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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的文武侍從─汪希苓和楚崧秋的訪問紀錄(十二)
2012/08/27 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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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45年一整年,除了處理日常事務之外,先生幾乎將言論著述方面的精力,全部都用在撰寫《蘇俄在中國》一書。

民國47年7月,張其昀卸任教育部長,先生命我去看看曉峰先生(先生對其稱呼),並探詢他是否有意願接任考試院副院長,事後再將張先生的意思回報給先生。這時候,傳話的措詞與分寸就很重要,同時一定要嚴守祕密。雖然後來張先生沒有接任考試院副院長,而是擔任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中國委員會委員,但先生就是要我去問問張先生個人的意思,這是對張先生的尊重。

又如民國44年《中央日報》駐美特派員陳裕清回國,先生相當欣賞他的文筆與見地,派我去陳的住處看看他。陳裕清後來接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四組主任。45年陶希聖60歲生日,先生送他一張親筆題名照,指定我親自送過去;行政院副院長黃少谷生病時,先生交代我:「你代表我去看看少谷先生。」少谷先生與新聞界淵源頗深,又涉及外交、宣傳、安全、司法等領域,但他始終以新聞人自居,先生對他甚為倚重。諸如此類的事情很多,軍事方面的多半由侍衛長負責,祕書主要是處理文職方面的事務。

整理言論 講稿為要

整理蔣公的言論與講稿是新聞言論祕書工作的重頭戲,也是最重要、最吃重的工作。從民國元年《軍聲雜誌》創刊時,他自撰發刊詞開始,一直到64年逝世前,在病榻中用顫抖的手,提筆寫下「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的聯語,顯示他對文字與立言,非常重視,也很用心。例如前面提過46年夏秋間,先生見外國記者發表談話,事後我們引用不當,他口頭告誡的事例,可以了解他對文字認真的程度。

先生一生發表過的言論,其中有散佚的,也有未經刊印的,如日記等,故迄今無一個確定的數字。民國55年,先生80華誕,秦孝儀邀集我們幾位擔任過文字祕書的同仁及相關人士,共同整理其言論著述,編成《蔣總統思想言論集》三十卷,分為專著、演講、書告、談話、文錄、別錄6部門,視其內容,分別歸於主義、哲學、科學、兵學、黨務、政治等12類,共約8百餘萬字。民國75年,先生百年誕辰,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國立編譯館及中央圖書館等單位合作編印一大冊《蔣中正先生論著目錄》,其中包括各國人士的評介作品,並輸入電腦存檔,以備研參。

就我擔任這方面工作的經驗,先生長年在言論著述上花費的功夫與心力,主要目的是教育幹部與建立國民共識,以貫徹不同階段的國家任務,完成其一生念念不忘,從不放棄的「國民革命目標」。

以書告來說,政府遷台之後,他非常重視每年元旦、青年節及國慶日的3次文告,不僅字斟句酌,有時甚至從頭寫過,或是定稿送到中央社準備發稿時,再改上幾個字。我在先生身邊工作4年期間,他沒有一次不是如此認真。當年電視尚未開辦,透過事先製作的廣播錄音對全國民眾講話時,每次錄音完畢,他都會立刻先聽一遍,不理想就重錄。

不同場合、對象,有不同講演內容,我們必須忠實而完整地表達其講話的主旨和義理,以及各種鉅細靡遺的指示,然後構思布局,層次分明地彙整成一篇有系統的文章。有時候一場會議下來,先生交下的講稿便條就將近100張。他習慣用總統府的便條紙書寫,大約5行,他覺得便條紙很好用。我保存了近百張給我的便條,這些都是公物,將來我打算交給中研院近史所保存。

不過,有一種稿子從動筆到完稿大都是先生自己寫,就是耶穌基督聖誕和復活節的證道詞。我4年任期之中,大概有3次都是先生自己一字一字地寫出來,改修之後,我們幫他謄正一下,再呈給他過目。至於具有決策性或號召性的文告,更不會輕意假手他人。

隨時待命 廣播找人

進入官邸追隨先生工作,必須隨時待命,機動行事是常態,無論何時何地都要交代清楚人在哪裡,這是應有的責任觀念。某星期假日,我與家人到碧潭遊玩,事先已向值勤武官報備,後來先生臨時有急事要我處理,透過當地警察派出所用廣播找到我。當時我與家人正在遊船,登岸後,我立刻回電,火速返回官邸。

禮拜天上午,11時先生依例在士林園藝試驗所內的凱歌堂聽證道,夏天遷居陽明山時,則在山上教堂做禮拜。下午如果沒有特別的事,先生都會讓祕書休息,除非不得已,否則不會傳喚我們。某次在陽明山,我與孫義宣祕書同時不在,先生臨時找人交辦事情,遍尋不著。隔天,他對我們說:「禮拜天總要有一人留值處理事情呀!」我們了解其意思之後,禮拜天也輪流值班。

某個禮拜天,上午11點過後,我離開陽明山返回士林家中。先生上教堂前找我,副官回話,說:「楚祕書剛下山。」立即交代要我到家後等電話,不久,先生透過電話交辦事情。其實我們寧肯立刻上山候命,但他體恤部屬,不願我們假日還得奔忙於路途。

6月16日是陸軍官校校慶,先生非常重視,幾乎每年都親臨主持,順便在高雄西子灣行館小住幾日。民國46年6月我隨同前往高雄,南台灣的夏季十分酷熱,當時冷氣還不普遍,某天晚上我和幾位同仁到市區逛逛。10點過後,先生突然找我,詢問周一在陽明山紀念周要宣讀的講詞是否印好,其實我已經辦好了,但一時找不到人,只好由值班武官代為查詢。第二天我面見時,只提及講詞已印好備用,他也若無其事地聽了便罷。

擔任祕書期間,當然有不少值得一述的事情,就文字工作來說,最艱鉅的整稿工作,莫過於協助蔣公發表專著。民國45年一整年,除了處理日常事務之外,先生幾乎將言論著述方面的精力,全部都用在撰寫《蘇俄在中國》一書,尤其6、7月以後一段時間,真是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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