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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林昭
2018/06/05 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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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沒有情節的愛情故事——回憶林昭
譚天榮

在林昭詩一般的生命旅程中,我有幸和她同過一小段路。或許,這段往事算得上是“一個淒美的愛情故事”。可惜今天我已經處於半失憶狀態,雖然竭盡全力,也只能寫出這篇貧乏的回憶。如果它有助於讀者從另一角度認識林昭,我就心滿意足了。

  在1954年秋天的一次舞會(好像就是為歡迎54年入學的同學而開的"迎新舞會”)上,我認識了林昭。對於她,我當時並沒有留下多深的印象,以後再有舞會時我偶爾也邀她跳舞,路上遇見時也點點頭,甚至也說上三言兩語。她怎麼看我這個不修邊幅的湖南伢子我不知道;在我看來,像她那樣的上海富家小姐“非我同類也”。在那次舞會以後,她那個班的另外幾個女孩我倒是至今還記得,例如,其中有一個是我的湖南老鄉。
  在1956年初夏的一個星期天的早晨,我倆在北大的南校門偶然相遇,她問我:“出去一塊走走好嗎?”那時,功課忙得我不可開交,物理系的學習安排本來就沒有給人留下談情說愛的時間,何況那時正趕上“向科學進軍”哩。但是,鬼使神差,我只猶豫了一秒鐘,就說:“好!”
  她領我走到圓明園,我們邊走邊談。她問我有什麼愛好。我實言相告,功課壓得透不過氣,除跳舞以外,什麼愛好也沒有了,但我小時候愛看小說。以後的談話怎麼進行,現在已經忘了。我只記得她談到她讀過一些什麼“筆記”,看來她讀得確實不少,以致以後我只要提到某種社會現象,她都能在她讀過的筆記上舉出一兩個例子來。中午,她請我到一個飯館吃飯,這次一起吃飯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她點菜的語氣:“要一個炒腰花。”在食堂裡,女同學通常都是這樣說的,而男同學通常省去了這裡的“要”字。女同學們點菜時,有時也在我身邊,但我總感覺很遙遠,只有這一次,我才感到一位十足的女性確實在我身邊。
  以後我們還是難得見一面,我是因為功課太忙,她也總是來去匆匆,似乎還有別的約會。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有過幾次長談。我的過去很貧乏,她卻有過某些經歷,談起各自的往事,以她為主。她似乎能背誦整部《紅樓夢》,我也看過《水滸傳》的各種版本,談起中國的經典名著,似乎旗鼓相當。後來談到哲學,我就成了梅蘭芳了。
  林昭經常談起她在進北大以前和她在北大時的某些事情,但我現在只記得一些瑣碎的片段。林昭說,她的媽媽極為能幹,她的弟弟聰明絕頂,她還有一個妹妹,很注意打扮。有一次,她給我看一封她弟弟的來信,上面有她妹妹的批語。她弟弟說,“姐姐有了稿費,別忘了給弟弟一點。”她妹妹對此的批語是“無恥之尤”,後面還署名“妞”。林昭說,“家裡確實困難,但媽媽對弟弟也太嚴了。”
  林昭說她很喜歡貓,她家裡的人有時也稱她為貓,她說有一次她把她弟弟惹急了,她弟弟沖著她狠狠地說:“殺貓吃貓肉!”林昭說她曾經有一個小名叫“蘋蘋”,她很喜歡這個“蘋”字,南方人往往分不清“蘋”和“顰”兩個音,她似乎對 “蘋”、“萍”、“顰”、“蘋”等字都有好感。
  林昭說她原名彭令昭,“林昭”是她的筆名,還說“林”與“令”諧音。我說,“這兩個字不同聲,音也不同。”她皺了皺眉說:“你比北方人還要北方人。”
