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丁讚教授日昨在時論廣場撰寫〈第一名市長的民調迷思〉，引發許多討論。

　　該文指出當前新竹市政發展的困境；並進一步反映「台灣基層政治的共同問題」，那就是：「政治人物往往只重視個人服務，而對整體性的問題，尤其是那些需要長時間才有成果的結構性問題，總是視而不見。」因此，政治人物只求做好小恩小惠的個人性服務。 

　　「這是民粹，不是民主」。

　　台灣民主化的發展從一九八七年開始，至今已歷二十年，但是我們卻始終只看到民粹，卻見不到真正的民主。

　　李教授在新竹的清華校園內指出了這樣的困境，我自己則是在新竹市的大街小巷間和立法院的國會殿堂中，透過親身的實踐，刻骨銘心的印證了這樣的困境。

　　十年前，我在立法院擔任委員，由於問政認真，頗獲國會記者與媒體輿論的肯定，曾多次名列「表現最佳的十位立委」之一，最好的一次，在民調中列為「十大立委之第二名」。

　　在競選連任時，選擇了購屋居住的所在地新竹，並走遍新竹的大街小巷，提出「新竹市發展願景」和「新竹市政發展藍皮書」等選舉承諾。

　　競選期間，無論是紅白帖、宗教活動、基層服務、眷村改建，甚至是新竹風行的「炒米粉」，會鄉親等各種活動，只要時間允許，幾乎是無役不與。

　　在這些個人的勞損經驗之外，我也得到了重要的回饋。

　　首先，我發現一般新竹市民生活得並不愉快，無論是在街頭或賣場，多半行色匆匆，誠惶誠恐。

　　再者，新竹雖是閩、客、外省、原住民大新住民各族群聚居的社會，但階級分化相當嚴重，貧富落差也十分明顯。

　　在科學園區華麗的建築之外，一牆之隔，就可看到殘破的建築和衰老的社區。

　　而日據時代殘留的一些屋舍如馬廄，經歷了七、八十年的風霜，卻依然為一些孤苦的長者作為老年棲息之所。

　　於是，在經歷了數月之久的親歷與查訪後，我提出了新竹發展的一系列規劃書，辦了好多場公聽會和座談會（包括眷村改建、老市區更新、機場飛鳥安全、新竹文化發展藍圖等），我更進一步以當年的（一九九八）「歐洲文化首都」─德國威瑪的都市發展經驗為例，提出了「讓新竹成為台灣的歐瑪」的文宣，並在報紙上自費刊登這些細微的政策規畫。

　　換言之，我是藉「民主理念」（文宣、藍皮書、立法計畫和社區座談）與「民粹腳步」（紅白帖、廟會、基層服務）這雙向策略走入基層的。

　　那麼，立委選舉的最終結果呢？我得到了兩萬多票，排名第四。成績不惡，但新竹市卻只有三席當選席次。

　　選後我們作了仔細的檢討，敗選原因包括：

一、選舉主軸陳義過高，一般市民無法了解這些市政規畫的內容，尤其是「台灣的威瑪」之類的理想，不切實際。

二、學者身段太重，不能在街頭和公園裡和選民乾酒、划拳、博感情。

三、候選人太小氣，紅白帖和基層活動給錢太少、太顯寒酸。

四、不肯花錢買票，檢察官也不願配合抓賄選。

五、投票率太低（只有五十一％），半數新竹選民無投票意願。

　　我自己深切反省後覺得，真正的關鍵是：

　　新竹市雖然擁有眾多的高學歷科技人士和知識份子，但當時（十年前）他們卻沒有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和意願，他們對自己所居住的環境也無改革的熱忱和進步的動力。

　　因此，在那次的選舉中，他們的選擇是：拒絕投票。

　　我的「新竹經驗」，清楚的見證了「民粹」的勝利。

　　但即使如此，我仍然熱切地希望，民主能在李教授和他的同僚的持續努力下，新竹最終展露曙光。

(本文原刊在於 2007.11.11.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