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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演講「1912」全文
2012/11/13 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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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演講「1912」全文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1/7494874.shtml


 

龍應台演講「1912」全文

總統府中樞紀念國父誕辰,龍應台專題談話

時間:11月12日上午10時
地點:總統府三樓大禮堂
主講人:文化部長龍應台

大家早安,我從十八歲開始就有演講機會,今天大概是有史以來,最特殊的一次,我看到「中樞」兩個字就要暈倒了。

馬克吐溫的寫作裡有個手法──當寫到一個嚴肅到不行的場合,譬如今天這種場合,他就會讓一隻小土狗,不知道從哪裡竄出來,突然奔跑到前面,把演講的人撞一下,然後那份嚴肅就被瓦解了,我不知道今天我拿這嚴肅怎麼辦,但是我很高興能夠來到這裡。

我原來給的題目就是《一九一二》,後來覺得這個題目太大,三天三夜都講不完,所以想縮小範圍,談《孫逸仙這個人》。更接近演講日期的時候,覺得我真正要講的,是那個時代的氣氛,我也不是孫逸仙研究的專家,所以還是不要都以孫中山先生為主體,而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對那個時代的觀察,於是最後還是把題目改回《一九一二》。

列強瓜分的中國

1912是甚麼樣的時代?第一個浮出的意像,可能就是,那是一個列強瓜分中國的時代。當時一個法國雜誌所刊出的漫畫,桌上有個大餅,寫著「CHINE」,列強拿著刀分割這個餅。整個的十九世紀,是這樣弱肉強食的時代。

殘酷的時代

那是個非常殘酷的時代。沈從文自傳裡頭有段文章題目就叫作〈辛亥革命的一課〉。沈從文生於一九○二年,住在湖南的鄉下,在一九一○年最混亂的時代,他還是七、八歲的小孩,從他的眼睛看出:當時滿清政府到處搜捕革命黨員,但是到底誰是革命黨呢?鄉下官兵於是就抓人頭充數,成千上萬的,五花大綁的被抓去砍頭,基本上都是鄉下的農民。在沈從文的村子裡每天大約有一百多的農民被抓去河邊砍頭,砍到後來,人實在太多了,官兵就把成堆的農民抓去大王廟面前擲筊,如果丟出來的是兩面都向上或一陰一陽的,就到「活」的這一邊,如果兩個都覆蓋住,就被分去「死」的那邊,等砍頭。運氣不好的農民擲完筊,也就乖乖地去排隊等砍頭。

每一天在河邊,都有很多的圍觀者去看砍頭,所以他從小的數字學習,是從數屍體學來的。圍觀者嘻笑不已,有時圍觀的人太多了,官兵也搞不清楚到底誰該殺誰不該殺,有的「該」被砍頭的不小心混到嘻笑的人群裡,也就被當作路人給放了。

一張奇特的郵票可以充分表達政局的不穩。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了,可是我們也都知道,十九世紀到廿世紀初的中國,海關和郵政全部由外國人主控。當時的郵政總辦是一位法國人叫帛黎,當中華民國成立時,他非常不甘願,不認同。郵票上面還是寫著「大清郵政」,可是孫中山都已經在南京宣誓就職了,怎麼辦?他就在郵票的中間,印上了「臨時中立」四個字。到了三月的時候,孫中山嚴重抗議,他才再加「中華民國」四個字。從一張小小的郵票裡,就看得出一個動盪的時代。

一九一二年前後,不只是軍事動盪,不只是政治動盪,其實更是改風易俗、整個價值觀在翻轉的時代,服裝、纏足、包括髮型,剪辮子這件事情,都是嚴重的大事。

價值的翻轉

錢穆先生生在一八九五年。一九一○年,風聲鶴唳,十幾歲的孩子都知道時代要變了。有一天晚上,他睡不著,在他同學的枕頭下面發現了一本書──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晚上去翻人家的枕頭。他翻出來的書,你猜是怎樣的一本書?是譚嗣同的《仁學》。譚嗣同這位前進的思想家的書,給錢穆這位十五、六歲的孩子看到了,錢穆最震動的是甚麼呢?竟然是譚嗣同在《仁學》裡頭談頭髮的部分。他把人依照髮型來分,譚嗣同說,全髮戴冠的,是中國人;把頭髮剃光的是印度人,把頭髮剪短的,是西方人;第四種,前面都刮光,後面留個豬尾巴的,叫做滿州人。