  林昭很喜歡林黛玉,每當別人叫她“林姑娘”,她都甜絲絲的。她還說,她班有一位姓薛的女同學,但這位同學卻很不高興別人叫她“薛姑娘”。看來,這些女孩子看《紅樓夢》看迷了。
  林昭經常說起《紅樓夢》的一些細節,例如,有一次談到黛玉把一杯喝了一半的酒遞給寶玉,寶玉的祖母看不慣,借說書人的段子數落黛玉。
  有一次談到《水滸傳》時,我說:”只有宋江能當梁山的寨主,王倫自然不行,晁蓋也未必行,武松、魯志深、石秀能服晁蓋,盧俊義、關勝、呼延灼就未必了。宋江能治理梁山眾英雄,不是因為他的武藝,也不是因為他的謀略,而是他那以柔克剛的攻心法。梁山好漢們被招安後受到淩辱,眾將都想重回梁山,只有宋江一個人反對。這時宋江說:‘你們要反,就先殺了我,要不,我自行了斷,你們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大家都不敢再說什麼了。”
  林昭點頭微笑,似乎很欣賞。從這一天起,我叫她“姐姐”,她叫我“小弟”。
  三
  1956年的秋天,我正在如饑如渴地讀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有一次我對林昭說,在自然科學領域,關鍵在於掌握辯證法,而現在,唯物與唯心的對立強調得有些過分了。林昭告訴我,在英語中,“唯心主義”與“理想主義”是同一個字。她對唯物與唯心的對立似乎是從這一字面上的意思理解的。她說:唯心主義者往往更看重精神,也更心軟。對此,我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我問她怎麼理解辯證法,看得出她讀過《聯共黨史》,她的回答可以通過政治課的考試。我又問:“你不是很會舉例嗎?能不能舉一個用辯證法解決實際問題的例子。”
  她微笑地說:“你能舉例子,是嗎?”
  我說:“昨天我從《自然辯證法》讀到一個例子:恩格斯說,在歷史上,對立的運動在先進民族的一切存亡危機的時代表現得特別顯著。在這個時候,一個民族只能在二者之中選擇其一:‘非此即彼!’1851年,法國資產階級就走到了他們意料不到的岔路口:或者是帝制復辟和一群流氓對法國的剝削,或者是‘社會民主共和國’,結果是他們俯伏在這群流氓面前,以便在他們的庇護下繼續剝削工人。恩格斯這裡說的是拿破崙的侄兒路易波拿巴通過政變建立法蘭西第二帝國的歷史事件,馬克思曾經為此寫了他的經典名著《路易波拿巴政變記》。”
  林昭皺了皺眉頭:“在我的印象裡,‘非此即彼’是一種反辯證法的思想方法:無論什麼事,好就是絕對的好,壞就是絕對的壞,沒有中間狀態。照你這麼說,‘非此即彼’倒是辯證法的一個特徵了。”
  我說:“恩格斯也說過:除了‘非此即彼’,辯證法又在適當的地方承認‘亦此亦彼’,一切差異都在中間階段融合,一切對立都經過中間環節互相過渡。但是,恩格斯在這裡說的不是思想方法,而是歷史進程。從恩格斯的這段話似乎可以得出結論:當一個社會面臨‘非此即彼’的岔路口時,事變的結局往往取決於微小的偶然因素,這種微小的偶然因素甚至可能是某一當事人的‘一念之差’。”
  “但是,馬克思主義不是說人民群眾創造歷史嗎?照你這麼說,‘偉大人物’能改變歷史的方向了。”
  “我沒有見過馬克思或恩格斯在什麼地方把‘人民群眾’和‘偉大人物’對立起來。但我倒是常常聽說,歷史按照一定的規律發展,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
  “這是馬克思的歷史觀嗎?”
  “是的,恩格斯說過:‘歷史進程是受內在的一般規律支配的。’”
  “這不是矛盾嗎?既然某一偉大人物的一念之差可以改變歷史發展的方向,歷史進程還有什麼規律可言呢?”
  “問題就在這裡,辯證法不是研究矛盾的嗎?我對‘正與負’‘陽電與陰電’等抽象的矛盾沒有興趣,只有剛才的我們說的那種問題才引起我的思考。”
  “你解決了這一問題嗎?”
