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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台灣:台北篇 之2】舒國治/台北的文藝厚度,扎根在六十年代
2021/01/18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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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初,正準備要大量興建四樓公寓以前,台北市還是個平房的城市。寫信的地址,都寫的是什麼路多少號,沒說幾號之幾。後來有樓房了,地址的寫法就變了。

平房,然後每家的廚房,燒的是煤球。不燒飯炒菜的時候,煤球爐的餘溫,還用來溫著煮水的水壺。當然,有電話的家庭極少極少。我家附近都是稻田,稻田邊立著一個孤零零的電話亭,那種畫面,真是很宮崎駿。這個電話亭的位置,差不多在於今日信義路與敦化南路的交口。

那是一個地處熱帶的城市,但很少人家有電冰箱。夏天吃冰,只能吃店裡或攤子的冰,像刨冰。若家裡有冰箱,是那種木頭外表的,不插電,只能從外頭買冰塊回來,放進箱子裡去冰別的東西。

路上汽車也不多。私家車尤其少。公共汽車、軍隊的吉普車則多見。腳踏車就多了,但也不見得是人人買得起,也就是說,如車被偷了,那真的會像電影《單車失竊記》那樣的恐慌極了。三輪車則很普遍,是用勞力餬口的一種工作,四十年代末早有了,一直要到六十年代起,才由「計程車」來取代它。

家庭與學校都有體罰。父母親打小孩,老實說,滿普遍,但稱不上家暴。那時也沒這個概念。老師打學生,凶狠的,老實說,還真凶狠。我們都被教鞭抽過,也真痛,但那是老年代,孩子的精神素質比較厚實,不會往心裡去,打過就忘了,不大有恨老師的。也沒有所謂的「日後留下了陰影」這種情況。

在家中的體罰,叫「棒頭出孝子」。在學校裡的體罰,則是「恨鐵不成鋼」。

那個年代,極重視升學。小學畢業,要考初中。初中畢業,要考高中。高中畢業,要考大學。便為了這些「要考上好學校」,於是要管教極嚴。另外,就是補習班林立。學生進補習班,便為了考上好學校,以備日後獲得好職業。八十年代初,美國的電腦業有極高比例是台灣留學出去的,和早年的聯考教育有關。

當年的補習班一條街,現在還看得到,便是南陽街。離火車站不遠。補習下了課,要吃東西,此處小吃也很多,牛肉麵在六十年代的興旺,與這裡也有關係。

六十年代的娛樂,很靜態。看小說與聽廣播劇成了居家式的娛樂。看小說,不大會買,多半是租書店租來看。這是不少文藝愛好者或日後寫作者少年時吸取養分的絕好地方。主要是看武俠小說或言情小說。當然看巴爾札克或托爾斯泰,或《亂世佳人》,也多半是租的。租書店,打開了人們的文藝眼界。尤其是言情的眼界。像金杏枝、禹其民,是租書店最歡迎的作家。寫《塔裡的女人》、《北極風情畫》的無名氏當然也是。平鑫濤早年辦的《皇冠》雜誌,租書店是它最好的棲地。後來皇冠出版社捧紅的作家瓊瑤,當然也是租書店的明星。然我小時候,在租書店看的,多是費蒙的《賭國仇城》。算是文字版的film noir。

聽廣播劇,也能教人癡迷。廣播電台的發達,很幫助國語的推行。台北人普通話說得好,不管他籍貫是安徽、是四川、是浙江、是福建,都能把普通話說得中規中矩,便有不少是因為聽廣播。收音機,打開了人們的文藝耳界。除了廣播劇培養了人們對故事情節的探索興趣,流行歌曲更是撫觸了大夥內心的吐訴。〈五月的風〉、〈晚霞〉、〈永遠的微笑〉、〈小小羊兒要回家〉、〈情人的眼淚〉,我們一遍又一遍的聽,熟得不得了,是自己放唱片的嗎?當然不是。是來自各家各牆的收音機。

後來台北的流行音樂產業如此世故,作曲人、寫詞人、製作人如此豐強,五、六十年代的收音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到了1962年,「台視」成立了,是台灣第一家電視台,於是娛樂的項目更豐富了。

因為台視,捧紅了一個教燒菜的節目,這位教燒菜的廚師,叫傅培梅。由於她的《電視食譜》,使台灣這個島上大江南北的人更認識了彼此省分的菜。尤其是本省同胞更開闊了他吃菜、做菜的眼界。

五十年代,黃媛珊在三民書局出過好幾冊食譜。(圖/舒國治提供)

其實在傅培梅之前的五十年代,三民書局就出過好幾冊《媛珊食譜》,寫書的人,叫黃媛珊,她是京劇大師齊如山的兒媳婦。黃是廣東人,但嫁到北京的家庭,她不但會做粵菜,會做北方菜,其他各省的風味,她也毫不含糊。這就是那個年代的優勢,大家對大江南北的風俗,皆樂意擁抱並將它融合得很好,就像普通話的例子一樣,一說上,就要說得很到位。