少年錢穆,那天晚上,翻來覆去睡不著,第二天就把自己的辮子給剪了。問題是,他辮子才剪了,沒幾天要放假了,意思是說他要搭火車回家了,朋友就警告他說,你現在沒有辮子,一上火車一定會被官兵抓起來被當成革命黨給殺了。事情非常的危急,怎麼辦呢?沒有辮子無法搭車,於是他就把剪下的辮子縫到瓜皮帽上,偽裝辮子。在歷史大轉換的時代,一個小小的「脫線」很可能就送了性命。

其實,錢穆不需要縫辮子,因為在一九一二年前後,已經出現「改良帽莊」,有現成的帽子加辮子的改良帽可以買了。那個時候,道士服突然貴了,因為很多人買道士服來穿,道士的高帽子可以把不剪的辮子藏起來,可收可放,端看你遇到的是官兵還是革命軍。

一九一二年之後,守城門的革命軍,到處抓留辮子的人,抓到就是咔擦一刀。 那時候關於剪辮子的漫畫特別多。價值的大翻轉,辮子可以代表。

我們講到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就聯想到革命、戰爭、動亂、割裂,彷彿沒有任何其他的大事了。事實是這樣的嗎?譬如傳染病,會因為革命而暫停爆發嗎?

伍連德這個人

一九一一年在東北爆發的鼠疫,死亡人數六萬,是一場大規模的疫戰。那個時候,東北的鐵路,東清鐵路是俄國的,南滿鐵路是日本的,然後從奉天到北京的,才是華人的,所以連治理權都是分開的。當有傳染病的時候,成千上萬的人潮從火車來往上下,傳染病也迅速蔓延擴張。當革命在南方蔓延的時候,哈爾濱是一天死一、兩百人。當時醫學的常識,大家以為這是跳蚤咬老鼠然後傳人。在恐怖而人人自危的氛圍裡,北京派了一個人趕赴東北處理緊急疫情,這個人叫伍連德,馬來西亞出生、劍橋醫學院的畢業生。他趕到哈爾濱,經過解剖和觀察,斷言這是一個飛沫空氣傳染的肺鼠疫,是人對人直接的傳染,因此它的嚴重度、傳染速度,遠超過人們,尤其是當時西方專家的認知。

伍連德在一九一一年,動用了三千名士兵、警察、醫師、護士,投入防疫。借用了俄國鐵路局一百廿輛列車,做為隔離醫院。我們在SARS時也有經驗,大家都要戴口罩,口罩怎麼來的?伍連德在一九一一年時,認定肺鼠疫是飛沫傳染,因此他嚴格要求所有人都戴厚口罩,當時就叫做「伍連德口罩」。一位法國專家不接受伍連德的判斷,堅持不戴口罩進入疫區,沒有幾天就染病死亡,震驚了國際。

冰原上堆積了兩千兩百具屍體,裝在成千的薄棺內。伍連德說服了清廷,做出一件空前的措施:火化。 他說服清廷「解剖」的醫學必要,使得現代醫學有了開始。當革命在南方動盪延燒的時候,伍連德在冰天雪地裡默默開啟了現代公共衛生的制度建立。

辛亥革命到高潮時,伍連德的工作是否停頓下來?沒有。他計畫向英國募款,組一個紅十字會,然後由他率隊到辛亥革命的武漢前線去為傷兵治療。他說,不管是清軍或革命軍,他想為兩邊的士兵裹傷。

伍連德所做的事,基本上叫做不動如山。價值可以翻轉,世界可以顛倒,革命可以席捲,他一心一意做自己認為最有意義的事。

詹天佑這個人

另外一個例子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很熟悉的詹天佑。革命了,戰爭了,時代要換了,天要變了。在大動盪裡,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停擺?是的,很多原來的秩序都停擺了,革命的意思就是原秩序的停擺和替換。但是有些事情,不因革命或戰爭或改朝換代而停。詹天佑在1909年時完成了京張鐵路,這是第一條中國人自己完成的鐵路,途經八達嶺,技術之艱難,當時也是舉世驚詫的。

之後詹天佑又成為粵漢鐵路的總工程師,或稱為總理。粵漢鐵路從一八九六年核准動工,到一九三六年才完成,經過了幾乎半個世紀。

在一九一一年時情勢非常不好的時候,詹天佑曾在一封寫給同事的信件中提及對時局的憂慮。「廣州正處於憤激的形勢中,我希望不會有嚴重的後果,但是可能會有巨大的悔恨。」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以一生的投入推動國家基礎建設的人,對於革命所可能帶來的中斷和破壞,會非常憂慮。

