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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李志茗教授〈十九世纪中叶的文化重建與学术传承——以晚清官書局为中心的考察〉
2013/11/09 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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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李志茗教授〈十九世纪中叶的文化重建與学术传承——以晚清官書局为中心的考察〉 彭明輝

  
  

 
輔仁大學歷史系主辦〈第9屆文化交流史暨輔大歷史學系在台50週年:傳承與涵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左起:論文發表人李志茗教授、林志宏教授;主持人尹章義教授;評論人彭明輝(吳鳴)、陳慈玉教授。


  
◎適巧前兩天去理了個大光頭,許多師友看到我的光頭不免有幾分訝異,其實二十年來我都理光頭,只是一年理四次,故爾大部分看到我時頭髮是稍長些的。


  
◎發表評論,一般擔任評論時我會事前將評論稿寫好,列印出來,評論時直接將評論稿交給論文發表人,方便其回應。而且我事前會先做好ppt,方便與會者可以較容易聽懂我的評論內容。


  
◎主持人尹章義教授戴了頂紅色高帽子,造型頗為獨特。

評李志茗教授〈十九世纪中叶的文化重建與学术传承——以晚清官書局为中心的考察〉 彭明輝

 
一、前言

 
  承蒙會議主辦單位輔仁大學的盛情雅意,邀請我參與第9屆文化交流史暨輔大歷史學系在台50週年:傳承與涵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要我為李志茗教授〈十九世纪中叶的文化重建與学术传承——以晚清官書局为中心的考察〉,做一點簡短的評論。由於我個人做過一點晚清學術史的研究,主辦單位可能覺得我或許是適切的評論人,不過,李志茗教授的論題我實在不是太當行,只能勉力為之,也許今天的評論準星會偏掉,但仍希望我的評論不至於太貽笑方家。

 
  我的評論將分為三個部分:

 
1. 論文題旨。
2. 論文突出之處。
3. 和李志茗教授的商榷。

 
二、論文題旨

 
  本文題旨為太平天國運動以後,東南地區遭受兵燹,以曾國藩他為首的湖湘書生,於征剿之際,同時設局刊書,致力於文化秩序的恢復與重建。兵燹之後,湘軍將帥之舉措獲得朝廷的肯定,於各地設立官書局,以為戰後振興文教的重要政策加以推廣。志茗教授認為以曾國藩為首的湖湘書生,於戒馬倥傯之際猶心念聖學,開設書局印書,乃重振聖學之重要契機,且因此一作為引發後續官書局的設立,重啟文教之盛。

 
三、論文突出之處

 
1.本文史料翔實,文獻考訂慎密,且因志茗教授昔往的研究,積累出豐富的成果,本文在史料的蒐羅上可謂羅掘俱窮,竭澤而漁,這點是令人感到佩服的。

 
2.志茗教授對湖湘書生刻書之濫觴,究係肇始於左宗棠或曾國藩,做了極詳密的考證。並對清史稿將官書局悉歸功於曾國藩,做了肯棨的論析。

 
3.論題假設和推衍過程,完全符合志茗教授的意圖,前後呼應極佳。故就本文而言,志茗教授的論文可謂至當歸一,堅實而精采。

 
四、商榷

 
  從整體論文來看,本文史料堅實,推論合理,考訂詳確,誠為佳構。但擔任評論不能只是拍拍手,吃果果,總得幹點活兒,我只好從外部做一點商榷,以及在志茗教授這片葱鬱茂密的樹林裡,找幾棵歪脖子樹,以完成大會交付的任務。我的討論未引述頁碼,要請在座師長們原諒,因為我收到的論文是無頁碼的。

 
(一)出版與文化可否畫上等號

 
  志茗教授云:「在清前期帝王的倡导下,19世纪中叶前清代文化已经超过历代,非常繁荣,再现盛世景象。而作为人文渊薮的江南更是文教昌明,图書事业得到空前发展,累积了大量的文化典籍。」

 
  「杨家骆先生统计,中國古代共出版書籍181755部、2367146卷,其中清代出書126649部、1700000卷, 分别占历代总数的近70%、72%,可见其图書出版之繁盛发达。」

 
  以出版品之多寡推論文化盛況,可能有點數字的迷思。愈靠近代出版品愈多,應屬一般常識;宋代出版品多於唐代,是否宋代文化盛於唐代?明代出書又多於宋代,可否推論明代文化高於宋代?又如美國出版品遠超過歐洲諸國,是否可以推論美國文化高於歐洲各國。二十世紀中國出版品可能超過歷代的總合,可否說二十世紀是中國有史以來文化最發達的時代?

