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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媽」裡的小說結構與文化衝突
2011/07/30 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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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媽」裡的小說結構與文化衝突

陳去非

                   本文刊載新竹市《竹塹文獻》雜誌第30期2004年七月

前言
  
在吳濁流的小說作品裡,除了「亞細亞的孤兒」以外,「先生媽」是較常被提出來討論的,尤其涉及「皇民化運動」(1937~1945年)時期,台灣當時的社會現況,這篇「先生媽」普遍被研究學者認為是一幅微觀的「縮影」,具有相當的真實性和可信度。

   這篇小說篇幅甚短,主題意識鮮明,人物和情節也很簡單,呈現出寫實主義小說所具有的明朗主題、簡單的敘事結構這些特徵。這篇小說忠實反映19377月「皇民化運動」開始後,以至459月二次大戰結束,這段「戰爭期」,某個特定角落真實的社會現況。

   本篇論文擬先以「小說敘事學」的觀點,分析其小說結構和表現技巧,小說結構方面:包括敘述觀點、敘述方式和敘述結構,接著引入「後殖民論述」,從敘述結構裡的意義層,探討其語言層面的主題意識,以及非語言層面,關於角色人物的情感、意圖、價值觀(個人潛意識和集體潛意識)等觀感意識。

【關鍵詞】:
小說敘事學、敘述觀點、敘述方式、敘述結構、個人潛意識、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文化衝突(cultural conflict)、文化置換

壹、「先生媽」的故事時空背景
  
早在19323月,日本扶植東北三省獨立,建立「滿洲國」,導致日本和中國的關係日漸惡化;這時的日本總督府為了因應時勢的發展,並配合日本帝國發動戰爭的準備,開始在台灣推出一連串階段性的「社會教化運動」,包括「普及國語」、「敬神尊皇」、「生活改善」等政策。這裡說的「國語」當然不是漢文,而是指日本人的國語,也就是「日語」;而所謂的「敬神尊皇」,就是要求台灣人崇敬信仰日本人的「天照大神」及「日本天皇」,推行這些政策的目的就是希望將台灣人同化為「日本國民」。換言之,日本領台後期,殖民政府在台灣加速地推行「同化政策」,目的是要把台灣當作其「南進策略」的基地,作為積極向東南亞擴張政治版圖,採取後續聯串軍事侵略行動的準備。

   1937年的「皇民化運動」運動,包括以下幾點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具體內涵:(1)「國語常用」(2)「寺廟整理」(3)「禁止過舊曆年」(4)「改日本式姓名」,基本上可視為「社會教化運動」的擴大與深化,其中所透露出的信息,則是日本向鄰國(中國)正式發動侵略戰爭後,自身所表現出來的同化台灣人的急迫感,而這種急迫感則是對台灣這塊「南進基地」缺乏足夠的安全感。這種潛在的危機意識,一方面來自深刻的歷史記憶,台灣人過往的反抗史實,不敢輕忽歷史可能重演;另一方面則是預感在往後的軍事擴張行動中,絕對少不了台灣這塊殖民地,在人力和物力上的支援,亟欲以「同化政策」完成其「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政策組合」藍圖。

   在「皇民化運動」的大環境下,作者抽樣地選取一個台灣人的高級知識份子家庭,以一個「讒媚」的醫生兒子和他那「硬頸」的母親,在思想觀念上所形成的尖銳對立,作為衝突的起因,以及其後推演情節脈絡的主要依據,順理而成章地完成整篇故事文本。作者捻出即使醫生家庭,受過完整的大學教育的知識份子,都不免陷入身份認同錯亂和價值觀念扭曲變形的困境。從這個結論,就可以推想而知,當時台灣人在「皇民化運動」裡,所遭受的身心兩難困境,以及所採取的各種應對的模式。

貳、「先生媽」的故事結構
(一)故事大綱
  本篇小說,採取「見微知著、以小喻大」的敘寫策略,寫實主義的創作手法,以幽默詼諧的筆調,寫出同一個屋簷下,一對文化與意識型態相互對立的母子間,發生在日常生活裡的種種磨擦與衝突。公醫錢新發的母親,是一個善良,有著慈悲心腸,沒讀過書的鄉下老婦。她含辛茹苦地撫養兒子,掙錢供他唸書,但是她的兒子醫生,則是集吝嗇、刻薄寡恩與偽善、沽名釣譽於一身的知識份子。「知子莫若母」,兒子的這些性格陰暗面,只有先生媽和ㄚ頭知道。

