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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的困境
2010/05/07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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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的這篇社論寫的真精彩,推荐大家看看。蔡小英確實很用心想幫民進黨轉型,但可惜的她的努力和用心,依然受到黨內各方勢力的掣肘和牽制,使得她的付出相當受到事倍功半的影響。正如這篇社論的結語所說的:「理性的人放在錯誤的政治結構中」,是否更像是蔡英文在民進黨中的處境?」所以蔡小英在評價胡錦濤的同時,恐怕也要轉頭多想想自己所面臨的困境!

蔡英文談她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觀察。她說:理性的人放在錯誤的政治結構中,還是會做出錯誤的決策;有些領導人看起來和善,但決策仍受政治環境影響。

她又說:外界若只聚焦於中國領導人的人格特質,就會失焦,極權決策有其政治邏輯,中國領導人的決策不是隨心所欲;過去常看人格特質,但應當去看中國的政治結構。

蔡英文透露了她對胡錦濤的評價。她至少認為,胡錦濤「看起來和善」,是「理性的人」;只是身處中國的政治結構與環境中,決策未必能「隨心所欲」。倘若這是蔡英文對胡錦濤「人格特質」的評價,應當還算是相當正面。

無論古今中外,任何政治領袖的表現,皆是「人格特質」與「政治結構」或「政治環境」的綜合反映;如所共見,在自由民主政治體制下,一位政治人物即使「和善」、「理性」,其決策同樣不可能「隨心所欲」。

其實,倘在一個專制政體結構中,一位領袖能具備「和善」、「理性」的人格特質,其影響力即可能因體制的效率因素而有加乘效果;這卻是蔡英文可能所見未及,或有意迴避之處。

就兩岸關係言,北京政權的「理性決策」與「專政結構」,一方面使台灣的壓力減輕,但另一方面又使台灣的壓力增加。在胡錦濤「和平發展」的政策主軸下,以「和平」及「經濟」為對台政策的綱領;這使得台灣面對軍事衝突的壓力降低,卻因經濟上「東協加N」等操作,使台灣更須面對大陸磁吸效應的壓力。

中國當前「和平崛起」及「和平發展」的大戰略,可視為「理性決策」與「專政結構」的組合。「和平崛起」非但使西方失去對抗中國的槓桿,甚至讓西方得以分享其世界工廠及世界市場的經貿利益;同理,「和平發展」,也使台灣社會對中國大陸的敵對意識難以升高,轉而必須務實面對兩岸的經貿難題。或許可說:中國的「和平崛起」,左右了西方(以美國為主)對中國的戰略;其「和平發展」,則亦在相當程度上制約了台灣的兩岸政策。

就兩岸關係言,北京當局這種「理性決策/專政結構」所形成的兩岸戰略,一方面使台灣獲得了「和平」的利益,但也增加了「發展」的壓力。

這誠然是一個政治吊詭。台灣對中國的「專政結構」當然不能贊同,但就現今情勢看,這種「理性決策/專政結構」的北京當局,可能對台灣較有利。否則,若是「專政」但不「理性」,那當然會是一個大災難;或者,倘若大陸改採自由民主政體,則因民粹作祟,其政治領袖對台灣有否「看來和善」或「理性」的空間,能否「讓利」,恐怕皆難逆料。

中共政權曾是一個因「卅年浩劫」而創鉅痛深的政體。毛澤東死在一九七六年,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即為「改革開放」定調。若非「理性決策」,不能如此;若非「專政結構」,亦不能如此。中共未採蘇聯的「休克療法」,可視為「理性決策」;中國也不太可能出現戈巴契夫型的人物,所以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中,仍將維持「專政結構」。如今,無論是世界各國或台灣,也許口中不說,但在心裡所寄望的應當是:中共政權能善用其「專政結構」,加深放大其對內對外的「理性決策」;並期待有朝一日,中共最後一個的「理性決策」,就是逐漸推動民主轉型,改變「專政結構」。跡象顯示,這或許也是有些中國領導人的看法,胡錦濤也許就是其中之一。

蔡英文評胡錦濤,似乎視其為「理性/專政」的組合。但她只點出了「政治結構」對「人格特質」的局限,卻迴避了「專政結構」對「理性決策」的加乘效應。若能平衡評價胡錦濤,民進黨也許即能平衡看待台灣的兩岸政策。胡錦濤的兩岸政策是「和平發展」,民進黨能否只要「和平」,而不要「發展」?

話說回頭,所謂「理性的人放在錯誤的政治結構中」,是否更像是蔡英文在民進黨中的處境?


