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渡寫文章的功力，再一次突顯了民間的智慧勝於行政官員的決策思維。

在不久前寫文章批評香港政府，當中指出「香港政府有自己的運作，民間有自己的適應方法。」環顧全世界政府的決策方式，基本上都離不開政府與民間的運作是處於兩條平衡線狀態，即便兩者沒有交集，各自運行，遇有問題，政府才開始重視決策後果帶來的民間反彈。

極權國家（共產，專政）的施政手法，更明顯地是平衡運作，政府的任何決策，除了沒有透明度，便是完全漠視民間的想法與接受能力，領導強力地去推行，官員落力地去執行，不理民間的反對聲音。香港政府亦趨向於這種運作方式，政府以果斷的行政手段施政，漠視民間的反應，只要在民意有所反彈的時候，才願意作出調整，否則不了了之，待有問題浮現了才會重新檢視政策。這過程往往造成了浪費虛耗，決策失誤時更成為民間與政府抗爭的導火線。

民主國家的情況完全不同，尤以享有言論自由的國家，政府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會有民間的參予，在溝通的過程中，民間的意見會獲得重視，反對的一方受到尊重，抗爭的力度相對地減弱。一些政策如果超過７０％的民意支持，便已經是很成功的政策。在言論自由的社會，充斥著大量父子騎驢式的途人，旁觀者自有一套想法，而每個旁觀者加在一起，父與子與驢便受到別人的七嘴八舌的議論。

台灣不單享有言論自由，而民間亦積極慣常地七嘴八舌去討論政情；亞洲地區實屬罕有。台灣的行政院不能不重視立法院的意見，立法委員亦相當地重視民意取向。不過立法院作為民間與政府間的溝通橋樑角色作用有待評估。主要在於台灣的藍綠惡鬥，除了靠八卦周刊，黑函來問政、在立院打架、藍綠互相辱罵鬥大聲、綠營極力批鬥官員、拿些似是而非的曝料來嘩眾取寵外，真的看不出問政水準有甚麼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