  “是的。”
  在林昭和我的談話中,大部分時間是她說我聽,我喜歡她說的內容,更喜歡她那新聞報導式的簡捷的敘述方式,還有她那悅耳的口音,那是蘇州方言與普通話的一種奇特的結合。我說話的時間不多,她似乎也喜歡聽我說話,至於我說的內容,倒未必給她留下多深的印象。她的話題源源不斷,很少接我的話茬。這次我說的關於 “偉大人物的一念之差能改變歷史進程”和“歷史進程有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兩個命題之間的矛盾,在下次談話時她並沒有提起,這一問題擱置一段時間我才繼續說下去。
  四
  有一天,林昭在談起另一個問題時說:“我聽人說‘人民群眾創造歷史’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還是收起那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吧!人們總愛把一些馬克思、恩格斯從來沒有說過的話或偶爾說過一次兩次的話說成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還說是什麼 ‘試金石’、‘分水嶺’等等,另一方面又有意或無意地‘忘記’他們反復說過的話。例如,馬克思常說,鎮壓了某次革命的人,成了這次革命的遺囑的執行人。這句話人們就噤若寒蟬了。”
  “這句話很重要嗎?”
  “重要極了。馬克思是說,反革命的領袖和政黨不論怎樣仇視革命,一旦執政,就不得不執行革命的遺囑。”
  “馬克思給出了例子嗎?”
  “例子很多,上次說的1851年法國的帝制復辟就是其中的一個。從1848年建立的共和國到帝制復辟,誠然是歷史的大倒退。但路易波拿巴的政變建立的帝國並不是一個古代的帝國,它有許多現代化的特徵,這是歷史學家稱為‘拿破崙主義’的國家形式。帝國的建立徹底鎮壓了1848 年的革命。但是,其結果不僅是一群流氓對法國的剝削,而且使得法國的工業大大發展起來,這種發展在1848年革命以前路易-菲力浦那種狹隘而怯懦的制度下,在單只有大資產階級中一小部分人獨佔統治的條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1848年的法國革命的任務乃是把當時法國的生產力從路易-菲力浦政權死乞白賴要保持的那種生產關係的束縛下解放出來,而路易波拿巴建立的法蘭西第二帝國做到了這一點。在這種意義下,它執行了1848年革命的遺囑。"
  “這好像是一種高深莫測的玄學理論,人們為什麼要噤若寒蟬呢?”
  “因為它不合人們的口味。列寧說過: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失去政權,就失去一切。這可與馬克思的學說大相逕庭。馬克思曾說: ‘無論哪一種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
  “這裡有矛盾嗎?”
  “有!例如,按照馬克思的意見,如果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還沒有在俄國成熟,即使共產黨人奪取了政權,在俄國也不可能出現社會主義。而按照列寧的意見,不論俄國的生產力多麼落後,只要共產黨人奪取了政權,就能在俄國‘建成’社會主義。”
  “正是這種意見分歧使得人們對馬克思的玄學理論‘噤若寒蟬’嗎?”
  “不僅如此。馬克思這句話的另一方面就是:如果新的生產關係的物質條件尚未成熟,那麼,代表新的生產關係的革命領袖和革命政黨不論怎樣嚮往革命,一旦執政,就不得不執行被他們鎮壓了的反革命的遺囑。”
  “這就更玄了,你能舉一個例子嗎?”
  “如果1848年的革命的結局不是帝制復辟,而是革命領袖和革命政黨奪取了政權,建立了‘社會民主共和國’,結果會怎麼樣呢?為了建立了‘社會民主共和國 ’,就得鎮壓以路易波拿巴為首的要求復辟帝制的反革命黨人。但是,馬克思已經指出,法蘭西第二帝國並不是懸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個階級,而且是法國社會中人數最多的一個階級小農。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產的王朝,奧爾良王朝是金錢的王朝一樣,波拿巴王朝是農民的王朝,即法國人民群眾的王朝。”
  “馬克思這樣說過嗎?復辟帝制的反革命黨人建立的王朝是人民群眾的王朝。”
  “說過,我這裡逐字逐句是馬克思的原話。”
  “這麼說,你能背誦馬克思的著作。”
  “就像你能背誦《紅樓夢》一樣。”
  “好吧,波拿巴王朝是法國人民群眾的王朝,那又怎麼樣?”
  “法國人民群眾是小農,小農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利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如果1848年革命的結果不是帝制復辟,而是建立了'社會民主共和國',那麼,建國的革命領袖和革命政黨自然而然地成了小農的代表,成了法國的人民群眾的代表。換句話說,自然而然成了人民群眾的主宰,成了高高站在人民群眾上面的權威。這樣,‘社會民主共和國’和第二帝國一樣有了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於是,革命領袖和革命政黨鎮壓了反革命以後,就執行了它的遺囑復辟帝制,誠然,那是一種變形了的帝制,以人民群眾的名義進行統治的帝制。”
  “你說的馬克思主義真是聞所未聞。”
  五
  又過了一段時間,林昭再次談起“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問題,她說:“我聽說普列漢諾夫寫過一本《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其中就說到人民群眾創造歷史。”
  “普列漢諾夫是一個卓越的學者,但他並沒有得到馬克思的真傳。”
  “怎見得?”
