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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秧歌》、《赤地之戀》評論選錄3(陳建忠)
2020/05/29 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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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忠〈「流亡」在香港——重讀張愛玲的《秧歌》與《赤地之戀》〉,刊登《台灣文學研究學報》十三期,2011年10月,頁275–311,國立台灣文學館。陳建忠還有其他研究張愛玲的著作,此貼文只聚焦在此文。張愛玲(1920–1995),今年是張愛玲百年誕辰,皇冠出了紀念版。張愛玲的著作還在流亡中。中國大陸的《張愛玲全集》缺少反共的《秧歌》及《赤地之戀》。港台流通的《赤地之戀》是淨化版,共產黨員批評國民黨及批評蔣介石的部分被刪除。1954年第一次在香港天風出版社出版的,應該是足本。張愛玲歌頌無產階級的《十八春》及〈小艾〉,台灣的皇冠版沒有收入。

陳建忠此文把此二部小說定位為流亡文學,並特別著重知識分子處境及自省的論述。人文學術論文多為雜引各家各說,再予以呼應或辯駁。土改是此二小說的重要議題之一,學界多有探討,不再贅述。格主關注的是,在亂世中,知識分子的境況,尤其是人文知識分子的境況。陳建忠引用了張先科的話:

知識分子的形象在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前十七年」文學創作中,被劇烈分化成追慕英雄而走向革命的一群,以及形形色色的墮落者兩種形態。這一過程是積極使自己成長為一個半神化的「超人」,而戰勝種種個人與自我的「墮落」傾向,壓抑倫理感情與私密的個人感情,成為一個真正的階級「戰士」。這種淨化、神聖化的過程,卻抽空了「人」的具體內涵,使知識分子成為空洞的能指。(張先科:〈「個人無意識」及其「碎片化」的存在方式:論「前十七年」革命歷史題材小說知識份子形象敘事的話語「裂縫」〉,《中州學刊》140期,2004年3月,頁78–82。)

艾曉明認為,張愛玲透過顧岡寫出了那個時代的錯誤,顧岡之所以會淪為「集體抒情狂」之一員,乃在於「良知的死亡」。在《秧歌》中被表現的不僅是農民的命運,還有藝術的命運:不僅是為農民作傳,也是為知識分子造像,造出了他們變形為小丑和弄臣的嘴臉。知識分子放棄了對真實的感受,藝術變成粉飾,這才是更令人絕望的恐怖。(艾曉明:〈亂世悲歌:關於張愛玲的《秧歌》〉,《作家雙月刊》1期,1998年5月,頁9。)

張愛玲就正是寫出了知識者在這種處境下的尷尬,他們不能反抗,只求自保,油然生出一種小丑的感覺,感到在這時代的夾縫裡,自己扮演著一個可鄙可笑的角色。(艾曉明:〈北望中國:談張愛玲的《赤地之戀》〉,《作家雙月刊》2期,1998年7月,頁24–25。)

案:陳建忠有充分的展開,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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