 
(二)出版書籍之內容是否具獨特性

 
  清代刻書風氣極盛,從御製詩文集、全唐詩、皇清經解、續皇清經解、國朝詩文集,可謂琳瑯滿目,面向甚廣:

 
1.朝廷所編之書,如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
2.聖諭、御製詩文集。
3.歷代詩文集:如全唐詩。
4.制舉之書,如朱熹四書集注、儒學經典、試帖詩文。
5.正史,如武英殿版正史。
6.當朝旗人詩文集,如鐵保《熙朝雅頌集》。
7.當朝士人詩文集(非特指旗人詩文集),如符葆森《國朝正雅集》。
8.經世文編,如賀長齡、魏源皇朝經世文編。
9.翻譯西書,如同文館、江南機器製造局所出版之書。
10.私人纂輯之書:如王錫祺纂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

 
  從志茗教授的論文來看,似乎湖湘書生所刻之書,初時以儒學和正史為主,其後擴及其他,我的提問是:湖湘書生所刻書及其後官書局所刻之書,與清代各時期、各主事者、各型類之刻書,有何差異?為何特別重要?譬如阮元的刻書,其重要性是否不如湖湘書生?

 
(三)版式

 
  志茗教授文中提及為容納更多內容,官書局所印之書將字縮小,每頁可印更多字數,但似未舉實例,僅引述文獻說明。我個人認為在這裡需處理的是,原本的版式尺寸為何,字的大小為何,官書局的版式與原本版式差異為何?包括長寛幾何?每頁容納字數多少?這樣可能會比較具有說服力。

 
(四)刻《船山遗書》似為禁忌

 
  王夫之的強烈民族主義,其書在清代似屬禁忌,曾國藩刻書伊始即刻此書,令人不解,可否請志茗教授說明。

 
(五)題目和文本書寫

 
  雙節棍式的標題,似已成學術論著之風尚,此種標題形式是否有其必要性?以志茗教授的標題為例:
十九世纪中叶的文化重建與学术传承——以晚清官書局为中心的考察

 
  如果拿掉副標題,閱聽人可否知道此文的內容為何?同樣的主標題,我們用不同的副標題似乎也可以,試擬如下:

 

十九世纪中叶的文化重建與学术传承——以今文經學为中心的考察

 
十九世纪中叶的文化重建與学术传承——以西北史地为中心的考察

 
十九世纪中叶的文化重建與学术传承——以經世思想为中心的考察

 
十九世纪中叶的文化重建與学术传承——以儒學为中心的考察

 
我想這類現象似乎值得我們費心思考,目前通行的標題形式,是否為最佳形式?或者兩段式標題已過度泛濫?

 
  志茗教授論文用了許多嵌字聯式的書寫,且用字文白夾雜,閱聽人不易擷取文意,有類廣告學之跳調(jump tune),即音樂上之不和協音。我個人讀到第3頁時即發現志茗教授喜用「就」字,於是調皮地用Word的編輯功能查了一下,發現這篇總計10頁的文章,用了31個「就」,有些地方似乎可以不必「就」,後來每讀到「就」字心頭即揪了一下。其他還有些字詞也是如此,我就不一一列舉了。從北大國學門周刊以來,史學論文一直處於此類文白夾雜的書寫方式,使得史學論著愈來愈遠離社會大眾,此一危機是否值得我們重新思考史學文本的書寫方式。

 
  但標題和文本書寫形式,僅是我個人的憂心,志茗教授和在座位諸前輩可以完全不必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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