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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詩派
2007/03/19 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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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詩派創始人為北宋-黃庭堅.
其風格:一是「無一字無來處」(見黃庭堅《答洪駒父書》),調多讀書,從學問中求得詩之高妙. 二是「點鐵成金」(同上)和「奪胎換骨」. 所謂「點鐵成金」就是把古人的陳言加以點化,使得它變成新鮮的詞語,是較重於語言方面而論的. 所謂「奪胎」和「換骨」都是剽取前人的詩意,而換一個角度和方法去表現它. 從這派的立場來看,作詩無非是把古人的詩加以翻新而已. 而作者自己的性情、自己的興趣,是無關乎緊要的. 詩作好不好,就在乎把詩翻新時的巧妙程度.

江西詩派
一祖三宗,以杜甫為祖,以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為三宗。
(1)
產生原因-地域不是主因。
a.
詩人的審美觀點、審美趣味、創作方法及其詩歌藝術風格接近。
b.
特定時代的產物-北宋後期專制統治強化,造成士大夫的畏禍心理,因此他們雖然詩學杜甫,但是沒有面向現實,反而由社會轉向個人,由外界轉向內心,由生活轉向書本,由魏闕轉向江湖,由儒學轉向佛老。可以說,江西詩派是當時文化專制主義重壓下被扭曲心態的反映。
(2)
詩歌特色-效法杜甫至夔州後詩中自我內省的創作精神及體現出來的晚大人格力量、深厚文化藝術修養和變化百出的藝術形式。
a.
從干預現實生活、指陳時弊轉向抒寫人生、表現自我-江西詩派傾向於對人生的洞察和理解。黃庭堅特別欣賞陶淵明的孤傲耿介、追求高潔脫俗的人格修養,因此糞土功名,鄙棄庸俗是江西詩最常見的主題。
b.
有退避社會、自我保護的思想傾向-他們醉心於日常生活的詩意發現、親屬詩友的交往情誼、個人道德的自我完善和江湖山水的嚮往謳歌。
c.
以清淡瘦健為審美標準-詩中的描寫很少色彩渲染或堆砌詞藻,很少涉及男女艷情。山谷詩中清淡的審美特徵集中表現為造硬語、作傲句,即用濃縮、省略、倒裝、詞語活用等手段,打破正常的語法規則,把不拘平仄的古詩句式融入格律嚴謹的近體詩之中,造成音律的拗折。江西詩派反對浮華輕薄,崇尚老成樸拙的風格,力主出奇翻新,趨生避俗。他們亦尚「以俗為雅,以故為新」,即是注意從古書中吸取人們少用的新鮮方言俗語,和點化成語或前人詩句。

黃庭堅
黃庭堅與秦觀、張耒、晁補之合稱「蘇門四學士」,加上李廌、陳師道而為「六君子」,其中黃庭堅、陳師道為江西詩派的創始人。
(1)
詩歌理論-黃庭堅論詩,強調推陳出新。
a.
句律精深。
b.
無一字無來處。
c.
奪胎換骨-體味和模擬古人的詩意而進行新的加工創意。
d.
點鐵成金-以「陶冶萬物」為基礎,取「古人陳言」加以點化,賦予新的意蘊。
e.
去陳反俗,好奇尚映。
(2)
詩歌內容-其詩以抒寫個人性情為主,借抒情以表達對現實的不滿,多傲岸之氣,而反映國計民生的詩篇不多,譏刺時事者更少,即使對現實有所憤慨和不滿,也多以曲折含蓄的手法表達,其多數詩為寫景、寄友、遣懷、贈答、題畫之作。
(3)
詩歌藝術特色
a.
刻意求新-黃庭堅「文章最忌隨人後」,他胸襟曠達,學識淵博,功力深厚,創作態度嚴謹,故在詩歌創作上能力避前人的陳詞濫調。他喜造拗句,為拗律,作硬語,押險韻,用僻典,音調、句法都務求生新,不守故常,詩歌立意曲深,富有思致,耐人尋繹,詩風瘦硬峭拔,又兼有沉雄質樸的獨特風格。在宋詩史上,「山谷體」以「奇崛」著稱,不過在刻意好奇之中,又不乏清新流暢的詩篇。
b.
章法細密-其詩線索深藏,起結無端,出人意表,下語奇警,語言藝術上追求「洗盡鉛華,獨標雋旨」。
c.
點化辭語,鍛造句法-當時就被人稱為「奇語」。
d.
有晦澀生硬之弊-黃詩過於追求「用事押韻之工」,鋪張學問以為富,點化陳腐以為新,故不免有晦澀生硬之弊。
(4)
詩歌成就-「蘇黃」並稱,但二人風格不同。蘇詩氣象闊大,包容廣,繼起者難以全面發揮。黃詩則氣象森嚴,門徑隘而力專,較易進步,因此在當時黃詩影響較大,形成以他為宗的「江西詩派」。

陳師道
「黃陳」並稱,陳師道專事詩歌創作,為北宋後期著名苦吟詩人。他先學山谷,做詩講求「無一字無來處」,但由於學問不及黃庭堅,難免顯得竭蹶。比之蘇黃,更工五言,且以「樸拙」見長。陳師道後學杜甫,但主要學杜之格律而於其精神所得殊少,亦缺乏杜詩深沉雄健之風度。不過他刻意求深,且力求簡縮字句,以使「語簡而益工」,成就較高的是五七言律詩。其也有情感樸摯者,和風流華美、恬淡有味者;多數詩歌辭意獨造,但有過於生硬處。

陳與義
號簡齋,是北宋與南宋之交重要的詩人,為江西詩派「三宗」之一。他的詩歌以南渡為界線,分前後兩期。
(1)
前期-詩學崔德符,「工拙所未論,大要忌俗而已」,其雖學江西派,但善取各家之長,上尊陶淵明、杜甫、韋應物,下承蘇軾、黃庭堅、陳師道,博觀約取,富於變化,特別注重「忌俗」、「避俗」,既無鄙俗之弊,又無抄書之病,詩風比較明快、圓活,不像山谷那樣專以奇峭拗硬見長。陳與義以江西派「用事」為戒,簡嚴有度,淺語入妙,故「世以簡齋體為新體」。
(2)
後期-詩人飽經離亂之苦,他漂泊江南,國破家亡的現實,深沉的民族危機,激發了他的愛國情懷,詩歌創作進入全盛時期。此時詩歌大多以憂時傷國為主題,頗多感憤沉鬱之音,與杜甫的詩歌精神相貫通。他的送別、寫景、詠物、題畫詩,也常寄寓懷鄉之情和國破家亡之嘆,言簡意賅,將鄉關之思和國事之慨融為一體,悽楚動人。陳與義是宋人學杜甫成績最著者之一,特別是七律更逼近杜甫傷時撫事的作品。這一成就,不僅在於他的詩歌創作比較警惕「有意於用事」,用典較少,語言明淨,形象豐腴,尤其是後期的生活經歷、個人遭際以及反映在詩歌中的思想內容,與杜甫在安史之亂前後的生活和創作基本相似。但由於他接觸社會生活和人生體驗的深度不及杜甫,故反應社會現實不像杜甫詩歌廣泛、深刻,體現在作品中的憂國憂民之心也不像杜甫深厚、強烈。

參考資料 整理自馬積高"中國古代文學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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