廣州是一個革命的核心地,當戰爭要在廣州爆發時,詹天佑人在廣州。幾乎所有管鐵路系統的人都逃難去,列車停駛了,甚至也開始發生搶劫。在這樣一個不安的時代裡,詹天佑怎麼做?他把所有粵漢鐵路的主管找來,告訴大家革命就要爆發了,所有要離開的人都來跟我登記,我可以讓你們走,但是每個人都要先做好工作細節的移交。後來發生的情況是,當街頭因革命而沸騰時,詹天佑手上的那段粵漢鐵路工作,始終是照常運行的。

孫逸仙這個人

1912年5月17日,孫中山先生就到了廣州,詹天佑以粵路公司經理的身份接待孫先生,這已經是1912年的5月。諸位熟悉孫中山先生的歷史就知道,孫先生很快地就擔任了全國鐵路總監,他提出了要為中國建設20萬公里的鐵路,後來變成了我們的「建國方略」。「建國方略」提出的宏偉基礎建設藍圖包括要在十年內為中國修建16萬公里的鐵路,160萬公里的公路。這個夢想距離現實有多遠呢?一直到1949年,全中國的鐵路系統加起來不到2萬公里。到今天距離1912年一百年之後,現在的中國,真正營運的鐵路里程是8萬多公里。公路就遠遠超過了孫所擘劃的,有360萬公里。

孫先生當時有一個澳洲的顧問叫作端納。端納在1912年6月底時,見了孫中山先生之後對他很不滿意,給另外一個很有名的澳洲記者摩里斯在七月四日寫了一封私人信,發了一堆牢騷:「孫先生告訴我,他已經決定要盡自己畢生的精力發展鐵路,他說他幾個月內還不能公開他的計畫,我就磨了他好一陣子,他最後拿出一張6英呎見方的大地圖鋪在地上,從這張地圖可以看出孫中山先生狂妄極了,簡直是個瘋子,他完全的不切實際,對於他目前開創的事業沒有最基本的了解。」

這是端納私下對孫中山的批評。端納說,「這幅地圖包括西藏、蒙古,以及中國西部最偏遠的地區,孫中山煞費苦心地用筆在各省及周邊地區的地圖上畫了許多條線,他用線標出從上海到廣東沿著海岸的鐵路線,方向一轉鐵路線越過重山峻嶺直達拉薩到西藏,然後穿過西部直抵邊界,又彎沿曲折的進入新疆到達蒙古。他畫的另一條線是從上海經過四川到達西藏,還有一條經過戈壁邊緣到達蒙古,他還畫了許多從北到南、從西到東許多條線遍布全國,孫席地而坐向我介紹他的計畫,當他坐在那兒的時候,我想這個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怎麼會這麼愚蠢,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真的瘋了。問題不在於他畫的地圖,你如果有足夠的時間與資金,他畫的每一條線,即使是更多的線都有可能建成,可是問題在於他竟然會以為外國資本家可以提供充足的資金給他,在5到10年內把這條鐵路建成。」

端納接著寫,然後孫中山就問他,「你認為外國資本家,會為此而投資嗎?」端納回答:「那要看什麼條件。」孫中山說,「喔,我們可以給他們四十年鐵路的使用權,不過期滿時他們要將鐵路無償的還給我們,而且保證運行良好。」

這不就是我們現在的BOT嗎?我們現在不是在做這個事情嗎?

端納說,「我就告訴孫,除非有一個穩定的政府,否則即使在中國幾個人口稠密的省份,修建最切合實際最有前途的鐵路,恐怕也得不到外國的一分錢。」端納總結說,「孫中山太幻想了,他幻想十年後中國滿佈的鐵路,你想想看從越南的老街到中國雲南的小鐵路就花了八百萬的英鎊。憑良心講,一條從雲南要拉到拉薩的鐵路要花多少錢呢?除了到世界屋脊,就是拉薩,去做夏季的遊玩,或著供達賴喇嘛逃跑的時候提供方便,這條鐵路一點用都沒有。」

這是1912年孫中山先生身邊的澳洲顧問私底下的一個說法,有趣的是端納提供了那麼一個活潑的孫中山的側寫輪廓。1912,民國初始,孫中山對於政治的權力,可以放棄,但是對於建設中國的那個夢想,他緊緊的、緊緊的抓住,為之燃燒。從端納的敘述裡,你看到「孫逸仙這個人」,四十六歲的革命家,彎身趴在一張敞開的大地圖上,拿著筆,從北到南,從西到東,畫下他心中的建國藍圖。孫逸仙這個人真的是一個大夢想家。當端納用輕佻的口氣說:「鐵路從雲南去建到拉薩幹什麼?」一百年後,回頭來看,是的,還真的就是要讓全球的人到世界的屋脊去做「夏季的遊玩」!

