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誕生於嘈雜、混亂的日常生活的世界。它是首次注意到人類的貧富問題的學問，以及解釋追求財富如何可以維持社會的和諧與進展的理論。這之前，貧富被認為是與生俱來的命運，不值得探討。十八世紀在格拉斯哥大學講授道德哲學、大名鼎鼎的教授亞當史密斯，居然在研究熙熙攘攘的日常生活之上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藍圖，他是不是有點走火入魔！他應該研究自然神學，即人類對秩序與和諧的最崇高的靈性衝動才對。

這樣明白之後，就可以使我們對經濟學家的基本模樣有一個瞭解，他們絕對不會在社會最混亂、最面目模糊的角落前裹足不前，相反地，他們一定會一馬當先深入虎穴，展開調查。這是為什麼我會在藍調酒吧與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席德蘭與他的學生台大經濟學教授林向愷相遇、而且喝得爛醉的原因。

席德蘭在動態經濟學的發現使我們可以免於受通貨膨脹之苦，也因此保障了我們的財產不會隨時間縮水。他的理論提供1980年代以後研究央行獨立性的各界人士確切的理論依據，也是為什麼本報高度關切美國央行總裁伯南克與歷任總裁的一言一行的原因，不是擔心他與業界有內線交易，而是恐怕他屈服於政府的壓力。

席德蘭與林向愷相遇時〈時為1980年代早期卡內基大學美隆學院〉，時間作為一個影響經濟生活的要素還不為總體經濟學所關切。席德蘭的研究注重未來是否和現在一樣，因為只有在未來可預期的情況下，廠商才可以安心投資，大眾才可以規劃消費。換言之，他的理論與凱因斯學派強調刺激需求相反，重新檢視供給面對均衡的影響。

這正好和當代愈來愈強調的正向思考呼應。如果技術創新改變產出與生產力，進而改變供給，個人的正向思考就是一種技術創新，改變了腦袋的迴路，用經濟學術語來說，就是改變了效用函數。

這是林向愷關切的方向。古典經濟學對人類的經濟行為的假設是，人類是追求自利的動物，而個人追求自利最終可以達到社會整體的最大效用。不過，人類追求自利的權利與自利作為生存最主要目標卻是經濟學首創的假設。

如前所述，貧富問題兩個世紀以前被認為是個人命運問題，不值得探討。追求自利將帶來社會不歡迎的變動，由自利驅動的創新被認為是顛覆社會的危險行為。1666年，史密斯出生前57年前，法國曾禁止裁縫銷售自行發明的布鈕釦，為徹底杜絕這種威脅，鈕釦同業公會甚至獲得授權可以搜查一般人家裡的衣櫥！

時至21世紀，人類行為的準則，即人類的基本效用函數有沒有改變呢？
 
林向愷說明，意識型態會影響家戶、廠商與政府的決策，進而改變產出。經濟學家A. Alsenia的研究也發現意識型態會扭曲經濟理性。時任高雄市財政局長的林向愷曾考察日本的樂透設計，日本幾乎沒有防弊的設計，同行皆疑惑問道，這樣難道不會有人作弊嗎？日本人回答，日本沒有這個問題！

席德蘭至今仍保有挪威國籍，深以身為北歐人為傲。同為北歐國家的瑞典曾將2005年訂為設計年，透過政府跨部門資源整合，招攬各類型設計公司接案，大至建物，小至郵票，甚至工作動線規劃，都可以設計，透過「官商勾結」，民間也有動機廣設設計學校，培養人才。於是開創了三贏的局面，不只官民均得利，民眾每天都生活在美的世界，更奠下瑞典未來經濟的堅實基礎。

北歐諸國的效用函數是否和我們不同呢？也許和正向思考有關，和將未來納入模型有關。改變的不是自利的動機，而是自利的期間，自利的視野。

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