  “在《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一書中,普列漢諾夫引用了法國詩人聖博甫對法國復辟時代的‘宿命論’歷史學派的如下質疑:‘假若米拉波因偶患寒熱病死去,假若羅伯斯比爾忽然被偶然掉下來的一塊磚頭打死或因患中風病死了,假若拿破崙中彈殞命了,那麼事變的進程難道不會有所變更嗎?難道你們敢於斷定說事變的結局仍然是那樣的嗎?當我所假定的種種偶然事件充分具備時,事變的結局就會與你們所認為不可避免的那種結局完全相反。’”
  “普列漢諾夫怎麼回答呢?”
  “他說,聖博甫以為他所指的那種細小曖昧的原因完全具備時,法國革命將會有與我們所知道的結局相反的結局。這是個嚴重的錯誤。不管心理上、生理上的細小原因結合得怎樣奇巧,它們也決不會消除引起法國革命的種種巨大社會需要;當這些需要尚未得到滿足時,法國的革命運動是不會停止的。為了使法國的革命運動能有一種與當時實際結局相反的結局,就必須用相反的需要來代替這些需要;但這當然是任何一種細小原因的湊合也辦不到的。”
  “他說得對嗎?”
  “不對,關鍵是對‘相反的結局’的含義的理解。我們看到,對於1848年的法國革命,‘復辟帝制’與‘建立社會民主共和國’是兩種相反的結局,在這種意義下,1851年法國面臨'非此即彼'的岔路口。但是,無論是哪一種結局,都將在一定時期內解放生產力,另一方面,都將為此付出重大的代價:接受一個權力不受限制的政府。一言以蔽之,無論是哪一種結局,都將建立一個拿破崙主義的法國。在這種意義下,‘偶然的原因’又不可能導致相反的結局。”
  “你是說,在歷史上,‘偶然的原因’可能導致相反的結局,又不可能導致相反的結局!難道這就是辯證法?”
  “對!一般地說,在‘非此即彼’的歷史時刻,‘偶然的原因’可能導致兩種相反的‘政治的結局’,但不可能改變‘經濟的必然性’。聖博甫說歷史事變會因為偶然的原因而導致完全相反的結局,乃是指政治的結局相反。而普列漢諾夫的反駁說的是‘偶然的原因’不能改變經濟的必然性。完全答非所問。”
  “你認為你比普列漢諾夫更理解馬克思的歷史觀嗎?”
  “不能那麼說,好比砍倒一棵樹,要砍一百斧頭,普列漢諾夫已經砍了九十九斧,我砍了最後一斧。”
  “那麼,列寧呢?他有沒有得到馬克思的真傳?”
  “他比普列漢諾夫差遠了。”
  “是嗎?你能不能舉一個例子。”
  “要得到馬克思的真傳,《資本論》總不能不看吧!”
  “難道列寧沒有看《資本論》嗎?”
  “他看過沒看過無關緊要,但他肯定看不懂。”
  “怎見得?”
  “《資本論》的開頭,馬克思提出問題:一個商品有各式各樣的交換價值,在這些不同的交換價值中有沒有共同的東西呢?或者說,當一個商品的某一交換價值轉換為另一種交換價值時,有沒有什麼東西保持不變呢?用一個哲學的名詞來表述,就是在商品的交換價值中有沒有‘實體’,即‘變異中的不變者’?馬克思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有,這個實體就是製造這個商品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它就是該商品的‘價值’。”
  “我聽說過。”
  “如果有人有奇特的讀書習慣,更願意把《資本論》倒過來讀,那麼他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馬克思對地租的論述:‘地租實體是農業利潤與平均利潤的差額。’可見,馬克思的論述從頭到尾離不開‘實體’這一範疇。”
  “那又怎麼樣?”
