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5月11日。40年前的今天，發表於《光明日報》上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又一次被廣泛傳播、紀念。
此文的價值，自然毋需贅言。在特殊的歷史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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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它引發了人們對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衝破了“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恢復了“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的權威，開啟了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征程。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更被譽為二十世紀發生在中國的僅次於五四運動的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
站在新時代的製高點上，我們再次紀念這篇文章，重溫那個衝破歷史桎梏、為真理上下求索的時代。
“兩個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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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於80、90、00年代的人來說，這可能是中學歷史課本里我們最爛熟於心的句子之一。但殊不知，為著今天我們習以為常的這句話，先人付出了怎樣的努力。
歷史的車輪駛回1977年。彼時，“四人幫”剛剛被粉碎，全國上下都沉浸在一片喜悅之中。然而，就在人們急切地期待中國迅速擺脫困境，邁開步子往前走的時候，一批清醒人士意識到，清除“四人幫”的餘毒遠比想像中艱難。
最突出表現無疑是“兩個凡是”的方針。1977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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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的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提出了“兩個凡是”的方針，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由是，人們發現，平反冤假錯案時，一遇到毛澤東批准的、定了的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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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不准觸動；在科學、教育、文化領域撥亂反正，也有人拿出毛澤東批過的文件進行阻撓；生產上，雖然國民經濟逐漸走出混亂有所好轉，但又發生急於求成的冒進傾向，加劇了國民經濟的比例失調。
鄧小平的複出也遇到了極大的阻力。粉碎“四人幫”後不久，葉劍英、李先念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就在不同場合呼籲鄧小平出來工作；1977年，陳雲等又提出讓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黨中央工作。但因為有“兩個凡是”作基調，“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毛主席定的”，這一呼籲很難落實。
怎麼辦？
究竟應該用怎樣的態度對待毛澤東的指示？判定歷史是非的標準到底是什麼？
人們逐漸意識到，如果僅僅停留在具體問題上，而不從根本上解決這兩個理論問題，撥亂反正工作很難徹底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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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約而同
帶著某種歷史的必然性，一些機構和個人不約而同地站了出來，著手醞釀實踐標準這一重大議題。
中共中央黨校原教員沈寶祥曾對媒體回憶，一個是《人民日報》，他們邀請了哲學家邢賁思寫一篇真理標準問題文章；第二個是中央黨校，基於學員對“文化大革命”的討論，吳江跟孫長江兩人研究決定，要寫一篇同類題材的文章；第三個是當時還在南京大學任講師的胡福明，基於自己獨立的思考，他寫成了一篇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文章。
胡福明的故事，想必大家已經聽得很多了。在南京大學批判“四人幫”的第一次大會上，胡福明率先激情演講。在江蘇省揭批“四人幫”的第一次萬人大會上，他又是第一個站出發言。他還曾在《南京大學學報》連續發表多篇文章，對“四人幫”一陣窮追猛打。
胡福明
不過，真正讓他“載入史冊”的，還是1977年7月下旬，南京地區的一場規模較大的理論座談會。正是在那次會議上，當時的光明日報社理論部哲學組組長、《哲學》專刊主編王強華遇到了青年講師胡福明。兩人一拍即合，隨即有了“以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撥亂反正”為主題的約稿。
成稿的過程並不容易。1977年9月，初稿已經正式完成，但直到正式刊發，相關的修改研討卻一直沒有停止。《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曾多次提出修改意見，決定將其從原文的“哲學”版提到“頭版”，提出將原標題《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改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並將前後9次修改的文章送到中央黨校吳江處。雙方約定，由《理論動態》提前一天發表，《光明日報》第二天再公開發表。
由此，我們終於看到此文發表在1978年5月10日的中共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而後發表於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當晚，新華社轉發了此文，第二天，《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也全文轉載。隨後，全國各地媒體都紛紛轉載或轉播了此文。
一場轟轟烈烈的真理標準大討論，終於正式開啟。
到處“點火”
當然，一篇雄文的誕生，絕不可能脫離時代背景。《實踐》一文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響力，更少不了多位先人的多處“點火”。
如前文所說，我們之所以能夠看到最終版本的《實踐》一文，當時的《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而他之所以能任《光明日報》總編輯，也是有著歷史“玄機”的。
據《光明日報》原副總編馬沛文講：“胡耀邦當時是黨校副校長、中組部部長，因此有責任調配幹部。調配幹部的目的，則是把北京的四大報刊從二比二變成三比一。”怎麼理解？馬沛文解釋道，當時胡耀邦認為《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是反對“兩個凡是”的，而《紅旗》雜誌和《光明日報》是宣傳“兩個凡是”的。將楊西光調到《光明日報》，就是希望他手上能有轟動性的文章出來。
不過，誠如前面所說，當時的《紅旗》雜誌是力挺“兩個凡是”的。以紅旗為代表的各種批評聲音紛紛湧來。來自中央高層的定調說這篇文章“政治上是砍旗的，理論上是荒謬的，思想上是反動的。”1978年5月13日《紅旗》雜誌負責人同樣以類似的話語質問轉載了此文的新華社社長曾濤；國務院研究室一位負責人則打電話給《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指責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錯誤。
局勢一時間岌岌可危。
關鍵時候，是鄧小平站了出來。有媒體報導，鄧小平聽說有人對《實踐》一文反得很厲害，於是找來看看。最終他在1978年5月19日接見文化部領導小組負責人時明確表示：“ 文章很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嘛，扳不倒嘛！”
隨後的6月2日，他又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講話中，著重闡釋了毛澤東關於實事求是的觀點，批評在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上“兩個凡是”的錯誤態度，號召“ 一定要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一個大解放 ”。
7月21日，他又找到了時任中宣部的主要領導，指示他，不要再下禁令、設禁區了，不要再把剛剛開始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向後拉。
除此之外，鄧小平還抓住一切機會到部分省市，同地方領導人談自己的想法。1978年9月，他在東三省視察，走一路講一路，促成思想解放的浩大聲勢。用他自己的話來講，就是“ 到處點火 ”。
“點火”的成效是顯著的。甘肅省最早響應，隨後各省逐步響應，直到最晚的湖南。除台灣省以外，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都紛紛對“真理標準”做了表態，各地部隊首長們也對此表態，表達了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擁護。
40年過去，我們仍能感受到這篇文字背後真理的熱度。40年間，我們每個人都是它的受益者。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改革開放的這兩句口號從未過時。在改革再出發的新時代，我們尤其需要一種生機勃勃的改革思想和舍我其誰的歷史擔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