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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哈姆雷特到小王子
2019/09/17 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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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哈姆雷特到小王子 ( 摘錄自王子--從馬基維利「君王論」回到孔孟「王道」)

 

    有兩個「王子」標示了「現代性」的開始與終結:哈姆雷特與小王子。

哈姆雷特標示著「現代性」的開始!這北國王子面對無法面對的人倫與政治之雙重大悲劇:母后與叔父通姦,謀殺父王,亂倫、弒親、篡位,而不知何為,無所適從,瀕臨行動崩潰之邊緣。

於是哈姆雷特說出了兩則「現代性」之詩意公式:1時間脫節了(The time is out of joint. ) 2做或者不做( to be or not to be)這是個問題

時間脫節了」意味著:時代脫節,國家脫軌,陷入一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母不母,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之秩序崩壞的春秋亂世!

做或者不做」意味著:哈姆雷特在秩序崩壞的錯亂與空虛中,喪失了既有的角色定位與身分認同,也喪失了行動力,陷入哀莫大於心死,懷憂喪志的憂鬱無力狀態,永遠猶豫不決,懸置游離!

這北國王子的憂鬱,孤臣孽子的人倫政治大悲劇,標示著「現代性」的開始,因為「現代性」開始於父權、君權、神權之崩壞,以及一切「以父之名」的「象徵秩序」(symbolic order)之崩壞解體!

 

什麼是「象徵秩序」?孟子說:「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父」象徵「人倫」,「君」象徵「政治」,「古代政權」就是一個「父權」與「君權」,「人倫」與「政治」合一的「象徵秩序」。暫且拋開「禽獸」一詞的負面貶義,孟子的「無父無君」倒是很貼切傳神地說出哈姆雷特所面臨的「現代性」狀況:「現代性」就是「人倫」與「政治」的崩壞,「以父之名」的「象徵秩序」的解體,一個「無父無君」的「子」的時代!

如果說「現代政權」以「自然權利」為原則,訴諸「個人權利」來解構「古代政權」的「父權」、「君權」、「神權」,在這意義下,「自然權利」就是反抗「父權」與「君權」所解放出來「子」的權利:「自然權利」=「個人權利」=「基本人權」=「子權」。

 

「古代」是一個「以父之名」的「君」與「父」的時代,「現代」則是一個無父無君的「子」的時代。

 

「現代」作為「啟蒙時代」,就是「子」反抗一切「以父之名」的傳統權威的啟蒙成長,獨立自主過程。準此,「啟蒙現代性」=「個體性」(individuality)=「主體性」(subjectivity)=「自主性」(autonomy)之發現!

所以,哈姆雷特作為春秋亂世之孤臣孽子,標示了「現代性」的開始,一個無父無君的「子」的時代的開始。然而,正如同《唐吉軻德》以喜劇方式標示了現代世界中「騎士」的不可能性,哈姆雷特則以悲劇方式標示了現代世界中「王子」的不可能性!

西方的「現代性」開始於中世紀城堡莊園的崩潰,國王與騎士制度的崩潰,所以王子、公主與騎士的「羅曼史」也崩潰了!現代小說正是開始於「羅曼史」的崩潰解體,現代世界是沒有騎士更沒有王子的平民時代。「羅曼史」在現代世界要麼成為講給小孩聽的童話故事--很久很久以前王子與公主的愛情童話,要麼成為一則唐吉軻德的笑話!

然則,「現代性」作為一個「子」的時代,為什麼要開始於「王子」與「騎士」的不可能性?反抗父權與君權的現代啟蒙之「子」,做為一個「自主性」的自由個體與獨立主體,不是更應該成為一個堅忍卓絕的「騎士」,高貴超凡的「王子」?不,現代世界不再有「王子」與「騎士」的羅曼史,因為「騎士」已成唐吉軻德的笑話,「王子」已成哈姆雷特的憂鬱無力!

現代啟蒙理性之弔詭:「子」雖然從君權與父權的桎枑中解放出來,但一個無父無君的「子」卻即刻陷入「子不子」的弔詭危機,一如哈姆雷特。哈姆雷特不只標示了「王子」的不可能性,同時也標示了「子」本身的不可能性。

一部廣義的現代文學就是一部「子」的文學,而「子」的文學總是一幕幕「子不子」的哈姆雷特悲劇,在脫節的時間中,懷憂喪志,哀莫大於心死,不知道該做什麼,也不知道要往哪裡去,只好像哈姆雷特一樣遠遊海外 (孔夫子不也說過「道之不行,乘桴浮于海」?),無目的的漂泊遊蕩成為遊子,浪子,蕩子,孽子,痞子,豎子!

