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象 (Nouvelles figurations)，法國，1960-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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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繪畫的出現，可謂對「不定形藝術」(Art informel)自大戰後盤據藝壇的一種反應。它以形象的呈現方式出現在歐洲和美國，在1960-65年間是其發展的全盛時期，然而也必須留意的是，這項所謂的「形象」(figurations)的風格在各國的作者手法之下，是存在著特殊性的差異。

因此，藝評家 Michel Ragon 在1961年所提出來的所謂「法國新形象」(Nouvelle figuration Française) 這個字眼，便是被逐次的使用在不同的藝術潮流上的，例如，Peter Saul便分別在1960年和1961年的兩項展覽以此為標題而連結了Pierre Alechinsky, Asger Jorn, Francis Bacon, Paul Rebeyrolle 這些藝術家。然而約在1965年，這項稱呼獲得了更進一步的意義，並且也運用到更具同質性的潮流，而這股潮流先前所關注的焦點是在於媒體化的影像，所以畫面上的處理是光滑、平整的，所運用的圖像總是具有社會性或者軼事性的。後者尤其能區別出那充滿強勢支配權的普普藝術「新形象」的繪畫。

有兩項展覽事件意味著這些形象的呈現與整合：「日常的神話學」( “Mythologies quotidiennes”, 1964, 巴黎現代美術館)，以及「敘事性形象」( “Figuration Narrative”, 1965, Creuze 畫廊)，這兩項展覽皆是由 Gérald Gassiot-Talabot 所策展的。參與的藝術家有：Eduardo Arroyo, Gilles Aillaud, Antonio Recalcati (這三位畫家於同一年繪製一系列有關 活著或者去死，亦或者是杜象的悲劇之死), Henri Cueco, Michel Parré, Peter Stämpfli, Leonardo Cremonini, Bernard Rancillac, Jacques Monory, Erró, Peter Klasen, Valerio Adami, 而外國部分則有 Léon Golub, 和Equipo Cronica 這個團體。
當時的「青年繪畫沙龍」做了大幅的改變，成為這項形象繪畫運動的核心以及論戰的中心地，而形象繪畫也成為每天最具爭議性以及最具社會性的角色。

在1966年，沙龍展展示了一批具有持續性但不同美學立場的藝術家，有具有人工化的新形象，例如：Gérard Fromanger, Gérard Schlosser, Gérard Tisserand, Vladimir Velickovic….，有從事新抽象風格的，像是：Daniel Buren, Michel Parmentier, Niele Toroni, Vincent Bioulès, Jean-Michel Meurice….，以及一些更趨向新的藝術表現或觀念的藝術家，例如：Alain Jacquet, Bernar Venet, Sarkis….。「新形象」的發展頂點(或許是)是他們集結力量直接參與了1968年5月學潮的事件，並且創立了「美術人民工作室」(Atelier Populaire des Beaux-Arts)並且接連介入政治，例如在巴黎現代美術館的「致越南的紅室」（1968-1979），便是由Pierre Gaudibert所主導的。Opus 藝術雜誌的創立也跨刀為其辯護並支持。

在70年代很顯然的看到「表面支架」團體和新形象繪畫都是凝聚力量在政治與美學之間的對抗與周旋。這持續性的爭論經常是十分尖銳的，而就其根本應該與法國藝術的世代在國際的缺席，以及逐漸落後有關。

在1977年，Gassiot-Talabot 策劃「日常的神話學 II」（Mythologies quotidiennes II）於巴黎現代美術館展出，以及Alain Jouffroy 的「斷頭臺與Topino-Lebrun的繪畫和他的朋友」於現代藝術國家美術館展出，這些展覽已經有點令人有時空錯置之感，然而卻也提供了對新生代年輕藝術家的一種肯定，例如： Jean-Paul Chambas, Bernard Moninot, Ernest Pignon-Ernest, Jacques Poli, Alain Tirouflet…. 等。

最後，在1979年，由藝評家Marcelin Pleynet 和 Gassiot-Talabot 主導的一項展覽，名為「成見」(“Parti-pris”) 於巴黎現代美術館展出。他們兩人承認，在這個團體中的策略太過於個別性，而很顯然的，在法國所主導藝術的時代，如果是在經由政治社會的對話下所附屬的美學議題，那麼其名位是難以被承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