  “而列寧卻說,‘實體’就是‘物質’,教授們故意把‘物質’說成‘實體’,只是為了炫耀自己‘非同小可’。果真如此,馬克思就該把‘價值實體’改成‘價值物質’,把‘地租實體’改成‘地租物質’,否則馬克思就成了‘教授’,而且是在炫耀自己‘非同小可’了。不能懷疑列寧讀過《資本論》,但天知道他是怎麼讀的。”
  “一個用語就那麼重要嗎?或許,列寧沒有注意馬克思這一用語,但還是掌握了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精神實質。”
  “不可能!列寧說‘實體’就是‘物質’不是偶然的疏忽。他寫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有一章專門講物理學,其中說:辯證法不承認任何不變的東西,因此,在物質形態的變易中,沒有什麼東西能保持不變,‘品質’當然也可能改變。實際上,品質守恆定律是物理學的一塊基石,這個定律不成立,整個物理學的大廈就會立刻倒塌。可列寧卻說‘品質守恆定律也可以不成立’,只有對物理學一無所知的人才會滿不在乎地說這種外行話。”
  “……”
  “由此可見,列寧一般地否認‘變異中的不變者’,從而一般地否認‘實體’。而馬克思的整個《資本論》就是在闡述經濟領域各種現象中的‘實體’,你說列寧能看得懂《資本論》嗎?”
  “……”
  “你不是也讀過列寧的書嗎,有什麼感覺?”
  “我讀《共產黨宣言》、《自然辯證法導言》時,感到一種令人心曠神怡的文學的美。列寧的著作似乎是另一種風格。”
  “我是學數理科學的,對列寧著作中的邏輯混亂、空洞、自相矛盾特別敏感。”

  “什麼邏輯混亂?”
  “比方說,他反駁考茨基‘下層專政導致馬刀專政’的論點時說:某時某地有馬刀專政,卻不曾有過下層專政。他認為自己這樣就把考茨基駁得‘體無完膚’了。”
  “這裡有邏輯混亂嗎?”
  “有,考茨基是說‘下層專政會導致馬刀專政。’而列寧所反駁的命題則是‘只有下層專政才會導致馬刀專政’。前一個命題是說,‘下層專政是馬刀專政充分條件’,後一個命題卻是說,‘下層專政是馬刀專政必要條件’。列寧不自覺地修改了考茨基的命題然後加以駁斥,這不是一種狡猾的詭辯伎倆,可憐的列寧確實分不清‘充分條件’與‘必要條件’。如果列寧是為得到某一學位寫一篇論文,人們不妨對這種稚嫩的錯誤報以寬容的一笑。但他卻是在論戰,邏輯混亂再加上嬉笑怒駡,冷嘲熱諷,讀起來真是‘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考茨基的‘下層專政導致馬刀專政’的論點對嗎?”
  “很不幸,我讀不到考茨基的原著,不能斷定這個論點對還是錯。但列寧的問題不在於他的某一論點對還是錯。他是一個不學無術的人。”
  林昭似乎十分震驚,沉默了好一會才說:“托爾斯泰曾說,一個人好比一個分數,他的實際才能是分子,他對自己的評價是分母。你的分母似乎太大了,你就不能謙遜一點嗎?”

  “‘謙遜’是我最反感的一個用語。”
  “為什麼?”
  “你剛才說到托爾斯泰的一個分數,我們不妨把這個分數稱為‘托爾斯泰係數’。許多人倒是很謙遜,開口閉口‘鄙人才疏學淺’,實際上他們的托爾斯泰係數恐怕比我的還要小。”
  “他們也像你一樣說別人不學無術嗎?”
  “……”
  六
  林昭喜歡喝酒,高興時喝上一杯,難受時也喝上一杯。我說列寧不學無術似乎使她感到不快。下一次談話時她喝了一點酒,借著酒興對我說:“我很佩服你的才能,可就不知道你有幾分真才實學,幾分言過其實。”
  “難道你心裡沒數?”
  “我周圍都是才氣橫溢的人,無一例外,但都是學文的,你是我的第一個理科的朋友。”
  “我們班有一位同學,他對文科的人特別反感。如果他罵人,當他罵什麼都不解恨時就說:‘你簡直是文科的!’”
  林昭莞爾一笑,說:“這位同學就是你吧。”
  “才不是哩!另有其人,他病了,現在正在住院。”
  “該!”
