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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世界的主旋律:從「東升西降」到「大國競爭」
2021/04/30 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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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134中國全國人大會議3月11日閉幕,這次會議不僅通過了兩個重要法案,一是修訂了1982年的人大組織法,二是通過了修改香港「愛國者治港」選舉辦法的決定,這兩個法案通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在人大會場還產生了一個新語境,那就是「東升西降」,這可能成為後疫情時代美中競爭裡中國的主旋律。   

這次在北京「兩會」會場內外出現的新修辭「東升西降」,被認為是回到1957年11月的莫斯科大會。在那場各國共產黨領袖雲集的大會上,毛澤東發出了冷戰的新信號,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

而今天的「東升西降」,指的是通過新冠疫情,通過對中國年均GDP的測算,通過中國治理模式與西方民主衰落的對比,中國國力的上升和西方民主世界的下降兩種趨勢並行之下,中國可能提早成為世界第一,也可能是唯一的超級大國,從而有助於完成民族復興的使命。 

中國的「東升西降」 

事實上,從1990年代冷戰結束以後,一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初起的30年裡,中國逐漸進行了一波又一波的外交轉向,也就是從「大國崛起」、「和平崛起」,到「戰狼外交」的出現,中國已經不再是那個「落後就要挨打」的中國,所以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式,中國在一百多年來屈辱之後,國家自信達到了最高峰,這也是過去所沒有的經驗,所以不得不讓剛上任的美國總統拜登提高警覺。

畢竟,在川普總統從2018年祭出對中國的貿易戰之後,中國的經濟並沒因此被美國打趴,反而是在去年疫情高峰時期,維持經濟成長率2.3%以上,在各國均呈現負數的情況下,中國的正數更是可以做為全球的表率。而今年初定的經濟成長率更高達6%以上,讓還陷在新冠疫情泥淖裡的西方國家瞠目結舌。

尤其是去年底抗疫勝利所自詡的「中國之治、西方之亂」,這就升級為今年初在中國開始流傳的「東升西降」,也是本屆兩會中不少高官如張春賢等不斷引用的詞彙。這相對於2018年貿易戰同時開始的反美主義宣傳,「東升西降」被認為已經不僅具有反美宣傳的意義,更具有反西方的色彩,還以中西之間的對抗主義自我解構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宣傳,進而自我導向一個中西對抗的競爭框架。 

美國的「大國競爭」 

在中國出現「東升西降」的主旋律之後,美國也不落人後,拜登總統也提出「大國競爭」的概念,美中兩國不僅對抗的形式初具,美國也意圖把西方盟友,以及印太國家拉進這個框架中。

拜登政府所提出的「大國競爭」,正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口中所稱,「中國是21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考驗」,而且類似俄羅斯、伊朗及北韓,許多國家雖然對美國構成嚴重挑戰,但「中國帶來的挑戰不同」,僅有中國有撼動現行國際體系的經濟、外交、軍事與科技實力,因此中國是唯一具有足夠實力,可以嚴重挑戰由美國所形塑的全球制度能力的國家。

可見,拜登政府是有意把美中競爭導向包括在經濟、外交、軍事與科技實力上的競爭。如果再看3月3日拜登總統所發表的「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南」的內容來看,拜登政府是把美中關係放在三個籃子裡,分別是對抗、競爭與合作等三大面向,而這三大面向是層層交疊的「一體三面」,拜登政府看待中國的重點在於,希望可以促使中國大陸在國際市場上遵守規則,也能夠跟美國企業有平等的競爭。

這種把美中的「大國競爭」從過去川普時期的貿易戰擴展到其他領域,中國同樣感受到美國日益增強的威脅。最顯著的例子,就是美軍印太司令部正推進在關島部署陸基神盾系統的計畫。而3月4日印太司令部指揮官戴維森闡釋部署這一系統的理由是,因為關島現有設施是為針對防禦北韓而設計的,「不足以應對中國飛彈的威脅」。所以,美軍印太司令已經向美國國會提交在第一、二島鏈部署中程飛彈計畫。

在美國把美中的「大國競爭」導向軍事上的競爭之後,東亞地區的軍備競賽必然升高,所以大陸今年以6.8%的軍費成長雖然已經超過兩千億美元,但相較於美軍的軍費預算總量,也不過是美軍的四分之一。由此可見,在美中「大國競爭」之下,未來大陸軍費預算恐怕還會加速成長,這也可能導致東亞國家跟著加入軍備競賽。 