在這意義下,《小王子》標示著哈姆雷特的終結,「現代性」的終結,企圖使「子不子」的蕩子孽子痞子重新做人,重新崛起成長為「王子」,即使只是愛情童話中的「小王子」!

「古代」是「君」與「父」的時代。

   「現代」是無父無君的「子」的時代。

   「後現代」是「王子」的復興重返。

  

   有兩個「王子」標示了「現代性」的開始與終結:哈姆雷特與小王子。

「哈姆雷特」標示著「王子」的不可能性,「古代」的「父權」與「君權」,「人倫」與「政治」之「象徵秩序」的崩壞解體!「小王子」則標示著「王子」復興重返的可能性。如何復興重返呢?就是退回到個人自我的內心私密世界,成為「想像秩序」(imaginary order)中童話王國的「小王子」

什麼是「想像秩序」?根據拉岡的精神分析,嬰兒在八個月大的時候,身體的肌肉協調與運動功能尚未發育成熟,還無法完全控制自己的肢體動作。但嬰兒偶然發現鏡中的影像卻可以隨著自己的肢體動作而動作,乃產生一種操控鏡像的快感,進而將鏡像誤認為真實的自己,形成一種可隨心所欲,操控自如的「自主性」幻覺(illusion of autonomy)。「主體性」發展之「自我」意識開始於此「鏡像階段」的想像認同。

小王子有一顆自己的小行星,小行星上只有一朵驕縱任性的玫瑰花,有一天小王子與玫瑰花吵架嘔氣,一氣之下離開小行星,在宇宙星際間四處旅行,在星際旅行中思念玫瑰花。

小王子的小行星與玫瑰花就是一個「兒童鏡像舞台」。小王子的成人愛情童話意味著:在「象徵秩序」崩壞的現代世界中,退化回到「兒童鏡像階段」,在自我投射的「想像秩序」中建構一個童話的「自戀王國」,成為自己的「小王子」。小王子的成人愛情童話預示了今日宅男宅女自戀想像之敘事原型。

我們發現,今日流行的各種「認同」思考,從「政治認同」到「消費認同」,皆趨向此「兒童鏡像階段」之「想像認同」。怎麼會這樣?道理很簡單,因為就如同無法控制自己肢體的嬰兒卻能從鏡像中輕易達到一種可操控自如「自主性」快感。問題不在於「鏡像」的虛幻性,而在於「鏡像」之簡易廉價的可操作性!鏡像認同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兒童邏輯」,將任何可以簡易操作的對象都當成自我投射的鏡像,而直接宣稱「這就是我!」(C’est moi),輕率完成一種廉價迅速的「主體性」之「自我命名」儀式

拉岡告訴我們,真正的「主體性」成長必須走出兒童鏡像階段」之「想像認同」,進入「語言」與「法律」結構的「以父之名」的「象徵認同」。「想像認同」宣稱「這就是我!」,「象徵認同」則宣稱「他不是我,但我要努力成為像他一樣!」這個「他」就是一個「以父之名」的精神典範,一個非血緣的精神認同上的父親,如同一般常說的「xx之父」。

「象徵秩序」指向社會集體行動之「公共領域」。「想像秩序」指向個人自我之「私密領域」。從哈姆雷特到小王子的轉換,就是從「象徵秩序」之「公共領域」退縮到「想像秩序」之「私密領域」!哈姆雷特標示著「象徵秩序」之崩壞與懸置,小王子則以私密自我的「想像秩序」來替代填補「象徵秩序」崩壞所留下之空洞虛無。

吾人聯想到佛洛依德的一個著名個案「鼠人」,其中有一經典場景:鼠人為「強迫症」患者,在青春期時曾自慰手淫而被父親撞見,遭到父親嚴厲的斥責與禁止。後來父親去世,鼠人用功準備考試。每當深夜苦讀之餘,鼠人會坐在鏡子前,掏出陽具,對著鏡子自慰手淫,並且想像父親的鬼魂在屋外窺視!

此一「鼠人」場景實甚耐人尋味。「對鏡手淫」當然是向「兒童鏡像階段」之退化回返,但為什麼要「想像父親的鬼魂在屋外窺視」?「父親的鬼魂」正意味著「象徵秩序」之崩壞與懸置,「以父之名」的法律與禁忌已喪失任何實際效力。但更有趣的是,這「父親的鬼魂」不但無法禁止兒子的踰越犯禁,反而助興促進了兒子之踰越快感,禁忌愈嚴厲,踰越禁忌的快感就愈強烈。「象徵的父親」變成「想像的父親」,是不肖的兒子可以任意召喚,隨傳隨到的幽靈觀眾,為了見證兒子「對鏡手淫」之私密儀式的自戀自溺!