   錢新發一心想做日本人,改日本姓名、穿和服、講日語、吃米噌湯,言行舉止「日本化」,和妻兒一起享受著日本式的、現代化的生活:「金井新助得意揚揚,滿口談論日本精神,說怎樣洗臉,怎樣吃飯,喫茶,走路,應酬作法,……太太繼續提起日本琴的好處,插花道之難,且講且誇自己的精通。藥局生最喜歡電影,也常常提起電影的趣味來講。大學畢業的長男,懂得一點英語,常常說些半懂不懂的話來。大家說了話,小姐就拏日本琴來彈,彈得叮叮噹噹,最後大家一齊同唱日本歌謠。」,偏偏老母親喜歡穿台灣衫褲、講台灣話,吃米噌湯還會「悶肚」(肚子不舒服),還停留在傳統的舊社會裡。有日本官員來訪時,錢新發要他母親退到後堂,老母親偏偏要和他唱反調:「他的母親見客到來,一定要出來客廳應酬。身穿臺灣衫褲,滿口說出臺灣話,聲又大,音又高,全是鄉下人的樣子。不論是郡守來或是街長來,也不客氣。」。

   錢新發工於心計,擅長察言觀色,抓住患者求診時,喜歡醫生噓寒問暖的心理,所以開診所後生財有術,加上善於利用機會沽名釣譽,累積聲望,沒幾年就成地方上的有錢有名聲的頭面人物、有力的士紳了。錢新發積極向日本地方官員巴結討好、阿諛奉承,廣佈人際網絡,都是為了往後長遠的利益。

   錢新發雖然曾經向老母親提出希望她跟著晚輩穿和服、學日語、但還不至於敢忤逆老母親,為此背負不孝的罪名。不過,他和妻兒們沉迷於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及休閒娛樂,以致於冷落了老母親,從這些細節也可以看出,老母親只是新發一家追逐「日本式、現代化生活」的絆腳石。最後,先生媽死了,雖然喪禮場面浩大,但無人真正為她疼惜,只有每月受到她兩斗米接濟的乞丐為這位菩薩心腸的「先生媽」流淚。

(二)敘事學的分析
  此篇故事的敘事觀點,作者吳濁流顯然採取「全知觀點」,無所不知無所不在地進行全方位的統攝,「舉凡人物出場、背景交代、人物性格、內心獨白、場景變換、情節進行等等,全由敘事者一手包辦。」1

   「先生媽」這篇故事,將時空設定在1937年至45年之間,在島內如火如荼地展開的「皇民化運動」裡,主角人物則是K街的公醫錢新發母子。作者的敘事方式以「講述」為主,段落間輔以主角錢新發的「內心獨白」或「個別意見」。

   母子兩人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觀念、性格和生活方式卻南轅北轍,如此矛盾的家庭成員組合,無怪乎磨擦時起、衝突不斷。兒子為了自己的顏面,不斷地干涉母親長期以來的生活方式,先是要求她學「國語」,接著要求她穿起和服,這兩樣都被老母親拒絕。後來兒子乾脆趁著被官方列為「國語家庭」,大興土木改建為日本房子,打算順勢從飲食和居家生活來徹底「改造」老母親,但兒子的心血顯然又白費了,老母親很快地感到不習慣,而開始採取抗拒的態度,百般無奈的兒子只好就老母親這部份,回復原狀,「把膳堂和母親的房子仍然修繕如舊」。

   在「國語家庭」和「改姓名」這兩件事情上面,錢新發表現得相當積極和熱衷,「錢新發已被列為國語家庭,而對此感到無上光榮,馬上改造房子,變為日本式。設備新的榻榻米和紙門,光線又好,任誰看到也要稱讚的。」,錢新發對於配合政府「國語政策」,充當「政策旗手」,成為地方上的「樣版家庭」,感到無上光榮,這種心態反映出殖民地裡,部份資產階級和殖民者緊密結合,成為利益共同體的結構型態。「日本政府許可臺灣人改姓名的時候,他更怕落後,立刻把姓名改為金井新助,並且掛起新的門牌,同時家族開始了穿『和服』的生活。連他年久愛用的公醫服也丟開不問。同時又建築純日本式的房子。」,當錢新發改名為「金井新助」之後,滿心以為從此「高人一等」,然而眼看著那些市井裡的販夫走卒,跟著也改名,「日本姓名」所象徵的優越感逐漸消失了,他變成患得患失與忿忿不平。

