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受害者合意服從這個棘手問題，當仁不讓地應該先提起拉伯埃堤（Etienne de La Boétie，生於1530年，卒於1563年）所著的《志願服從論》（Discours de la servitude volontaire）。其出發點與其同時代的馬基維利（Macchiavelli）是一樣的：揭發權力的來源。差別在於，馬基維利從王權的角度出發，而拉伯埃堤則是從人民的角度出發。起初的謎題是：為什麼人會接受服從其主，即便這個主子甚至是個暴君？對拉伯埃堤而言，很清楚地，統治與奴役這兩件事並不屬於自然現象。況且，人民無論在數量與力量上，都擁有推翻統治權的實力。如此一來，又如何解釋人民服從於治權一事？
問題再次浮現檯面，已經是19與20世紀交接之際。這個被譽為「群眾年代」（ère des masses）的時代，特色在於大批集結的人群：閱兵儀式、宗教典禮、大型政黨集會。群眾跟隨某個旗幟、領袖或是象徵符碼的身後魚貫而行。此舉令知識份子大感好奇，也使得以「人群」（la foule）這個議題鹹魚翻身，成為社會學與社會心理學兩大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的熱門主題。1890年，達爾德（Gabriel Tarde）發表了《局限的法則》（Les Lois de l'imitation）。5年後，勒彭（Gustave Le Bon）出版《群眾心理學》（Psychologie des foules），書中指出群眾集結對個人產生影響甚鉅，足以使個人棄絕個體意願（註一）。在群體的支配下，受控的個人會如同遭到催眠般地失去自制能力。由政黨、軍方或教會策畫的那些大規模遊行，和打造原始社會的各項儀式具有相同的效力（註二）。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重拾了這個想法，於1921年出版了《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Psychologie des masses et analyse du moi）。書中，佛氏引用勒彭的「教唆」（suggestion）和「集體催眠」（hypnose collective），並以冗長篇幅加以評論後，嘗試在教唆機制以及欲望和性慾間建立連結。群眾基於彼此對領袖或理想的共同情愫，臣服於神明、偶像或團體的腳下。跟從部隊或教會的步伐，這種自屈為臣的情感根基，其實和兒童服從父母或情人彼此牽就的情感根基如出一轍。愛就像是被巫師下了蠱，讓一個人放棄部分的自我跟從他者的步伐。在個人關係上，這種機制使人得以互結連理。在團體之中，就能塑造出一個社群。因此，必須在潛意識的深海底層尋找奴性的源頭。這個源頭的名字就叫愛，狗因愛而忠於飼主、孩子因愛而服從雙親、信者因愛而篤信神祇、奴才因愛而服侍其主。
1963年，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 Arendt）出席了艾許曼（Adolf Eichmann）的裁判庭，艾氏乃被控將猶太人押入集中營的納粹要人之一。艾氏宣稱自己和猶太人毫無過節，一切只不過是聽命行事。若是此話當真，我們就必須承認「邪惡的平庸性」（banalité du mal）確有其事。漢娜鄂蘭如此做結：在合法權威的影響下，人們可能失去自由裁決的能力並因此犯下最深重的罪孽…（註四）。
在札卡（Yves Charles Zarka）編輯的《新奴隸制批判》一書中，作者群合力闡揚一個題旨：「主宰者變了容貌：作主使喚的不再是具體的人，不再是權位高居惶恐群眾之上的暴君，而是一個無名的主宰者，沒有臉也沒有名字，透過程序、共識、意識形態或信仰價值的製造等新型管道建立一種前所未見的統御型態以及奴隸體系。（註八）」作者群致力於將新型態服從（nouvelles servitudes）的概念應用在性向、企業或大眾消費領域中（註九）。這個幾乎近於陰謀論的概念，認為一個無臉無名的主宰者正如同操縱魁儡般躲在黑暗中控制著我們的行為。不過，這套說法我們倒不必照單全收。
屈服於各式各樣的要求，個人於是開始發展多種自我控管機制，以便管理其生活、工作、休閒以及人際關係。這也就是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謂的「自我的治理機制」（le gouvernement de soi）。人們企圖在一個充滿典型、制約與多重要求的世界中尋求對自我生活的領航權。我們並不見得對這樣的企圖毫無自覺，也不一定是因為受到黑暗主宰的操弄所致。
注釋： 註一：Gabriel Tarde, Les Lois de limitation, 1890年出版，Kime出版社1993年新版。 註二：涂爾幹（Emile Durkheim）將會重拾這個主題，見其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Les Formes élé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1912年出版，PUF出版社2008新版。 註三：T. W. Adorno, Etudes sur la personnalité autoritaire，1950年出版，Alia出版社2007新版。 註四：見Jean-François Dortier, « La banalité du mal revisitée », Science Humaines, n° 192, avril 2008. 註五：當時這項合法性能夠發揮各種創新的宣傳方式。合法性對統治者而言極富魅力，而對於且視之為麻木不仁又容易左右的群眾而言，是種征服。 註六：女性從男性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孩子們也不再毫無異議地接受權威至上的父親。這個現象引起對一個不受控制、無政府狀態的社會產生憂心，並且引發歸返權威的呼籲。 註七：Fatema Mernissi, Le Harem et l'Occident, Albin Michel, 2001。38號為法國女裝尺寸，約介於中號與小號間。 註八：Y. C. Zarka et al., Critique des nouvelles servitudes, PUF, 2007. 註九：見R.-V. Joule & J.-L. Beauvoir, La Soumission librement consentie, 6e éd., PUF, 2010. 註十：F. Cochoy, La Captation des publics, C'est pour mieux te séduire, mon client…,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Mirail,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