 

「小王子」其實就是一個「對鏡手淫」的「鼠人」,小王子對成人世界的反抗是「鼠人」式「想像父親的鬼魂在外窺視,其奈我何」的廉價叛逆。

 

不,「小王子」不是真正的「王子」,真正的「王子」只存在於「象徵秩序」之公共領域。活在私密想像王國中「自我感覺良好」的「小王子」則只是「王子」的「鼠人化」。「小王子」其實是用成人愛情童話包裝的一個「裝可愛」的「鼠人」,藉以美化掩飾「對鏡手淫」之猥瑣自戀!

 

如果說,「現代性」之啟蒙理性蘊含了一種「犬儒主義」,那麼,「後現代」的「小王子」之「鼠人」特質則蘊含了一種「鼠儒主義」(rat-cynism)。如果說「犬儒」是自私自利之世故現實,「鼠儒」則是逃避現實之自戀自溺,而美其名為「夢想」、「純真」、「童心」,也就是今日常講的「自我感覺良好」!今日世界之腐敗無非是一則「自由人」走向「鼠人化」的猥瑣變形寓言。

卡謬的《異鄉人》是遠遊海外,無目的遊蕩的哈姆雷特的延伸,村上春樹小說中的無聊痞子則是故作滄桑悲嗆狀的「小王子」,追求各種「微小差異」之品味堅持,無非是「鼠人」強迫症式的「對鏡手淫」之私密自戀儀式!

面對「象徵秩序」之崩壞與懸置,哈姆雷特也曾逼臨「象徵秩序」與「想像秩序」之邊界,差一步就要退化成「兒童鏡像階段」的小王子,陷入鼠人式的自戀自溺!

在此,我們發現哈姆雷特更深刻之「現代性」:如果哈姆雷特標示著「象徵秩序」的崩壞與懸置,那麼,「懸置」也許比「崩壞」更重要,更耐人尋味。「懸置」意味著行動的懸置與延宕,有如不確定的罷工停擺!這是一個時間的「頓挫」,時間突然抽離任何行動的內容,變成純粹空洞的形式。這個「頓挫」可能只是暫時的,也可能無限延宕到永遠,也可能隨時可以重新啟動,重新開始。「做或者不做?」作為一種行動之「懸置」狀態,to be or not to be,字面的意義是「存在或者不存在?」,其實才是最根本原初之意義。此處之「存在」當然不是一般事物之存在,而是整個倫理與政治秩序之存在整個社會行動系統之存在,「象徵秩序」之存在。「存在或者不存在?」意味著「象徵秩序」的崩壞與懸置,同時也指向「象徵秩序」修復重建之可能性。

 

哈姆雷特最深刻之「現代性」在此:即使在「象徵秩序」崩壞的虛無中懸置游離,懷憂喪志也不要退化到兒童鏡像階段之私密「想像秩序」,成為自戀自溺的「小王子」。

 

哈姆雷特不只標示了「王子」的不可能性,同時也標示了「王子」復興重返的可能性。換言之,哈姆雷特既標示了「現代性」的開始,同時也標示了「後現代」的可能性。「小王子」只是兒童邏輯的冒牌廉價王子,哈姆雷特才是真正的「王子」,真正的「後現代」!

什麼是「王子」?「王子」就是「儲君」,是潛在的可能領導人,未來的主人公!「王子」就是一則「何德何能?」的永恆提問,「王子」就是致力於德性與能力之增進與提升,以其德性與能力來造福人民,提升人性!

不,真正的「王子」絕不是退化到兒童鏡像階段「自我感覺良好」的「小王子」!真正的「王子」只存在於「公共領域」之「象徵秩序」,他是奉獻給人民的「王子」就是一則「何德何能?」的永恆提問,「王子」以其「德性」與「能力」之展現,為整個「象徵秩序」之行動系統提供具體「典範」,引領整個行動系統運行良好,就如同歐美的職業球賽,須仰賴球星之精采球技表現,才能維持與增進球賽之品質與票房。

「現代」是「子」的時代,「後現代」則是「王子」的復興重返!因為一旦喪失「王子」之典範,「子」將不知所云,無所適從,變成「子不子」之蕩子孽子痞子。只是成為「自由人」是不夠的,「自由人」必須成長為「倫理人」,否則將淪為猥瑣自戀的「鼠人」!「王子」就是「倫理人」的「典範」。即使是孤臣孽子,「子」必須成為「王子」,重新走向人民,領導人民重建山河破碎之家國廢墟!