(三)「先生媽」小說裡的人物性格:
  「先生媽」-扁平人物;錢新發-圓形人物
  母子間的觀念、性格和生活方式的尖銳對立,和由對立產生的衝突和磨擦,構成這篇小說的情節主軸,也是戲劇性張力的主要來源。從母子兩人不甚融洽愉快的日常互動中,母親的觀念、性情被鮮明地塑造出來,成為一個「擇善固執」堅守漢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扁平人物」2

   面對殖民地下的現實生活,錢新發是個長於鑽營、具有「嗜財如命的守財奴與偽善的慈善家」兩面性格的厲害角色,在鄉里間一方面他攀附地方官員權貴,出手闊綽地和地方官員富紳交際應酬,百般逢迎討好,把郡長、街長當成他拓展醫療業務、謀取財富的宣傳道具;另一方面積極參與公益活動,面不改色地一擲千金,以博取鄉人的好評與美名,「但這種捐款也只是為了業務起見,終不出於自利的打算。」充分表現出功利主義的性格。

   在家庭生活裡,錢新發頗重視生活享受與休閒娛樂,行醫發跡後,買田置產、大興土木改建屋舍,花大錢買日本古琴,然而對於上門來的老乞丐,卻吝於些許的施捨,聲色俱厲地大聲斥責下人丫頭。錢新發「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表裡不一,功利主義的價值觀,這些人格特質和處事手腕,都足以支持其為性格複雜的「圓型人物」

參、「先生媽」的意義結構:主題意識
(一)殖民統治下台灣人的「文化衝突」
  「錢新發」是個受過完整日本教育,深受日本文化濡染的台灣青年知識份子,從語言到生活起居明顯地傾向日本化,自身也以能夠成為日本皇民,擠身統治者的社會階層為首要任務,所以,他的身份認同對像是日本(內地)人。

   新發的老母,被地方上的人們尊稱為「先生媽」,是一位深受傳統漢族禮教文化影響的長輩,對於自身的漢族血統、文化身份以及生活方式相當堅持。「先生媽」的固執,經由穿漢服(台灣衫褲)、說方言(台灣話)、不習慣日本式的飲食等日常的衣著和言行舉止表達出來。

   當兩種文化同時出現在一個屋簷下,而成員彼此各有堅持,這時,磨擦和衝突就在難免了。衝突的雙方,或者相互否定對方的文化,或者彼此抵制對方的生活方式,而更可能的是強勢的一方無所不用其極地壓抑弱勢的他方,以形成獨佔的局面。在「先生媽」故事裡,作者一再透過主角錢新發對母親「穿和服、學日語、適應日本飲食」的種種要求,傳達出母子間「壓抑/抗拒」的衝突模式,而錢新發顯然佔得上風,因為妻兒都在他的陣營裡,都是他的忠實支持者。

(二)面對「皇民化運動」時的反應模式:
  當生活中呈現的是日本統治者的強勢文化和被殖民者的傳統漢族文化,兩者並置的情境時,面對「文化衝突」,被殖民的台灣人,所有的選擇不外乎「對抗抵制」或者「接受共存」。「先生媽」受到傳統漢文化的影響較深,所以選擇前者,所以當公醫兒子要求她語言和生活習慣(飲食穿著)「日本化」時,由先前的強烈感到不習慣,到後來採取抗拒的態度和作為。而錢新發這類的人,既然下定決心要成為日本皇民,與統治者「和平共存」,則他採取「文化與身份置換」的方法,以「進步的、現代化的、富強的大和民族」置換「落伍的、貧賤的、衰弱的漢族」文化,似乎就成為順理成章的思維邏輯了。而「置換」的方式,正是想盡辦法否認自己原來的種族身份與母國文化,同時接受殖民者所賦予的新的身份,認同殖民者的強勢文化,且費盡心思地去尋求鞏固「置換」後的狀態。在錢新發認為這種「文化置換」,意味著某種進化與社經地位的提昇,是一種不可避免的過程,不僅合乎時宜並且有利於將來。

