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謙之，字情牽，1899年生于福建省福州市的中醫世家。父親是一個喉醫。他四歲喪母，十一歲喪父，后由繼母何玉姑撫育成人。1907年至1912年先后在自治小學和明倫小學學習，其時深受父親所講英雄故事的影響，喜讀《三國演義》之類的小說。1913年1月至1916年12月就讀于福州省立一中，偏愛《左傳》《史記》《資治通鑒》等歷史書籍，并自編《中國上古史》，完成《英雄崇拜論》的小冊子。此間，他還時常用“閩狂”“古愚”“左海恨人”等筆名在《民生報》《去毒鐘日報》發表文章，聞名鄉里。1917年中學畢業后，在教會學校格致書院專修英文半年，著《宗教廢絕論》。同年暑假，以福建省第一名考入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北京師范大學的前身）。到北京后，又考取北京大學法預科。在法預科二年，完成《政微書》《周秦諸子學統述》和《太極新圖說》三文，后以此為由轉入哲學系。哲學系期間，發表《反抗考試宣言》（載《北京大學學生周刊》第13號，1920年3月28日），并立誓不要畢業文憑。1920年，因散布革命傳單被捕入獄。三個多月后，經多方營救得以釋放。1921年5月間，離京到杭州兜率寺太虛大師處出家。后由黃樹因介紹到南京支那內學院從學于歐陽竟無。由于對佛門腐化的不滿和唯識義理與己意的不合，朱謙之離開佛門而“往來于滬杭滬寧之中”，“又前后回北京數次，或浮海，或游山，計兩年之內總是放浪形骸之外”。1924年，應廈門大學講師之約，講授“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和“歷史哲學”三門課程。1925年，辭職隱居杭州西湖葛嶺，專心著述。1927年，到廣州黃埔軍校任政治教官，同時從事工農革命運動。1929年4月至1931年初，獲中央研究院資助赴日留學。回國后，任上海暨南大學教授，擔任“歷史哲學”“西洋史學史”“史學概論”“社會學史”四門課目的教學工作。1932年，到中山大學任教，進入學術高峰期，曾任歷史系主任、哲學系主任和文學院院長等職。1952年，全國大學院系調整，回母校北京大學哲學系，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1958年始，研究東方哲學。1964年，調入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禪宗和中國景教。1970年11月，朱謙之忽發腦溢血，于1972年7月22日不幸病逝，享年73歲。

綜觀朱謙之的學術研究，我們認為，其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學界重視。

第一，無政府主義和虛無主義思想。20世紀初期，被視為社會主義學說的無政府主義進入中國。這種思潮直接影響了其時到北京大學讀書的朱謙之。如果說他在法預科兩年所寫《政微書》《太極新圖說》和《周秦諸子學統述》等還只是為無政府主義尋找傳統中國文化的根基的話，那么其1920年寫成的《現代思潮批評》一書則是在此基礎上走向了更為徹底的虛無主義：

予意所不滿于無政府主義者，為其所蔽塞，而不能一徑向虛無而去，然余固認無政府革命為虛無革命之過程也，猶廣義派革命（案：布爾什維主義革命）之為無政府主義革命之過程。

可見，此時無政府主義只是他虛無主義的一個發展階段。1921年初出獄后，朱謙之又寫作《革命哲學》，倡導宇宙革命：

虛無主義是要革掉宇宙的牢籠（“籠”《朱謙之文集》本作“寵”，據泰東書局1927年版改），幾時革到“虛空平沉，大地破碎”，那時才算虛無主義的目的達到了。但我們穿（“穿”應作“究”）竟用什么方法，去實行這種理想呢？依我意思，這實在很難有一定答案，因為虛無學者雖預言未來的宇宙革命，卻不必要懲前毖后，用深思和經驗去預備一種新方法……由此可見宇宙革命只要認定目標向前去做就是了，卻不必問實行革命時候的狀態如何。

雖然《革命哲學》中朱氏仍主張虛無主義，但他同時視宇宙革命為實現“情”之本體的途徑則為其轉向唯情哲學提供了契機。

第二，唯情哲學。1921年底至1922年初，朱謙之從虛無主義轉向唯情哲學。《無元哲學》的問世表明其虛無主義已走到盡頭。刊載于1922年《民鐸》雜志3卷3號的《唯情哲學發端》和《信仰與懷疑》（此二文后收入《周易哲學》）則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朱氏發生唯情哲學轉向的標志。1923年，朱謙之唯情哲學代表作《周易哲學》出版，該著的“最大特色在于以《周易》為源，立‘情’為本體，并與柏格森的生命哲學互相發明，從而建立起了獨具一格的唯情哲學”。《周易哲學》反對實證主義者對形而上學的拒斥，致力于重構儒家形上學系統，其中認為“原來充塞宇宙間，不外這頂活潑頂流通的‘真情之流’……‘真情’是真實的，不墜分別境界的，所以由此流出來的宇宙萬物，也都真實的，不墜分別境界的”，“本體不是別的，就是人人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一點‘真情’，就是《周易》書中屢屢提起而從未經人注意的‘情’字”。我們認為，朱氏的唯情哲學是20世紀初期的重要思想之一。

第三，南方文化運動和現代史學運動。1932年，朱謙之到中山大學任教。抵達廣州后不久的8月28日，即發表《南方文化運動》，宣揚文化救國的戰略。在他看來，只有南方的科學文化才能給中華民族復興一道生機，因為北方文化以“服從而非抵抗”為特質，中部文化以“順應亦非抵抗”為特質，唯有南方文化之特質表現為“反抗強權”。因此，朱氏宣稱“中華民族復興的唯一希望，據我觀察，只有南方，只在南方。南方文化雖未成熟，然實為未來中國興亡存續之一大關鍵”，“我愿貢獻一生來從事南方文化之建設運動”！

在一定意義上，現代史學運動就是朱謙之南方文化運動實踐的一部分。1933年1月，在《現代史學》創刊號之《本刊宣言》中，他標出現代史學的三大使命：第一，從歷史哲學上認識歷史的現代性；第二，從史學方法論上認識現代史學方法的重要性；第三，注重現代史與社會史、經濟史、科學史的研究。在1934年5月發表的《中國史學之史的發展》一文中，他最后表明現代史學派的方法綜合了“考證考古派”的歷史科學方法和“歷史哲學派”的文化史方法。

第四，東方哲學和宗教研究。1958年，朱謙之轉入東方哲學研究，先后出版《日本的朱子學》（三聯書店，1958）、《日本的古學及陽明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和《日本哲學史》（三聯書店，1964），編訂《朱舜水集》（中華書局，1981）。另，撰有《近代日本思想史》（譯稿五冊，1959）、《日本哲學史提綱》（德川時代，講義，1959年12月）、《日本近代思想家》（從安藤昌益至幸德秋水，七冊，1961年2～4月稿本）。調入中國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后，翻譯了日本學者忽滑骨快天的《中國禪學思想史》（1965年稿本，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和《韓國禪教史》（1965年稿本，1996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完成了基督教研究著作《中國景教》（1968年稿本，1992年東方出版社，1997年人民出版社）。其中，《中國景教》被稱為20世紀“中國大陸研究景教，著述最新、資料最豐、研究最深、篇幅最多的一部重要的中國基督教史的學術著作”。

綜上可知，朱謙之的研究領域廣泛而獨特，不愧為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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