所以,當「象徵秩序」腐敗崩壞,唯有仰賴「王子」之「行動典範」來重新修復縫合「象徵秩序」崩壞之裂痕破綻,這就叫「撥亂反正」!

哈姆雷特》有一幕著名的「戲中戲」,正指向「象徵秩序」之修復重建,劇場的公開演出形式本身就是「象徵秩序」的一個具體表徵。眾所周知,哈姆雷特以「劇場」表演的寓言手法,影射重現其母后與叔父通姦並謀殺父王之事件過程,將禁忌不可說之皇室亂倫醜聞直接暴露於公共領域,令罪魁禍首無所遁形,最終達成復仇目的。正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哈姆雷特的「劇場」影射手法也正是令亂臣賊子懼的春秋之筆。撥亂反正之第一步,就是以春秋之筆直批時代之亂源禍首

然則,要修復重建一個什麼樣的「象徵秩序」?現代自然權利學派與啟蒙理性主義以「功利化」與「科技化」解構了所有傳統的「象徵秩序」,一切社會關係與倫理秩序都化約為「工具理性」精密計算之「功利關係」。但「功利關係」與「工具理性」並無法構成真正的「象徵秩序」。換言之,在這個「後啟蒙」的「後現代」,只剩下「功利關係」與「工具理性」,我們需要修復重建一個什麼樣的「象徵秩序」?

從佛洛伊德的「超我」到拉岡的「父之名」,皆欲重建一種超越「功利關係」之「象徵秩序」。惜哉佛洛伊德與拉岡仍是延續西方思想傳統以「法律」為模型之抽象思考,所以只能將「象徵秩序」設想成抽象「法律」之禁忌壓抑與「閹割」結構。*[1]

正如同真正的王子是以具體的「典範」來修復縫合「象徵秩序」,所以,真正的「象徵秩序」並不只是抽象的法律與禁忌,更是具體的人文典範之創立,指向一個「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之文藝復興盛世!

 

「古代」是「君」與「父」的時代。

   「現代」是無父無君的「子」的時代。

   「後現代」是「王子」的復興重返!

 

不,小王子只是廉價冒牌王子,真正的王子是春秋時代的公子重耳與聖經裡的摩西,以及精神王國中更偉大的白色王子:孔子,耶穌,釋迦牟尼,蘇格拉底!



[1] *德希達詮釋《哈姆雷特》中的父王鬼魂,提出了父王鬼魂的凝視是一種「面盔效應」(l’effet de visière):這是一種不安的不確定感,感覺到自己被誰所凝視,卻無法看到是誰在看我,更無法與對方的目光交會,亦無法確定除了自己之外,有沒有其他人也感到被誰凝視或看到是誰在凝視。象徵法則之運作就是一種父王鬼魂凝視下的「面盔效應」,象徵法則的父親是一個「絕對的他者」,絕對超乎我的主觀意志之外,我與象徵法則之間是絕對的不對稱、不平衡關係,我只是無處不在地感到被窺看監視,卻永遠無法確定,只能永遠焦慮,怵惕不安,慎獨其身。(Jacques Derrida, Echorgraphies, p135)相對於此,鼠人的父親鬼魂之凝視則是確定的,完全是鼠人的自我所投射出來的一個「想像的他者」,隨鼠人之自我意志而轉移。

德希達此一「父親鬼魂」的「凝視」現象學,極盡曲折幽微、詭譎懸宕之能事,直可與《中庸》的「君子戒慎乎其所不暏,恐懼乎其所不聞」呼應對照,然卻如譚家哲所說的,德希達仍是一種對反於「人性」的「超越性」思考,沿續李維納斯的絕對超越的他者之「臉」更進而發展為絕對被窺視的「鬼魂之凝視」,結果當然只能更加導向「遠離人性」之狀態。

人性的「面對面」應是彼此目光真摯坦然的交會直視,無論是人民百姓相互之間,或在上位者與人民百姓之間,都應充滿彼此真摯坦然的目光交會直視,真正人性的「面對面」,是發乎真心的相互關懷與相互理解,真摯的期盼與祝福,怎麼可能沒有彼此目光的交會交流?不僅在親人,朋友,情人之間應有發乎真心的「面對面」之目光交會,在領導人與人民之間更需要。如果沒有「面對面」之目光交會,領導人如何能對人民有發乎真心的關懷與理解,如何能憂民之所憂,樂民之所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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