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08/01/12 23:21:50 | ||
|
在新曆的除夕夜中，有人們談到政治，談到人類，其中同意的一個觀點是：『人類一直在用幻想麻醉自己，其實人文主義、啟蒙主義、理性主義這些東西，都是希望喚醒人的本性，可惜，人們卻沒有這個精力或是時間去學習，了解。』
今晚立委選舉大勢已定，可以來談談這個話題，寄望人民在選後能回到起始點。 美國前總統科林頓先生曾在一次訪問中引用到馬基維里《君王論》的一段話： It must be considered that there is nothing more difficult to carry out, nor more doubtful of success, nor more dangerous to handle, than to initiate a new order of things. For the reformer has enemies in all those who profit by the old order, and only lukewarm defenders in all those who would profit by the new order, this lukewarmness arriving partly from fear of their adversaries, who have the laws in their favor; and partly from the incredulity of mankind, who do not truly believe in anything new until they have had an actual experience of it. Thus it arises that on every opportunity for attacking the reformer, the opponents do so with the zeal of partisans, the others only defend him halfheartedly, so that between them he runs great danger. 基本上，他這句話就是在說：開啟世界上的新秩序是最難執行、 最難成功、也最棘手的事情，因為所有從舊秩序獲利的人，都是改革者的敵人。 科林頓能夠當選，其實也是在一個政治的混亂當中，以中間路線為主軸而形成的一個現象。 回到馬基維里的中古時期，當時歐洲的政教關係混亂，馬基維里心目中的政治並沒有任何最高原則﹐它只是赤裸裸的權力鬥爭。以科林頓的例子而言，由於他是以勝選為最高目標，因此，選舉中改變了許多民主黨的初衷，雖然當了兩任成功的總統，但是，他對民主黨，甚至對美國的功與過，至今仍很難評斷。 馬基維里的觀點「個人道德和公共組織是同時存在著的兩個世界。這兩個世界存在著兩種倫理規則，它們都是至高無上的；而“倫理學”與“政治學”兩個無法“獨立”存在的兩個領域，卻存在著兩個互為衝突、極端排斥的價值體系。」兩者一旦混淆，必定對個人和國家帶來災難。 大學時，在乎的是環保，人權，現在最在乎的是人本。但是，在歷史上我學到，人類就是在秩序與非秩序間轉換的。自柏拉圖及亞里斯多德以來，人類已經把有人生而為統治者，有人生而為奴隸，當成自然秩序的一部份。在民主制度與社會政治之間，這種必要的社會秩序，卻又將不平等帶入等號中。 馬基維里曾經有如此的比喻：在畫景觀時，需先處於低處，才能了解山丘跟高處的特質，反之亦然。 位置的脫離與提高，也就是他對當權者與地位相互關係的觀點。 記得在讀西洋哲學史的時候，雖然希望找尋的是科學方面的答案，但是，卻一頭栽入了社會個命的題目。四百多年前的一段文字，至今還是將權力運作賦予很震撼的定義。 權力與追求國家利益是維繫國家現階段生存與未來發展的重要依據，增加國家權力就代表著國家能力的上昇，國家能力上昇也似乎代表著國家利益與民眾福祉的增加。可是，這個關係在全球化的時代，絕對的國家利益定義又開始模糊了。自由市場機制，造成全球經濟緊密的相互依賴，國與國之間的利益與衝突，越來越微妙。 政治是沒有答案的，人類能做的就是讓自己能更細心又兼具創意去思考。《君王論》的所誕生有其時代背景，若能探索其背後所隱藏的意義以及它對我們現今世界的影響，也許我們能多了解一下政治。 台灣的總統大選，美國的黨內初選，都是一個省思的好機會。 我認為，這不是單純的政黨問題，而是人類社會一個改革的開始。 在選完立法委員後，讓我們來複習一下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中是如何看待民主制度中的立法與執行，解釋： 制訂法律的人要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法律應該怎樣執行和怎樣解釋。因此看來人們所能有的最好的體制，似乎莫過於能把行政權與立法權結合在一起的體制了。但也正是這一點才使得這種政府在某些方面非常不夠，因為應該加以區別的東西並沒有被區別開來，而且由於君主與主權者既然只是同一個人，所以就只能形成，可以這樣說，一種沒有政府的政府。 以制訂法律的人來執行法律，並不是好事;而人民共同體把自己的注意力從普遍的觀點轉移到個別的對象上來，也不是好事。沒有什麼事是比私人利益對公共事物的影響更加危險的了，政府濫用法律的為害之大遠遠比不上立法者的腐化，而那正是個人觀點之必不可免的後果。這時候，國家在本質上既然起了變化，一切改革就都成為不可能的了。一個從不濫用政府權力的人民，也決不會濫用獨立自主;一個經常能治理得很好的人民，是不會需要被人統治的。 就民主制這個名詞的嚴格意義而言，真正的民主制從來就不曾有過，而且永遠也不會有。多數人統治而少數人被統治，那是違反自然的秩序的。我們不能想像人民無休無止地開大會來討論公共事務;並且我們也很容易看出，人民若是因此而建立起來各種機構，就不會不引起行政形式的改變。 事實上，我相信可以提出這樣一條原則，那就是，只要政府的職能是被許多的執政者所分掌時，則少數人遲早總會掌握最大的權威;僅僅由於處理事務要方便的緣故，他們自然而然就會大權在握。 此外，這種政府還得要有多少難於結合的條件啊!首先，要有一個很小的國家，使人民很容易集會並使每個公民都能很容易認識所有其他的公民。其次，要有極其淳朴的風尚，以免發生種種繁劇的事務和棘手的爭論。然後，要有地位上與財產上的高度平等，否則權利上和權威上的平等便無法長期維持。最後，還要很少有或者根本就沒有奢侈，因為奢侈或則是財富的結果，或則是使財富成為必需;它會同時腐蝕富人和窮人的，對於前者是以佔有欲來腐蝕，對於後者是以貪婪心來腐蝕;它會把國家出賣給軟弱，出賣給虛榮；它會剝奪掉國家的全體公民，使他們這一些人成為那一些人的奴隸，並便他們全體都成為輿論的奴隸。 這就是何以有一位著名的作家要把德行當作是共和國的原則了;因為所有上述這一切條件，如果沒有德行，就都無法維持。但是，由於這位優秀的天才沒有能作出必要的區分，所以他往往不夠確切，有時候也不夠明晰;而且他也沒有看到，主權權威既然到處都是同樣的，所以一切體制良好的國家就都應該具有同樣的原則，－－當然，這多少還要依政府的形式而定。 還應當補充說:沒有別的政府是像民主的政府或者說人民的政府那樣地易於發生內戰和內亂的了;因為沒有任何別的政府是那樣強烈地而又那樣不斷地傾向於改變自己的形式的，也沒有任何別的政府是需要以更大的警覺和勇氣來維持自己的形式的。正是在這種體制之下，公民就特別應該以力量和恆心來武裝自己，並且在自己的一生中天天都應該在自己的內心深處背誦著一位有德的侯爵在波蘭議會上所說的話:“Malo periculosam libertatem quam quietem servitium”[“我願自由而有危險，但不願安寧而受奴役”]。 如果有一種神明的人民，他們便可以用民主制來治理。但那樣一種十全十美的政府是不適於人類的。 |
||
| ( 時事評論｜雜論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