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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門之變(前篇)
2018/12/07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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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禁門之變(前篇)
作者: 加州清光
  元治元年六月,由於新選組之前在池田屋一役中的出色表現,組內全員晉升為幕臣一事,終於又浮上水面被重新考慮了。而這次不再只是一個小小的同心級別,幕閣的老中水野忠精、稻葉正邦內示的,竟然是要將近藤勇擢為兩番頭次席、土方歲三擢為與力上席、副長助勤擢為與力、諸士調役擢為與力次席、平隊士也可以被晉為御徒席級別的天大喜訊。

  這幕末官職的制度就有必要說明一下了。將軍的親衛隊是由小性番、書院番、大番、新番、小十人組五番構成,也稱“五番方”,平時的主要任務是江戶城各門的警備及將軍外出時的護衛工作,一旦爆發戰爭之時,便成為德川幕府直屬的中樞軍隊,成為軍中核心。所謂的“番”就是指輪流工作制度,由番頭→番士這樣的上下關係構成,跟新選組內“組頭→平隊士”其實是一個道理。
  近藤勇的“兩番”,是小性番與書院番的合稱,兩番頭次席是屬於御目見以上的旗本級別,也就是說,是擁有面見將軍的資格的。當然,像這種破格擢升大多是一代旗本,並非代代的世襲制。而土方歲三的“與力上席”,則是御目見以下,沒有晉見將軍的資格。如果說近藤勇是德川家的家臣,那麼土方歲三的級別便只能算是受雇德川家,當然也是僅限於一代。“與力”是町奉行下屬的輔佐職,負責警護、司法、行政等工作,手下擁有數名同心。此等殊榮正是近藤夢寐以求的,原本以為得到幕臣身份要花費相當的時間和精力,沒想到鴻運當頭,好事竟然降臨得這麼突然。

  然而浪士身份直接晉為兩番頭次席,德川幕府上史無前例啊。究竟是感其功績直接賜予兩番頭殊榮,還是保守行事暫時賜予與力上席,待日後再行論功行賞,水野、稻葉兩位老中商議許久,仍然遲遲未有定論。

  但近藤和土方這一邊可沒有操心這許多。在他們眼裡,雖然還未正式下達任命公文,但已經是煮熟的鴨子飛不了,板上釘釘的事了。近藤、土方先後給家鄉寫信,說是由於池田屋一役的功績,近藤勇不日將被擢升為兩番頭次席等等,大大地自滿了一通。

  (※由於日語中“選”、“撰”讀音相同,而近藤此後一直在書信裡將“新選組”寫為“新撰組”,永倉新八的回憶錄也題名為《新撰組顛末記》,故尊重死者遺願,本文在以後的更新中全部稱之為“新撰組”。)

  然而事與願違,這拔擢幕臣一事竟然由商議轉化成為中斷,然後變成了擱置狀態。近藤等人本以為會在近期內一錘定音,沒想到消息卻石沉大海。
  實際上,正當幕閣老中們針對此事展開探討研究的關鍵時刻,京都發生了一件天大的事。

  文久三年八月十八日的政變之後,長州勢力是徹底在京都消聲匿跡了。由於事變中會津和薩摩聯手逼退長州,而會津藩主松平容保又是京都守護職、公武合體派,深得天皇信賴,這時候就被憤青們稱之為“薩賊會奸”,並高喊口號“打倒松平容保,還我長州公道”等進行了一系列過激行為。

  被流放的七卿與長州藩兵返回老家,正在養精蓄銳等待機會降臨之時,池田屋事件的噩耗傳來,長州藩內是群聲鼎沸、憤慨激揚,雖有保守穩健派極力安慰眾人情緒,但由於一夜之間失去多位攘夷精英,藩內此時已呈失控的局面,終於是好戰激進派占了上風。這群憤怒的長州人對會津藩與新撰組是恨之入骨,恨不能扒其皮,抽其筋,誓要奪取松平容保項上人頭,將新撰組全部斬盡殺絕。

  隨後以益田右衛門介、福原越後、國司信濃為首,集結了來島又兵衛、久阪玄瑞、真木和泉等諸分隊指揮官,率領三千兵士秘密上洛。此時長州支藩德山的毛利就壽之子——襲承了長州七家的首席福原家的福原越後出任長州軍總帥。

  六月二十一日,大軍先從海路經由大阪,再由國司信濃率領大部隊前往嵯峨天龍寺駐陣,福原越後則是率領五百軍士直奔長州藩邸,以“清側義軍”——“肅清君側奸賊之義勇軍”為首的集義隊、八幡隊、義勇隊等聯合部隊三百壯士,于二十四日抵達山崎天王山並于次日在天王山佈陣,三方大軍以包抄陣勢包圍了京都。與此同時,新撰組受命出陣于竹田街道先與之對峙查探敵情,二十八日隨著會津藩的出動,於同日將陣營轉至九條河原。

  抵達京都之後,長州軍總帥福原越後向朝廷呈上請願書,要求恢復毛利父子官位、赦免三條實美等七卿之罪,以及長州大軍入駐京都的獲准。說是請願,實則是兵臨城下以武裝恫喝,再說白一點,就是逼宮。可惜此一時,彼一時,眼下的朝廷已不再是長州掌權,而是在一橋慶喜、會津藩主、桑名藩主的聯合管理下展開“一會桑政權”,落魄的長州想要與之抗衡簡直是以卵擊石。請願書剛上表朝廷便被退了回來,並被告知長州軍速速撤離,否則問罪。可這長州大軍都已挺進京都市內了,目的還未達成,哪有撤離的道理。這些紅了眼睛的長州人不但不服從朝廷命令,反而向京都市中進軍,見此情況禁裡守衛總督一橋慶喜也難得一見地態度強硬了起來,上奏天皇得了勅准,命令在京諸侯出兵,驅逐長州逆賊。會津藩與薩摩藩成為聯合軍主力,其下屬的新撰組理所當然地出動了此次任務。

  這個時候的新撰組,平時的工作範圍只不過是巡巡邏,逮逮非法浪士之類的,像這種被冠以大義之名、委以討伐重任的還是頭一回。新撰組首次的《軍中法度》就是在這個時候擬定的。池田屋一役後,新撰組一躍成為京城的“最強戰鬥集團”,為了向世人展示自己作為“最強”的榮譽及自豪,開戰前夕在屯所門口高高張貼了寫有“軍中法度”的告示牌。

  一、堅守陣營,不可無故擾亂軍心,一切聽從組頭(隊長)命令;
  一、嚴禁公開批判敵方、己方戰力強弱;
  一、遇突發狀況須泰山崩於前面不改色,靜候上級傳令;
  一、各組頭如若戰死,各組員須立即當場自刃,臨陣脫逃者斬立決;
  一、危急時刻除組頭之外禁止回收他人屍骸,各組員須盡忠職守,在原地繼續戰鬥至終。

  所謂“軍中法度”,其實只適用于行軍打仗之時,平時則是以一貫的“局中法度”為約束全體行為的準繩。
  近藤勇自幼從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兵法等受到的影響,在這“軍中法度”中展現得一覽無遺。“臨陣脫逃殺無赦”、“聽從上級指揮嚴禁擾亂軍心”等,都蘊含了濃郁的中國式“軍法”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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