  “我對文科並不反感,讀高中時我就特別喜歡文學和歷史,甚至打算考中文系或歷史系哩。”
  “還有,小時候就愛看小說。”
  “對!我看的第一本小說是‘說唐’。你看過‘說唐’嗎?”
  “看過。”
  “‘說唐’中有一個少年英雄,叫羅成,他父親叫羅藝。對嗎?”
  “對。”
  “由此我們得出結論:‘羅成是兒子,羅藝是父親。’對嗎?”
  “……”
  “這裡有兩個命題:一個是‘羅成是兒子’,另一個是‘羅藝是父親。’這兩個命題只有在它們的相互關係中才成立,如果把其中的一個孤立起來,就沒有意義了。對嗎?”
  “……”
  “就說羅成吧,他不僅是羅藝的兒子,而且還是羅通的父親。因此,要問羅成到底是兒子還是父親,先得指定是對誰而言,如果不指定,我就只好說:‘羅成既是兒子,又是父親。’對嗎?”
  “……”
  “設想在一個孤島上住著漁民兩父子。兒子從沒有離開過小島。他根據自己的經驗得出結論: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人是父親,他們每天出海打魚;另一種人是兒子,他們在家作飯補網。……”
  “比喻並不騙人,但騙人的人常打比喻。”
  “這不是比喻,是例子。”
  “那就應該說:‘例子並不騙人,但騙人的人常舉例。’”
  “應該補充一句:‘誰舉例多誰騙人,誰舉例少誰被騙。’”
  林昭笑了,她似乎很少笑得這麼開心。
  “剛才我說到哪兒了?”
  “孤島上住著漁民兩父子。”
  “對啦!如果你對這個孤島上的男孩說,一個人既是兒子又是父親,他肯定無法理解。但我們也有類似的困惑。例如恩格斯說過:‘一件事情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我們就很難理解。”
  “我聽說過這一類的話,但好像與我無關。”
  “你習慣形象思維,而我習慣邏輯思維。”
  “一件事情怎麼能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呢?你舉一個例子吧。”
  “你不怕受騙?”
  “不怕。”
  “好吧,還是以1851年波拿巴政變為例。當時法國正處在'非此即彼'的岔路口,或者是復辟帝制,或者是建立‘社會民主共和國’。無論是哪一種結局,歸根結底都將建立一個拿破崙主義的法國。在這種意義下,法國那時經歷一個拿破崙主義的歷史階段是必然的,但恰好通過復辟帝制來實現拿破崙主義則是偶然的。”
  “好像是這樣。我聽說馬克思主義認為,必然的東西是由偶然性構成的,而偶然的東西裡面則隱藏著必然性。”
  “對!很多人都這樣理解偶然性與必然性的對立,不能說他們理解錯了,但恩格斯說的遠不止這些。”
  “還有什麼?”
  “還是回到1848年的法國革命的結局吧。說通過復辟帝制來實現拿破崙主義則是偶然的,是從經濟的必然性的角度來看的。可是,如果我們從法國當時的政治局勢的演進考察當時復辟帝制的進程,又會得出結論:1848年的革命以帝制復辟為結局是必然的,但恰好是由路易波拿巴這位冒險家當上皇帝,則是偶然的。”
  “於是你就說,法國當時復辟帝制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
  “對!如果有一位歷史學家,專門研究路易波拿巴的生平和與他有關的各種歷史事件,他又會得出結論:1851年法國帝制復辟時,皇帝的寶座非路易波拿巴莫屬。”
  “於是你又說,法國當時恰好由路易波拿巴當皇帝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
  “對!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有一篇談偶然性與必然性的文章,其中說到必然性是分“等級”的。你看,法國在上世紀中葉要經歷一個拿破崙主義的歷史階段是必然的;這個歷史階段通過帝制復辟來實現也是必然的;恰好由路易波拿巴來當皇帝還是必然的。但是,這些必然性並不是同一個等級的。它們從高到低形成必然性的三個等級。相對於較高一級的必然性,較低一級的必然性就成了偶然性。由此得出結論,偶然性是兩個事件之間的關係,而不是一個事件的屬性。”
  “那麼必然性呢?必然性是不是也是兩個事件之間的關係。”
  “必然性是一個複雜得多的範疇,只有在它與偶然性的相對立時,才是兩個事件之間的關係。”
  “玄之又玄,深不可測!”
