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95(前16)年的公車上書，在知識分子中普遍出現要求更深層的改革。當中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物成為維新派，主張在體制內的改良，提倡效法日本及俄國，在皇權之下大幅改變政治及社會制度。維新得到光緒皇帝的支持，而得以在1898(前13)年開展戊戌變法。但是進行103天以後，因清室內保守勢力發動政變而告流產。部分維新人物流亡海外後，主張繼續維持皇室，實行類似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度，將政治實權逐漸交出至民選政府。主張這種變革方法的當時被稱為「保皇黨」或「立憲派」。

危局：清末形勢

政治形勢

自光緒二十四年（1898(前13)年）戊戌變法失敗後，原有的光緒帝與慈禧太后共同掌權的形勢被打破，慈禧太后大權獨攬，光緒帝則被幽禁在中南海瀛台。1899(前12)年，端親王載漪策劃廢光緒帝而立其子溥儁為帝，遭列強反對。軍機大臣榮祿恐廢帝引起列強干預和地方叛亂，遂向慈禧太后進言，維持光緒帝位，而立溥儁為大阿哥（皇太子）。此後圍繞光緒帝廢立等問題，端親王載漪、庄親王載勛同榮祿等人不斷爭鬥，以致利用義和團運動為籌碼，導致清政府向各國宣戰，八國聯軍侵華，清室「西狩」西安，軍機大臣榮祿、慶親王奕劻、大學士王文韶等人在中央聯絡東南地方督撫實行東南互保，但國家仍遭受了沉重的打擊。嚴峻的形勢迫使慈禧太后在迴鑾北京後逐步推行新政。

1908(前3)年慈禧太后、光緒帝去世，溥儀成為皇帝，隆裕太后垂簾聽政，溥儀的父親、醇親王載灃攝政。溥儀年幼無知，隆裕太后與醇親王載灃成為此後國家實際上的最高政治領導。

清政府中央高層官員中間一直內爭不斷。1907(前4)年，岑春煊、瞿鴻禨一派與袁世凱、奕劻一派發生丁未黨爭，岑春煊、瞿鴻禨失勢。醇親王載灃、肅親王善耆和鎮國公載澤也同袁世凱爭鬥，1908(前3)年載灃剛當上攝政王，就將袁世凱罷免。此外，滿漢官員間相互猜疑，滿洲重臣間的矛盾也使得中央政局更加複雜。

地方督撫在太平天國起義爆發之後，因軍事需要，權力日漸增大。1900(前11)年前後，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李鴻章、閩浙總督許應騤、四川總督奎俊、山東巡撫袁世凱參加的東南互保，更顯示了地方督撫的力量。他們在軍政、民政、財政、外交等各方面享有巨大權力，對中央有相當的自主性。清政府在實行新政中開展的地方自治等活動使地方督撫不僅需要像過去一樣聽命於中央，而且還要安撫地方士紳，照顧地方利益。

地方士紳中，出現了一大批支持立憲的人士。他們的呼聲也得到了清政府中央及地方官員的不同回應。岑春煊、端方、孫寶琦、肅親王善耆等人支持並推動立憲，而鐵良、瞿鴻禨、文海等人則對快速推進立憲持保留態度。清朝官員和貴族中間對立憲和新政產生的分歧，使立憲和新政的開展既存在機遇，也遇到挑戰。

經濟形勢

清朝末年，中國新興的實業不斷發展，除了一大批官辦工商業得到發展外，國家通過實行一定的經濟自由政策，振興實業，使私有工商業也蓬勃發展，公私兩界出現了張謇、盛宣懷等一大批工商界巨子。此外，清朝的鐵路運輸也在不斷發展，新開工的鐵路不斷增加。新式通訊設施、交通設施及郵政等方面也開創了新局面。然而另一方面，這些新興的工商業及基礎設施還相對較少，中國廣大地方仍沒有擺脫舊有的以農業、手工業為主的經濟模式。

清朝中央政府通過制定一系列法規，確立了一套新的經濟制度，調整了農工商政策，以及外資、外貿等方面政策。清政府還成立了商部，專責制訂經濟政策。但清政府面臨的國內經濟與對外貿易形勢不容樂觀，這給清政府推行新政造成了很大困難。比如其推行的禁煙運動，由於鴉片稅厘已成清末財政收入中的主要稅源，故禁煙運動加劇了政府財政危機，反過來又使禁煙運動難以推進。

清政府在經濟方面的根本問題在於未能成功建立統一的近代國家財政制度。這造成了中央政府面臨財政危機。軍費問題就是一個突出表現。清朝末年，軍費十分緊張，各地軍餉、軍械等方面開支龐大，加以重建海軍造成海軍同陸軍爭奪經費，致使清政府在軍隊建設方面疲於應付，雖然新建陸軍及重建海軍頗有實效，但也加重了政府財政緊張局面，新建陸軍及重建的海軍也成為日後辛亥革命中推翻清朝的主要軍事力量。

