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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5/31 19:22:3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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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拾穗」及「晚禱」
5月底，正漸入炎熱夏天的季節，米勒來台展出的「拾穗」及「晚禱」兩件傑作，可說是揭開一場台灣藝文界難逢的盛會，所將引起的熱潮與話題，應可預期。
如果大家有幸像筆者曾長時間在法國待過，又算常常造訪一些美術館，或許正因為「觀於海而難為水」，對這次「驚豔米勒」的展覽在台的展出便不會那麼殷盼，甚至並不打算去「恭逢其盛」，不過話說回來，透過這次難得的展覽，背後卻有許多重要的議題，非常值得我們去探究的，例如，過去筆者在講述西方藝術史時，一直出現的所謂 “réalisme”（請注意，在這裡我並不主張一碰到這個字眼就翻譯成「寫實主義」，因為這會引起很大的誤解），以及牽涉到所謂的「真實」（réalité），而其實這個問題頗為複雜並不容易說清楚，但這卻又與此次米勒的展覽之大背景是息息相關的，因為偉大的藝術作品，常常伴隨著偉大時代波瀾壯闊之思潮，另外，也經常是處於一個騷動不安的背景。米勒就是如此，我想如果對這一個層面有所認識與領悟，那麼對這次的展覽也將會有更深的一個層次的瞭解，甚至打開一扇19世紀西方風起雲湧的藝文之窗。（請參閱盧人仰的部落格之08 浪漫主義 (Romantisme)、09 巴比松畫派（Ecole de Barbizon）、10 學院派（Academisme1845∼1860）、11 現實主義 (Réalisme)）
米勒是巴比松畫派（École de Barbizon）的核心人物，而巴比松畫派的年代是在1830年至1860年間，那麼，首先我們便要對這個大背景有所認識：
1825年5月，第一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 1830年7月27∼29日，七月革命爆發，復辟王朝被推翻。 這場著名的革命，結果是建立了代表金融大資產階級的7月王朝，人民又一次被利用，被出賣，大資產階級在獲得政權之後，變本加厲的掠奪社會財富。知識階層的幻滅感較之7月革命前有增無減，不同的是，屢次的幻滅開始教會更多的藝術家去檢查社會的弊病。因此，由浪漫主義倡導的真實反映社會與歷史的主張便自然發展成為對社會的檢查和批判，從而造成了法國現實主義小說的一個重要特徵：自覺的批判意識。（以上資料來自：法國文化史，羅梵、馮棠、孟華 著，台北，亞太圖書出版社，1998，P.335）
1831年，第一次里昂工人起義。 1832年五月，共和派領導巴黎市民起義。 1834年，第二次里昂工人起義。 1848年爆發二月革命，路易 菲利普遜位。四月，第二共和國成立（僅勉強維持短短四年）。六月，巴黎工人起義。 1851年十二月，路易 拿破崙發動政變，隔年法蘭西第二帝國建立，標誌著資產階級保守派取代了共和派的開始。
這段期間，米勒再也無法忍受了，終於在1849年，全家搬至巴比松。 在「二月革命」爆發之前，由於 隨著工業革命的緩慢發展，法國社會結構發生了深遠變化：舊的貴族階級日益沒落，大資產階級，尤其是金融資產階級興旺發達，中小資產階級則發生分化，工人階級隊伍日益壯大，但處境卻每況愈下，由此而造成社會矛盾更加尖銳。1840年代中後期，一場經濟危機的爆發加速了七月王朝的瓦解。1845∼1846年間，法國糧食歉收，糧價上漲，市場購買力降低；1847∼1848年間，工商業危機全面爆發，中小資產階級紛紛破產，工人階級的生活境遇持續惡化，各地的遊行示威、罷工和暴動不時爆發，七月王朝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以上資料出自 法國史 ─ 自由與浪漫的激情演繹，劉金源 著，台北，三民書局，2004，p. 93）
在那個動盪不安以及因工業革命的去人性化的大背景中，米勒全家移居巴比松過著農夫般的生活，與其說是遁逃，不如說是為躲避文明的侵蝕，而追尋一種重拾人性的尊嚴和人之所以存在的基本價值。處於社會極弱勢的農民便是米勒感同身受所寄語真情的對象，以及基於人道主義所流露之關懷，這當中很重要的亦包含米勒虔誠的宗教情懷。這次來台的「拾穗圖」，繪於1857年，便與此有或多或少的關連。另外，先前他領得一筆獎學金於巴黎學習時，羅浮宮裡的大師作品便是他的老師，例如古典主義大畫家普桑 (Nicolas POUSSIN, 1594~1665)曾以聖經舊約裏的故事記載而畫下「四季」（1660~64），其中的「夏」依據「路得記」之大致內容是這樣的：
當士師秉政的時候，國內遭遇饑荒。命運多舛的寡婦拿俄米兩個兒子也相繼過世，她與孝順的媳婦路得相依為命，路得皈依耶和華並因拾穗於大地主波阿斯的麥田，因緣際會而與之成親，這，改變了她們的命運，也留下他們的第四代，就是著名的大衛王，這個係譜可延至基督。
「拾穗圖」所描繪的是農村中，掙扎於艱辛環境與命運下的底層邊緣人（據畫面研判可能是祖孫三代），她們所撿拾的其實只是能卑微維生的殘穗，透過聖經裏的這則故事，也許亦包含著米勒悲天憫人的祈福吧！這種心思也呼應在他這次來台的另一件名作「晚禱」之中。
「晚禱」作於1857-1859年，似乎反映出，在那個混亂的年代，心中真誠期盼所獲得的平安、平靜，畫中所呈現的是，一對男女在田野中辛勞撿拾完馬鈴薯而能得到基本的溫飽之餘，在夕陽餘暉打落在他們的身形之際，一絲溫馨的色彩點燃這名女子的輪廓，此時背後遠處的教堂傳來鐘聲 (米勒曾對人說，在這張畫作裏是可以「聽到」鐘聲的)，兩人心懷感念而祈禱，右側的女子，十指交錯緊握，身形略彎，臉形與畫面遠方的地平線貼近，形成如同叩首的祈禱，大音希聲，一種不可視與可視的元素交織在畫面；一種莫可名狀的動人氛圍不斷感染延伸。在那個階級對立鮮明的時代背景下，這幅畫在貧窮的勞動階層與共和派的資產階級皆得到激賞，真可謂是十分難得的交集，也可見這件作品的另一種奇特的力量。
另外，米勒的作品之所以如此重要與感人，其實，紮實的描繪能力還在其次，而應在於那娓娓道來的平易性與貼近當代人們的生活，而這種平易性真情極至，與當時不食人間煙火的學院派，或官方沙龍品味，形成針鋒相對，當然，行文至此，接著也必然要提及前面所說的 “réalisme” 或者與米勒同處一個時代的重要人物 ─ 庫爾培(Gustave Courbet, l819 ~ 1877)了。 但是就如同前面提及，這個部分較為複雜，也涉及一些哲學的思辯，筆者將另覓餘暇再整理一些筆記為文論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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