美中的「價值觀之戰」 

而在美中的「大國競爭」中,首要的就是「價值觀之戰」。

拜登把「大國競爭」放到美中關係上,顯見拜登政府仍會持續以競爭做為主軸,以個別議題的合作以及價值層面的衝突為輔。可以說,拜登團隊仍在繼承川普對中國強硬的基調,短期內雖然可能首重內政,對中國冷處理。但是,中長期則將持續以多邊主義為工具,以「價值觀」做為敵我區分的界線,深化和共同價值觀盟友關係,並以「價值觀」正當化對中國強硬立場。

當然,拜登政府推出的「價值觀之戰」,不同於冷戰時期圍繞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意識形態的競爭,當前的美中「大國競爭」,越來越趨向從科技到制度的全方位競爭,也越來越接近美國學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預言的美中之間註定一戰的「修昔底德陷阱」,從而可能在香港、新疆、西藏等問題惡化之後,引向兩國競爭的真正焦點——台灣。

外界解讀這才是這次中國「兩會」最大的懸念,也是北京政權在香港問題上急於廢除「一國兩制」、採取高壓政策的自然指向。在「東升西降」的國際局勢判斷前提下,中國最高領導人可能不僅不在乎國際社會對香港的關注,更有把握提早對台灣施壓,將台海兩岸間的統一當作民族復興的主要使命來追求,以此獲得中共黨內對其絕對主義領導權威的支持。 

美中的「體系性競爭」

美中「大國競爭」除了「價值觀之戰」之外,它也會形成一種「體系性的競爭」。從拜登上台不到兩個月就出台了《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南》(以下簡稱為《指南》),這份文件是拜登政府《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初稿和綱領。

拜登政府急於推出《指南》這一份綱領性文件,根本原因是面對世界權力結構的巨變,拜登及其外交安全團隊認為已經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在這份文件推出的同一天,國務卿布林肯發表了首場外交政策演講,就表明中國是本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威脅。拜登的國安指南將中國視為唯一能夠綜合運用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對穩定、開放的國際秩序構成持久性挑戰的國家。

而拜登政府推出的《指南》是未來美國對外戰略的綱領,也被認為是「拜登主義」的基本內容,雖然拜登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在年內發表,但拜登基於統一思想,推出《指南》指導美國政府現行的政策和行為。《指南》列舉了幾項美國政府面臨的重大威脅,包括新冠疫情、氣候變化、數位威脅、暴力極端主義、恐怖主義、核擴散等非傳統安全、美國自身內在的民主困局、全球權力結構失衡、新技術潮流的衝擊等。

而這種「體系性競爭」主要包括幾個面向:

第一,美國面臨的世界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拜登在外交首秀,即參加七國集團領袖視訊會議的時候,提到了世界權力動力的變化。在《指南》中,拜登基本呈現了對這種變化的認識:一是世界秩序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非傳統」安全已經成為世界面臨的內生危險,尤其是疫情和氣候變化,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正在發生巨大但還未被充分認識到的變化,下一個「黑天鵝」可能就處在這樣的「非傳統」領域。

另外,技術發展改變了社會的組成結構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規則;身份的

焦慮感不僅體現在種族之間,還表現為人與人工智慧之間的邊界。

    第二,「歷史終結論」終結了,世界不是平的,而是崎嶇蜿蜒的。自由貿易被川普政府拋棄,「對等貿易」登堂入室,這其實是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回潮。從美國貿易政策歷史來看,保護主義一直沒有中斷。川普政府關於「美國吃虧」的說法,被拜登政府繼承,美國在自由貿易體系中沒有賺到,而是被中國等新興國家賺了便宜。《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佛里曼曾經認為「世界是平的」,全球化會抹平各種差異,冷戰之後的「轉型理論」和「現代化理論」導向「歷史終結」的目的論。

但是,全球多元權力中心是世界本來的狀態,只是從現代以來「西方」壓倒了非西方,潮水退去之後,多元權力中心的價值觀、政治制度和復興的理想迸發出來。美國面臨的世界不是「平的」、「終結的」,而是多元權力中心已經出現的「復興夢」。

第三,拜登的國家安全戰略目標依然是領導世界,在《指南》中也透露了這樣的「野心」,沒有誰比美國更適合領導這個世界。羅伯特•卡根在《外交事務》上也發表專文指出,無論喜歡與否,美國都是超級大國。

美國人的「認知失調」在於,美國的實力已經冠絕群倫,但不願意承擔領導的責任。卡根並不認為美國已經過度擴張;美國當前的軍費開支和海外駐軍相比於二戰、冷戰,已經非常「克制」了。

而川普政府蠻橫的進一步證明了美國實力的「冗餘」,只是用了美國「過剩」的實力,就迫使對手做出讓步。卡根深受歐陸的現實主義影響,對美國這樣的海權國家的戰略多有批評。

在領導世界這一點上,拜登的意志和意願更加強烈,而在手段應用上,拜登是講求「套路」,適應已經變化的世界,那就是要全面加強美國的「實力地位」,打破內政和外交之間的界限,形成所謂的「整合型大戰略」。