   小說裡呈現的「文化衝突」場面,乃起因於母子間各自堅持的「文化認同」。這種「文化認同」的差異,出現在殖民地台灣人的上下世代之間,是可以理解的。年輕世代的知識份子,受過日本式的教育,心理上對於「現代化的、進步的」日本文化產生嚮往,因而改變自身的文化認同,把母國文化當成「他者」(the other),甘心被日本殖民政府「收編」,以滿足心李上的優越感。

   此種「文化身份」認同的改變,不完全是受殖者的心理因素使然,而必然存在某些外在的誘因:包括殖民政府的政策、實質的利益(社會地位提高、享有某些特別待遇)等激勵因素。

結 語
   就日據時期的島內小說而言,「先生媽」是一篇成功的寫實主義小說,深俱諷喻性,意味深長。吳濁流把主題聚焦在殖民地人民的「文化衝突」上,凸顯出在接受殖民者的強勢文化時,每個人物由於接受程度的深淺不同,所造成的人與人之間觀念與情感的衝突和磨擦,以及因這些衝突、磨擦而產生的痛苦與焦慮。

   「皇民化運動」是日本殖民者在領台後期,推展「同化政策」下,所採取的激烈手段,藉由身份(姓名)和生活方式的「置換」,從「覆蓋」至「全面取代」漢族文化。值得反省的是,日本人在殖民統治台灣超過四十年(18961937年)後,才積極採取「同化政策」,全面推行「國語」(日語);反觀國民政府於194510月「接收」台灣後,隨即在19472月就急著全面推行國語(北京語),相較之下,日本殖民者遠比國府來得漸進且溫和,而即便如此,在「皇民化運動」中,仍遭到漢族意識較為深化,如「先生媽」這類年長者的反抗與抵制,遑論1945年才「回到祖國懷抱」的台灣,人民對於制度上即將發生的重大改變,無不惴惴不安、極力揣測之際,國民政府即悍然拿「語言」來開刀,無怪乎外省人和本省人在嚴重的「語言隔閡」下,19472月底,暴發激烈的流血衝突,操之過急的「語言政策」,當真遺害匪淺。

陳去非小傳 
1963
年生,台中清水人,輔仁大學法律糸畢業,國立台北師院台灣文學所碩士班二年級。著作:詩集:《星期天的辯護》、《水草的賦格》、《島嶼台灣》。 
文學理論及文化評論:《華文詩修辭美學研究》(碩士論文)、《糸統化現代詩學理論》、《網路詩評論集》、《現代詩評論》、《台灣文化現象評論》。
長篇小說:《藍色鬱金香》(台灣新聞報長期聯載)、《拼圖遊戲》、《碧城故事》
電視電影劇本:《鹿窟事件》(台灣新聞報長期聯載)、
曾任【勁】報副刊特約撰稿


1 參見「第三章:故事敘述學;第八節:敘述觀點」,《故事學》周慶華著,第174頁。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9月初版一刷。
2
英國小說家佛斯特(E.M.Forster)將小說人物分為兩種--
(1)
扁平人物:又叫簡單人物或平板人物,屬性格單一化的人物,僅以某一態度或意念具現,其好處在易 於辨認,只耍他一出現即為讀者的感情之眼所察 覺,且又因其性格固定不為環境所動,易為讀者所記憶,為喜劇典型。
(2)
圓型人物:又叫復雜人物或圓整人物,屬二重或多重復雜性格結構的人物,審美價值高於扁平人物,為悲劇典型。參見「第二章:人物的刻劃技巧」,《小說創作的方法與技巧》,陳碧月著,第39頁。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35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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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樓. 非哥(詩歌修辭專書出版 )
2011/07/31 13:41
死豬頭!好文章你不讀

死豬頭!好文章你不讀
就只會讀政治狂熱份子的垃圾文章
舔他們的政治口水嗎?
 
你的豬頭要到幾時才會開始進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