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45年一整年，除了處理日常事務之外，先生幾乎將言論著述方面的精力，全部都用在撰寫《蘇俄在中國》一書。

民國47年7月，張其昀卸任教育部長，先生命我去看看曉峰先生（先生對其稱呼），並探詢他是否有意願接任考試院副院長，事後再將張先生的意思回報給先生。這時候，傳話的措詞與分寸就很重要，同時一定要嚴守祕密。雖然後來張先生沒有接任考試院副院長，而是擔任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中國委員會委員，但先生就是要我去問問張先生個人的意思，這是對張先生的尊重。

又如民國44年《中央日報》駐美特派員陳裕清回國，先生相當欣賞他的文筆與見地，派我去陳的住處看看他。陳裕清後來接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四組主任。45年陶希聖60歲生日，先生送他一張親筆題名照，指定我親自送過去；行政院副院長黃少谷生病時，先生交代我：「你代表我去看看少谷先生。」少谷先生與新聞界淵源頗深，又涉及外交、宣傳、安全、司法等領域，但他始終以新聞人自居，先生對他甚為倚重。諸如此類的事情很多，軍事方面的多半由侍衛長負責，祕書主要是處理文職方面的事務。

整理言論 講稿為要

整理蔣公的言論與講稿是新聞言論祕書工作的重頭戲，也是最重要、最吃重的工作。從民國元年《軍聲雜誌》創刊時，他自撰發刊詞開始，一直到64年逝世前，在病榻中用顫抖的手，提筆寫下「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的聯語，顯示他對文字與立言，非常重視，也很用心。例如前面提過46年夏秋間，先生見外國記者發表談話，事後我們引用不當，他口頭告誡的事例，可以了解他對文字認真的程度。

先生一生發表過的言論，其中有散佚的，也有未經刊印的，如日記等，故迄今無一個確定的數字。民國55年，先生80華誕，秦孝儀邀集我們幾位擔任過文字祕書的同仁及相關人士，共同整理其言論著述，編成《蔣總統思想言論集》三十卷，分為專著、演講、書告、談話、文錄、別錄6部門，視其內容，分別歸於主義、哲學、科學、兵學、黨務、政治等12類，共約8百餘萬字。民國75年，先生百年誕辰，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國立編譯館及中央圖書館等單位合作編印一大冊《蔣中正先生論著目錄》，其中包括各國人士的評介作品，並輸入電腦存檔，以備研參。

就我擔任這方面工作的經驗，先生長年在言論著述上花費的功夫與心力，主要目的是教育幹部與建立國民共識，以貫徹不同階段的國家任務，完成其一生念念不忘，從不放棄的「國民革命目標」。

以書告來說，政府遷台之後，他非常重視每年元旦、青年節及國慶日的3次文告，不僅字斟句酌，有時甚至從頭寫過，或是定稿送到中央社準備發稿時，再改上幾個字。我在先生身邊工作4年期間，他沒有一次不是如此認真。當年電視尚未開辦，透過事先製作的廣播錄音對全國民眾講話時，每次錄音完畢，他都會立刻先聽一遍，不理想就重錄。

不同場合、對象，有不同講演內容，我們必須忠實而完整地表達其講話的主旨和義理，以及各種鉅細靡遺的指示，然後構思布局，層次分明地彙整成一篇有系統的文章。有時候一場會議下來，先生交下的講稿便條就將近100張。他習慣用總統府的便條紙書寫，大約5行，他覺得便條紙很好用。我保存了近百張給我的便條，這些都是公物，將來我打算交給中研院近史所保存。

不過，有一種稿子從動筆到完稿大都是先生自己寫，就是耶穌基督聖誕和復活節的證道詞。我4年任期之中，大概有3次都是先生自己一字一字地寫出來，改修之後，我們幫他謄正一下，再呈給他過目。至於具有決策性或號召性的文告，更不會輕意假手他人。

隨時待命 廣播找人

進入官邸追隨先生工作，必須隨時待命，機動行事是常態，無論何時何地都要交代清楚人在哪裡，這是應有的責任觀念。某星期假日，我與家人到碧潭遊玩，事先已向值勤武官報備，後來先生臨時有急事要我處理，透過當地警察派出所用廣播找到我。當時我與家人正在遊船，登岸後，我立刻回電，火速返回官邸。

禮拜天上午，11時先生依例在士林園藝試驗所內的凱歌堂聽證道，夏天遷居陽明山時，則在山上教堂做禮拜。下午如果沒有特別的事，先生都會讓祕書休息，除非不得已，否則不會傳喚我們。某次在陽明山，我與孫義宣祕書同時不在，先生臨時找人交辦事情，遍尋不著。隔天，他對我們說：「禮拜天總要有一人留值處理事情呀！」我們了解其意思之後，禮拜天也輪流值班。

某個禮拜天，上午11點過後，我離開陽明山返回士林家中。先生上教堂前找我，副官回話，說：「楚祕書剛下山。」立即交代要我到家後等電話，不久，先生透過電話交辦事情。其實我們寧肯立刻上山候命，但他體恤部屬，不願我們假日還得奔忙於路途。

6月16日是陸軍官校校慶，先生非常重視，幾乎每年都親臨主持，順便在高雄西子灣行館小住幾日。民國46年6月我隨同前往高雄，南台灣的夏季十分酷熱，當時冷氣還不普遍，某天晚上我和幾位同仁到市區逛逛。10點過後，先生突然找我，詢問周一在陽明山紀念周要宣讀的講詞是否印好，其實我已經辦好了，但一時找不到人，只好由值班武官代為查詢。第二天我面見時，只提及講詞已印好備用，他也若無其事地聽了便罷。

擔任祕書期間，當然有不少值得一述的事情，就文字工作來說，最艱鉅的整稿工作，莫過於協助蔣公發表專著。民國45年一整年，除了處理日常事務之外，先生幾乎將言論著述方面的精力，全部都用在撰寫《蘇俄在中國》一書，尤其6、7月以後一段時間，真是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