孫中山先生是個大夢想家,因為他所想像十年內要做的事情,要到一百年之後才能完成其中的一部分。你可以從負面去說,哇,他實在是太不切實際了。可是換個角度去看,我們是否也可以說,真神奇,他的夢想,竟然都是對的,只不過他的夢想太大、太早。他的夢想的實踐所需時間,不是十年,是百年。但是他在地上畫出的那個夢想的藍圖,後來的人用一百年的時間去驗證,他的方向和願景是偉大的。

想像著趴在地圖上的孫逸仙,我就開始思索,孫逸仙是什麼時候開始變成夢想家,一個熱情燃燒的夢想家的?我就想到1923年他在香港大學的演講。那場英語演講的題目是:我的革命思想來自哪裡?

他是這麼說的。二十出頭的孫中山在香港讀書,看見香港「秩序井然,建築宏美,無有干擾,嚮往不已。」每次放假回到相隔只有八十公里的香山,「每次回鄉,我竟然需自做警察以自衛,時時留意防身之槍彈完好否?年復一年,情況俱如此,家鄉與香港僅有50英哩之隔,唯兩地政府何以差別如此?」 香港社會秩序令他震撼不已。

而二十歲的孫逸仙還不僅只是個夢想家,還是個行動者。他受到香港的影響,放假回到家鄉,他召集了一批鄉里年輕人動手挖石頭,鋪路,要把他的村子跟另外一個村子之間的幾里路給鋪起來。鋪了一陣子後發現不行,做不下去了,有很多很多的障礙,他就去找縣長。一個20歲的少年,非但不怕官,還會去找縣官。這個縣官也答應了要幫助鋪路,但是接下來他發現這個縣官不見了,換了一個縣官,他再去找這個接任的縣官,發現接任縣官對他置之不理。這個時候,孫中山發現這個縣官是花了5萬銀子買來的官。20歲的少年才知道說,政府的管治原來是這樣的。

他在1923年演講裡說,有了這個認識之後,他就著手對政府做研究,發現在別國的政府當中,貪污是例外,廉潔是常態,但是中國的情況剛好相反。在中國的官場,貪污是常態,廉潔是異態。孫逸仙剛開始以為,省城的情況會比較好,不料一到廣州才知道它的腐敗更嚴重。原來,「中國之官地位越高,貪污愈熾,最後到了北京,其腐敗又千百倍於廣州。」孫中山說,這時候他才知道原來底層縣府竟然是中國最廉潔的政府機構。這樣的震撼教育給了他一個信念:好政府才是中國最需要的拯救。

今天這場短短的演講如果一定要有結論的話,那就是:孫逸仙是個大夢想家,可是他不是一個空的夢想家,因為他也是一個行動家。一個清朝的學生,會去鋪路,會去找縣官,然後希望有所突破,最後用革命行動來實踐他的夢想。有人說,民國建立,如果孫中山真正的執政,他不會是一個很好的執政者。也許,但是我想,大破的時候,需要的是目光遠大、胸懷願景、有氣魄、有夢想的人。大立的時候,需要的是一步一腳印,忍辱負重,有謀略、有毅力的,能靜水深流的人。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人格特質,我們怎麼可能要求這兩種特質同時存在於一個人身上?

今天之所以提及伍連德,是因為「伍連德這個人」在國家政治、軍事動盪到極度的時候,他專心只做一件事,就是把中國的公共衛生制度給建立起來。今天之所以講到「詹天佑這個人」是因為,在那個動盪不安的時代,他如此篤定不移地堅守鐵路的基礎建設。在大破的時候,我們非常需要像孫逸仙先生這樣的大夢想家,讓你有一種氣魄,敢於想像非常遠的未來。在大立的時候,我們需要像詹天佑這種實踐家堅毅執著。在大破大立非常混沌不明、價值混亂的時候,可能要有像伍連德這樣的人,他不管你外面天翻地覆,就是一心一意去完成最重大、最紮根、最長遠的建設,以天崩地裂不變色的從容態度,一點一滴的做下去。

2012

我們今天的台灣剛剛好距離一九一二年是一百年,孫逸仙這個人對於建立共和國的願景,我們還在他的藍圖上往前走,臺灣在意想不到的另一個空間,開展出自己的一條路來。今天這個時候,我們在政府的體系裡工作的人,可能也有很多人覺得,在大破和大立之間、價值混沌中覺得灰心,因此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碰到破和立之間幽晦不明的時候,只要我們心裡清楚知道自己在做紮根的、長遠的、有意義的事情,或許我們心中就可以有一種篤定和從容,即使外在的環境忽明忽暗,眾聲喧嘩不已,但是心裡可以自信,對於時代、對於人民,有些基本的信念,是值得堅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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