正因為大江南北、各地的薈萃一爐,使得台北的餐館菜肴十分豐富。而中南部上台北讀書的學子愈來愈多,開始接觸了外省食物,開始多嘗了北方麵食,並且開始吃上辣了。

牛肉麵在六十年代於台北如此興盛,和眾多學子之外食也頗有關係。

各省的菜裡,其中以川菜最成為流行的庶民館子菜。因為價廉物美,像15元的菜牌下有:螞蟻上樹、魚香茄子、麻婆豆腐。20元的菜牌下有:回鍋肉、宮保雞丁。30元下的有:蝦仁烘蛋、蔥爆牛肉。於是四人去吃,各點一個菜,白飯任你吃。每人吃得像一桌小筵席,卻所費不多。

八十年代以後,日本全國最喜愛的一道中菜,是「麻婆豆腐」。他們的麻婆豆腐經驗,不是來自四川,是來自台北的四川菜餐館,而那時間是從六十年代開始。

六十年代,有一樣東西從日本傳到台灣,便是泡麵。這是由一個移民到日本的台灣人發明的。台灣最早的泡麵,那牌子叫「生力麵」。

說到食物的大江南北,不能不說街頭巷尾開的賣豆漿、燒餅、油條的早點店。這種典型的全民式早點店,早自五十年代就蔚然成風,但六十年代是它的黃金年代。而台北郊外的永和鎮,便因有兩家生意超級興隆的豆漿店,於是後來各地開店者皆喜自稱「永和」兩字,好像永和就是豆漿店的同義詞一樣。其實各處街頭巷尾皆有佳鋪。

費蒙的小說,是文字版的film noir(黑色電影)。(圖/舒國治提供)

桃源街的牛肉麵,永和的豆漿,還有武俠小說,這三樣東西是六十年代台北文化的重要記憶。如去問七十、八十年代的留學生,他的台北記憶,一定不會遺漏以上三項。六十年代的確是武俠小說的黃金年代。金庸的書那時還不准進來,台灣的武俠作家,是臥龍生、諸葛青雲、司馬翎、上官鼎、東方玉等,及稍後的古龍、柳殘陽。據說,早年寫一部二、三十冊的武俠小說,就可以買一幢房子。

古裝武俠片,亦是六十年代的顯學。香港邵氏出品最多,最重要的導演是張徹,編劇是倪匡。當年由王羽演的《獨臂刀》系列,不知迷倒了多少年輕氣盛的學子。

還有一種片型,在六十年代初,也極風靡,便是「黃梅調」片。尤其是1963年的《梁山伯與祝英台》,把整個台灣迷得天翻地覆。大街小巷都在唱它的插曲,飾梁山伯的凌波來台灣時,竟有無數的老太太搶著要送她金鍊條什麼的。《梁山伯與祝英台》的音樂與歌詞太過動人,太多人都看了不只一遍,歌也能朗朗上口。這部片子對太多人的音樂與文藝薰陶教育,絕對太大太大。而黃梅調這種地方戲曲,又比京劇、粵劇、梆子、秦腔等更平易近人,卻又南北融合,造成它的親和性溫暖了無數緬懷故園鄉土的渡台百姓。

古裝片,一直是最永恆的題材。武俠片、黃梅調,或鬼片。1964年日本導演小林正樹拍了一部《怪談》,震驚了台灣的電影界與藝文界,大家說:「我們是產生過《聊齋》的民族,但為什麼國片拍的鬼片就拍不出人家那種水平?」

事實上,不只鬼片,人家的劍道片、武士片,都比我們的武打片超越太多。台北看日本片一向有淵源,早期對日本文化的接觸與對日本美學的吸收,可以說是極充分。問太多知識分子或學者,哪怕經歷過抗日的苦難歲月,對日本之怨恨無法很釋懷,然而說到日本電影,仍是相當讚賞。

1972年,與日本斷交,從此不准日本片進口。那些看慣日本電影的人,突然一下子沒得看了,倒有些失落呢!但日本黃金年代的電影,像稻垣浩的《宮本武藏》,像黑澤明的《七武士》、《用心棒》,像小林正樹的《怪談》、《切腹》,甚至小林旭演的《南國再見》、《東京飛龍兒》,山本薩夫的《牡丹燈籠》(1968),中村登的《愛染桂》(1962),勝新太郎演的《盲劍客》,松山善三的《卿須憐我我憐卿》(1961),早就看在眼裡、深深烙印在心中矣。

可以說,日本的風俗與日本美學,台灣人早就頗深得三昧也。

六十年代是大興土木的年代,尤其是四樓公寓。如今的台北是樓房滿布的城市,這也是六十年代的功勞。人們住進了公寓的樓房,開始進門要脫鞋了,那種穿著鞋子在屋裡走來走去的歲月從此一去不復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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