戰爆發前，同盟之目的係為軍事共同合作抵抗德國入侵。ISU及TSI所涉之地理位置和國家幾乎雷同，惟因時空背景不同，其目的亦相異。
根據「三海倡議共同宣言」，其成立目的係為促進中歐及東歐國家在經濟、基礎建設，透過「連結歐洲設施基金（Connecting Europe Facility，簡稱CEF）」及「歐洲結構與投資基金（European Structural and Investment Funds，簡稱ESIF）」，及歐盟總體區域（macro-regional）策略之協同效應（synergetic effect），擴大至能源、交通、數位通訊及經濟等層面合作，從中歐、東歐為核心，向北延伸至波羅地海三小國，及向南延伸至巴爾幹半島區域之合作，在歐盟之框架下，協助完成歐洲單一市場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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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倡議”國家外長討論參與合作的政府部門
http://www.jctrans.com/ 2020-07-02 駐愛沙尼亞共和國大使館經濟商務處
導讀: 愛沙尼亞外長雷因薩魯召集首次“三海倡議”國家外長視頻會議，奧地利、保加利亞、愛沙尼亞、克羅地亞、立陶宛、拉脫維亞、波蘭、羅馬尼亞、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捷克共和國和匈牙利共12個歐洲國家以及“三海倡議”夥伴國德國、美國和歐盟委員會的代表參會，討論了具體哪些部門將參與到合作中來。
週二，愛沙尼亞外長雷因薩魯召集首次“三海倡議”國家外長視頻會議，奧地利、保加利亞、愛沙尼亞、克羅地亞、立陶宛、拉脫維亞、波蘭、羅馬尼亞、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捷克共和國和匈牙利共12個歐洲國家以及“三海倡議”夥伴國德國、美國和歐盟委員會的代表參會，討論了具體哪些部門將參與到合作中來。
雷因薩魯強調，合作平臺聚集12個歐洲國家和合作夥伴，目的是為了通過基礎實施投資促進經濟發展和能源安全，因此更多部門參與合作將更快帶來實效。不同國家的政府部門有參與大型跨國專案的機會，他們可以將公司和組織帶到同一張桌子上，為開展全方位的務實合作創造先決條件。而且，政府部門可以為更廣闊的戰略發展提供政治支持，反過來，也能夠促進私人資本流動。愛沙尼亞通過“三海倡議”外長視頻會議提請注意這些要點：辯論中產生的各種想法和合作將反過來促進波羅的海、亞得里亞海和黑海之間區域經濟增長和基礎設施發展，這影響到1億多人民的福祉。
會議為10月19-20日將在愛沙尼亞舉辦的“三海倡議”峰會和經濟論壇打下基礎。秋季峰會作為愛沙尼亞近年來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會議，將邀請各成員國首腦、商業領袖以及歐洲、美國和其他國家的高級別官員。“峰會將從實用的角度考慮問題，目的是聚焦目前不斷發展的倡議活動，討論區域內各種發展機會及合適解決方案和實施方法。”雷因薩魯表示。
鑒於愛沙尼亞為數字國家，峰會也將聚焦數位化和智慧互聯互通。在新基礎設施中使用智慧數位元件，為新業務模式和技術的實現創造了一個合適的介面，將成為整個“三海倡議”區域的競爭優勢所在。智慧互聯互通服務同樣支援綠色基礎設施和全球氣候目標。而“三海倡議”或將成為智慧互聯互通服務的投資平臺。
http://info.jctrans.com/newspd/time_politics/202072255297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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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時報報導，彭博社 23 日引述 3 名知情人士指出，德國政府不想在 5G 網路問題上受到美國的壓力，雖然德國目前正在制定規則，確保其 5G 網路的安全，但德國總理梅克爾不願因為「來自中國」的原因，將華為排除在德國 5G 網路建設之外。
據德國《世界報》報導，德國政府即將公布有關 5G 網路建設安全的草案。草案規定，除技術外，對電信設備供應商的審查還應該包括「政治可信賴性」，要查看這家企業與所在國政府是否有關聯，且必須向德國情報機構諮詢。報導指出，今年 8 月，德國聯邦網路管理局的一份目錄列出電信公司在購買元件、建設和營運 5G 網路時必須遵守的標準和規則，其中沒有針對華為有任何特殊規定。