  “好吧,我們就從與偶然性的相對立的角度理解必然性。這樣,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兩個事件之間的關係,而不是一個事件的屬性。就像父親與兒子是兩個人之間的關係,而不是一個人的屬性一樣。”
  “我好像有點明白了。”
  “孤島上的男孩不理解‘一個人既是父親又是兒子’,是因為他以為父親與兒子是一個人的屬性。同樣,我們不理解一件事情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也是因為我們把必然性與偶然性當作一件事情的屬性了。這個男孩的片面性很容易克服。當他走出小島,見過更多的世面,就會知道事情的真相。可是對於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片面理解,就並不那麼容易克服了。你讀過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嗎?”
  “讀過,怎麼樣?”
  “他就說,世界上有些事情是必然的,有些事情是偶然的,這就像那個孤島上的男孩說‘有些人是父親有些人是兒子’一樣,把某一‘關係’當作‘屬性’了。艾思奇比那個男孩也高明不了多少。”
  “你真是目空一切,艾思奇怎麼得罪你啦。”
  “對事不對人,你的偶像艾思奇一切都好,只有一個小小的缺點不懂哲學。”
  “……”
  我很想緩解一下林昭對我的不滿,但並不成功。
  七
  不久以後,林昭問我:“你們物理系不是學習負擔很重嗎?你怎麼有時間讀那麼多經典著作?”
  “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著作的中心點是辯證法。不掌握辯證法,讀多少遍也不得要領,掌握了辯證法,讀起來就能過目不忘。我認為自己掌握了辯證法。其實,我並沒有用很多時間讀經典著作,讀的經典著作也不多。但我相信自己讀一點,就懂了一點。”
  “你是怎麼掌握辯證法的呢?”
  “通過物理學的發現。”
  “你在物理學上有新發現嗎?”
  “有!”
  我等著林昭嘲笑我,但她沒有。她的眼睛突然變得陰暗而抑鬱,似乎從心的深處湧現出一種難言的悲哀。過了一會,她問我:“你有沒有過這種感受,痛苦在身體裡翻滾,似乎只要割開一個口子,就會源源不斷地流出來。”
  “……”
  “我相信你將來一定能名揚天下,大有作為。我想那時你的妻子不會是我,我只希望你別忘了我這個姐姐。”
  “……”
  這次談話的時間是1957年的春天,仿佛是命定的五月十九日正在大踏步迎面而來。現在想起來,林昭似乎預感到大難將至。五月十九日以後,我倆同時被捲入狂潮,處在風口浪尖上,甚至連見面點頭的機會都很少。直到反右運動晚期,我倆都被劃成為右派,都被孤立,才重新開始約會。記得在一次舞會上,我倆默默無言,相擁跳舞直到曲終人散。
  那以後又發生了種種事情,往事不堪回首。幸運的是,記憶已經模糊,而且,用詩人的話來說,“心的深處,沒興激起回憶的漪紋。”然而,我還記得我和林昭的如下對話。我對林昭說:“你知道,在鳴放時,我並沒有說出我的全部觀點。對人們所敬的神,我也沒有少燒香。如果說還有些不敬之處,也不過是對列寧略有微辭,而且也僅限於在學術範圍之內;甚至連史達林我也儘量為他辯護。凡是我自己認為對黨對社會主義可能不利的話,我一句也沒有說過。早知道落下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虛名,不如早打正經主意。”
  林昭對自己在鳴放中的表現似乎很滿意。她說:“當我加冕成為‘右派’以後,我媽媽用驚奇和欣賞的眼睛端詳我,好像說:‘什麼時候你變得這樣成熟了。’我現在才真正知道‘右派’這一桂冠的份量。無論如何,這一個回合我是輸了,但這不算完。‘他日若遂淩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
  事情就是這樣顛三倒四:我從小看《水滸傳》,卻用《紅樓夢》中的詞句來為自己作結論;林昭似乎整天沉浸在《紅樓夢》的虛幻世界裡,卻用《水滸傳》中的文字來表現自己的抱負。我這個七尺鬚眉,在反思自己或許是最輝煌時期的所作所為時,竟聯想到某個苦命丫鬟臨終時的哀訴;而在同一時刻,大家閨秀林昭卻在吟一位山大王的反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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