評胡錦濤

蔡英文談她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觀察。她說:理性的人放在錯誤的政治結構中,還是會做出錯誤的決策;有些領導人看起來和善,但決策仍受政治環境影響。

她又說:外界若只聚焦於中國領導人的人格特質,就會失焦,極權決策有其政治邏輯,中國領導人的決策不是隨心所欲;過去常看人格特質,但應當去看中國的政治結構。

蔡英文透露了她對胡錦濤的評價。她至少認為,胡錦濤「看起來和善」,是「理性的人」;只是身處中國的政治結構與環境中,決策未必能「隨心所欲」。倘若這是蔡英文對胡錦濤「人格特質」的評價,應當還算是相當正面。

無論古今中外,任何政治領袖的表現,皆是「人格特質」與「政治結構」或「政治環境」的綜合反映;如所共見,在自由民主政治體制下,一位政治人物即使「和善」、「理性」,其決策同樣不可能「隨心所欲」。

其實,倘在一個專制政體結構中,一位領袖能具備「和善」、「理性」的人格特質,其影響力即可能因體制的效率因素而有加乘效果;這卻是蔡英文可能所見未及,或有意迴避之處。

就兩岸關係言,北京政權的「理性決策」與「專政結構」,一方面使台灣的壓力減輕,但另一方面又使台灣的壓力增加。在胡錦濤「和平發展」的政策主軸下,以「和平」及「經濟」為對台政策的綱領;這使得台灣面對軍事衝突的壓力降低,卻因經濟上「東協加N」等操作,使台灣更須面對大陸磁吸效應的壓力。

中國當前「和平崛起」及「和平發展」的大戰略,可視為「理性決策」與「專政結構」的組合。「和平崛起」非但使西方失去對抗中國的槓桿,甚至讓西方得以分享其世界工廠及世界市場的經貿利益;同理,「和平發展」,也使台灣社會對中國大陸的敵對意識難以升高,轉而必須務實面對兩岸的經貿難題。或許可說:中國的「和平崛起」,左右了西方(以美國為主)對中國的戰略;其「和平發展」,則亦在相當程度上制約了台灣的兩岸政策。

就兩岸關係言,北京當局這種「理性決策/專政結構」所形成的兩岸戰略,一方面使台灣獲得了「和平」的利益,但也增加了「發展」的壓力。

這誠然是一個政治吊詭。台灣對中國的「專政結構」當然不能贊同,但就現今情勢看,這種「理性決策/專政結構」的北京當局,可能對台灣較有利。否則,若是「專政」但不「理性」,那當然會是一個大災難;或者,倘若大陸改採自由民主政體,則因民粹作祟,其政治領袖對台灣有否「看來和善」或「理性」的空間,能否「讓利」,恐怕皆難逆料。

中共政權曾是一個因「卅年浩劫」而創鉅痛深的政體。毛澤東死在一九七六年,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即為「改革開放」定調。若非「理性決策」,不能如此;若非「專政結構」,亦不能如此。中共未採蘇聯的「休克療法」,可視為「理性決策」;中國也不太可能出現戈巴契夫型的人物,所以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中,仍將維持「專政結構」。如今,無論是世界各國或台灣,也許口中不說,但在心裡所寄望的應當是:中共政權能善用其「專政結構」,加深放大其對內對外的「理性決策」;並期待有朝一日,中共最後一個的「理性決策」,就是逐漸推動民主轉型,改變「專政結構」。跡象顯示,這或許也是有些中國領導人的看法,胡錦濤也許就是其中之一。

蔡英文評胡錦濤,似乎視其為「理性/專政」的組合。但她只點出了「政治結構」對「人格特質」的局限,卻迴避了「專政結構」對「理性決策」的加乘效應。若能平衡評價胡錦濤,民進黨也許即能平衡看待台灣的兩岸政策。胡錦濤的兩岸政策是「和平發展」,民進黨能否只要「和平」,而不要「發展」?

話說回頭,所謂「理性的人放在錯誤的政治結構中」,是否更像是蔡英文在民進黨中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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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樓. 請參與公投廢止台灣黑警交通警察開出罰單竟可領取罰單獎金
2010/05/10 0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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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最後一段有問題,如果蔡英文是理性的而那些使用暴力的民進黨立委也是理性的,因為那些立委的暴力只是表演給深綠看,即整個民進黨應該都說是在錯誤的結構下,更確切的說深綠那群人的主張應是革命根本不應是執政的代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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