這說明，華為的技術安全沒有問題，但包括德國聯邦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羅特根等人，則希望藉「政治可信賴性」將華為排除在德國 5G 網路建設之外。不過，知情人士透露，面對來自美國及德國鷹派議員的施壓，梅克爾拒絕在核心立場上妥協，認為德國不能對華為發布針對性禁令。知情人士透露，雖然草案中的規定（在公布前）可能會有所變化，但針對華為的禁令不太可能出現，否則會讓安全要求變得過分複雜。
另據德國《焦點》週刊報導，華為是 5G 技術的領導者之一，在價格和品質方面很有說服力。德國電信和沃達豐目前正在建設 5G 網路，覆蓋約 4,000 萬德國人。其中，約一半的 5G 天線設備來自華為，如果德國實施更嚴格的安全規定，可能必須替換這些華為元件。德國電信商將為此損失數十億歐元，且在 5G 建設方面更落後於其他國家。至於針對美國「安全指責」，華為方面已多次予以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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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緣與八月桂花香：
綜合上述諸文章，重新整理思路，如下：
既然
『歸納而言，三大因素導致全球化受到極大懷疑：一、發達國家內部因全球化利益受損群體對全球化的深刻懷疑與否定；二、民主制度推廣受阻；暴政俱樂部死灰復燃；中國這個暴政國家成了全球化最大的凈受益者；而且與普世價值日行日遠；三、全球化最後成了福利全球化與福利無上限。發達國家的中產不管稅負多重，都必須為源源不斷湧來的實為經濟移民的難民提供福利。作為全球領導者的美國，其「軟實力」也終於因為債台高築、金援略顯匱乏而受到盟友們懷疑批評，鄰國墨西哥總統甚至因川普總統拒絕接受非法移民而聲言「美國與我們（註：這個我們包括歐洲）的價值觀不一樣」。』
那要如何讓全球化之翼真正起飛呢？
吾人既知
『………………….『目前西方正經歷第二個鍍金年代；而如歐尼爾及其他人所舉證的新興市場，則正經歷他們的第一個鍍金年代。這回經濟轉型的程度甚至比上一個鍍金年代還要劇烈。現在全球許多地區有多達數十億的人正參與這場轉型。
令人欣慰的是，川普的『美國印度太平洋經濟視野』能讓美國度過第二個鍍金年代，而一帶一路能讓美國度過第二個鍍金年代，並且讓新興市場度過第一個鍍金年代。』
實際施行策略如下：……………………. 』（詳：【『土耳其到底是中國的敵人還是朋友？』】(http://blog.udn.com/9dfb99f0/119694638)
又知
『金融戰、貿易戰、貨幣戰之美國驚天龐氏騙局 ：總結，美國從2008年到2018年，這十年當中，道瓊工業指數從6400點漲到23000點，漲了3.6倍， 納斯達克指數從1270點漲到6584點，漲了4.18倍，美國不動產也漲了4倍，可是美國的GDP僅從 15.41兆，增長到19.92兆，僅成長29%，這就是美國預製的驚天泡沫及驚天龐氏騙局，終於明白，美國一再一再升息，及操作護盤美國股票一再上漲的假象，並且蠻橫發動對全世界貿易戰及蠻橫製造對歐盟及伊朗制裁等世界級風暴，實係精密算計， 三種組合拳，目的就是要引誘全世界資金進入美國套利及避險，進入美國接盤已呈泡沫的股票、債券及不動產，而美國華爾街金融大鱷下一步棋，就是讓泡沫破裂，大殺四方，連自己的美國同胞也不放過， 最後一步棋，則是翩然以救世主的姿態出現，再印鈔發行到美國及全世界，進行貨幣寬鬆，抄底購買已跌到地板價的股票不動產。』（【詳：『一帶一路』and『人類經濟文明的新概念』as well as『開我民族史今後五百年之新運』】(http://blog.udn.com/9dfb99f0/132336882)
就可得知，或許
美國其實是知道如何讓全球化真正起飛的，但前提是美國要當世界一哥，只不過來了一個武漢肺炎，讓美國精心策畫的龐氏騙局破了局，既是破了局，美國應該會戰略不變，戰術上順勢調整，
吾人既知美國應會戰略不變，戰術上順勢調整，那麼肯南對戰略的”間接路線戰略”（或者叫“迂回戰略”）就值得吾人細細品味與思嚐了!!!!
華為參與德國5G 建設，就是”間接路線戰略”（或者叫“迂回戰略”）的一個很好的範例！！！
『...............從肯南對戰略的思考，可以看出此人善於玩“間接路線戰略”（或者叫“迂回戰略”）。但是在肯南的後繼者中，有很多人並不理解他的這種“迂回達到目的”的招數。…………………….剛才提到了肯南戰略中“如何削弱蘇聯的影響”，俺重複嘮叨一遍：【不要】正面地去打擊和消滅共產黨國家的政權，而要想辦法【離間】它們與蘇聯的關係。這樣可以用很小的代價獲得很好的效果。………………………….如果美國佬把順序調換一下：先拉攏中國，再介入越南，那越戰的局面將完全不同………..』(詳：【『修正與補遺 (三) for『民主與憲政』這個深水區！！！』】(http://blog.udn.com/9dfb99f0/1511362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