文化形勢

因清初統治者長期針對漢族士紳製造文字獄，以及薙髮制度的影響之下，到了清中葉以後，滿漢兩族之間的衝突已經甚少，甚至被滿清統治階級自己刻意淡化，絕大多數漢人對於統治者為滿人一事已不甚在意。不過隨著清朝統治的日漸衰弱，首先在太平天國起義中，滿漢問題開始再度抬頭。到了1890(前11)年代以後，排滿思想更是再度大興。明末遺老的著作成為當時人的重要思想資源。例如原本並不著名的王夫之的著作在清末被重新發現，成為當時知識分子們的重要讀物。許多革命人士更是藉反清復明思潮來鼓吹革命，最著名的反清宣傳著作如鄒容的《革命軍》等對年輕的革命參與者們造成了很大影響。雖然一些革命家如孫中山在種族革命之外強調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改革，但清末革命最主要的源動力仍是排滿、反滿的思潮。由西方傳來的民族國家概念也給知識分子帶來了新的啟發。然而清朝覆滅後，革命者們的口號迅速從「驅除韃虜」轉為「五族共和」，以求統一分崩離析的中國。

隨著西方列強勢力侵入中國，西學東漸蔚然成風，歐美及日本的各種思想紛紛傳入中國，通過嚴復等翻譯家的介紹，使中國思想界局面大開。這些新思想使無論官員、士紳還是革命派人士都獲得了各自的思想源泉。與此同時，在乾嘉學派、永嘉學派、常州學派等學派的基礎上，中國古代思想研究也獲得了新發展，出現了康有為、廖平、俞樾、章太炎、孫詒讓、皮錫瑞等知名學者，其中一些人還對西方思想有所了解，使中西思想獲得一定溝通。在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的論爭中，公羊學等的發展中，以及對諸子思想的發掘中，學者們不斷開掘，使大量中國古代思想得以被發現和闡釋。

在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下，基督教、天主教通過西方傳教士的傳播，在中國各地蓬勃發展，並造成了同中國百姓的經濟、政治及文化衝突，釀成了許多教案。此外，東正教在俄國支持下也獲得一定發展。佛教、道教及民間信仰遭到廟產興學等運動的打擊，然而影響力依然很大。伊斯蘭教仍在中國各地廣泛存在，一些學者展開了「回儒對話」、「回耶對話」；同治陝甘回變後，中國西北地區正在逐步回復元氣。新興宗教不斷興起，一貫道等日後廣泛流傳的新興宗教開始發展。宗教的發展為中國知識分子及下層民眾提供了許多思想支持。

同時，中文新聞事業也欣欣向榮。租界的外資報紙《申報》、《字林西報》、《萬國公報》等，海外梁啟超的《清議報》、《新民叢報》，黃興、章炳麟等的《民報》等，國內于右任的《神州日報》、范鴻仙的《民立報》、狄楚青的《時報》等均成為當時有影響力的報紙。新聞事業的發展為海內外各方面提供了較此前更為充足的消息來源，報刊也成為左右政局的重要力量，為各方面重視。

軍事和外交形勢

1899(前13)年，第一次海牙和平會議（中國時稱世界保和大會）召開；1907(前4)年，第二次海牙和平會議召開。兩次大會通過了《海牙公約》。當時清政府內部認為大會實質上並不能起到裁兵作用，反而助長各國擴充軍備，因此清政府陸軍部和軍諮處等部門堅持擴充軍備，而度支部因財政緊張而極力反對。

1903(前8)年4月，由於廣西巡撫王之春為平定游勇而請求駐越南諒山的法兵援助，同時向亨達利洋行籌借巨款，準備以事平後用全省路礦等權益作酬，導致拒法運動爆發。1903年4月，俄國撕毀中俄《交收東三省條約》，妄圖長期佔據東北，並提出七項無理要求，導致中國拒俄運動爆發。1904(前7)年底，《中美會訂限制來美華工保護寓美華人條款》期滿，在旅美華僑等的強烈要求下，清政府向美國政府提出改約要求，遭到美國政府嚴詞拒絕並要求續約，導致1905(前6)年抵制美貨運動爆發。1904(前7)年至1905(前6)年起，中國各地還發生了收回路礦權運動，著名的有湖南、湖北、廣東三省人民收回粵漢鐵路鬥爭，廣東省人民爭廢廣九路約的鬥爭，四川、雲南、吉林省等地先後成立保路會，山東、河北、江蘇省人民收回津鎮鐵路的鬥爭，浙江、江蘇省人民收回蘇杭甬鐵路的鬥爭，山西省人民收回英國福公司攫取礦權的鬥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