第四,拜登政府正式將中國定義為「體系性競爭者」,不同於川普政府的「戰

略競爭者」,但這並不意味著拜登對中國政策會「撥亂反正」。2019年,歐盟將中國定義為「系統性競爭者」,拜登的《指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借鑒了歐盟的做法。

有人認為,「體系性」的程度要低於「戰略性」,因為體系性競爭可以進行合作,布林肯也提出,對中政策「需要競爭就競爭,需要合作就合作」。《指南》中也提出了中美合作的四個議題:公共衛生、氣候變化、軍控和核不擴散。

所以,體系性競爭者意味著美國對中國認知的根本性變化,那就是中國成為新的體系性領導者,或者說中國成長為自帶體系的大國,體系性大國之間的競爭必然是體系與體系之間的競爭。這也是拜登政府不斷強調要重建同盟體系的根本目標,就是構建一個與中國競爭的體系,而中國承受的競爭、對抗或者合作的壓力將是來自體系,而不只是美國一個國家。 

美中的「聯盟之戰」 

在美中的「大國競爭」中,「聯盟之戰」又將成為新的國際主義趨勢。在拜登高舉多邊主義回潮的旗幟下,結合共同價值的聯盟國家,已經是拜登除內政之外,更急於實現的外交取向。

最顯著的是,3月12日美國總統拜登已經迫不亟待的與日本首相菅義偉、印度總理莫迪和澳洲總理莫里森舉行「四方對話機制」(Quad)下的首次領導人會晤。拜登會後透過推特表示,美國、日本、印度和澳洲致力於共同努力,應對我們面臨的共同挑戰,確保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自由和開放。

而這次的「對話」,也提出了5項聲明:

一、我們召開會議是為了重申我們對澳洲、印度、日本和美國之間四方合作的承諾。我們帶來了不同的觀點,並為自由和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的共同願景而團結起來。我們努力建設一個自由、開放、包容、健康、以民主價值觀為基礎、不受脅迫限制的地區。

二、我們共同致力於促進以國際法為基礎的自由、開放、有章可循的秩序,以促進安全與繁榮,應對印太地區及其他地區的威脅。我們支持法治、航行和飛越自由、和平解決爭端、民主價值和領土完整。我們承諾與一系列夥伴共同努力。我們重申堅決支持東協的統一和中心地位,以及東協的《印太展望》。

三、我們的共同目標要求我們應對最緊迫的全球挑戰。今天,我們承諾應對新冠疫情的經濟和健康影響,應對氣候變化,並應對共同的挑戰,包括在網路空間、關鍵技術、反恐、優質基礎設施投資、人道主義援助和救災,以及海事領域的挑戰。

四、我們將在各國衛生安全方面取得進展的基礎上,共同努力擴大安全、負擔得起和有效的疫苗生產和公平獲取,以加快經濟復甦,並有利於全球衛生。我們對本國人民的健康和安全作出了堅定的承諾,但我們也認識到,只要這種流行病繼續蔓延,我們任何人都不可能安全。因此,我們將與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和疫苗全球取得機制(COVAX)在內的多邊組織密切協調,合作加強印太地區公平獲得疫苗的機會。

五、為了推進這些目標和其他目標,我們將加倍致力於四國參與。我們將把我們各國的醫療、科學、籌資、製造和交付以及發展能力結合起來,並成立一個疫苗專家工作組,以履行我們對安全和有效分配疫苗的突破性承諾;我們將成立一個關鍵技術和新興技術工作組,以促進在國際標準和未來創新技術方面的合作;我們將成立一個氣候工作組,以加強全球在緩解、適應、復原力、技術、能力建設和氣候融資方面的氣候行動。

這5項聲明被認為雖然沒有提到「中國」,卻處處針對中國。當然,這也反應出剛剛湊在一起的四國,在如何對中國的問題上還意見不一。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認為,在「遏制中國」問題上,四國遠未形成「統一戰線」;《南華早報》也提到,由於國內政治需求各不相同,四國難以在「遏制中國」問題上達成共識。

在美國重塑聯盟跟中國進行「大國競爭」的當下,美國還來不及提出具體可供凝結聯盟的價值意識。但是,中國卻在兩會中,已經型塑成一個完整的「東升西降」的價值理念,不管對香港、對台灣,中國都依照自己的政策節奏在走。所以,未來的世界,到底會是東風壓倒西風,還是西風壓倒東風,其結果恐怕不是只爭朝夕,還得爭朝朝夕夕。

(本文刊登於族國雜誌,2021年4月號,當前世界主旋律:從「東升西降」到「大國競爭」 - 洞傳媒 (taiwandom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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